刘建东:生活的重塑与写作的独白
为何写作?这样的问题,只有已经在写作的道路上跋涉了许久之后,才会反问自己。这是一个基于生命本身的思考与疑惑。因为写作已经融入了生命中,成为一种生命形态。写作似乎是我这么一类人的宿命。我们对生命复杂形态的敏感,对逝去时间的恐惧,对陌生世界的好奇,对难以琢磨的人性的疑惑,而当写作驾临,这些源自于心灵深处的反应似乎得到了某种慰藉。
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我还在炼油厂工作。某天黄昏,残阳如血,银色的炼塔此时被涂抹上一层淡淡的铁锈红。我站在连绵起伏的炼塔之间,周围是装置巨大的轰鸣声。那声音像是生了根,疯狂地表现着,盖过了一切,仿佛世界都是由那嘈杂的声音所构成。那声音穿透所有,令人窒息,令人惊惧。那天晚上,我坐在单身宿舍,耳朵里还回响着装置轰鸣的声音。我用圆珠笔记下当时的感受。当声音在文字的密林中穿行,我忽然意识到,在文字的作用下,巨大的声音神奇地变小了,变得柔和了,变得不那么咄咄逼人了,变得并不那么可怕了。
此刻我才意识到,文学就是要能够耐心地去倾听这世界的万般声音,既要倾听千军万马的咆哮与嘶鸣,也要倾听低回婉转的细语与呢喃。这复杂多变的声音,不就是世界所拥有的一切吗,不就是世界的本来面目吗?我在聆听,文学在聆听,在聆听着世界庞杂而混乱的声音,并努力想辨别出声音的不同。虽然这种辨别充满着挑战、冒险与种种不确定的因素。世界也因此可亲可近,并不那么抽象,也不那么陌生。它和我之间的距离变小了。
最近一段时间,我在写一部长篇散文,内容有关一条河流,滏阳河。一条我既熟悉又陌生的河流。之所以说熟悉,是因为我在河边长大,小时候经常在河里游泳。陌生是因为当我试图以文学的丰饶去记述它时,我发现我所拥有的生活是远远不够的,是捉襟见肘的。我要在文学的指引下,重新去认识它,重新在我生活的天地间再生活一次。这是一个有些甜蜜而又辛苦的工作。在写作的过程中,我几乎动用了所有的生活资源。其实当我用心去写每一篇作品时,都是这样的状态。我们一直在强调生活对文学的意义。只有你在写作时,才能意识到生活并不是空穴来风,不是道听途说,不是纯粹的来自于书本,不能来自于天空和他人。生活是实实在在的,是自己曾经拥有过的、能切身体会的。在写作的过程中,起初生活并不那么积极,不是主动地跑到你面前,从你的头脑里水一样涌流出来。它几乎是被动的,是被写作的念头和意志牵引出来的。写作有它特定的思维模式,是一条长长的明亮的光柱,会引领着写作者,回溯以往,探寻记忆,在曾经的生活的隧道中踽踽独行,准确地将光柱送达文学想要表达的那部分,那个生活的原点,如同钻探。于是生活才有了文学的意义,才与文学真正地结合到一起,成为不可分割的伴侣。
在文学的航标灯照耀下,我沿着一条河流的方向,写到了生活的可能范围之内,所了解的滏阳河。就像这条河流的支流众多一样,文学的分叉更加令人兴奋和令人欢欣鼓舞。它带领着你,抵达更细微的生活内部。我会惊喜地发现,当生活就在那里时,当文学还没有触及它时,它看似平和,就像是你看到的地图册,而要想体验真正的山川起伏、沟壑纵横,只有到广阔的自然之中,才能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写作的过程也是走出地图册的过程,一旦文学触及真诚而有效的生活本身,生活便有了某种化学反应。
这就是文学的意义。文学放大了生活。于是我仿佛是头一次新鲜地感觉到,文学沿着河水的方向前行,一些与河流有关的文明历史、人物、故事便会接踵而来,令我应接不暇。滏阳河从邯郸的峰峰矿区出发,流经的第一个城市就是邯郸。我在采访和搜集写作素材的过程中意外地发现,诗人李白竟然写过10余首有关邯郸的诗歌。而且李白与我曾经生活的那个城市,竟然有过非常亲密的接触。他曾在邯郸逗留长达半年。而这一点,以前我根本不知道。如果不是写作滏阳河,被它引领着来到李白的身边,跟随着他的诗歌回到公元752年,回到当时的邯郸,我会错过一个在历史的小路上与之相逢的机会。他为什么会在邯郸停留如此长的时间?是什么原因让他在抵达幽州之前,如此地犹豫不决,徘徊不前?这是我感兴趣的地方,也是文学开始的地方。
当文学思维引领着我去往生活的深处,又会发现一个问题,生活是真实的一个点。此时,细节展现了它独特的艺术魅力,该是细节登场亮相的时候了。什么是细节?其实就是将生活变得有意义,就是文学化了的生活。我在写作《无法完成的画像》时,便从细节入手,将生活艺术化,将生活点放大成面。脑子中最初的创作冲动便来自于我过往的生活经历。我十几岁时曾短暂学过炭精画,这段记忆一直保存在我的脑海里。我就想重新唤醒这段记忆,写一个学画的故事。故事发生的时间背景与我的成长大致相同,但是随着思考的不断深入,随着另一段记忆的插入而得到了修正。这段记忆与我少年时经常去的烈士陵园有关,加之我对于党史资料阅读的不断积累,我的想法改变了。我把两段记忆结合起来,把故事发生的时间提前,放到20世纪40年代,把绘画与革命故事拼接到一起,一个大致的框架就慢慢地形成了。
于是从我熟悉的生活中打捞起细节的过程就变得轻车熟路,一个个鲜活的细节还没有落到纸上,就开始清晰地浮现在脑子中。整篇小说就是由3次画画的细节串联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故事。在写作过程中,我重点把笔墨用在了渲染3次画画的细节,通过这3次细节来展现人物的内心世界,丰富人物的形象设计。而这些不断强化、不断被文学的语言所烘托出来的细节,把画画这个原本很简单的场景,像拉镜头一样,从远景变为近景,甚至变为特写。于是在更为细密的、清晰的画面中,人物的细微情绪、表情、动作,都会得到充分表现。
这篇小说主要是围绕师傅这个角色在写,而细节安排也集中在他身上。小说并没有直接去写他的心理全过程,而是间接地、暗示性地写,突出了师傅画像时所表现出来的异常举动,以此来映衬他内心的波澜,从而让师傅这一文学形象一步步从文字中走出来,立体而真实。而这些都是通过徒弟的眼睛看到的,只是客观地表现,因为徒弟也不知道事情的真相,也不知道师傅怎么会把一个很平常的画像过程,搞得那么痛苦而漫长。把一个明明知道他画的对象是谁,但又不能明说的革命者的内心世界,表现得淋漓尽致。同时,师傅这个人物形象经细致入微的描摹,也慢慢地清晰起来。细节既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又成为塑造人物的重要推手。这就是文学,它能让刹那变成永恒,让瞬息得以凝固。文学的意义也就在这转化的瞬间,从作家的头脑转移至语言文字中,再通过阅读散播至更广大的人群中。
生活之于文学,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生活也在于塑造。塑造这个词,不独属于创作本身,当开始了一段创作的旅程时,塑造便搭上了便车,随之一起出发。尤其当生活提前来到了创作的起跑线上时,通常会有一种手足无措的感觉。一些生活阅历极为丰富的人,往往不会运用自己的生活资源。近两年,我把写作重心放在以前的一段生活经历上,小说的灵感全部来自我曾经在工厂工作生活的10年。当我用文学的标准和眼光去审视那段生活时,我发现和大多数人的感觉是一样的。生活是平淡无奇的,想要诉之文字的材料似乎并不充足,灵感无法从生活的平地中起飞。于是塑造一词便真正地发挥了动词的作用,在生活这个文学的沃土上大展身手。生活需要塑造,是说文学要善于从生活中发现目标,挖掘素材,让本来没有意义的生活素才渐渐丰满起来,符合文学的标准。
这一过程是艰难的,是最考验作家的综合素质的。一个好作家不在于他开始写作时的游刃有余,而在于动笔前漫长的塑造生活的过程。写作小说《鱼儿为何发光》时,我要写一个旁观者眼中人的命运转变。一开始我并没有找到一个满意的进入角度和方式。我沉浸在对以往生活的记忆之中无法自拔,在某个特定的人身上,思绪不会偏差,直指生活的原点。这样的构思往往会停留很长时间,无法从特定的人和事上挪开,只有当我学会忘记,试着把以前的生活忘掉,然后再重新组合时,为以前的生活原材料赋予全新的内容时,一束阳光才照进来,我才豁然开朗:一个执着于自己内心悲伤的人,一个对情感中另一方的固执失望的人,一个为自己曾经的过失而悔过的人,一篇意义大于故事的小说就呼之欲出了。
另一篇小说《地心旅馆》更是这样。我大学毕业之后,分配到炼油厂工作。当我戴着安全帽,穿着工作服,在装置间穿梭去寻找采访对象时,那些连成片的生产装置,就像是一个工业化的迷宫。你只有记住它们的功能和名字,在脑子里记住它们的方位,才不至于迷路,才不至于觉得自己是现代工业的弃儿。日出日落,太阳从装置的东边升起,在装置的西边落下。太阳与装置构成一种别样的风景。我欣赏着这别具特色的工业风景,无法消除的噪音、化工品的异味、不变的晨曦与夕阳,都是这风景的一部分。那时我想我可能会一辈子待在那个地方,靠我的想象和文字与外面的世界沟通。正是这蓬勃生长的想象,让我试着去想一些不着边际的事情。我想几百年后,这些装置、这个工厂会是什么样,而工厂里的人会是什么样?而现实的诸多难题,限制了我的想象。我也知道我找不到任何答案。即使如此,想象仍旧不会停歇。后来我离开了工厂,当时身处装置间的思考和想象暂时沉落下去,在思想深处安身。离开的时间越久,这个念头在心底里沉得越深,但它并没有彻底地消失,就如同曾经的生活资源一样,只是沉睡,等待着被唤醒的那一刻。直到去年,我到贵州采风,乌蒙山的腹地有巨大的自然天坑,吸引着我的注意,但因为条件不允许,未能一睹真容。我想象着天坑的样子,脑子里那个沉睡已久的念头突然就冒了出来,灵感在那一刻到来了:数百年后,当天坑及炼油厂联系到一起,一定比现实故事更精彩。于是以前的生活和如今的生活拼接到一起,开始在文学的熔炉里碰撞、交融,最后闪烁出耀眼的光亮。
在一次次地重塑生活、让生活焕发出独有的光彩之后,一篇篇故事、一个个人物应运而生。这些故事、这些人物越来越多,似乎延长了我生活的长度,注定会成为我生命中的一部分,参与到生命进程中,让我的生命因此而丰满,不至于虚度。写作因为从生活中发现了光,所以照亮了人生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