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大众文艺的历史源流与生成逻辑——以“人民性”为主轴的考察
伴随互联网、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兴起，人类社会的文艺生态正经历一场深刻的结构性转型。一种具有广泛参与性、技术嵌入性与形态融合性的“新大众文艺”迅速崛起，它不仅重构了文艺的生产、传播与接受机制，更深刻地重塑了大众的文化实践与精神结构。回顾中国大众文艺的演进历程，其大致经历了从传统民间文艺的自主生长，到受政治号召与市场机制双重作用的现代大众文艺，再到如今数字媒介全面驱动的“新大众文艺”三大历史阶段①。这一历程并非简单的线性替代，而是蕴含着深刻的历史延续性与逻辑演进性。在此背景下，重新审视“新大众文艺”的历史源流与生成逻辑，不仅关乎对当下文艺现象的解读，更关系到对未来文化发展路径的预见与引领。
贯穿这一历程的核心主轴，是“人民性”这一中国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属性。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确立“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到新时代明确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人民性”始终是中国文艺发展的价值基石。它既是理论范畴，也是实践原则；既是历史遗产，也是当代命题。以“人民性”为考察主轴，能够帮助我们穿透技术表象与形式变迁，深入把握新大众文艺的精神内核与发展动力。例如，对传统民间文艺“人民性”基因该如何扬弃、对现代大众文艺“人民性”实践该如何继承，在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创造性转化中，如何理解新大众文艺的历史源流和生成逻辑，这些问题的答案都隐含在“人民性”的深刻内涵之中。
一、历史源流：从“人民文艺”思想到“新大众文艺”实践
新大众文艺的“新”，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其精神内核与价值取向深深植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文艺实践传统。这一传统的最直接、最深厚的理论基石，源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所开创的“人民文艺”思想体系。有研究者指出，文艺的大众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文艺探索的目标，尤其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工农兵文艺，第一次文代会提出“新的人民的文艺”，新中国文艺始终以人民为主体。“当代文学、文艺深植于对人民性的追求，其发展保持着连贯性。近年来，新技术为大众参与和介入文艺提供了很大便利，使大众文艺覆盖面更宽，更多人参与到文艺创作中，文艺的表达形态、传播形态、叙事话题等进入新阶段。”②
（一）理论基石：延安文艺精神与“人民性”原则的确立。1942年的《讲话》，是中国文艺思想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它系统地回答了文艺“为什么人”和“如何为”的根本问题，旗帜鲜明地确立了“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大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这一方向的核心，即是“人民性”原则的正式确立。《讲话》所倡导的“人民性”，内涵丰富而深刻。首先，它强调文艺创作主体的转变，号召文艺工作者“和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合”，向人民群众学习，转变思想感情，使文艺创作拥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其次，它要求文艺作品表现人民的生活与斗争，歌颂人民的勤劳与智慧，反映人民的愿望与心声；其三，它追求文艺形式的民族化、大众化，要求创作“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③的作品。
这一原则的确立，使得文艺从少数人的特权转变为人民大众的事业，奠定了此后数十年中国文艺发展的基本格局。有研究者指出：“从20世纪20年代‘大众文艺’概念提出，到30年代‘普罗文学’‘文艺大众化’的讨论；从延安时期‘群众文艺’的实践，到新中国‘人民文艺’理念的确立；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对通俗文化、流行文化的探索，到21世纪以来技术变革、媒介转换、观念革新对文艺创作传播环境的重塑，新大众文艺才在新时代的土壤中应运而生。”④不难看出，无论是“大众”“普罗”还是“群众”，其思想内核都离不开“人民”，从建国初期的“人民文艺”创作高潮，到改革开放后对“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的重申，“人民”或“人民性”，始终是近百年中国文艺的思想灵魂与核心理念。
（二）实践演进：从传统民间文艺到新大众文艺。中国文艺，源远流长。“从《诗经》时代‘呦呦鹿鸣，食野之苹’的旷野诗风，到春秋时期‘肉食者鄙，未能远谋’的平民智慧，再到‘人民文艺’对大众文艺精神的倡导，千百年来……新大众文艺的种子早已开始酝酿，其一朝破土而出，得益于新媒介技术的催化，更得益于生生不息的中华文脉的生命力。”⑤在漫长的前现代社会，存在着大量由人民群众集体创作、口传心授、自主生长的民间文艺形态，如民间传说、民歌、戏曲、评书、年画等。这些文艺形式直接源于群众的生产生活实践，表达了民众最朴素的情感、愿望与价值观，具有原生态的、自发的“人民性”。然而，受限于传播手段与传播范围，其影响力往往局限于特定地域，且内容上常夹杂着宗法礼教等传统意识形态的烙印。
进入近现代，随着印刷术、广播、电视等大众媒介的普及，以及政治运动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大众文艺呈现出新的面貌。一方面，在革命与建设时期，文艺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⑥的有力武器，政治力量强力介入，对“人民性”进行了高度政治化的规训与引导，产生了大量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作品。另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消费主义逻辑渗透文艺领域，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化大众文化（如通俗小说、流行歌曲、商业影视剧）兴起。此时的“人民性”在某种程度上被转化为“受众性”或“消费者性”，在满足大众娱乐需求的同时，也面临着被资本逻辑异化、陷入低俗化与娱乐至上的风险。
数字时代的到来，为“人民性”的回归与升华提供了全新的技术土壤与社会条件。互联网的交互性、去中心化特性，极大地降低了文艺创作与传播的门槛，使得“人人都是艺术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现实。“因为门槛和边界的降低，普通大众才得以随心所欲、各显其能地参与到互联网创作当中，由此用户创作的类型、数量、质量相较于以往实现了指数级迅猛增长。……文艺作品的受众由以往被动接受到主动参与的转变，带来了更加广泛意义上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和思想共振，使得那些‘隐秘的角落’得到了更多被看见的机会。”⑦这些划时代的历史剧变，使得《讲话》中所期望的文艺与人民群众的紧密结合，以一种前所未有的规模与方式得以实现。当然，新大众文艺并非对前两个阶段的简单否定，而是在新的技术条件下，对传统民间文艺自发“人民性”的某种更高层次的复归，同时又在与政治、资本的复杂博弈中，探索着“人民性”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表达。
（三）当代形态：数字时代“人民性”的创造性转化。新大众文艺在数字时代的蓬勃生长，标志着“人民性”原则实现了历史性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这并非对延安文艺精神的背离，而是在全新的技术与社会条件下，对其核心要义的深化与拓展。其“新”不仅体现在媒介技术与传播方式的革新，更深刻地体现在创作主体、内容题材与审美范式上对“人民性”的当代践行。
首先，创作主体实现了从“为人民创作”到“人民自主创作”的深刻转变。互联网技术打破了专业壁垒，使广大普通群众从被动的接受者转变为积极的创作者。诸如快递员胡安焉、王计兵，家政工范雨素等，他们以亲历者的视角，将自身的劳动生活与生命体验直接转化为文艺作品。这种“在场者”的叙事，不再是知识分子对人民的“代言”或“描绘”，而是人民自身的直接言说，以其原生的质朴与真诚，极大地丰富了文艺创作的视角与情感厚度，实现了创作主体与表现对象的统一。
其次，在内容与题材上，新大众文艺将“人民的生活”具象化为无数鲜活的个体故事与多元文化实践。它既关注《大国重工》《大江大河》等承载国家叙事与时代记忆的宏大题材，也珍视《赶时间的人》《在菜场，在人间》等对平凡个体日常生活的深切凝视；既催生了《庆余年》《长安十二时辰》等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想象的类型佳作，也孕育了李子柒、意公子、康仔农人等展现田园美学、艺术普及与乡村活力的短视频创作。这种百花齐放的格局，生动诠释了人民生活的广阔性与精神需求的多样性。“这些大众文艺作品总是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但属于21世纪的普通人的声音、故事、立场、精神通过或朴素或生动的形式得以呈现、升华和衍生，逐渐汇聚着属于21世纪的新文艺、人民文艺。这些文艺的信息、形象、质地和力量，使我们不得不重视这种属于人民创造、具有浩荡元气和生命力、挑战刷新着上个世纪文艺评价和审美体系的新型文艺。”⑧由此，一种植根于数字生态、充满生机的新型文艺审美范式正在形成。新大众文艺正是在这种全民参与、互动共生的创造性实践中，使延安文艺所确立的“人民性”原则，在数字时代获得了最为广泛而深刻的实现，续写着“人民文艺”的当代新篇章。
二、生成逻辑：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多维驱动
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经济与技术的革命，更是一场深刻的文化再造。新大众文艺的崛起，正是这一进程的生动缩影，其在技术赋能、社会需求、文化自觉与制度规约的四重驱动下，重塑了当代中国的文化景观。
首先，技术赋能打破创作垄断，“唤起工农千百万”，激活“沉默的大多数”，“大众重获自我表述与展示的空间。互联网空间如此之大，新大众文艺不必通过激烈竞争也可以获得一席之地。”⑨数字技术的普及瓦解了专业壁垒，智能手机成为“新画笔”，短视频、网络文学、UGC内容喷涌而出。这不仅是工具革新，更是创作机制的质变——作者与读者实时互动、共同编织故事，形成了“全民共创”的数字民主奇观。一个生机勃勃的民间文化场域就此诞生，“新大众文艺”借助跨媒介创作，“融合了文字与图片、声音与影像的‘新文本’，引发了新的叙事范式”⑩，实现了人民性在最广泛意义上的时代彰显。
其次，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催生多元情感共振。新时代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推动文艺从统一叙事走向情感细分。无论是《人世间》以家庭史诗承载集体记忆，还是网络文学精准捕捉各圈层的精神渴望，抑或“村歌计划”让不识字的老人放声歌唱——新大众文艺已成为社会心态的灵敏触角，在个体悲欢与家国宏旨之间架起共鸣的桥梁。
再次，文化自信驱动传统实现创造性涅槃。当现代化进程深植于传统文化沃土，文艺创作便获得了不竭的灵感源泉。“国潮”风行、非遗焕新、汉服复兴，乃至二维码与AI技术融合的传统艺术展演，无不彰显着从文化自觉到文化自强的升华。这不是简单的复古，而是以现代语汇重构文化基因，在全球化浪潮中确立鲜明的中国气派。
简言之，新大众文艺的生成逻辑，深刻印证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多维辩证。它既是技术进步的产物，更是人民主体性的灿烂绽放；既回应时代命题，又重塑文化认同。这场仍在演进的文化实践，终将在中国文明的现代转型中刻下深邃印记。新大众文艺的生成，是其内在发展规律与外部宏大时代语境互动的结果。其生成逻辑紧密交织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宏大叙事之中，具体表现为技术、社会与文化三个核心维度的协同驱动。
（一）技术民主化与群众性创作实践的勃兴。“有关新大众文艺之‘新’，有人解读为新世纪，有人聚焦于新时代，更多人则认为它指的是新技术和新媒介。”⑪“新传媒时代到来，新大众文艺兴起”⑫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互联网与数字技术的普及与应用，构成了新大众文艺最具基础性的驱动力量。技术的“民主化”效应，使得摄像机、编辑软件、发布平台不再是专业机构的专属，普通大众凭借一部智能手机即可进行文艺创作与即时传播。短视频平台的崛起（如抖音、快手），网络文学的繁荣（如起点中文网、晋江文学城），以及B站上大量的用户自制内容（UGC），都是技术赋权下群众性创作实践的生动体现。这标志着创作主体从过去的专业作家、艺术家，扩展至数以亿计的普通网民。他们记录日常生活、表达个人情感、展现民间才艺，构成了一个空前庞大的、充满活力的“民间文化场域”，这是“人民性”在数字时代最直观的呈现。
值得注意的是，技术驱动不仅体现在创作门槛的降低，更深刻地改变了创作机制本身。“网络文学在数字时代真正做到了全民创作”⑬这种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即时互动，甚至影响了故事的发展走向，形成了一种“用户共创”的新模式。
（二）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与多元情感表达的激发。如前所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转化在文化领域的体现，即是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更多元的要求。新大众文艺正是回应这一时代呼唤的重要载体。
它既能承载宏大的家国叙事，也能细腻描摹个体命运与情感波澜。例如，电视剧《人世间》通过一个普通工人家庭半个世纪的跌宕起伏，深刻映射了国家发展的壮阔历程，引发了跨越年龄层的集体共鸣，满足了人们对历史认知与情感归属的深层需要。网络文学中丰富的类型小说（如现实题材、科幻、悬疑等），则满足了不同圈层读者多样化的精神消费需求，成为观察社会心态与情感结构的晴雨表。此外，如“村歌计划”发起人许多及其团队深入乡村，与村民集体创作村歌，将村庄文化历史、情感记忆与发展愿景融入歌词，使不识字的老人也能通过歌唱表达自身，正是新大众文艺激发基层情感表达的生动案例。
（三）文化自信自强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中国式现代化是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新时代强调的文化自信自强，为新大众文艺注入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创新的精神动力。这促使创作者自觉地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并结合新的技术手段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这一趋势在网络文学领域的“国潮风”、传统文化题材（如《长安十二时辰》等作品的IP转化）、短视频中非遗技艺的展示、汉服文化的流行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更为前沿的探索如“何以梦圆——赵冰二维码科技艺术展”⑭，将上百个二维码与绘画、雕塑、影像、装置艺术等有机融合，并辅以AI等前沿技术，使观众在“扫码解谜”的互动体验中，感受中国精神与文化自信。这种复归与创新，不仅丰富了文艺表现的内容与形式，更在全球化背景下塑造了具有鲜明中国气派的文化身份，是“人民性”在文化主体性层面的高度彰显。
此外，平台企业通过算法推荐、流量分配、商业模式创新，深刻地影响着文艺的生产与消费。这种“协同规制”形成了一种动态平衡机制。例如，对网络文学、影视剧、短视频的内容监管，以及对“清朗”系列专项行动的开展，旨在引导新大众文艺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不忘社会责任，坚守价值底线。电视剧《山海情》的成功，即是主流价值与市场认可、艺术品质完美结合的范例，它证明了深刻反映人民实践、歌颂奋斗精神的作品，同样能够获得广泛的受众喜爱，实现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
三、范式变革与发展路径：在平衡与统一中迈向新境界
新大众文艺在数字时代实现了三大范式变革，标志着“人民性”表达进入了一个全新阶段。一是创作主体的大众化。数以亿计普通网民成为创作主体，从被动接受转为主动书写，通过短视频、Vlog等形式展现多元生活，形成了“人人都是创作者”的景观。二是创作过程的技术化。数据驱动与算法推荐直接影响内容创作与传播，AI技术更使人机协作成为新常态。技术提升了效率与创新，也要求坚持“科技向善”，平衡技术理性与人文内涵。三是创作形态的融合化。数字技术打破艺术门类界限，推动IP开发、媒介融合与虚实场景交织，拓展了文艺的表现与接受方式。面对机遇与挑战，新大众文艺需在制度、技术与价值层面协同努力：完善法律法规，优化算法治理；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导向，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唯其如此，才能激发大众创造活力，传承“人民文艺”传统，在平衡与发展中迈向新境界。
（一）创作主体的大众化：从“他者讲述”到“自我书写”。这是新大众文艺最革命性的变革。传统民间文艺虽是群众创作，但多为匿名、集体的缓慢积累；现代大众文艺则由专业作者和机构主导，大众主要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新大众文艺时代，数以亿计的普通网民成为积极的创作主体。他们不再是“被表述”的他者，而是主动的“自我书写者”。“身份各异的文艺生态圈构成了众声喧哗、众神狂欢的文艺民主时代。对社会的关切和对公共生活介入的热望，包括利益的诱惑、偶像的刺激、艺术表达中消费的幻象、交际的需求、个人性灵的抒发，以及艺术表达对其他职业与行业的附加值，使得许多看上去与文艺完全无关的人士纷纷加入艺术创作的队伍。文艺已经成为一种时尚，一种公众生活。”⑮
这一转变在多个层面得到体现，如乡村“网红”通过短视频展示田园生活，都市青年用Vlog记录自我奋斗的点点滴滴，二次元爱好者通过“鬼畜”“混剪”等方式进行创意表达。这种“自我书写”极大地丰富了文艺表现的视角与内容，使文艺作品更加贴近生活的原生态，构成了一个众声喧哗、生机勃勃的数字民间社会。新大众文艺的创作主体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专业“作者”，而更多是来自社会各个行业的普通大众，形成了“全民创作”的景观。这是“人民性”在创作主体层面的极致拓展。
（二）创作过程的技术化：从“纯粹人工”到“人机协作”。技术不再仅仅是创作工具，更深度嵌入到创意生成、内容生产、传播反馈的全过程。一方面，数据驱动成为常态。网络文学平台的“读者投票”“月票榜”直接影响故事走向；短视频的算法推荐决定了内容的可见度与流行度。创作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与用户数据、算法规则互动的过程。
另一方面，人工智能（AI）开始介入创作。AI绘画、AI作曲、AI写作等技术的出现，使得“人机协作”成为新的创作模式。创作者需要学习与AI共事，利用其强大的计算与生成能力，同时注入人类独有的情感、思想与审美判断。正如张阿利所分析的：“在AI技术的辅助下，内容生产变得轻而易举。作品从诞生到最终成型期间在用户的参与‘共创’之下，不仅在规模体量上难以预料，甚至最终的形态走向也可能与创作者最初的设想相去甚远。”⑯这种技术化范式，既带来了效率的提升和形式的创新，也引发了关于创作主体性、艺术本质等问题的深层思考。
技术研发和应用应坚持“科技向善”的原则。算法设计不能唯流量是图，应增加对多样性、优质内容、社会价值的权重，主动“破茧”，引导用户接触更广阔的文化世界。山东广电在4K超高清频道建设中的实践表明，当技术成为文化的“显微镜”，那些曾被快节奏传播稀释的文明密码，得以完整呈现，从而实现了技术理性与人文情怀的深度碰撞。同时，应探索利用技术手段进行版权保护、内容审核和艺术创新，让技术真正成为提升文艺品质、丰富人文内涵的助推器，而非主导者。
（三）创作形态的融合化：从“门类分明”到“跨界共生”。数字技术打破了不同艺术门类之间的壁垒，催生了高度的形态融合趋势。一是叙事的融合。一个核心IP（知识产权）可以衍生出小说、动漫、游戏、影视剧、话剧等多种形态的产品，形成“IP全产业链开发”。例如，《三体》从科幻小说发展为动漫、电视剧、广播剧等多种形态，构建了庞大的“三体宇宙”。二是媒介的融合。短视频常常融合了影像、音乐、文字、特效等多种媒介元素；网络直播则将表演、互动、电商融为一体。如山东广电4K超高清频道的启播，不仅带来了画质升级，更通过《大河之洲》等纪录片，实现了技术理性与人文情怀的深度碰撞，重构了视听语言的表达方式。三是虚实的融合。AR/VR、元宇宙等技术，正在创造沉浸式的、虚实结合的文艺体验场景。这种融合不仅拓展了文艺的表现空间，也重塑了受众的接受方式，使其从单一的欣赏者转变为可能参与创作、互动、消费的复合型用户。
要而言之，面对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新大众文艺的未来发展，必须在多重张力中寻找平衡点，实现更高层次的辩证统一，从而更好地展现与升华其“人民性”内核。政府层面需完善法律法规和行业标准，规范平台运营和数据使用，保护创作者权益，创新管理方式，实施精准、精细化的引导，在设置明确的“红线”与“底线”的同时，也要通过资金扶持、评奖激励等方式，鼓励那些思想深刻、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近期七部门联合印发的《“文艺赋美乡村”工作方案》提出“组织创作农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开展农民群众乐于参与、便于参与的文艺服务”等10方面任务，正是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的制度化努力。浙江“文艺赋美”工程“2022年9月启动，三年间，全省开展演出逾55万场，设立常态化演出点位3000余个，线上线下参与人次突破1.5亿，在册文艺志愿者达7.4万余名，孵化群众文艺团队7万余支，11个设区市实现全域覆盖，已实现从星火微光到燎原之势的华丽蝶变。”⑰
（四）深化价值重构，坚守人民立场。新大众文艺人民性持守，离不开深化价值引领，牢固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这要求创作者（无论是专业还是业余）自觉提升精神境界和艺术修养，在作品中熔铸家国情怀、人间真情与时代精神。要努力实现“普及”与“提高”的统一，既尊重和满足大众的娱乐需求，又致力于通过优秀作品提升大众的审美趣味和精神境界。要处理好“人民性”与“商业性”的关系，寻求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最佳结合点，让文艺在市场中保持精神的独立与崇高。
有研究者指出：“新大众文艺的独异性源自于科技高度发达、精神开阔自由、人民大众创造和表达的能力与欲望空前高涨的波澜壮阔的新时代。”⑱未来的新大众文艺，应当进一步激发这种创造活力，同时引导其向着更有益于世道人心的方向发展。
新大众文艺的崛起，是数字时代中国社会文化领域一场深刻的结构性变迁。通过以“人民性”为主轴的历史回溯与逻辑剖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其精神血脉赓续自延安文艺讲话所开创的“人民文艺”传统，其生成动力深植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宏大实践。它通过创作主体的大众化、创作过程的技术化与创作形态的融合化，实现了大众文艺范式的历史性变革，使“人民性”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得到了空前规模的彰显与更为复杂的呈现。
然而，技术的双刃剑效应与全球文化的复杂性，也使其面临着价值迷失与生态失衡的挑战。未来的新大众文艺，必须在制度建设、技术优化与价值重构的三维框架下，努力寻求普及与提高、人民性与商业性、技术赋能与人文引领之间的动态平衡。其最终目标，是实现技术赋能与人文精神的辩证统一，让科技的伟力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让文艺的星空更加璀璨。
唯其如此，新大众文艺才能真正承接传统民间文艺的质朴活力与现代大众文艺的广泛影响，成为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引领新时代的辉煌篇章，以其磅礴的文化力量，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生机与活力。
注释：
①黄勇：《新大众文艺：数字浪潮下的全民创想》，《中国艺术报》2025年3月17日，第3版。
②何瑞涓：《大众文艺蝶变，文艺新景观如何有氧有灵魂？》，《中国艺术报》2025年9月29日，第2版。
③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④高世名：《数智社会的新大众文艺》，《光明日报》2025年10月1日，第5版。
⑤李桂玲：《新大众文艺主体观察：“草根”文艺的逆袭》，《中国新闻》2025年4月8日。
⑥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47页。
⑦张阿利：《新大众文艺“人民性”的新特征》，《中国艺术报》2025年1月21日，第3版。
⑧夏烈：《新大众文艺的创造精进之旅》，《中国艺术报》2025年3月14日，第2-3版。
⑨南帆：《背景与演变：从大众到新大众》，《当代作家评论》2025年第5期。
⑩梁善茵、黄宙辉、朱绍杰：《“新大众文艺”新在哪、写什么？》，《羊城晚报》2025年5月28日，第A7版。
⑪许苗苗：《新大众文艺的来源与去路》，《当代作家评论》2025年第5期。
⑫延河编辑部：《新传媒时代与新大众文艺的兴起》，“延河杂志”微信公众号，转引自中国作家网2024年9月29日。
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课题组：《2024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研究报告》，中国社会科学网，
https://www.cssn.cn/wx/tbch/202505/t20250513_5873701.shtml.
⑭唐静婷：《艺术与科技共绘强国梦：“何以梦圆——赵冰二维码科技艺术展”开幕式在北京举行》，《政协融媒》2025年9月28日。
⑮汪政：《走向融合：新大众文艺之“新”》，《新华日报》2025年3月6日，第19版。
⑯张阿利：《新大众文艺“人民性”的新特征》，《中国艺术报》2025年1月21日，第3版。
⑰郭雀屏：《“文艺赋美”从浙江走向全国》，《杭州日报》2025年9月28日，A02版。
⑱刘琼：《新大众文艺的人民性》，《中国艺术报》2025年3月20日，第3版。
（此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网络文学的文化传承与海外传播研究”【21 &ZD 265】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