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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著名作家和布克奖得主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Barnes）1月19日迎来了八十大寿。三天后，他的小说新作《离别》（Departure[s]，本报前译《启程》）上市。

“这是一份简洁而直白的证言。”《纽约时报》书评员德怀特·加纳说，“巴恩斯的文字几乎剥离了所有装饰——它像一艘高大的帆船，在风暴来临时收起了帆索，只为更好地迎接风雨的洗礼。”

《离别》的故事由七旬鳏夫作家朱利安·巴恩斯讲述，以随笔式的沉思开篇，探讨不自主自传式记忆。写到第九页，作者直接跳出来：

两件事需要在这个阶段说明：一、会有个故事——或者说故事里的故事——但现在还不行。

二、这将是我最后一本书。

等到故事终于开始，巴恩斯将描写他怎样帮助大学同学斯蒂芬和琼在晚年重逢并坠入爱河。他见证自己成为这段坎坷婚姻中的第三者：既是两人倾诉的树洞，又被迫成为秘密的承载者。20世纪60年代，巴、斯、琼三人在牛津大学相识，巴恩斯和琼还有过一次并不成功的床笫之欢。他把理性的琼介绍给焦虑的斯蒂芬，但两人最终在毕业时分手。中年后期，他再次牵线，企图重新撮合两人，却眼睁睁看着整个循环重演。到了2020年新冠疫情之初，巴恩斯确诊血癌。斯蒂芬忽然联络巴兄，说自己仍然爱着琼。巴恩斯找到恰好单身的琼，再次为两人牵线搭桥。老头老太太旧情复燃，最终喜结连理。孰料没过几天，婚姻关系便迅速恶化，新郎新娘开始向巴恩斯倾诉对彼此的失望与不满。

这也是一只名叫吉米的老杰克罗素犬的故事。它令人羡慕地对自己的生死浑然不觉。这也是关于身体如何背叛我们的故事，无论是因岁月、疾病、意外，还是蓄意而为。它讲述了经历如何褪色为轶事，继而沉入记忆的深潭。我们记忆中的事是否真实发生过重要吗？ 或者真正重要的是，它足够重要，值得铭记？ 故事始于生命的终点——却不止于此。归根结底，它关乎那些真正重要的事：我们如何在此生寻得幸福，又该在何时道别。

在《离别》的最后，巴恩斯写下一篇类似告别辞的文字：

说千道万，我是当真在走向乌有（恐怕你也如此，朋友，但若能行，还请尽量稍作流连，哪怕只为了我）。我深知不久以后，我在世间的全部存在，将不过是架上的一格子书，外加若干传记轶事。人生并非以喜乐收场的悲剧，纵使宗教如此应许；恰恰相反，它是一出以悲剧收场的闹剧，或往好里说，是一出余味凄凉的轻喜剧。抑或依古人之见：“对于智者，人生乃喜剧；对于仁者，人生乃悲剧。”我爱过的第一个人，曾遥想其身后事，对我说：“我会惋惜无缘知晓未来。”我希望你的未来不会像现在这般晦暗——不过，也许这只是我潜意识的一种策略：总觉得未来黯淡无光，以缓解死亡的惊惶。十五年前，我写一本关于死亡的书时，犹为夜魇所困，常在午夜惊觉，清晰地感受到永恒并不存在，并发出惊恐的叫喊——有时我竟冲出卧室，跑到楼梯平台上，方知身在何处，亦明晓自己再无未来。尽管我至今仍每天想到死亡，但这样鲜明的实感已渐消退。“那么，巴恩斯先生，你是否在怒斥光明的消逝？”不，并非如此。我对它多了一点接受，多了一点哲学性的思考。

这是否意味着我终臻成熟？如爱德伽在《李尔王》中所言：“成熟即一切。”六十多年前在校初读此剧，那时环顾周遭世界，“成熟”二字简直荒诞不经。我的父母、祖辈及其朋友，是全然不见“成熟”的。他们只是老了——有些是人到中年的老，有些是老人的老；没一个是成熟的，至多只是枯槁。爱德伽在前几行中还曾劝诫：“人当耐心忍受/他们的去时，正如他们的来时。”但总的来说，撇开初降人世的啼哭不谈，我们何尝“忍受”自己的到来。（试想一下：如果在大脑的适当位置用针刺一下，能否激发出我们通过产道、落入护士戴着手套的手里时的不自主自传式记忆？ 我知道有重生疗法，却始终怀疑其成效。并非说接受重生治疗的人作伪，但这似乎更多是想象力的作用，而非真正的记忆恢复。如果这种体验是以不自主自传式记忆的形式出现，我们也许会觉得它更真实吧。不过就我本人而言，我并不情愿在这样的情境下再次见到母亲。我更愿意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当她正在做三明治的时候与她重逢。）

我不认为这份哲思源于成熟，恰恰相反，它源于对衰朽的认知。我身体的各部分数十年来已渐次失灵。（“我们一降生，”福楼拜说——是的，瑞安和瓦妮莎，我知道我引用过这句话，肯定不止一次——“身上的零零碎碎就开始掉落。”）我二十多岁戴上眼镜；四十多岁患上梅尼埃病，听力部分丧失，不久后戴上了助听器；十年后病毒夺去我大部分嗅觉（所幸味觉尚存）；然后七十岁出头得了血癌。这最后一搏竟有个有趣的副作用。如我所言，骨髓增殖性肿瘤不至取我性命，除非发生突变。可我也无法杀死它。化疗只是防御性的，控制着疾病的疯狂。于是，我和我的癌症将携手同行，直到我死去的那一天。到那时，是的，会有一场“胜利”——

我，在死亡中，将杀死我的癌症！ 巴恩斯得一分，癌症零分——这就是赛果！ 然而落笔至此（我的思绪再次滑向阴郁的景况），我意识到，一种癌症的存在并不能排除另一种癌症的突袭。我有位朋友，正同时供养着四个这样的王八蛋。如此看来，结局或许是一场惨败，而非一次毫无意义的胜利。

想到在人类彻底破解大脑如何运作之前，我已撒手人寰，心中竟有一丝庆幸（尽管我并不介意尝试一连串的不自主自传式记忆）。如果说人类无法承受太多的现实，我怀疑他们同样无法承受太多的自我认知。看来，我们只有通过有意或无意地限制自己的认知和现实，才能成功地——或者说“幸福地”——生活。现实过多或认知过量都可能让我们发疯。我们深明此理，于是带着一种审慎的恐惧，关上了通往自我的大门。

显而易见，身为不可知论者或无神论者，我看不出死亡有多少益处。能得到的只有微末的慰藉：其一，是生逢其时的幸运（大体和平，较前辈享有更多自由）；其二，是生而为我的幸运（免于贫困，未受宗教荼毒，大抵快乐，总有生趣——至少对我而言——且后半生事业有成）。还有另一种消极的、更为冷酷的慰藉，关乎我可能躲过的劫难：权势者尸位素餐，冷眼坐视世界毁于烈焰；或是意外、或是恶意触发核冬天的巨大概率；可能崩坏的民主；以及利他精神在利己主义面前的节节败退。未来看似末世，但这或许只是一个候车者——即便尚未登车——的错觉，准备登上梅里美笔下那列驶向悬崖的催眠列车。嗯，“悬崖”，不，悬崖对死亡而言太戏剧化了。这列车的终点，仅仅是乔治·布拉桑所说的la fosse commune du temps——时间的公墓，那匿名的骸骨场。

我会“想念”“你”——无论此为何意。死亡削弱并掏空了这句话里的每个字：“会”字变得——或终将变得——毫无意义。此刻，在这最后的时刻，我没有什么宏大的宣言要发表，也没有传世的临终遗言。（尽管我近来读到一个妙例：格里姆索普勋爵给妻子的临终急言：“咱们的果酱快吃完了。”）不如让我感谢你坚实的陪伴——虽不可见却如影随形，就像我的癌症。若有人问及如何看待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会回答：我并非说教型的作家。我不教你如何思考，不教你怎样生活。我不以权威口吻写作：小说家不该自以为更睿智而居高临下地对读者说话。相反，我更喜欢这样一幅画面：在某个不知名国度的无名小镇，作家与读者并肩坐在街头咖啡馆。有暖阳，有冰饮。我们并排坐着，望着眼前流过的姿态万千的人生。我们观察，我们沉思。我不时低语：“你觉得那对男女是什么关系——是夫妻还是偷情？”“瞧那些时尚牺牲品，自得其乐起来，倒也令人动容。”“那神父行色匆匆是要去哪儿啊？”“那个吻意味着什么？”“一对老夫妇牵着手——这总能让我心有所动。”“你觉得他是流浪汉还是艺术家？”“那是争吵，还是恋人间的嬉闹？ ——倒有点契诃夫的味道。”“瞧，一条杰克罗素梗，好兆头。”“不会要下雨吧？”“你相信有上帝吗——你知道我不信。”“他们怎么突然都盯着咱们看呀？”这些寻常的、对话式的喃喃低语，其中某句（或无一）也许会如癌细胞转移般成为一个故事。我用余光瞥见，你和我共享着这份专注。但我很少听清你的回答——恐怕你正好坐在我失聪的一侧。

尽管如此，我仍希望这些年我们的相处让你感到愉快。我确实深以为乐。你的存在曾让我满心欢喜——诚然，若没有你，我将一无所有。所以，请允许我把手轻轻搭在你的前臂片刻——不，你继续看下去——而后悄然离去。不，你继续看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