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体里开一条隧道——《八神庵》创作谈
十年前，我十八岁，即将踏上远行的火车，前往南方读大学。也许是因为舍不得，那段时间父亲总拉着我说话。在一个落雨的晚上，父亲醉醺醺地聊起了一个骇人的故事，一位年轻工人，因不满下岗名单里有他，将厂区油库点着了。因为是深夜，又赶上大风，火势走得很快，在周边的镇上都能闻到焦糊的味道。厂部通过技术手段确认火是他放的。令人费解的是，这位年轻的工人没得到大火的赦免，第二天找到他时，他已被烧得不成人形。他有一个瘸腿媳妇和一个智力缺陷的儿子，他们成天举着横幅，跪在厂部门口。大家都知道火是他放的，这对母子基本没得到舆论支持，反而走到哪儿都被指指点点，但厂部还是扛不住压力，最终赔钱了事。
父亲讲述这个故事，是为了告诫我出门在外说话做事切莫冲动，三思而后行，别一不小心把小命折进去了。我思索的却是纵火者为何也没从大火中脱身。按道理，既是为了报复，就应周密行事，况且他不是第一天进厂房，不存在因为不了解起火的速度而误葬身火海。我起了更令人惊惧的猜测，或许他早就料到了厂部会给他妻儿一笔钱，以息事宁人。他就没打算活着。那一夜我基本没睡着，这个事总在脑海里盘旋。
两年多以前，我起了写作“林场故事”系列短篇小说的念头，蓦然又想起了这件事。彼时我二十五六岁，年龄不算很大，但比起十八岁，总是经历得多了，心中就多了不少悲拗的感觉。因为生命体验在加深，对人也有了更多的理解。我想他选择放弃生命，绝不是想给妻儿留一笔钱能解释的。人一定是先被内心打倒，然后才能被外物打倒。而父亲那一代人的心气早就随着工厂的垮塌而烟消云散了。就着这个想法，我开始写作这篇小说，却很不顺利，每一句都像在挤牙膏。那时我正经历人生中最动荡的一段时期，辗转了三个地方，身体和情绪都不算很好，却总念着福楼拜那句著名的论断：“流畅的诗，艰涩地写。”我几乎是强逼着自己写完了整个故事，鼓起勇气再看，发现情况比我预想的还要糟糕不少。主要是人物的精神性缺失，技术上也不成功。我很是失落了一阵子，又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个新手，而写作就像在山体里开一条隧道，山体走向不知道、岩石情况也不知道，一镐头砸偏了方向很正常。我花了几天时间回想父亲和父亲的工人朋友们，尤其是他们干活和喝酒的状态。我几乎是哄骗着自己写了第二稿，人物的问题解决了，但因为塞了太多内容，叙事上有些失焦，结构也出了问题。调整了几天，发现没办法在原稿的基础上修改，得动“大手术”。这次的“隧道”看到了些许阳光，方向没错，只是手艺差了一些。我知道这是一个好故事，因此又鼓起勇气写了第三稿，基本就是目前呈现的面貌。而我又发现了新的问题，由于这个故事写了太多遍，我写作时把每句话、每个细节都捏得太紧了，反而使文本走向了封闭。我想让小说开阔一些，所幸，我认为我在封闭里寻觅到了“深刻”的踪迹，这也正是这篇小说的价值所在。我将小说中父辈的叙事线加以详实，同时去掉了陈比的“顿悟时刻”，让他的顿悟变成了一种模模糊糊的感受。小说也因此走向了更混沌和开阔的境地。
如今，生活重新趋于稳定，回想起那段动荡的时光，以及这篇诞生于动荡时期的小说，总有种恍如隔世之感。就像父亲的那场夜谈，就像林场的一切，早已被过于漫长的时光洇染得斑斑驳驳。一切都已远去，但我知道一切都未曾远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