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学“需要接地气”——傅修延的“生活叙事”研究
摘 要
傅修延从“可能世界”入手，将叙事从文本拓展到生活，对人的身体、身外之物和生活空间三个方面展开叙事学研究。人的身体方面有面容叙事、感官叙事和饮食叙事，身外之物方面有青铜叙事、陶瓷叙事和丝巾叙事，生活空间方面有城市叙事和地域文化叙事。此外，傅修延还探讨了叙事在日常生活中的趣味所在，将叙事融入生活之中，叙事学不再是专门的学问，而是生活的一部分。经由“生活叙事”研究实践“做学问需要接地气”。
关键词
傅修延；生活叙事；叙事学；接地气
学者傅修延一贯主张将叙事学研究和现实生活联系起来。在他看来，“象牙塔内没有真正的生活，读书人不能脱离脚下的大地”，这或许与他长期主持单位工作并有机会向政府建言献策有关。对现实的关注让他的叙事学研究显示出“接地气”的一面，这不仅体现在他关注鄱阳湖生态叙事等具体实务上，也体现在他对“生活叙事”的研究上。他所说的“做学问需要接地气”，通过其“生活叙事”而得以具体化。
一 “生活叙事”何以可能？
“生活叙事”大致有两个层面：一是将生活现象看作叙事文本，对其进行叙事学解读；二是将叙事表现看作生活现象，将其放入日常生活中加以考察。第二个层面相对简单，第一个层面则比较复杂，它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是生活现象何以成为叙事文本，亦即“生活叙事”何以可能？
傅修延关注生活叙事，与他从“可能世界”切入叙事学研究有关。经典叙事学注重叙事文本，视其为独立自足的整体，傅修延却将叙事文本看作一个“可能世界”。莱布尼茨认为“可能世界”是哲学注重逻辑的反映。“一个世界如果与逻辑规律不矛盾，就叫‘可能的’世界。可能的世界有无限个”，现实世界是其中最好的一个。小说虚构的“可能世界”遵循现实世界的逻辑规律，对“可能世界”的探寻就折射出现实世界的影子。借助“可能世界”理论，傅修延巧妙地摆脱了经典叙事学困于文本的局限，打开了文本与现实之间的通道。
从现实世界和小说“可能世界”的关系出发，傅修延认为小说中的“可能世界”可以在现实世界中获得某种实现。帕慕克依据《纯真博物馆》中描绘的情形在伊斯坦布尔真的建了一所真的“纯真博物馆”；同时，读者往往借助“可能世界”来认识现实世界，傅修延由此顺理成章地关注起“生活叙事”，这突出表现在他对“可能世界”中“物叙事”的关注。他的“物叙事”研究，对“物”的认识有一个变化过程：起初他认为文学中的“物”是为“人”服务的：“中国文学有一个以物见人的叙事传统……其实际作用仍是对人本身的突出、强调与提升。”后来又认为“文学是‘人学’也是‘物学’”，意义世界的形成离不开“物叙事”，进而关注物的流动性对故事形态的影响，认为物可以“反客为主”，“在时空中流动的同时也在生成自己的故事”，赋予物以独立价值。同张进的物性叙事、唐伟胜的“物叙事”相比，傅修延的特色在于将“物叙事”上升到符号、文化层面加以考察：“物在人际间的流通，常常是一种以物为话语符号而进行的言说”，进而将物叙事和文化联系起来，认为“中国文化中人相信‘心中之物’胜于‘心外之物’”，这就将“可能世界”的物叙事拉回到现实世界之中。
随着跨媒介、跨学科叙事学的出现，傅修延表示“叙事学当前亟应放低身段，虚心向那些与现实保持密切联系的专业学习”，这指出叙事学的活力在于关注叙事与现实生活的联系。在叙事学界，傅修延的一大特色是认为“读书人……应该把自己的思考与自己生身立命的地域文化连接起来”。他的叙事学研究，不只是关注小说等文本的“可能世界”，还探寻“生活叙事”的奥秘。“生活叙事”以人的现实生活为中心，涉及人的身体、身外之物和生活空间三个方面，对这三个方面的研究，是傅修延叙事学研究“接地气”的突出表现。
二 身体叙事
傅修延对人的身体的关注，区别于舒斯特曼、王晓华等人的身体美学研究那样从“审美肉身化”出发来展开，而是撇开“审美肉身化”，对身体的面容、感官、维持身体机能的饮食进行叙事学研究。
其一，面容叙事。在傅修延看来，面容的叙述奥秘主要有三：一是“人际沟通始于读脸”，这决定了“有必要从人际沟通与叙事交流角度”对面容加以探寻。二是面容有“构词能力”。在人际交往时，通过对方面容可揣测对方想法。傅修延援引爱德华·泰勒的相关说法，认为“面容不但能作同意、反对、接纳和拒绝等表态，辅以手势和肢体动作后还能传递更复杂一些的内容”，面容由此起到促进叙事交流的效果。三是面容叙事的社会化。读图时代的表情符号已经将某种面容定型，且被广泛接受，这是面容社会化的一方面，面容社会化的另一方面，是利奥塔所说的“脸是绝对‘他者’的在场”，傅修延将其解读为“人们必须按社会习俗以恰当的面容做出回应”。面部表情不再是个人内心的展示，也是人际交往的手段。
其二，感官叙事。傅修延对叙事学的突出贡献是听觉叙事研究，听觉叙事主要讨论叙事作品中的听觉现象，也指向现实生活。表现有三：一是研究听觉叙事是有感于“人类听觉钝化及其对叙事的影响”，有感于现实而发；二是中国文化“闻声知情”的听觉统摄让听觉叙事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彰显出中国人对听觉的倚重，从而意识到中西方生活习惯的差异和“叙事之别”；三是将“听”和“物”结合起来，探讨了“万物自生听”这一现象，将其和当前的万物互联勾连起来。
除听觉外，傅修延还关注嗅觉。他的嗅觉研究同样与现实生活联系在一起。（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气味，可以“用自身之外的气味生产出一种特殊的嗅觉空间”。嗅觉是生活所需。（二）嗅觉可复苏记忆、触动心灵。虽然其他感官叙事也能有这样的功效，“但很难与嗅觉叙事能够达到的深度相比”。（三）中国古人将嗅觉和德行联系起来，“明德惟馨”等话语的出现，意味着“中国的伦理话语形成于嗅觉感知的基础之上”。气味识别介入伦理，意味着“品味”在识别对象气味的同时也识别对象的内在品德。“‘品若梅花香在骨’，意思是人品的芬芳也和梅花的香气一样”，嗅觉之“梅香”在此已转换为人品之“芬芳”。
感官叙事是多感官协同叙事。傅修延在论述听觉叙事时，将其和视觉叙事比较，并提及人与物的多种感应及其与“万物自生听”的关系；在论述嗅觉时，将其与饮食、“标出”联系起来，饮食的色、香、味需要多感官的协同感知，“标出”可以借助不同文化，来“实现对感觉对象的重新陌生化”，也可以是同一文化中，因时移世易，让“原先的‘正常项’”变为“标出项”。在论述听觉和嗅觉时，傅修延都提及“通感”，不同感官的互通，显然是多感官协同的一种情形。
其三，饮食叙事。饮食是人之必需，饮食叙事在此基础上展开，主要有三：一是必需的饮食并非随意为之，而是有所讲究，所以有“食补”一说。“古人在面对种类繁多的疗病食物时……根据该物内外特征与病患的对应程度来判断其疗效。”二是饮食乃人生一大享受，“食色，性也”。食之“性”，主要是一种生理享受，“进食目的退居幕后，进食过程作为一种感官享受被刻意彰显”。三是饮食所体现出来的“和”文化。“和”主要体现为人与人之“和”：“人们聚在一起共享食物，是为了增进彼此间的情感联系，此乃大型餐聚这种行为方式形成的深层动机。”四是饮食背后的互渗思维。食补意味着所吃之食与身体所需互渗；饮食带来的口感之满足与心灵之美感互渗。对互渗思维的把握，是傅修延对饮食叙事奥秘的独特发现，它将饮食和人的精神生活联系起来，因而得出结论“拒绝美食就是拒绝生活对人的抚慰”。
三 “身外之物”叙事
所谓“身外之物”，是指人之生活非必需但又经常使用之物，它一般兼具实用性和装饰性。傅修延的“身外之物”叙事，主要有青铜叙事、陶瓷叙事和丝巾叙事。
其一，青铜叙事。在傅修延看来，青铜叙事的奥秘主要有四：一是青铜器在生活中广泛运用，兵器和礼器的比重很大，这与“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有关，说明青铜器的应用是为了满足社会生活所需。二是在青铜礼器上撰刻铭文，起因主要是周室宗族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威，“将天子赐命，父辈贡献与自己功劳昭告天下，传遗后世子孙”。这说明重大历史事件可激发人类的叙事潜能。战国后期，简册通行，青铜铭文逐渐退守为“物勒工名”，这说明青铜铭文叙事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三是铭文对叙事水平的推进。主要有：正式叙事文体的出现、文学性叙事的萌芽、叙事要素趋于规范和清晰、人物语言趋于生动性和个性化，傅修延特别提及青铜叙事中出现了韵语，对学界一般将散文叙事中夹杂韵文的原因归于佛教的变文当有一定的警示作用。四是青铜叙事作为“前叙事”对后世的影响。傅修延通过几对范畴的讨论将影响具体化。就“纹/饰”这对范畴而言，“体现在饕餮纹饰中的赫赫威仪与勃勃生机，为金文书法所继承并传之后世”。就“空/满”这对范畴而言，“提醒人们勿‘满’勿‘空’”。“纹/饰”对后世的影响主要在审美意识，“空/满”对后世的影响主要在生存智慧，二者都超出青铜本身的属性而辐射到人类生活。青铜叙事的奥秘既在“物”中，也在“物”外。
其二，陶瓷叙事。陶瓷（china）是中国（China）的象征。目前的陶瓷叙事研究多从“技”的层面展开，或将陶瓷图像的叙事类型概括为三种：以图概事、以图指事和以图演事；或突出陶瓷叙事对文本叙事的变形：强化戏剧性、弱化文本权威性、有意味的虚化。傅修延跳出“技”的层面，从文化层面来审视陶瓷。大致有两个层面：一是中国文化视域中的陶瓷。他具体分析了“瓷与稻”“瓷与《易》”“瓷与玉”“瓷与艺”“瓷与china”之间的关系，多角度地探讨了瓷的文化内涵，这已经跳出了“瓷”本身来发掘瓷的文化意义。二是中西文化比较视域中的陶瓷。他“从乡土社会的‘差序结构’来探讨瓷器上‘陌生人’形象的出现”，从而“显示了‘陌生人社会’的到来无可回避”，进而发出“农耕文化影响下的中国叙事传统应当与时俱进”的诉求。傅修延以陶瓷上的“陌生人”形象折射出中西文化差异，与一般从中西文化交流角度来研究陶瓷有所不同。后者只是将陶瓷作为文化交流的载体，如引导陶瓷企业生产符合相关国家及地区的民族、宗教、文化习俗的陶瓷产品，加强同陶瓷国际组织之间的交流合作等等。需要注意的是：从中国文化视域考察陶瓷，傅修延没有从陶瓷本身出发；从中西文化比较视域中考察陶瓷，他又从陶瓷本身出发。这种差异背后，体现出傅修延“独出机杼”的用心。从中国文化视域考察陶瓷，已有的单纯的“技”的层面的研究“未能上升到文化研究应有的高度”，所以他注重对陶瓷的“文化分析”；将陶瓷视作中西文化交流的载体，由于着眼于交流本身，陶瓷自身的特色反而被忽视了，所以他注重对陶瓷图像本身的文化解读。
其三，丝巾叙事。丝巾是常见的装饰品，从装饰出发，傅修延从三方面对丝巾叙事展开论述：一是丝巾彰显了丝巾佩戴者的精神气质。“丝巾……是一种灵性、自足和超脱的存在，……能彰显出主人的气质、风度与精神。”二是丝巾有自己的“主体性”。不论是谁挥舞丝巾，“丝巾在空中舞动时画出的道道圆弧”都能吸引人的眼球。傅修延由此联想到吴道子画中的飘带，它们“让物充分释放出自己的主体性，即把飘带的飞扬和缭绕表现为一种自主和自由的运动”。舞动的丝巾与飘带类似，在自由的运动中表现出“主体性”。三是丝巾的飘带精神。飘带精神是“身游于衣中”和“衣服通体如一飘带”所体现出来的“重灵轻肉”的审美精神，“飘”的姿态体现了音乐的律动，既有图像的美，也有音乐的美。
傅修延对“身外之物”叙事的研究，有其特点。一是他对“身外之物”的选择，有一个从大物到小物、从重物到轻物的过程。他关注的“身外之物”叙事依次为青铜叙事、陶瓷叙事和丝巾叙事。青铜叙事主要讨论青铜礼器叙事，关注的是室外公共场合的礼器叙事；陶瓷叙事关注的是室内空间生活用品叙事；丝巾叙事关注的是私人身体装饰品的叙事。这一过程也许是无意的，但体现出与“身体”越来越近的一个趋势。这是否意味着，“身外之物”叙事不能真正脱离“身体”，而是要逐渐与身体靠近？二是淡化“身外之物”的“器物性”，关注“器物”背后的文化精神。对器物的研究，文学界的主流是将“器物之喻演变为一种文学批评范式”，这需要从器物制作等“器物性”入手。傅修延则淡化“器物性”，关注器物叙事的文化精神。三是“映照式”的研究方式。傅修延曾在访谈中说：“我到今天还在困惑，为什么当初我写青铜叙事时会想出‘纹/饰’‘编/织’‘空/满’‘圆/方’和‘畏/悦’这样的小标题，为什么写陶瓷叙事时会按‘瓷与稻’‘瓷与玉’‘瓷与艺’与‘瓷与《易》’这样的格局展开。”他从“具有背景功能的关系网络”审视青铜叙事和陶瓷叙事的思路，决定了他需要以青铜或陶瓷为中心，从不同的角度向外辐射，形成一种“映照式”研究，展示青铜或陶瓷多层面的文化内涵。细究之，搭建青铜和陶瓷的“关系网络”的出发点是不一样的。青铜叙事的“纹/饰”“编/织”等，是从青铜器的器物特点出发，寻找这些特点所包含的文化意蕴；陶瓷叙事的“瓷与稻”“瓷与玉”等，是从瓷器与其他要素的“关系”出发，来寻找和定位陶瓷的文化内涵。他的丝巾叙事研究，是在该访谈之后完成的。但同样采取“映照式”研究方式，通过丝巾与丝袜、丝巾与披帛的对比，梳理丝巾的文化内涵，进而考察“飘带精神与敦煌飞天”之间的关系，将丝巾纳入飘带精神之中，进而多侧面地呈现出丝巾的文化内涵及其在日常生活中意义。
四 “生活空间”叙事
傅修延“生活叙事”的一个特色，是将生活空间纳入叙事视野，主要有物理空间的城市叙事和文化空间的地域文化叙事。
城市叙事是当前研究的热点之一，相关研究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城市文学叙事研究，既包括作家的城市叙事研究，如周雪花的《铁凝小说的城市空间与城市叙事》，也包括对城市文学叙事的宏观思考，如叶祝弟的《作家应该写出“我城”》；二是小说外艺术视野中的城市叙事，如曾一果的专著《想象城市：改革开放30年来大众媒介的“城市叙事”》从传媒视野来考量城市叙事；三是将城市的历史变迁视为城市叙事的演变，姚尚建就此提出城市叙事的“纵向冲突”“横向分歧”和“空间重建”问题；四是对城市叙事的理论思考，包括包亚明对城市叙事“碎片化”“不确定性”的思考，吴伟、牛英杰对城市叙事内在逻辑的思考。
和这些城市叙事相比，傅修延的城市叙事研究看起来很简单，但实际上有所突破。说其简单，是因为他只在应《探索与争鸣》杂志社之邀，参加“城市叙事与当代城市形象更新”研讨会时集中发表过对城市叙事的看法，发言稿也不长。说其有所突破，是基于以下三方面考虑：（一）明确城市叙事和一般所说的叙事的差异。一般所说的叙事是“讲”事情。城市叙事不仅在于如何“讲”事情，更在于如何“做”事情。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指出言语行为中存在这样的情况：“说出句子本身就是做我应做或在做的事情”，傅修延据此认为，对城市建设而言，“‘做’本身就是一种无声之‘讲’”；同时，“许多城市中发生的一切……都可看成城市对自己未来所作的‘表达’”。城市叙事既“讲”又“做”，意味着城市本身也是一种叙事主体。（二）依据城市特色来给城市叙事定位。如何“讲”未来是城市叙事的魅力所在，这就涉及如何依据特色进行城市规划的问题。傅修延以自己所在的南昌市为例，认为以“白鹤之城”作为南昌市的城市logo，“有利于彰显江西生态环境的优越与赣鄱人民打造生态文明先行区的决心”，能彰显出南昌市的特色和未来的发展方向。（三）对城市叙事“复数形式”的思考。就城市历史而言，“一座城市的叙事可以说是以往无数讲述的叠加与复合，各个时期的讲述合起来成了一场为城市画像的接力赛”。这样一来，城市叙事就“应当回归事物的无限丰富性和复杂性，只有多侧面、多方位，甚至是多维度的叙事，才能反映出一座城市的千姿百态与万种风情”。就城市发展而言，“城市叙事具有多种可能性，人类有限的想象力无法穷尽城市所有的存在方式及其发展路径”，这就让城市叙事具有了探索精神和永恒魅力。
如果说城市叙事侧重于城市未来如何发展，那么，地域文化叙事则侧重于对地域文化传统的把握。其叙事特色主要有：（一）对地域文化的挖掘。在傅修延看来，民间传说有其地域文化色彩。世界很多地方都有羽衣仙女的传说，傅修延认为该传说起源于江西。理由有二：一是故事的主角是白鹤一类的鸟类，而鄱阳湖是白鹤南迁的栖息地；二是江西是南北、东西水系的交汇点，人员来往频繁，长途航行中的文人喜欢用寻访故事来打发时间。他赞同日本民俗学者的看法：“江西豫章不仅是中国此类故事的故乡，也是东方此类故事的发祥地”。这样，就将广为流传的羽衣仙女的传说和江西地域文化联系起来，得出赣文化有鸟崇拜习俗的结论。（二）地域文化的符号学解读。万寿宫遍布江西城乡，与许逊“铁柱镇蛟”治水患的传说息息相关。许逊传说的大意是“孽龙兴风作浪危害四方，许逊费尽心力将其擒获，最后用八根铁索把它紧紧地捆绑在豫章城南万寿宫的铁柱之上，完成之后还留下让人回味不已的谶语”。傅修延对传说中的“孽龙”“铁柱”“谶语”进行了细致的符号学解读，认为“孽龙”是“生态敏感与水患想象”的象征，“铁柱”是“水患沙害的树木克星”，“谶语”显示“水”“沙”“树”与地区命运休戚相关。许逊传说由此成为生态叙事，提醒人类“与自然博弈应怀敬畏、尊重与怜惜之心”。（三）地域文化是地域发展的引擎之一。傅修延“建议统一用‘白鹤之乡’这样的名称来对外宣传江西，同时将白鹤命名为江西的‘省鸟’……在每年‘爱鸟周’活动期间，大张旗鼓地宣传江西的白鹤优势及其传说，将羽衣仙女故事讲述得妇孺皆知让江西的‘第二长城’走向世界”。许逊传说传递出生态文明的智慧，“对自然伟力不能一味抗争——许逊对孽龙……既有妥协让步，也有手下留情”，今人从中获得启迪，可以更好地处理地域发展中人与环境的关系。要言之，从地域文化中，可以“认识过去，开创未来”。
五 叙事的生活趣味
考虑到叙事学需要接地气，傅修延还将叙事学和生活趣味联系起来，他为此写了一本普及性读物《趣味叙事学》，通过问—答—点评的方式选择101个与叙事学相关的问题，将这些问题通俗易懂地表述出来，展示了叙事的生活趣味。
与上文谈到的依托“物质性”载体的生活叙事不同，叙事的生活趣味主要是为了提高精神层面的生活品质。在傅修延那里，提高叙事的生活趣味也是叙事学接地气的重要表现。傅修延对“精神性”生活现象的叙事分析大致分为三类：（一）日常生活中讲故事与“精神性”生活的关系。生活中的有些故事“非讲不可”，是因为“讲述这样的故事不但能消除胸中的郁结与块垒，还能使我们的精神获得相当程度的绽放”。接下来的问题是“什么人最会讲故事”？目前看来，讲故事在各行各业都大放异彩，“律师、医生、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和教育学家纷纷祭起了叙事这一法宝，因为用鲜活的故事来说明问题，比起冰冷的理论和枯燥的数字来更为受人欢迎”。傅修延由此转向叙事的跨学科问题：“叙事学并没有强大到能指导其他一切学科，反倒是其他学科可以反哺叙事学。”这对沉迷于叙事学而不能自拔的人无异于当头棒喝。讲故事的方式有很多，傅修延提及狄更斯为了诵读表演而专门编辑“诵读书”的事，他在“诵读书”的页边做了“种种声音记号，提醒表演时应该使用何种语气以及作何种强调”。这是叙事学迄今为止没有关注过的现象。（二）有一定影响的社会现象。傅修延挑选了“‘草帽姐’‘大衣哥’这样的名字说明了什么？”“缉毒犬为何狂吠不已？”等问题，对有影响的社会现象加以叙事学解读。他从“以物代人”的角度出发，指出：“物叙事构成语言文字之外的另一套话语系统”。微信视频的“缉毒犬”对没有携带毒品的旧主人狂吠，让傅修延发现了与“聚焦”相对的“失焦”问题。缉毒犬聚焦于缉毒，但它和旧主人的感情让它短时间内“失焦”。事实上，“失焦”是“感知生活中的常态……聚焦于此必失焦于彼”，这本来是一个常识性问题，可惜叙事学“热衷于归纳聚焦方式”，很少注意到失焦现象。（三）对与叙事文学相关的社会现象的解读。《趣味叙事学》的大部分篇幅都可归于这种情况，略举一例以明之。在“托尔斯泰为什么不喜欢莫泊桑？”中，傅修延指出托尔斯泰不喜欢莫泊桑，是因为莫泊桑小说有时存在伦理取位的问题，进而指出“故事讲述人既要用正确的价值取向影响和引导读者，又不能表露得太生硬笨拙，否则便让人觉得有教师爷口吻”。这里，傅修延不仅关注到叙事作品的价值取向问题，还指出作者伦理取位的重要性，较之詹姆斯·费伦将伦理取位仅限于读者，不仅是一个方向性转变，也更符合叙事的实际情况。
上文对依托“物质性”载体的生活现象和“精神性”生活现象的解读，是傅修延“生活叙事”的主要内容，属于“生活叙事”的第一个层面，即将生活现象看作叙事文本。和第一个层面相比，“生活叙事”的第二个层面的路径正好相反，它将叙事表现看作生活现象。这个层面主要是从日常生活的角度来看叙事理论和叙事文本，将叙事理论和叙事文本加以通俗化解读，比第一个层面简单得多，主要有二：
其一，将此前的专业性论述转为通俗性说明。《趣味叙事学》的用意是通过叙事学知识的通俗化激发人们学习叙事学的兴趣。傅修延通过看似信手拈来的一些问题的回答，将专业论述转为通俗性说明，让叙事学接地气。主要有：（一）叙事开头。叙事如何开始是个公认的难题，余杰的专著《开端叙事学》对“叙事开端”进行了本体论、结构论、功能论等方面的分析。傅修延在“如何为您的故事开个好头？”中，认为“选择故事高潮到来之前开始讲述较为有利”，这与莱辛在《拉奥孔》中提出“最富于孕育性的顷刻”如出一辙，但更好理解，也更接地气。（二）叙事结尾。弗兰克·克默德的专著《结尾的意义》讨论了结尾与虚构作品“开放”的关系，傅修延在讨论格林童话《小红帽》的结尾时，援引爱德华·泰勒的观点，认为猎人剖开狼腹救出小红帽“对应的是红日西沉又从地下返回东方的艰难历程”，进而指出：“太阳被黑暗吞噬和吐出的自然现象，激发了英雄或少女从恶魔体内脱险的人间想象”，将《小红帽》的故事结尾与神话原型勾连起来，故事的结尾蕴含着人类生活的智慧。（三）叙述声音。对叙述声音的研究是叙事学一直重视的话题，刘碧珍的专著《叙述声音研究》对此有专门讨论。傅修延通过回答“说话人的口吻为什么变了？”，从叙事人称的角度对叙述声音展开讨论。叙事学界长期以来纠结人称和视角的复杂关系，傅修延撇开这些纠结，专从叙事效果来谈人称。一方面，“人称是故事讲述人用来征服听众的利器”，第一人称“在接受者那里永远是一种既自然又亲切的叙事方式”；另一方面，“人称的变换有时是表现人物的复杂心理”。通过这两方面的阐述，复杂的叙事理论问题转化为读者易于接受的阅读感知问题。（四）叙事结构。叙事结构很多，傅修延用“‘蟠蛇章法’和蛇有关吗？”这样很吸引人的问题，对叙事结构的向心式结构和发散式结构展开讨论，进而对《儒林外史》的结构展开别具生面的解读：“将画荷花与焚香烹茶放在一头一尾，表明作者对‘理失而求诸野’仍有信心。如果反过来将匡超人、牛浦郎两人放在故事两端，那么即使作者在中间增加许多正面人物故事，《儒林外史》也会变为一曲对中华文明的挽歌。”（五）叙事重复。吉尔·德勒兹的《差异与重复》和希利斯·米勒的《小说与重复》展示了“重复”复杂性，但这种复杂性对普通读者来说，过于高深。傅修延通过对京剧《四郎探母·坐宫》中反复出现的“我好比”的分析，得出一个浅显却容易被人忽视的结论：“当某人喋喋不休地说某事时，这件事对他来说一定非常重要。”通过这五个方面的分析，叙事理论的主要问题就融化在具体事例的问答之中，通俗晓畅。
其二，援引叙事学来观照日常生活。上文所说的将专业性知识通俗化，其出发点在对叙事现象的解读；此处的出发点不在叙事现象，而在日常生活。《趣味叙事学》之“趣味”，虽然直接动机是为了提高人们的叙事学趣味，但一旦将叙事学拉回现实生活之中，趣味最终需要落实到生活趣味上来。
从日常生活视角出发，《趣味叙事学》将一些日常生活与叙事联系起来，日常生活中的这些现象本来并非一定要与叙事有关，但傅修延的解读，让这些现象在叙事学烛照下显得更加清晰。日常生活现象主要有：（一）饮食男女。“饮食”和“男女”之所以紧密相连，是因为“饮食”维系生命，“男女”维系繁衍，有生命才有繁衍，繁衍后生命才得以延续，这是常识。但傅修延通过对文学作品中“食色互喻”的分析，通常所说的“饮食男女”在叙事作品“食”和“色”的通感中会获得更深层次的理解。（二）和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艺术形式。《趣味叙事学》讨论了评书和弹幕等形式，评书是慢生活的一种艺术形式，弹幕是当前视频时代快节奏的一种艺术形式。评书是中国最有代表性的说书艺术。傅修延梳理其渊源，将其放在史官叙事的文化背景中加以考察，说明了“评书为什么姓‘评’”，对一般人理解评书不无帮助。评书之“评”是说书人发出的，弹幕则是观众之“评”。傅修延认为：当一个人面对电子屏幕时，“他人的缺席会让我们感到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所以才会有弹幕这种形式出来弥补无人相伴的遗憾”。联系他对微信群的“抱团取暖”以及虚拟交流平台把人“重新部落化”的说明，对弹幕的理解会超越弹幕本身而置入人际交流的群体感之中，这是目前弹幕研究所欠缺的。（三）奇闻轶事。傅修延在论述绍兴“蛾眉山”今天已不见时，联系张岱称其“三代法物”和“断须飞走”的记录，指出张岱的记录是其心情的反映，由此显示“中国文学有一个以物喻人、以物见人的叙事传统”。从叙事传统角度来看奇闻轶事，可以明了为何会有如此的奇闻轶事，有助于一般人对奇闻轶事的理解。
《趣味叙事学》通过对“生活叙事”两个层面的分析，既将生活现象看作叙事文本，对其进行叙事学解读；又将叙事表现看作生活现象，将叙事理论通俗化，将叙事融入生活之中。如此一来，叙事学不再是专门的学问，而是生活的一部分。
结 语
傅修延的叙事学研究，涉及面很广，主要有“可能世界”研究、叙事传统研究、中国叙事学建构和听觉叙事研究四个方面，生活叙事虽然不如这四个方面醒目，但本文的梳理表明它也自成一体，且与这四个方面均有关系：它是“可能世界”的逻辑生成，是叙事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建构中国叙事学所无法忽视的成分，与听觉叙事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包容关系。生活叙事的“接地气”及其与傅修延叙事学研究其他方面的密切联系，让他的叙事学研究整体上也呈现出“接地气”的特色。通过生活叙事研究，傅修延传达出自己的声音与实践：叙事学“需要接地气”。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原载《当代文坛》2026年第1期。注释从略，详见纸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