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域神童到一代宗师
徐兆寿的小说《鸠摩罗什》从书籍的材质、外观设计到印制工艺进行了全面升级，以精装本的形式再版，以一种更为坚固、耐久的书籍形态，相遇千年前智者的身影，重述文化交流中个体的生命史，呈现了知识分子的精神转向和价值理想。
公元四至五世纪，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频繁、社会动荡，同时也是思想文化不断碰撞与融合的时期。鸠摩罗什，这位出生于西域龟兹、历经凉州羁縻，最终在长安成就千古译业的高僧，在佛教自西向东传播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的一生，紧密串联起西域佛国、河西走廊和中原腹地，个人命运与佛法弘传、王朝兴替勾连交织。一段时间以来，如此重要的人物，在大众文学叙事中曾长期处于一种“沉默”的状态。严谨的学术传记自有其价值，但往往将普通读者拒之门外；通俗演绎又常失于轻浅，难以承载历史的厚重与思想的深邃。如是背景下，《鸠摩罗什》的问世，弥补了国内文学创作在佛教东传这一历史关键人物叙事上的一个空缺。作为一名深耕西部文化、学养深厚的学者型作家，徐兆寿兼具史学研究的严谨自觉与文学创作的澎湃想象力，他的写作能够在可靠的历史框架内进行生动的艺术构建。
作品据史而述，文辞丰赡，描绘了鸠摩罗什从西域神童到一代宗师的传奇一生：早年在龟兹的佛法熏陶与显赫家世，前秦吕光破龟兹后被挟持至凉州，忍受十七年软禁与屈辱的艰辛岁月，直至后秦姚兴迎其入长安，开设国家级译场，开启中国佛教译经史上一个崭新的纪元。书中的历史场景，如西域诸国的佛教鼎盛、十六国时期的战乱流离、长安译场的智慧激荡，与个人细腻的情感、信仰的挣扎、使命的担当，被巧妙地编织在一起。
作者并未回避鸠摩罗什生平中那些复杂且极具争议的事件，尤其是两次涉及“破戒”的困境。一次是凉州吕光强迫其娶龟兹公主，一次是长安姚兴赠其宫女以“留种”。这些事件在历史上众说纷纭，是理解鸠摩罗什所处极端政治环境与内心张力的关键。徐兆寿未囿于片面的道德评判，而是基于《高僧传》等史料，用文学的笔触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试图还原鸠摩罗什在暴力胁迫、政治算计与个人修行之间所面临的深重痛苦与无奈抉择。这种处理方式，非但没有削弱高僧的形象，反而使其血肉更为丰满，让读者更能理解在那样一个相对混乱的时代，坚守并传播超越性的精神火种，需要付出何等巨大的个人代价。后世对鸠摩罗什的神化记述中，包含其“若所传无谬者，当使焚身之后舌不燋烂”的誓言及应验的传说，与小说“卷外卷”所述舌舍利的真伪之辨相互映照。
几年来，《鸠摩罗什》声誉日隆，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徐兆寿的学术背景，学者、作家的双重身份，确保了小说具有完整的历史框架、博雅的人文关怀及思想深度。书中对佛教义理，特别是鸠摩罗什所系统传入的般若中观学，有着准确而不失通俗地呈现。鸠摩罗什的译经事业，是后秦国家支持的大型文化工程，汇聚了僧肇、道生、道融等当时顶尖的佛学才俊，采用了非常严谨的流程。他们翻译的《金刚经》《法华经》《维摩诘经》《大智度论》等数百卷典籍，词汇优美，义理通达，深刻地参与了魏晋玄学以来的中国思想演进。小说生动地再现了“格义”与“会通”的复杂过程。所谓“格义”，是早期佛教为便于中土人士理解，借用儒、道固有概念来比附解释佛学术语的方法；“会通”，则是更深层次的融合与创新。徐兆寿通过虚构但合理的场景与对话，展现了鸠摩罗什及其弟子如何与本土的思想传统对话、碰撞、磨合。例如，如何将佛教的“空”与老庄的“无”进行辨析，又如何将普度众生的菩萨道与儒家济世情怀相互阐发。由此，佛教中国化这一抽象的历史过程，变得可知可感。
在再版前言《从此我有了新的路》中，徐兆寿直陈心迹：“遇见鸠摩罗什，是我一生最大的缘法。”他的写作动机，源于对祖母的追念，对故乡凉州与河西走廊这片文化热土的探寻、理解。他试图“回到历史的原点去理解历史，重新理解今天”。然而，经过八年时光，当《鸠摩罗什》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作者的思考也进一步深化。他敏锐地指出，今天我们重新理解鸠摩罗什及其代表的文明交流传统，又面临着一个强大的西方话语体系。我们似乎需要进行一次新的、大规模的“格义”与“会通”，即在充分了解西方乃至全世界知识与思想的基础上，重新诠释和创造属于这个时代的文化精神的点、线、面。这是题眼，也是主旨。
这是一位古代僧侣的故事，书页间，有龟兹的梵呗、凉州的风沙、长安译场不灭的灯烛，那是丝绸之路作为文明大动脉的澎湃往事，一种在动荡中坚守，在冲突中融合，在差异中寻求共鸣的伟大精神传统。鸠摩罗什的故事，或许能为读者提供一份关于开放、智慧与慈悲的古老而崭新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