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宏翔《人海孤鸿》：小说的迷局
在一万多字的篇幅里，周宏翔的新作《人海孤鸿》尝试了短篇小说所具有的可能性——情节不断反转，人物关系复杂，从现实的地基到抽象的意旨……小说里设有的迷局，成为对短篇小说这一文体的隐喻。所以，四位青年评论者各有不同解法。而阐释向度的多维，也是短篇小说生命力的显现。
迷局的解法
徐 刚
周宏翔的短篇小说《人海孤鸿》以极具现实感的追星偷拍事件开场，巧妙切入一个极为独特的题材领域。作品以川剧行业的发展轨迹为背景，生动讲述红幕背后盘根错节的人事恩怨与斗争，而不可否认，恩怨斗争的迷局也折射出时代之变的蛛丝马迹。
小说由“孤男寡女，楼暗影稀”的叙事悬疑引入，娱乐记者陈颂与来路不明的蒋红红的对峙与交易，看似寻常，却不断牵扯出更为深层的行业内幕与历史纠葛。正如小说所呈现的，传统戏剧这个日薄西山的产业，并没有生死存亡的危机意识，亦没有抱团取暖同舟共济的决心与气概。行业内部只有你死我活的惨烈竞争，行业中人也不愿钻研业务提升技艺，却无比热衷相互举报，造谣生事。从红星艺术团到东风戏剧团，艺术理想终究敌不过行业黑幕。天灾人祸层出不穷，树欲静而风不止，执念不灭，情债难偿，苦心孤诣到头仍是一场空。所有的教训都在告诉我们，优秀的手艺人终究不是称职的管理者，人事工作始终难以驾驭。总而言之，传统艺术的逐渐式微，是谁也抵挡不了的历史潮流。
当然，时代的变迁，不仅仅折现在传统艺术行业的恩怨情仇与日渐颓败之上，小说里陈颂的职业也颇有深意。记者曾是无比光彩的行业，一度被誉为时代的良心。揭露事实，追寻真相的职责所系，曾让他们备受赞誉。然而不知何时开始，记者逐渐沦为“狗仔”，他们以搜索八卦、制造绯闻为业，博人眼球，供君一乐。就像小说里的陈颂那样，所在部门即将解散，临至终线，需要“搞点动作”，才出此偷拍的下策。这也不难理解，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好在最后，他终究在交易和操守的对峙中守住了底线，算是为记者的“良心”扳回一局。
在这行业落寞的时代变迁之外，小说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作者故作姿态地讲述了故事，最后又毫不留情地拆解了它。如小说所呈现的，那个神秘的女性蒋红红究竟何许人也，小说始终未能明言。言不尽意，索性不说。小说中的留白，原本是为了让读者思索，但叙事的空缺过于显豁，则会令人困惑。尤其是对于那些希望对每个细节都透彻领悟的读者来说，无解的迷局，终究让人如坠云雾。当然，我们并不指望所有的故事都如此可靠。就像小说呈现的，陈颂的故事多来自道听途说，其中颇多漏洞；而蒋红红的讲述也夹杂着太多的谎言，经不起认真推敲。董伯川和钱子平的故事又究竟有几多真相，神秘的举报人到底是何方神圣？甚至她是否存在，都是极为明显的问题。
如何讲述迷局，如何在传闻和谎言中辨认出真相？这当然是个问题。但周宏翔的小说恰恰以某种不可靠的叙事，精心建构起了一幕历史的迷局。无论是陈颂还是蒋红红，无论是加害于人还是报仇心切，这一切似乎都不重要，重要的只是传统技艺所表征的文化命运。从这个意义上看，小说最后那场浓墨重彩的表演，或许才是故事最后的真相。“凄凉常伴原野路，刻薄长随老黑屋，心悲苦，身孤独，情死亡，爱干枯，悲苦无处吐。”拖着病体的蒋红红，以如泣如诉、哀怨悲苦的方式，演绎了沈铁梅的代表作《金子》。她被埋没的才华令人喟叹，她的绝症更是令人心碎，这似乎都在预示传统艺术最后的回光返照。就像小说所言的，“她是等不到仇虎的金子，是跳不出囹圄的女人，一介女流于这个世间，凭借一己之力能成事的太少了。”
然后或许又正是她，凭借一己之力做成了那件事。“人人应是自渡，犹如无边海上的孤鸿。”在蒋红红这里，表面看来，演员D那场寄予着行业起死回生希望的大戏，终究敌不过复仇者与行业携亡的决心。然而从另外的角度来看，或许根本就没有什么复仇者，靠明星艺人来振兴的传统艺术，其实并不是真正的传统艺术。因此有没有可能，她单纯就是要毁掉这一切，这种毁灭才是她最后可能的行动。这种决绝的行动，显然凝聚了她对艺术的责任，以及“无数春秋背后想报答师父的一点执”，这也正是那个难解迷局里的残酷真相。
推理与推心
李 壮
在我看来，周宏翔的《人海孤鸿》是一篇“利用了推理叙事”的小说。我没有说“借用了推理的壳子”，因为不止壳子，这篇小说的里子也同样跟推理紧紧绑定，推理构成了小说的主要内容与核心叙事动力。我也没有直接说这篇作品“是推理小说”，相较于类型化的推理叙事，《人海孤鸿》显然涉及更广、意图更复杂，推理在其中是方法、是手段，却不是最终目的。或许用比喻会更容易理解：推理是一条公路，周宏翔开车带我们在路上狂飙，但他真正想指给我们看的东西，在路边。
“在路边”的东西是什么？用学术黑话的方式，我觉得可以叫作“特定命运情境下个体的生命处境及其表征可能”。用人话说，只两个字，“人心”。我觉得可以用六个字来形容这篇小说：轻推理，重推心。“轻”不是“轻视”的意思，而是说推理的方式轻。“重”也不仅指“重视”，而是说所“推”之心执念沉重，以致用来“推”动它的叙事，也变得层层加码、况味深重了。
下面分别来说。
先说“轻推理”。《人海孤鸿》的推理叙事有两个非常有趣的特点，一是“重拿轻放”，二是“变道轻捷”。所谓“重拿轻放”，是说周宏翔《人海孤鸿》中的推理，常常是给出了很重大的预期，却未必导向很严重的后果。开篇就很典型：男主人公陈颂看完试演版戏剧出来，正庆幸自己偷拍到了照片，却忽然被一位陌生女子拦住、威胁索要照片——甚至，要“找地方一张一张挑”。陈颂为什么要偷拍？女人又是什么来头？照片里到底有什么秘密？一切似乎都指向某种重大而危险的阴谋。至于找的“地方”，更是被周宏翔渲染出“迷雾剧场”的感觉：“孤男寡女，楼暗影稀，陈颂唯恐有诈，但未闻到危险气息。当下雨大，打车，无人接单，只好上楼……上楼光影绰绰，女人裙摆荡动，小皮鞋踏出一种节奏，上完十来级台阶，折转，走小走廊，又再上后十来级……外面雷鸣打闪，烘托出颅内臆想氛围”。一种显而易见的预期是，有大事即将发生。然而随着叙事推进，答案“揭晓”：原来，陈颂是一名记者，拍照片无非是为了工作，而女人自称是舞台上的配角演员，索要照片是因为想要看看镜头里的自己——出乎意料但合情合理，刑侦悬疑叙事忽然变成了职场牛马叙事。类似的情节处理方式在《人海孤鸿》中颇多，包括小说最后，女主人公在午夜空无一人的舞台上为男主人公单独唱了一段戏，这也是“高潮冲突”要发生的典型信号——我们知道电影《霸王别姬》的最后也是类似场景，然后主角自杀了——但在《人海孤鸿》里，这样的场景里没有人死。被“杀”掉的不过是一张照片存储卡。至于“变道轻捷”，是说其“推理转场”常常轻盈、迅速，很自然地从推理一件事转移到了推理（相关联着的）另一件事。前面我给“揭晓”二字加了引号，因为女主人公蒋红红给出的不是真正的谜底、而只是一条“表演性理由”（作者及时暗示陈颂已发现了问题，“但在浏览的过程中，陈颂突然发现了点其他东西”），这背后还有隐情。于是小说迅速过渡到这层“隐情”，引出了另一个充满悬疑感的陈年故事：在蒋陈二人相互的推拉试探中，一段师辈的梨园恩怨缓缓展开。这段故事颇具时空纵深，起承转合也很精彩，并且同样是虚虚实实、真真假假，充满了“岔路”和“匝道”，换言之，也是在高速推进、反复“变道”。最后，这个故事又通过一张“维也纳票根”，切回了当下的“照片谜案”。
《人海孤鸿》的推理方式，是氛围浓郁、接二连三、层层嵌套的。然而，随着故事的推进，推理的结果竟渐渐变得不重要了。小说最后，面对着明星“D”（他是一切推理线索最终指向的人物）事故重伤的新闻，陈颂似乎无动于衷，心里想的只是蒋红红那夜意味深长的“一抹笑”。这背后的秘密是，故事的重心，早已从推理结局转换到追寻起因，从事件的后果转向了事件的缘起，也就是“推心”。它真正关注的，是“蒋红红的嗔念”，是“无数春秋背后想报答师父的一点执”，是“近五十年过去，人与人的争斗尚未停休”、每个人在无数因果的缠绕中都难于自渡，是蒋红红表层行动背后巨大的记忆风暴与情感负重。那是另一个眼看可以触摸到的“故事”，但“那口子，蒋红红是不打算再开”。
我想，这些故意不直接讲出的内容，或者说借助推理间接讲出的内容，才是这篇小说的真正重心所在，也是其精彩且意长的部分。我注意到小说高潮，蒋红红唱的戏叫《金子》，改编自曹禺的戏剧作品《原野》。而曹禺的《原野》，高度借鉴了尤金·奥尼尔的表现主义戏剧代表作《琼斯皇》。这背后是否有一种谱系学的暗示？《原野》和《琼斯皇》的故事是关于复仇与逃亡，涉及剧烈的线性因果，建基于烈性外在事件，但剧本的重心都落在了人的内心，落在了那种扭曲力极强的情感压迫和灵魂撕扯。所谓“推心”，这或许又是一种更深远的谱系联想了。
言说与虚构
三 三
少时读传奇，记得南朝吴均有一篇小说，写阳羡人许彦所见的奇景。一书生口吐一佳人，佳人待他并不真心，趁其喝醉又吐出一男子；男子还有余情，趁佳人睡去，又吐出另一女子……这个故事对明清志怪小说有很大影响，及至今日，《中国奇谭》第一季中的《鹅鹅鹅》亦由此改编。实际上，这种套娃式的吐现结构，在小说中也常被运用。周宏翔的新作《人海孤鸿》，是一篇建立在言说之上的小说。每个人对他者的言说，每个人言说中的他者对他者的言说，使小说一步步偏向一种更不可靠的叙述。而恰恰是在这些不可靠的罅隙之间，人世间幽微的情感得以寄存。
小说始于一个充满悬疑感的雨夜，陈颂与蒋红红初见。初时，小说的心理焦点落在陈颂身上，凭其观察与感受，神秘女人的形象逐渐有了边界。而在这个仍然承载着不少未解之谜的女人身上，最清晰的意图就是要获得陈颂偷拍下的D的照片。或许因为记录手段不正当所致的不安，又或是记者职业带来的警觉让他感到事情没有这么简单，陈颂迟迟不愿交付——这种拒绝并非要和女人进行切割，更像是一种深入探究真相的手段，与这位心怀理想的记者的身份暗合。开篇极具戏剧张力，蒋红红的执念与陈颂的疑虑、戏剧昔日的典盛与如今的式微、人物的谎言与深藏于时间之下的真相，一组组冲突被技巧性地安置在对话之中。这几乎符合罗伯特·麦基所提倡的对话典范，每一句话语都像一根楔子，敲开故事的表面，使它逐步显露。而话语本身，又多具有精巧的双重功能。比如蒋红红把可乐递给陈颂时说，“你们男的都喜欢喝这个是不？”既有一种贿赂式的讨好，契合当下的情景，又在无意间流露出风尘气。读至此情不自禁对蒋红红的过往有所想象。又如蒋红红说到这次与D同台的演出，“这可能是我这辈子最后一次表演”。这句话微妙地架立于真与假之间，蒋红红身患绝症，从事实层面而言，这句话的语义是真实的；但从意图层面来看，这并不是蒋红红索取照片的真正原因，也就是说，这句话被故意移到了一个错误的位置，因此它同时也是假的。
这些精彩而复杂的对白，几乎是对整个故事乃至其所涉历史构建的一种象征：它将由每个人的言说、以及言说中的言说来构成。蒋陈二人说起红星艺术团的往事，引出谭氏兄弟，又引出董钱师兄弟，由钱子平再牵扯到何梁安；而在何梁安的讲述里，董伯川的生平又是另一套故事。到小说的尽头，陈颂站在洗手间里，凉水扑面，水滴贴在滚烫的皮肤上，茫然失措。读者几乎与陈颂一同困在这逼仄而使人困惑的场景里，并且蓦地意识到，原来这段故事里并无“真相”，所有内容都建立在道听途说之上。在这一刻，虚构的意义重新焕亮起来。言语所浇筑的世界均是虚构的，并非出于人的虚伪，而正是人对自身体验的辨认，亦即个体的创造性所在。人们对于事实的认知往往无法达成共识，因为每个人所处的位置、所攒的经验差异，使我们即使置身同一情境也不得不背道而驰。“真相”绝不属于某一平面，而是错杂在一重重看似矛盾的言说之中。《人海孤鸿》塑造了一个非常宽裕的空间，恰到好处地调度每个人的言说，于“半真半假”中尽可能展现了现实面相的复杂性。
与此同时，我们不禁思考，在互联网上由何姓女士引导、从而被公众所认同的那一种扁平的“真相”又是何其荒诞呢？更退一步而言，陈颂最终并未找到蒋红红所讲的“何梁安”，那么，假如那位何姓女士并不是真正的梁安呢？她和梁安是什么关系，又为什么要发布那么多对董伯川不利的言论？这似乎回到了《阳羡书生》所带给我们的另一则启示，一人口中终将吐出他人，一种“真相”之中也将隐藏着他者，唯有不断观察，不要轻率地作出判断（因为每一种判断都是对他人、对事件的一记劈斩，是需要承担责任的）。又或是换一种接受方式，干脆不要在意所谓的“真相”，紧紧抓住一切独属于自身的感受与体验，就像蒋红红的那一点执念，亦是人间至情。
对于“人海孤鸿”的意象，小说中作出了解释：人人应是自渡，犹如无边海上的孤鸿。此中的孤绝使我着迷。但既然言说只是与个体相关的一种虚构，那自渡亦是唯一出路。在发表于《当代》二○二五年第三期的《角色》。以及《文艺报》二〇二五年四月二十日“新力量”版的《另一处戏》里，蒋红红这个角色已出现。周宏翔似乎有意书写一系列与她相关的故事，作为追踪“真相”的读者，我期待见到她完整的、自渡的一生。
旧桃春生与真相营造
崔 君
“嫁接旧桃复春生”，这是读完小说，反复在心里游荡的一句话。往实了讲，我家种了一千多棵桃树，这句话对我来说特别亲切，春来扦插，老桩分枝，植物形成层施展魔力，多截独立枝条能在同一棵母株上荣枯。周宏翔用这句充满暗示的七言比喻，捕蝶一般，兜住了小说中的几个主要形象。
《人海孤鸿》像改造植物一样“改造故事”。小说引人进入放松的门庭，情节在蒋红红和陈颂关于照片拷贝的推拉中行进。一个聪明算计、不动声色、步步为营的记者，一个红过的、任性的、尝过各种滋味，如今来到人生尾章的戏剧演员，两人逐次抛出悬念，你言我语地补充信息，叙述人的交替带来了故事被不断“重讲”的节奏。所知、亲见、想象、流言，都来弥合故事的断裂之处，整篇小说有了葱茏的分枝。传奇叙事讲述往日故事，男女对话插入标记当下时间，与小说的结构相互成就，细节扎实而密集，人物展露了温柔的折痕。
事实上，为了利于生产，接穗通常拥有比砧木更斑驳的能量，好吃的果子和好看的故事往往更容易赢得关注。只是好看与真相有多少可以换算的比例，这就引出了作者直指的核心：真相的界限在哪里？
当然，偏见是很难规避的倾向，就像对作者，一个重庆人不吃辣一开始是让人有点惊讶的。文震亨在《长物志》中认为松是“最高贵者”，而木槿“花中最贱”，白色的玉兰“最堪绝胜”，但紫色的辛夷却“不堪与玉兰作婢”。在花木赏鉴上，这种偏见算不上凶险，个人趣味而已。可在事实判断上，信任的偏重和慷慨却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在《人海孤鸿》里，几个芽点都蓄积着长出另一片斑斓叶丛的势能。关于师父董伯川、两个戏剧团的前世、一对至交的分合，每一次拼图，快要示人全局时，关键几处细节增删，却让出口的故事换了天地。这有点像重庆的地势，进电梯，以为到了高层，开门却是新的地面。光的骤现，没有帮助照亮，也让蒋红红沉迷于附近，看不清更为幽深的远处。甚至到最后，“嫁接旧桃复春生”再现时，连报答师父的真情实意也不那么理直气壮了。由私向公、走错片场的“互联网真相”不断曝出，事态的走向难于被某一方完全预料，也越来越让人怀疑，靠愤怒、攻击、处心积虑获得的“公道”是否足够正义。日常中，我们不断被新的事实教育：偶然或许降临在不可思议处，与精明和不算精明的一面之词开着无尽的玩笑。小说如此建立、推翻、再建立的过程，收拢了我们正在经历的现实和时代情绪。最终，“顶灯坠落”导致重头戏主角D受伤，在这个不知是意外还是谋略，或是其他可能的“新瓜”中剧情暂时收束，无法辨真与证伪。这也预言，短暂驱使人们的情绪，将在鸡零狗碎的生活中消磨、平复，溶解在漫长时间的稀释里。唯有暗夜的玻璃橱窗中，故人褪色的眼神成为意味深长的谜面。
在周宏翔另一篇小说《角色》里，蒋红红辉光闪现的旧日、与师父的恩怨留白得以丰盈。这两篇小说形成了有趣的对读，在一重折一重的现实和交叉时空里，故事从容开合，安顿着生活的虚无、爱与泅渡。
忍不住以己度人，猜测作者得意的部分。结尾处，周宏翔笔下慈悲一荡，给蒋红红的人生留了一道温情的缝隙，“是他顶她上了院墙，帮她拉开了那扇沉重的大门，把她送到了那个台上”。最后的特写在全篇不可靠的叙述中备显坚实。按童道明的说法，“樱桃园”“是个象征，象征那些尽管古旧但毕竟美丽的事物”，此篇小说中，在舞台的微弱光晕里，与蒋红红牵绊一生的“戏剧艺术”作为一个类似的隐喻，正应了童道明借契诃夫给出的告诫：“要懂得多情善感，要懂得在复杂的、热乎乎的感情世界中徜徉，要懂得惜别‘樱桃园’。”蒋红红也正是这样选择的，或许理性和心智是她刻意规避的也未可知，她试图沉浸在自己的剧本中，演好人生最后一场“报答的戏”。好男好女，终究在梦幻泡影里保留了一丝真真的温热。想象作者写完结尾，短暂的放松，像盯着一件操作案台上刚刚完成的泥胚，让它在自由的旋转中露出可供修改的破绽，直到它平衡而对称，再无必要增删一字。
到此，旧桃春生的说法，是何梁安爱的选择，还是董伯川心中的艺术团或戏剧艺术，又或是蒋红红安放在“故事棋盘”的一颗子，不再紧要了。究竟什么才是真相，这篇小说给出了通达的释义：一个人愿意相信什么，就在镜渊中打捞了怎样的坚定事实。这是陈颂抽身而出的陷进，是他用门缝折断内存卡的缘由，也恰恰是蒋红红这个戏中人嗔念执念动人的所在。人人自渡，“如无边海上的孤鸿”“心悲苦，身孤独”。同时，这一释义对自身投射和理想现实的营造又作出一个提醒，人是多么有限，要如何尽量清晰地靠近真相，在明知人性缺陷发挥时留有宽厚与真善。本雅明借施雷格尔提供了一重反思的向度：“我们必须超越我们自己的爱，必须能够在思想中消灭我们的崇拜对象，否则我们对无限不会有……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