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对历史与哲学一直有浓厚的探究兴趣，但记忆中每一次研习历史主义理论的结果都有一种挫败感。因为历史观念的复杂与缠绕，从来不亚于历史本身。而且无论信任哪一种历史观，都会涉及这种历史观念的再历史化。一旦如此，这些观念就陷入说不清的窘境，更何况历史“行行重行行”的无尽歧路本身。所以，与其纠缠于理论的一团乱麻，还不如将其落地为一种“重写的实践”。

自尼采而下，尤其是经历了精神分析学和结构—解构主义理论之后，勃兰兑斯式的“认知激情”和文学史思维已难以为继。宏伟的总体性想象以“心理轮廓”，即思想史作为出发点和问题旨归的思维方法，无法再具有不容置疑的说服力。这给今天的历史化和历史叙事工作带来根本性困境。美国当代理论家布鲁克·威廉姆斯·托马斯甚至尖锐地指认这些从哲学上反思和反对总体性历史观的思想。他认为由于尼采对于历史主义的质疑，“引起历史主义内部的一场总体性危机。这场危机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的毁灭性后果有所加剧”，因此“如果历史的展现不再引向一种统一的欧洲文化，而是一个破碎混乱的欧洲；不是引向一种更高的理性，而是欧洲文化之中的失去控制的、非理性的野蛮主义”，“那么历史主义的假定就必须受到质疑”，就会陷入“相对主义的无底深渊”（1）。

显然，问题的另一面便是要不惜冒着某种“过时的”风险，来构建一个可能的文学史叙事。而且这个叙事应该具备这样的属性：第一，它是对于自身思维与路径保有自我质疑的，是始终以自觉的清醒态度来反思其叙述的，这也决定了今后的“文学史写作”应该同时成为“在写作中讨论和反思这种写作”的“元文学史”；第二，它必须依然是维持总体性修辞的叙事，即每个单元和部分都是另外部分的相关联者，具有高度的“共生性”和“泛互文”属性，依然具有某种“准总体性”或“拟总体性”；第三，依然以“文化唯物主义”的态度，将文学现象的发生看作社会历史运动的一部分，甚至就是社会历史的产物。这将成为理解本期几篇文章之方法论的合理性与意义的出发点。

“重写文学史”曾经是1980年代文学界和知识界走出精神藩篱的出路。那时的“重写”是以文化的视野与历史中的常态结构，来改造过分政治化的叙述框架，以更接近历史本身的面貌来重构文学谱系，以此更新文学的价值体系。所以，“重写文学史”也就成为新文学重建其“文学性标准”的实践过程。历史证明所谓“重写”不只是为了证明“历史永远是在被重写”的逻辑正确性，而是为了建立相对客观和正确的历史视野与思维，并且修复被扭曲的文学观。因此，这是一次真正的“文学性的自觉”。

显然，“当代文学的再历史化”是在“重写新文学史”基础上的一次推进。我是在重读洪子诚先生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修订版）的前言时，忽然意识到这一点。它是由上一个时期过度强调了新文学的意识形态性而引发的一种矫正，对于“当代文学”来说，清理历史遗留下来的“意识形态性的文学分类方法”，“采用新的时期概念”（2），即类似“20世纪中国文学”这样的更加客观的时间概念，意味着对历史的一种还原。这才是“历史化”的原初动机，意味着将这一时期的文学看作在某个时间点以后的“历史语境中的文学”，而不纯然是一种“具有意识形态的规定性的文学”。而今天的历史化研究，似乎已经更多地偏离了这一出发点，即不是反思这一时期文学的问题，而是为了重建这个年代文学的历史合法性。所以，“当代文学史重写”在某种意义上反而变成了一个历史性的难题，或是一种循环。在如此背景下续写1990年代，甚至世纪之交以来的文学的难度显然就增加了。任何新的书写尝试首先面对与上述历史的逻辑关联，而这种连接比之“新文学”与“古代文学”之间的差异还要大得多。

我终于悟出了“新世纪文学的历史化”的困难，即如何为这一时期的文学演化寻找一个合理而自洽的历史逻辑，即便是又一次“断裂”，也要找到历史转折的内在合理性。而正是由于对这一历史逻辑的含混不清，人们在建立“新世纪文学”的叙事逻辑时，才显得如此犹疑和无力。

本期的3篇文章，如果简单化地理解，可以认为是分别从散文、诗歌、传记文学方面构建“新世纪文学史”的尝试。它们可能体现了某种共同取向，就是试图获得一个“并不完整和彻底的总体性”。或者说，这一总体性同时也是对于过去的总体观的自觉反思与扬弃。相比之下，王兆胜的文章更具有方法的反思意味，力图搭建关于新世纪散文写作总体面貌框架的同时，对研究者所面临的困境——前一个时期总体性视野的老化或缺位——也做了非常系统的讨论，甚至还勾画了一个理想的散文史写作蓝图，强调对中国传统的文章学，以及新文学传统中的散文观的传承。这为我们了解和认识散文创作这一巨大场域的情势与动态，提供了丰富的启示。作为新一代学者，张伟栋同样彰显了新的视野和角度。对于新世纪诗歌，他没有使用通常的社会学分析法，而是找到了一个新的具有全能性的影响源，即“技术—逻各斯情境”。这一“文明意义的历史偏移”对于新世纪诗歌的整体投射与牵引、定义与影响，或许有剑走偏锋之嫌，却足以称得上是一种“新的历史编纂学”的实践。如果福柯是将历史的视野转向了野史与非主流、非制度性记忆，那么“技术—逻各斯情境”则为新世纪诗歌找到了不同以往的逻辑线索，一个新的文明背景下另类构造的草蛇灰线。

新型传记文学的异军突起，是新世纪以来最显著的文学现象之一，这也许与“非虚构热”有交叉重合之处。在此意义上，申霞艳和曾莉雯的文章显得有些“保守”，关于“城市传记”“个人创伤性传记”“女性素人的自传”类型的分别描述，其实均是由个体生存与大历史之间的错位或共振的戏剧性关系所决定的，但对此种逻辑，论者因为可能的犹疑而规避了。

从本期起，笔者希望能够后退为一个观察者和对话人的角色，而不再自说自话。

注释：

（1）〔美〕布鲁克·威廉姆斯·托马斯：《新历史主义与其他过时话题》，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第7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2）洪子诚：《前言》，《中国当代文学史》，第15、16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