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文化思想体系中的文艺发展道路阐释
内容提要 “文艺发展道路”经由习近平文化思想正式命名，成为其标识性概念。这一概念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过程中，遵循“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根本要求确立，是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思想结晶。“文艺发展道路”的提出与确立，以制度化建构牢牢掌握了党的文化领导权，在党的文艺思想史、文艺制度史和文艺事业发展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收获，丰富和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原创性贡献之一。
关键词 习近平文化思想；“文艺发展道路”；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文艺的人民性；党的文化领导权
习近平文化思想以坚定的文化自觉、宏阔的历史视野、深远的战略考量和强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对如何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和担当新时代文化使命、为什么要巩固文化主体性以及怎样在实践中做到守正创新等重大问题，作了全方位、多视角、深层次思考，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其中，“文艺发展道路”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一个理论创新点，从根本上关乎文艺繁荣发展，是一个有待阐发的具有理论原创性的标识性概念，对于新时代文艺繁荣发展和担当文化使命有重大意义。
一 习近平文化思想对“文艺发展道路”命名的重大意义
2023年10月党中央正式提出并阐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在世界舞台上鲜明地亮出了党的文化旗帜，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把握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内在规律，洞察了中国和世界关系的历史性变化；既在世界文化激荡中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和中华文化主体性，又经由“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在赓续历史文脉中推进文化创造，在中华文明传承演进中推动文化进步，在充分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中高扬了中华文明的世界史意义与人类性价值，在传播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中，启示了人类文明跃升的正确方向，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由坚定文化自信迈向了文化自强，是中国文化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其中，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百年来，党领导文艺战线不断探索、实践，走出了一条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符合中国国情和文化传统、高扬人民性的文艺发展道路，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文艺发展道路”的正式命名，这种合乎历史机缘的出场，是对一百多年来党领导文艺工作重大成就的一种价值提炼和理论总结，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艺术观的集中表述，为在新起点上继续推动文艺繁荣发展指明了方向。深刻理解“文艺发展道路”命名的重大意义，必须立足习近平文化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新方位，以及以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征程来阐释。
文艺是坚定文化自信自强的时代担当者和重要托举力量。面对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新形势，以及经济科技快速发展和社会格局深刻调整，社会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日趋活跃，人民群众对高质量的精神文化生活更加期待。发展什么样的文艺、传播什么样的价值观、展示什么样的中国形象？对内如何有效增强人民的精神力量，对外如何有效增强中国文艺的世界影响力和价值感召力？一系列问题对文艺发展提出了新要求、新期待，这使得“文艺发展道路”的重要性格外凸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为什么要高度重视文艺和文艺工作？这个问题，首先要放在我国和世界发展大势中来审视。我说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而实现这个目标，必须高度重视和充分发挥文艺和文艺工作者的重要作用。”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繁荣发展创造的“两个奇迹”及其处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逆转的关键时期，加上21世纪以来文化的地位和作用的全球性凸显，把文艺发展推到了民族复兴的战略高度和中华文明演进的历史前台。为了回应时代之问，总结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文艺工作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提出“文艺发展道路”是时代的必然，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必然，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艺术观的集中表述之必然，是我们党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之后由精神的主动逐渐掌握历史的主动的积极作为，是在新时代语境下不断建构中国文艺自主知识体系、培育中国式现代化的文艺形态、创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进而彰显中华民族坚定文化自信的现实必然。由此在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中，把“文艺发展道路”和坚定文化自信自强的精神独立自主内在地关联起来，不仅使文艺发展自觉服务于党在新时代的中心任务即带领中华民族强起来，为民族复兴和国家崛起发挥重要的托举力量；还坚定地把中国文艺繁荣发展的力量落在自身基点上，不走歪路，不走邪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自主选择“文艺发展道路”，坚定沿着“文艺发展道路”阔步前进，以此开创新时代文艺繁荣新格局、彰显大国崛起新气象的历史必然。
道路关乎事业成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依托，坚定文艺道路自信，推动中国文艺发展说中国话、讲中国故事，“从时代之变、中国之进、人民之呼中提炼主题、萃取题材，展现中华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抒写中国人民奋斗之志、创造之力、发展之果，全方位全景式展现新时代的精神气象”，是新时代文艺讲好中国人民的故事和中国共产党的故事，自觉传承中华文化根脉和诉求现代文明价值的关键所在，也是焕发出建设现代化文化强国和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强大精神力量之源。所谓文化软实力，从来不是一定时空条件下各种文化文艺力量的相加，而是一个国家和民族主导文化艺术形态正向度主流价值观的力量汇聚，是一个国家价值感召力的源泉所在。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文艺工作自觉践行初心使命，围绕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心任务担当使命，在披荆斩棘中探索了一条“文艺发展道路”。在百年奋斗征程中，文艺发时代之先声，点燃国民精神之灯火，焕发“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气概，从根本上改写了中华民族在近代一度羸弱的精神状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从四分五裂、一盘散沙到高度统一、民族团结，从积贫积弱、一穷二白到全面小康、繁荣富强，从被动挨打、饱受欺凌到独立自主、坚定自信，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肇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国新文艺在深刻改变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历史变迁中发挥了不可小觑的力量，其中的艰辛、智慧、历史经验和思想价值创新，无不凝结在提炼“文艺发展道路”的论断上。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艺术观，既有着对一百多年来党领导文艺工作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有着立足当下现实对未来的展望，命名“文艺发展道路”旨在为当代文艺繁荣发展提供坚实的道路保障。新时代新征程是文艺繁荣发展的舞台，“文艺发展道路”的命名在回应时代之问中守正创新，确保当代文艺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行，在世界舞台上愈加渲染和厚植当代文艺的中国形态，立足中国文艺实践和大众审美经验，总结中国文艺经验，升华中国文艺理论，以实践创新推动理论创新，扎扎实实地回应时代关切，确保新时代文艺发展自觉肩负以艺通心、沟通世界的使命，为中国和平崛起赢得良好的世界舆论，从而使新时代文艺发展的重心落在思想内容表达和弘扬中国价值上。当下，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既为文艺繁荣提供了条件，也为文艺沿着正确道路前行提出了挑战。事实上，当代文艺只有回应技术应用带来的挑战，力戒技术狂欢和资本独舞，创造更有内涵的哲思境界、典型形象，诉求人类普遍价值，才能创造出大批熔铸古今的文艺成果，在汇通中西学术中建构自主知识的中国文艺理论话语，为破解“古今中西之争”提供启示，创新和传播现代文明理念，担当文化使命，进而为中国和平崛起赢得国际社会和世界人民的广泛认同。
当今时代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重大历史时期，要立足大历史视野和宏阔的世界眼光，深刻理解中华民族所处的新方位、新定位，才能有效回应时代之问。当前，国际局势波诡云谲、风云激荡，世界历史正处于徘徊的十字路口，崛起的中国要往哪里去？这不仅关乎中华文明当代演进，还深刻影响人类文明跃升方向的选择，中国式现代化以超越既成世界大国“国强必霸”逻辑的文明型崛起，为世界发展注入了稳定性、确定性力量，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强大的领导能力和战略定力，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启示。作为一种支撑性力量，新时代文艺繁荣发展和担当使命自然把目光聚焦到“文艺发展道路”，这是当前从坚定文化自信迈向文化自强、建立中国自主文艺理论知识体系、以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文化思想对“文艺发展道路”的命名就是对时代文艺之问的有效回应，其对中国文艺坚持独立自主发展道路的价值肯定，是“文艺发展道路”成熟的标志。对“文艺发展道路”的命名，体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对新时代文艺发展的指导与价值引领，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特征在文艺领域的体现，有利于引导新时代文艺自觉担当文化使命。
二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文艺发展道路”的初步确立
历史地看，“文艺发展道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文艺工作的实践经验总结与理论创新的结果，是艰辛探索的智慧结晶和思想升华的产物。究其始源性内涵，“文艺发展道路”肇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引发的文学革命与革命文学的探索，以及党的早期领导人如瞿秋白等所倡导的文艺大众化运动，其中所蕴含的文艺的人民性倾向，不仅为中国新文艺发展指引着方向，也蕴含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探索“文艺发展道路”的思想萌芽。在领导革命运动中，瞿秋白非常注重“大众”的力量,他在《苏维埃的文化革命》中断言：“革命的文化运动的大众化，就是目前最重要的中心问题。”可以说，文艺走向大众，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新文艺发展的主导趋势，也是早期新文艺发展的逻辑起点。
1930 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左联”关于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和鲁迅的意见推进了对“文艺发展道路”的探索。在《关于“左联”目前具体工作的决议》中，“左联”提出必须把文艺大众化置于首位，由此引发第二次大讨论。鲁迅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中的革命文学具有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性质，这种文学是属于革命的劳苦大众的，与人民是生存相依、命运与共的血肉关系。这种观点深刻影响了毛泽东。周扬在《关于文学大众化》中指出文学大众化已不是理论问题，而是一个迫切的实践问题：“文学大众化的主要任务，自然是在提高大众的文化水准，组织大众，鼓动大众。”可以说，文艺大众化是当时社会革命的一种基本共识。“这次讨论把文艺大众化运动进一步引向深入，开始由关注大众化及其表现形式向关注文艺的表现内容过渡，强调新人新道德新话语乃至开启对国家的艺术想象，激发大众为民族解放、建设新国家而奋斗。”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提出“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发动文艺家深入前线与大众生活。1939 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在时代大潮中新文艺发展颇有声势，孕育了“文艺发展道路”的雏形。
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延安讲话》”）是确立“文艺发展道路”的奠基之作，“延安道路”是“文艺发展道路”的早期形态。《延安讲话》的发表是初步确立“文艺发展道路”的标识，是确立“文艺发展道路”的里程碑式奠基之作。《延安讲话》明确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以“人民文艺”话语建构了“延安道路”，产生了赵树理、李季、何其芳、冼星海等践行“延安道路”的艺术家代表。《延安讲话》是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重要成果，此后成为党领导文化艺术工作的指导思想。1949年7月召开的第一届“文代会”，确立了以《延安讲话》为代表的新中国文艺方针和文艺体制，使新中国文艺发展实现了党的高度组织化与有效管理。《延安讲话》的核心要义是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也就是时代需要什么样文艺的问题，这是“人民文艺”在中国语境正式出场的机缘，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从“人的文学”迈向“人民文艺”的历史逻辑转变，体现了人的解放、民族解放与阶级解放的历史逻辑契合。自此“人民”和“人民性”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基本立场和批评尺度，是确立“文艺发展道路”的重要标识之一，凸显了文艺的“人民性”思想与“文艺发展道路”的同构性，彰显了《延安讲话》在“文艺发展道路”上的奠基性地位。就“文艺发展道路”的肇端而言，有学者指出：“‘人民性’文艺思想诞生于一个民族危机和阶级对立尖锐的时刻，其发生发展是和中国的政治格局、社会发展实践紧密相关的，它是一个逻辑自洽过程，也是中国政治实践过程的一个必然结果。”换言之，“文艺发展道路”的确立，围绕特定历史时期党的中心任务即以革命的武装对抗反动的武装、建立新政权实现民族解放的目标展开，必然带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服务于党的中心工作的大局意识，体现了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此后，《延安讲话》在解放区和国统区都得到广泛传播，“文艺座谈会以后，在解放区，文艺的面貌，文艺工作者的面貌，有了根本的改变。这是真正新的人民的文艺”，“新的主题、新的人物象潮水一般地涌进了各种各样的文艺创作中”，“民族的、阶级的斗争与劳动生产成为了作品中压倒一切的主题，工农兵群众在作品中如在社会中一样取得了真正主人公的地位”。可以说，《延安讲话》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效应，尤其是各抗日根据地“人民文艺”走向大众、走向兵士、走向民间，积极动员民众投身抗战，激励民众参与社会进程，很大程度上改变和提升了民众的抗战意志，最大限度地发挥了文艺的社会功能，彰显了《延安讲话》所确立的“延安道路”的正确性与强大的价值感召力，体现了党的创新理论的问题导向和实践效果导向的统一。此后，以工农文艺为基础的“人民文艺”在中国大地上成为一种主导形态。
首先，《延安讲话》确立了文艺为人民大众的发展方向，推动了“人民文艺”的出场。毛泽东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作为党的领袖，毛泽东真正把人民高高举起，在探索“延安道路”中，人民（以工农兵为主体）的地位在毛泽东心目中重若千钧，这是其一生的信念。确立人民的历史主体性地位，强调人民是创造历史的主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理念和宗旨。毛泽东十分关注文艺创作要表现“新的人物，新的世界”。他指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在《延安讲话》中，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新文艺必须要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基于当时人民大众大多不识字的现状，毛泽东强调革命文艺要发挥对大众的启蒙作用，既要深入联系群众，更要启发教育群众，在普及与提高的协调中偏重普及。“我们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艺术家只有与工农兵相结合，在普及中生成工农兵自己的文化——工农文艺即“人民文艺”的雏形，文艺才能有持久的生命力和赢得工农大众认可，才有掌握文化领导权的基础。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在知识分子与工农兵大众共同成长中成为时代“新人”，由以往文艺工作者对工农兵大众的启蒙、教化、改造，转化为平等主动的双向学习，共同提升，指向新人的涌现、新道德的形成、新社会的建构。不仅大众需要在启蒙中提升文化素养，知识分子也要在立场转化中改变认知和提高境界，这是从文艺创作主体、表现对象及“人民文艺”角度对“文艺发展道路”的探索。此后，在新中国的文化制度设计中,“人民”成为社会主义文化的“信仰”，“人民”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崇高地位,以制度化方式确立了“人民文艺”的主导和权威地位。
其次，毛泽东指出发展新文艺要对优秀传统文化有所继承，要广泛汲取世界先进文明成果。可以说，《延安讲话》有着明确的传统文化传承意识，以及对文艺的民族形式的重视。毛泽东强调：“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对于中国和外国过去时代所遗留下来的丰富的文学艺术遗产和优良的文学艺术传统，我们是要继承的，但是目的仍然是为了人民大众。”其实，早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毛泽东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在对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倡导中，毛泽东非常重视新文化的民族性，“应该学习外国的长处，来整理中国的，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这样道理才能讲通，也才不会丧失民族信心”。此外，他还特别阐明了鲁迅小说中的中国现代性意味。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中，毛泽东强调对文化遗产应当充分地利用、批判地利用，在文化方面，各国人民应该根据本民族的特点，对人类有所贡献。中国戏曲研究院在北京成立，毛泽东亲笔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针对历史学界的论争提出“百家争鸣”，针对处理文化建设中的“古今”“中外”关系提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事实上，这些思想和方针政策都丰富了“文艺发展道路”的探索。
最后，毛泽东在《延安讲话》中强调革命文艺要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加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毛泽东指出：“一个自命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作家，尤其是党员作家，必须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知识。”“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我们现在讨论文艺工作，也应该这样做。”在毛泽东的文化构想中，新文艺发展以及新人的培育要普遍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要格外强调无产阶级思想领导，延安整风运动的目标之一就是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为此，毛泽东强调党员作家要坚守党性原则，“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党性原则是马列主义政党的共同政治伦理，其根本是为人民群众服务，这是毛泽东从一般政治逻辑的角度对政党属性和党员意识的规约，既是一种思想原则，也是一种组织原则。《延安讲话》强调新文艺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基于此，周扬在1944 年编辑《马克思主义与文艺》，选辑了马克思、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列宁、斯大林、高尔基、鲁迅以及毛泽东有关文艺的评论和意见。这是中国现代第一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论选集，毛泽东的《延安讲话》被视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核心。1949 年 7 月第一届“文代会”，周扬在题为《新的人民的文艺》的报告中指出：“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解放区文艺工作者自觉地坚决地实践了这个方向，并以自己的全部经验证明了这个方向的完全正确，深信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周扬的报告明确了新中国的文艺将遵循《延安讲话》提出的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方向，建设“新的人民的文艺”。
三 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对确立“文艺发展道路”的促进
邓小平的《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以下简称“《祝词》”）是一篇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重要文献，以其对“文艺发展道路”内涵的丰富和深化，成为确立“文艺发展道路”的重要路标。遵循“文艺发展道路”的历史逻辑，沿着“延安道路”前行，《祝词》以其既有纠偏又有建构，成为推动道路发展的重要路标。《祝词》在“延安道路”基础上，为改革开放新时期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繁荣发展指明了方向，强调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文艺要为培育“四有”新人做贡献，文艺工作者要成为名副其实的人类灵魂工程师，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在《祝词》中邓小平重新阐释了文艺的“人民性”，指出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忘记、忽略或是割断这种联系，艺术生命就会枯竭。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道路”。对文艺的人民性的肯定和高扬，是《祝词》对《延安讲话》的传承，“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文艺创作必须充分表现我们人民的优秀品质，赞美人民在革命和建设中、在同各种敌人和各种困难的斗争中所取得的伟大胜利”。高扬文艺的人民性，体现了《祝词》对《延安讲话》中党性原则的传承；同时，对文艺精品意识的强调又是《祝词》对《延安讲话》的创新发展。基于时代语境变化，邓小平指出：“对人民负责的文艺工作者，要始终不渝地面向广大群众，在艺术上精益求精，力戒粗制滥造，认真严肃地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力求把最好的精神食粮贡献给人民。”
1980 年 7 月 26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在对文艺“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调整中，强调要尊重艺术自身规律进行文艺活动，鼓励文艺家创作出无愧于人民和时代的作品。此前，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指出，我们“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但是，这当然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任何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不能不考虑作品的社会影响，不能不考虑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党的利益”。正是“二为”方向的提出解放了思想，推动了新时期文艺繁荣发展。在文艺创作中，作家艺术家立足一定的政治立场和思想情感表达是必然的，这与对艺术的卓越性追求不矛盾。可见，邓小平的《祝词》同样彰显鲜明的问题意识，始终贯穿一条主线，那就是文艺要为时代主题——“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这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最大的政治任务，正如《目前的形势和任务》所言，“这不仅是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也是符合世界人民利益的一件大事”。正是问题意识决定了文艺要在融入时代主潮中，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促进派”。
在中国社会历史关键转折阶段，邓小平的《祝词》丰富了“文艺发展道路”内涵，继续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和“洋为中用，古为今用”原则，推陈出新，敢于创新，反对公式化、概念化倾向，在纠偏中理顺和贯通了“文艺发展道路”的历史逻辑。可见，邓小平立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中推动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迈入新阶段。基于此，江泽民指出：“特别要认真地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邓小平同志《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这两篇讲话，集中体现着我们党的文艺思想、文艺路线、文艺方针，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独特贡献，将长期对我们的文艺事业发挥指导作用。”《祝词》是继《延安讲话》后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又一篇经典文献，是确立“文艺发展道路”的重要路标。
四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是确立“文艺发展道路”的里程碑之作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标志着“文艺发展道路”内涵的完备，对“文艺发展道路”的提炼与命名呼之欲出。随着时代发展和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同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迈向强起来的新时代，文艺发展在传承《延安讲话》和经由《祝词》的政策纠偏，以及契合时代进步的丰富与趋于完备中已呈现道路确立的自觉，《讲话》对文艺的重要论述全面深化了“文艺发展道路”的内涵与价值追求，回答了新时代繁荣发展的文艺何为的价值诉求，处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和平崛起的中国发展什么样的文艺、建构什么样的文艺形象等根本问题，显现出确立“文艺发展道路”的自觉，只待合乎历史机缘的正式命名。“文艺发展道路”在新时代的出场，呈现出内涵的丰富与精神的饱满，以其理论创新促进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理化、体系化，成为习近平文化思想日益完备的支撑点和标识性概念。所谓新时代不单纯是历史的概念，更是一个政治的判断和价值的判断，赋予文艺发展更高的使命担当和价值追求。新时代迎来了“文艺发展道路”的隆重登场与正式命名，在新的起点上确保了文艺继续繁荣发展。
首先，《讲话》立足新时代对文艺的人民性的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既有传承，更有创新，推动了“人民文艺”再出场。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新时代文艺发展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习近平文化思想对文艺人民性的高扬，丰富了人民性内涵。“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强调作家艺术家不能以自己的个人感受代替人民的感受，要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人民不仅是“剧中人”，更是“剧作者”；人民的需要是文艺存在的根本价值，文艺发展要从人民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在深入生活中发现美和创造美。习近平总书记还格外强调“人民是真实的、现实的、朴实的，不能用虚构的形象虚构人民，不能用调侃的态度调侃人民，更不能用丑化的笔触丑化人民”，提出了“人民是文艺之母”的命题。人民是文艺作品的主角，不是时代的背景和道具。倡导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树立大历史观、大时代观，“坚守人民立场，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时代的创造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检验艺术的最高标准，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新时代文艺对人民性的自觉追求，愈加坚定“文艺发展道路”自信。
究其根本，坚持“文艺发展道路”就是把心、情、思沉到人民之中，胸怀人民，敬畏艺术，在专业上下真功夫，同人民一道感受时代的脉搏、生命的光彩，为时代和人民放歌。“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是经得起人民评价、专家评价、市场检验的作品，应该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也应该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作品。……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优秀的文艺作品，最好是既能在思想上、艺术上取得成功，又能在市场上受到欢迎。”面对新时代文化素质和审美素养不断提高的人民大众，文艺精品和高品位的精神食粮才能增强人民的精神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艺要通俗，但决不能庸俗、低俗、媚俗。文艺要生活，但决不能成为不良风气的制造者、跟风者、鼓吹者。文艺要创新，但决不能搞光怪陆离、荒腔走板的东西。文艺要效益，但决不能沾染铜臭气、当市场的奴隶。”为此，习近平总书记格外强调：“文艺要反映好人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广大文艺工作者必须牢固树立宗旨意识，自觉服从服务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把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统一于文化强国建设实践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把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根本出发点，尊重人民的自主表达、鼓励人民参与文化创新创造，在创作上倡导体裁、题材、形式、手段的多样化，强调不同观念、内容、风格、流派的切磋互鉴。
其次，《讲话》格外强调对中华文脉的赓续与中华美学精神的弘扬，自觉以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滋养文艺创作。今日的中国是从历史的中国走来的，生生不息的中华文明有着突出的连续性，推动中华文明当代演进和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培育中国式现代化的文艺形态要不断增强历史自觉。“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中华美学讲求托物言志、寓理于情，讲求言简意赅、凝练节制，讲求形神兼备、意境深远，强调知、情、意、行相统一。”新时代文艺的创新创造是文脉的赓续与现代文明价值的交融，扎根中华文化沃土有效增强了新时代文艺创作的历史主动，厚植了“文艺发展道路”的传统文化底蕴，在创作理念上使传统底蕴和现代价值相贯通。我们必须明白，“传承中华文化，绝不是简单复古，也不是盲目排外，而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摒弃消极因素，继承积极思想，‘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同时，还要广泛开展同各国的文化交流，学习借鉴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我们社会主义文艺要繁荣发展起来，必须认真学习借鉴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优秀文艺。只有坚持洋为中用、开拓创新，做到中西合璧、融会贯通，我国文艺才能更好发展繁荣起来。”习近平文化思想使“文艺发展道路”的内涵愈加厚重，有了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筑牢了“文艺发展道路”的文化根基。
最后，《讲话》依然强调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高度重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牢牢掌握党的文化领导权。“只有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真正做到了以人民为中心，文艺才能发挥最大正能量”。新时代文艺发展不仅要有根，更要有魂，正是马克思主义为文艺发展注入了灵魂，站稳了人民性立场，始终明白文艺发展依靠谁、为了谁，才能把好文艺评论的方向盘。在推动文艺繁荣发展实践上，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既是宏观的又是具体的，体现为方针政策和道路保障。“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文艺的根本宗旨也是为人民创作。把握了这个立足点，党和文艺的关系就能得到正确处理，就能准确把握党性和人民性的关系、政治立场和创作自由的关系。”说到底，文化主体性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主体性，真正践行社会主义文艺“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的根本立场，充分保证广大人民的文化权益。基于新时代需要文艺大师、造就文艺大师，需要文艺高峰、铸就文艺高峰的现实，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文艺工作者“加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评论建设，增强朝气锐气，发挥引导创作、推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作用”，建设山清水秀的文艺生态。
五 习近平文化思想对“文艺发展道路”论述的原创性贡献
习近平文化思想高度重视文艺工作，蕴含了一系列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强调党对文艺工作的全面领导。立足新时代新方位，如何引领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发展？离不开对道路的确立与坚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我们党在新时代的中心任务。“没有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一旦明确了发展方向，道路选择至关重要。习近平文化思想正式命名和确立“文艺发展道路”，使《讲话》中提出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的新时代文艺工作总遵循落地生根，使“人民”这一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价值重心与如何实现更好地服务于人民的文化需求结合起来。这一命名，对于中国文艺繁荣发展，丰富人民的精神世界，推动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有效增强人民的精神力量的重大价值，如何言说都不为过，实实在在地践行了中国共产党的文艺初心和使命追求。坚持“文艺发展道路”，就是在推动新时代文艺繁荣发展和文化兴盛中，高扬文艺的人民性，以文艺精品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坚定文化自信。可见，“文艺发展道路”不仅是习近平文化思想体系中的标识性概念，是其理论创新的重要支撑点与核心要义的有机构成部分，还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理论原创性贡献之一。
首先，习近平文化思想对“文艺发展道路”的正式命名，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双重视野中实现了“术语的革命”，以“术语的革命”实现了文艺观念更新和思想解放。恩格斯深刻指出：“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可以说，立足“两个大局”和时代新方位，在国家战略和文化软实力基础上的命名本身，就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创新，彰显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原创性贡献，为新时代文艺发展和文艺美学研究提供了方向指引。就其理论原创性而言，习近平文化思想对“文艺发展道路”的命名，巩固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当代中国文艺创作和文艺研究中的主导地位，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强大的生命力和阐释效力，极大地推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实现了历史性飞跃。
其次，习近平文化思想还创新性地提出和阐释了诸多重要范畴，创造性提出一系列重大命题，在“话语的革命”中筑牢了“文艺发展道路”的思想价值根基，是中国文艺自主知识话语体系建构的典范。关于“文艺发展道路”的论述，格外强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符合中国国情和文化传统”，“高扬人民性”，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因应时代变迁与人民文化诉求，在遵循文艺规律中以文艺的方式牢牢掌握党的文化领导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习近平文化思想对“文艺发展道路”的论述，深化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对“文艺的人民性”的认识，丰富了人民性的内涵，强化了人民性的价值指向，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的根本遵循中创新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行进在新时代的“文艺发展道路”上，“人民文艺”正展现出盎然蓬勃的气象。实践表明，提出、确立和坚持“文艺发展道路”，推动文艺领域发生了深刻变革，营造了山清水秀的文艺生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深入人心，网络文艺空间日益清朗，文艺批评敢于亮剑，现实主义文艺焕发光芒，文化“两创”对当代文艺创作的滋养更加凸显，文艺新业态蓬勃发展，各种现象级文艺作品不断“破圈”“出圈”，文艺全方位全景式展现了新时代的精神气象，呈现出艺术的群峰并峙盛景。
最后，习近平文化思想对“文艺发展道路”的重要论述，不仅对中国文艺繁荣发展在道路命名上有开创之功，明确提出“文艺发展道路”，在筑牢“文艺发展道路”的文化根基中，以制度化建构牢牢掌握文化领导权，而且在党的文艺思想史、文艺制度史和文艺事业发展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收获，丰富和创新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有思想奠基意义，是文艺繁荣发展的压舱石，彰显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性贡献。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