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无所谓古今也，惟其当而已” —— 《古文辞类纂》与桐城派古文范式
姚鼐编纂的《古文辞类纂》不仅是桐城派古文理论的实践结晶，更是清代古文选本编纂史上的里程碑式著作。这部选本诞生于乾嘉学术鼎盛而文学思潮面临转型的关键时期，既系统梳理了中国古文的发展脉络，又通过体例创新与理论阐释，确立了桐城派“义理、考据、辞章”合一的古文范式。
乾嘉学术语境下的古文突围
乾隆四十年至四十四年（1775——1779年），姚鼐编纂《古文辞类纂》之际，正是乾嘉朴学的鼎盛时期。以戴震为代表的汉学家倡导“由训诂以明义理”，将学术重心集中于经史考据，文学被视为“末技”，古文创作面临“重考据轻文辞”的挤压。汉学家的古文创作多拘泥于训诂细节，内容支离，疏于义理及辞章；而宋学家的古文又往往空谈义理，疏于对内容的坚实考证。姚鼐作为桐城派的集大成者，既深受戴震考据学的影响，又不满于汉宋之争对古文创作的局限，试图通过选本编纂整合汉宋之长，为古文创作确立考据为基、义理为核、辞章为形的新路径。
姚鼐早年师从姚范及刘大櫆，深得桐城派古文心法，又游学京师，与戴震、钱大昕等汉学家交游，形成了兼容汉宋的学术视野。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姚鼐以疾辞官归乡，此后讲学扬州、南京等地，从学者众多，教学需求成为编纂选本的直接动因。姚鼐有数十年的古文写作积淀，又有长期宦游、教学的体悟，对古文创作的“当”与“不当”有着深刻认识，因此编纂《古文辞类纂》既是对桐城派古文理论的系统总结，也可为后学者提供可资效法的古文范本。
中国古代的文章选本编纂有着悠久传统，萧统《文选》确立了“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选录标准，但分类烦琐，义例不明；清初吴楚材、吴调侯编选的《古文观止》虽流传甚广，却体例简略、选录偏狭，难以承载系统的古文理论。姚鼐敏锐地意识到前代选本的局限，试图通过更科学的分类、更精准的选录和更深刻的理论阐释，构建一部既能“明源流”又能“示法则”的古文选本，从而超越前代选本的范式，确立桐城派的古文正统地位。
体例创新与古文谱系的重构
《古文辞类纂》最突出的贡献是构建了严谨的文体分类体系，将古文划分为论辩、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颂赞、辞赋、哀祭十三类，这一分类既继承了萧统《文选》“分体编次”的传统，又突破了前代选本分类混乱的弊端。从分类逻辑来看，姚鼐既以功能为核心（如奏议类“陈说其君”、赠序类“致敬爱、陈忠告”），又以渊源为依据（如诏令类“原于《尚书》之誓、诰”、传状类“原于史氏，而义不同”），这种双重分类标准，使每一类文体都有清晰的定位。后世文体研究普遍沿用这一思路，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虽改为三门十一类，但分类逻辑完全承袭姚鼐，如将“诏令”与“奏议”分列，仍以“君臣言说”的功能差异为依据。
姚鼐在序中明确提出“文无所谓古今也，惟其当而已”的核心选录标准，强调古文创作的本质在于“当乎义理、合乎法度”，而非刻意仿古或趋时。在选录范围上，他上溯秦碑汉赋，下迄唐宋八大家及清初古文家，但并非全盘收录。如序跋类不载录史传之序，“以不可胜录也”，仅选司马迁、欧阳修所作表、志的序文几篇，凸显“序之最工者”；除辞赋外的古文不选录六朝文，因恶其浮靡，但辞赋类选取晋宋间王粲、潘岳、鲍照等人之作，只不取齐梁以下靡丽之作，体现了对古文正统的坚守与对文学性的重视。
姚鼐在序目中提出古文创作的“八要素”——神、理、气、味、格、律、声、色，将“神、理、气、味”视为“文之精”，“格、律、声、色”视为“文之粗”，强调“苟舍其粗，则精者亦胡以寓焉”。这一理论既超越了方苞“义法说”刻板的局限，又弥补了刘大櫆“神气说”的空泛，将古文创作的内在精神与外在形式有机统一。他推崇韩愈“尽变古人之形貌，虽有摹拟，不可得而寻其迹也”的创作境界，既肯定扬雄、柳宗元“工于学古”的成就，又指出其“形貌之过于似古人”的弊端，为古文创作提供了辩证的方法论。在清代中后期，这一准则直接塑造了桐城派的创作风貌。桐城派的古文教学，使桐城派古文形成“义理扎实、辞章雅洁”的风格，并成为晚清古文创作的主流范式。
桐城派理论的集成与超越
《古文辞类纂》是桐城派古文理论的集中体现。姚鼐继承了方苞“义法说”中“言有物、言有序”的核心思想，将“义理”置于古文创作的核心地位，并将考据与辞章并重，选录作品多兼具思想性与文学性。同时，他吸收了刘大櫆“因声求气”的理论，在选本中注重作品的声律之美与语言锤炼，如对韩愈散文的大量选录，既因其义理深刻，更因其“辞工而气盛”。选本的选录标准及分类规则，无不体现桐城派“义理为体、辞章为用”的古文主张。
姚鼐身处汉宋之争的学术语境中，却突破了门户之见，将汉学的考据功夫与宋学的义理思想融入选本编纂。在选录标准上，他既要求作品“义理纯正”，符合宋学的道德准则，又强调“考据精当”。如对论辩类文章，姚鼐声称不选取孔孟之外的诸子之文，但选录了苏洵、苏轼的具有诸子思想的文章。这是因为，虽苏洵采苏秦与张仪之说、苏轼兼容庄子思想，但姚鼐认为“学之至善者，神合焉”，所以仍可选录。在文体辨析中，他借鉴汉学家的考据功夫，对各类文体的源流、特征进行界定，如指出“碑志类者，其体本于《诗》，歌颂功德，其用施于金石”“奏议类者，盖唐、虞、三代圣贤陈说其君之辞，《尚书》具之矣”，体现了汉学考据与宋学义理的融合。他虽排斥齐梁以下靡丽的辞赋与空谈义理的宋儒散文，但将韩愈向鳄鱼发出讨檄的《鳄鱼文》列入“诏令类”，皆因其为“谕下之辞”且辞气雄健。他强调“古文不取六朝人”，却承认“晋宋人犹有古人韵格存焉”，在辞赋类中适当选录，体现了对文学性的尊重。他推崇唐宋八大家，却不忽视清初古文家的成就，选录方苞、刘大櫆等人的作品。
姚鼐充分借鉴了前代选本的编纂经验，又实现了突破性创新。南梁《文选》、北宋《文苑英华》多六朝隋唐骈俪绮靡之作，南宋吕祖谦《皇朝文鉴》及真德秀《文章正宗》重义理但选录范围狭窄，明代唐顺之《文编》和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选文精到但亦存偏颇。姚鼐继承前代文章总集分体编次的传统，又摒弃诸多选本“分体碎杂”以及风格浮靡或选文偏隘的弊端，突破理论薄弱的局限，通过系统的分类与理论阐释，使《古文辞类纂》兼具教学功能与学术价值。《古文辞类纂》既坚守古文正统，又不墨守成规，选文体现了多方面的思想超越。
文学史上的地位与深远影响
《古文辞类纂》的编纂标志着桐城派正式确立了在中国古文史上的正统地位，其“义理、考据、辞章”合一的理论主张，超越了汉宋之争的局限，为古文创作提供了新的范式。其选文标准与理论阐释，将唐宋八大家的古文传统进一步经典化，确立了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等古文家的典范地位。其“八要素”理论深刻影响了清代中后期的古文创作，曾国藩、吴汝纶等古文家均深受其启发。
《古文辞类纂》作为教学范本，迅速成为书院教育的核心教材，培养了大批古文人才，使桐城派的古文理论得以广泛传播，影响绵延至民国时期。姚鼐本人在各地讲学期间，即以《古文辞类纂》为讲义，指导学生按类学文，循类进阶，极大提高了古文学习的效率。晚清张之洞在《书目答问》中，将其列为诸生治学导读书目，称其为“最古雅有法”的三种选本之一，进一步扩大了其教育影响力。谢无量编著《新制国文教本评注》时，第一册分论著、序录、书牍、传志、杂记五编，明显有其体例痕迹。在文学传统不断被重新审视的今天，重新解读《古文辞类纂》的学术建构与文学史意义，对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当代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具有重要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