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短篇小说的方寸天地里，时间通常不以绵长的线性方式流淌，而是被高度凝练、压缩。作者常借助一个冲突切口、一次心灵震颤，刺破日常的表象，令永恒的真理在须臾间迸发。这种从有限篇幅跃入无限境界的艺术创造，往往依赖于一个关键性的时刻。詹姆斯·乔伊斯将其称为“显现性瞬间”——在最平凡的日常里，事物的本质突然变得清晰可辨。同样醉心于这种启示的还有弗吉尼亚·伍尔夫，她提出的“存在的瞬间”理论，指向的是那些从生活之流中浮现、让我们得以超越庸常的珍贵时分。东方智慧对此有着异曲同工的洞见。禅宗讲求“顿悟”，认为在电光火石的倏忽一念间，便能照见自性，通达真理。庄子的“目击而道存”强调真理在目光相接的刹那已然呈现，无需言语赘述，指向了对“道”的即刻领悟。及至近代，王国维《人间词话》中“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亦象征顿悟与超脱的最高境界。

而在叙事艺术的实践中，一些决定性启示时刻的生成，熔铸了当下的自然环境、社会力量和个人的情感依恋，是外在现实与内在精神猛烈撞击出的火花。小说家们通过艺术的显影，使那一刻承载的意蕴超越其自身的时间尺度，触及到偶然与必然、自由与宿命等永恒悖论。萧红的《红玻璃的故事》是一个因刹那的了悟而走向绝望境地的悲剧典范。故事中的王大妈，其日常生活原本被一种麻木的惯性所支配，苦难对于她而言是具体而琐碎的，是可以日复一日去承受的。然而，那个红玻璃花筒的出现，打破了这种麻木的平衡。“当王大妈闭一只眼向里观望时，突然地拿开它。在这一瞬间，她的脸色如对命运有所悟，而且她那两只有生命力的眼睛，是使小达儿那么吃惊。”那被染红的、异化的视野，仿佛一个神秘的咒语，使眼前的景象与她自身的生命历程产生了致命的共鸣。小说写道：“从沙河子屯走亲回来的王大妈，和以前的王大妈不同了，她已经窥破了命运的奥秘，感觉到穷苦、孤独，而且生活可怕。”再也不会说笑的“王大妈是在这个冬天死的”，在她“失神”的那一瞬间，所彻悟的并非仅仅是外孙女的未来命运轨迹，而是一个笼罩在整个家族，乃至所有身处底层的女性头顶的、无法遁逃的轮回。这一时刻的洞察，其残酷性在于剥夺了她以往所有默默承受的意义，让她猛然体认到贫穷的啃噬和生存本身的狰狞。如果说过去经历的不幸尚且可以在“为了下一代”的微弱希望中获得某种解释，而此刻，希望本身被证实为虚妄，“活着”变成了一场明知悲剧结局的，却不得不持续的漫长凌迟。这个觉醒时刻所带来的是对永恒苦难的确认，以及随之而来的意志宇宙的彻底倾覆。这篇创作于1942年冬的小说，由萧红口述、骆宾基撰稿。根据骆宾基的回忆：“是稿，乃萧红逝前避居香港思豪大酒店之某夜，为余口述者。适英日隔海炮战极烈，然口述者如独处一境，听者亦如身在炮火之外，惜未毕，而六楼中弹焉，轰然之声如身碎骨裂，触鼻皆硫磺气。起避底楼，口述者因而中断，故余追忆止此而已。”这段在炮火中戛然而止的创作，恰是现实与虚构相互映照的绝佳注脚。王大妈所经历的精神陨灭，亦是萧红人生实况中巨大崩塌的回响。她在生命的终点，完成了对贫苦底层女性宿命的最后一次冷峻书写与深情凝望。同样因瞬间感悟而走向幻灭之境的，还有白先勇笔下那漂泊无依的异乡人——“带着浓浊的湖南土腔”的雇工王雄。在小说《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中，那个被摔碎的金鱼缸发出的清脆声响，在王雄听来不啻于他整个精神世界的丧钟。作为滞留在台北的大陆人，王雄将雇主的小女儿丽儿塑造成了大陆故乡小妹妹的完美替身，在她身上寄托了他全部未被言明的情欲与炽烈的乡愁。当金鱼缸破碎的片刻，那两条在破碎玻璃中垂死挣扎的金鱼，像一面无比残酷的镜子，映照出他自身的宿命：他所有的寄托都不过是一厢情愿的幻梦，他永远无法在丽儿身上，亦无法在台北这个异质空间，寻回失去的一切。在畸形的情欲与扭曲的自尊全部无处安放后，他选择了戕害他人与自我了断，在强奸了下女喜妹后投海自杀。然而更具悲剧意味的是，王雄并未能如愿随着浪潮“归乡”，“他的尸体被潮水冲到了岩石缝中，夹在那里，始终没有漂走”，这一极具象征意义的结局，暗示着大多漂泊者最终永远被困在故乡与他乡的裂隙中，归家无望。王雄的不幸是特殊历史境遇下集体记忆中的一个幽暗切片，那个破碎的瞬间，最终也凝固成了一个恒久的时代伤痛。

当然，并非所有由瞬间照见的永恒都走向精神的瓦解与肉体的消亡。在文学的光谱中，我们同样目睹，当个体从尘封的往事中窥见那令人战栗的真相时，可能获得的一种悲怆的安宁。詹姆斯·乔伊斯《死者》中的男主人公加布里埃尔一直活在知识分子的优越感和对妻子的浪漫占有中。但在一次舞会后，他偶然得知妻子的青春记忆中永恒镌刻着一位为她殉情的少年，这份炽烈纯粹的感情狠狠击碎了加布里埃尔的傲慢外壳。他转而走向窗前，凝视着漫天大雪。这场雪笼罩了整个爱尔兰，也覆盖生与死、欲望与虚无、嫉妒与宽恕。在这一刻，个人的情感纠葛、社会的身份桎梏是如此微不足道。加布里埃尔对雪花飘落的瞬间感受，在与“死亡”与“自然”的恒久对话中而获得了不朽的重量。他顿悟了自己情感的平庸、生命的有限，以及所有人都终将步入“死者”行列的普遍定数，但他并未因此陷入崩溃，而是选择让自我的执念在想象中消融，与静默无言的雪花融为一体。这是一种在承认失败、接纳局限后获得的对人类共同命运的无奈理解。与这一故事形成隐秘呼应却又路径迥异的是麦家的《一生世》。小说中救助了落难女人的残疾“孤老头子”用漫长的一生等待一份象征性的回报，哪怕这回报仅仅是道德上的一句被“记得”的确认。这份近乎固执的期盼，成为他抵御无边孤寂生活的唯一烛火，是他在漫长岁月里默默持守的精神支柱。然而，当他通过荧屏惊悉女人突然飞黄腾达却杳无音信时，这个世界变成了“太阳是黑的，兰草是乌的”荒芜景象，与之相应和的，是他的身体内部山崩海啸般的生理反应——“鼻子发酸，眼睛发烫，眼睛里的东西都变了形，染了色”。他并非参悟了人性的阴暗，而是恍然窥见“希望”本身的空洞缥缈。虽然麦家意在表达：大地上无所不在的苦难不会被轻易地、戏剧性地救赎，“善”并不必然带来“报恩”，此岸的真实，终究是于孤独与失落中栖身，但小说结尾那句关于“我想，如果每一个月都能把进的货顺顺当当地卖掉，我觉得我就是个幸福的人”的朴素愿望，却在信任的废墟之上重建了另一种真实的生存姿态。似乎，绝望的瞬间反而促使他认领了人生际遇的寂灭底色，并与之达成和解。

如果说直面生活本相的瞬间，常将人推入失语的深渊与顺从的绝境，那么潘向黎与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却诠释了另一种通透清醒的可能。在潘向黎的《豹猫穿过丁香花丛》中，在莫干山三位不同年龄的单身女性围坐夜话。那些被轻轻吐露的私人记忆，勾勒出女性在既定社会角色与情感模式中所面对的持久困境，也悄然生成了她们各自人生的、结构相似的历时性瞬间：面对来自男性的情感试探与边界逾越，她们不同声色地完成了对自我疆域的守护。潘向黎的笔触之深，在于她不让笔下的女性沦为沉默的承受者，而是通过流动的倾诉与相互的印证，在这些相似的瞬间里辨认出了彼此心灵深处共享的无言契约。“豹猫穿过丁香花丛”，这个倏忽闪现的意象，与其说是情节的推进，不如说是一次内心律动的外化。豹猫本身携带着未经驯化的野性，它的出现与消失同样迅疾，而那轻盈而神秘的穿越如同生命中那些无法被占有、只能被感知的纯粹时刻，升华为一种精神启示和内在觉醒。同样，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莳萝泡菜》，其全部精微的张力也正凝聚在一场短暂重逢的若干个看似平淡的瞬间里。主人公薇拉在多次被“他”误读的记忆闪回中，看清了一道始终横亘、无法弥合的理解鸿沟。于是，她的顿悟成为一个坚决的“内在边界”的划定行动，她在彻底洞察后平静离开。这两篇故事中的瞬间都激发出一种向内的、关乎个体尊严的深刻确立，进而指引无数个“她们”走向更为澄明的人生境界。

这些被文字照亮的觉醒时分，恰如暗夜中倏然擦亮的火柴，在某个不经意的刹那，使故事里长夜跋涉的人得以窥见时间的真相。欢欣与伤痛，光明与晦暗，确定与无常，总是错落交织于生命的经纬图中，而塑造其心灵韧度的，是人物在看清这一切后的选择——就此沉入存在的深渊，抑或转身走向另一片未知的旷野。正因如此，我们总会被短篇小说击中，它以有限的文字将这些终极抉择凝聚为对虚无与创造的深邃质询，从而在瞬间的定格中抵达永恒。于是，书页合上，故事却开始了漫漫回响，余韵低徊不去，一遍遍叩问着每一个曾与它相遇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