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有学者认为，中国文化就是关于“心的文化”，是一种“内重外轻”的“心教文化”。也有人认为，“中国人看重‘心’，远胜于脑”，“相对于客体对象，‘心’是认识物、欣赏美和创造艺术品的主体；又是统摄五官感觉，控制思想行为的主宰。一系列心理范畴：情、性、志、意、思、想、感、悟等等，都由‘心’演生，且密切相关。”由此可观中国文化之特质与中国人的心性。在《管子·内业第四十九》与《管子·心术下第三十七》中有“灵气在心”和“心之中又有心”的说法，“心”之功用大矣、景致可谓深矣！刘熙载甚至直言：“文，心学也。心当有余于文，不可使文余于心。”“文不本于心性，有文之耻，甚于无文。”然而，近现代以来，在西方科学思想引导下，中国“心的文化”越来越不受重视，被悬置于主流学术话语之外。随着社会发展和人们对科学的局限性的认知，特别是理解了中国文化的历史悠久与博大精深，对于“心”也有了新的看法。费孝通提出：“中国今天的社会学，应该探讨古人谈了几千年的这个‘心’，究竟是什么东西。它并不能简单地翻译成‘思想’‘智力’等现代通行的各种概念和范畴。”“中国社会学现在还没有特别讲这个‘心’，但是要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研究社会，不讲这个‘心’是肯定不行的。”社会学是如此，作为“人学”也是“心学”的文学研究也当如此，以“灵魂贴近”与“心灵的对语”见长的散文研究更要加强“心”的研究。基于此，聚焦中国现当代“心”的散文批评话语，从古今贯通的理路思考新时代散文批评的发展与创新，是一项非常重要也是颇有意义的工作。

一、现当代散文批评的“心论”话语

中国现当代散文批评一直不重视“心”，这是一个盲点与短板。究其因主要有三：一是近现代以来，中国学术以西学为追求目标，在科学思维底下，即使关注“心”，也是基于西方心理学意义的认知。二是中国现代学术与传统文化发生某种断裂，导致忽略甚至无视传统，“心的文化”自然被遮蔽甚至于摒弃。三是与小说、诗歌、戏剧相比，中国现当代散文并没有获得主体性，文体的特性与心性并不强。其实，就如同人有身心、物之有体性、事之有情理一样，散文也是有“心”的。某种程度上说，在文学的各大文体中，散文的“心”最为突出和重要，它应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散文批评也该多多从中受益。值得注意的是，在整体崇尚西方理论的大背景下，中国现当代散文批评仍有一些关于“心”的表述，通过梳理、分析和概括将有助于理解中国特色的散文理论话语资源及其价值。

（一）散文的本体“心论”

散文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它既有“形”，又有“神”，还有“心”。就散文理论而言，以往备受关注的是“形”与“神”，如散文的“形散神不散”，“形更散神也飘忽无踪”以及“散文河里没规矩”的概括较有代表性，但少有人注意散文的“心”，更没有对此进行理性分析和高度概括的。

最早提出“散文的心”这一概念的是郁达夫，他说：“我以为一篇散文的最重要的内容，第一要寻这‘散文的心’。”那么，散文的这个“心”是什么呢？郁达夫解释说：“照中国旧式的说法，就是一篇的作意，在外国修辞学里，或称作主题（Subject）或叫它要旨（Theme）的，大约就是这‘散文的心’了。”显然，郁达夫是从作意、中心、核心来理解“散文的心”，强调的是“散文的心”的思想性。为说明散文的“心”，郁达夫还提出散文的“体”，他认为：“有了这‘散文的心’后，然后方能求散文的体，就是如何能把心尽情地表现出来的最适当的排列与方法。”这是一个重要界说，将散文的“心”与“体”相区别，也凸显了散文的“心”的重要性和内在性。

与此相关，郁达夫还提出“现代的散文”概念，并从个人的发现、个性、人性、社会性、幽默味进行阐释，力求将传统与现代相结合。顺此思路，有人从“人性”的角度进一步阐述“散文的心”，认为：“散文的心，不就是沁透在散文中的人性么？”“人性不是圆润的，人性更多是方正。”“人性是最丰富、最微妙的东西。我们不易知晓外宇宙的孕含，而更不易洞悉内宇宙的奥秘。唯有对人性进行精微而深入的探寻，才能明了散文的真谛。散文是人性的外衍物，而这个人性是与自然相和谐的人性。”“只有深层地开掘人性，展示属于人的高尚品性和人的丰富的内心世界，散文才能丰富多彩而气质高雅。”“散文的本质特征是真实，而这种真实的本质应是人性的真实。”在此，郁达夫的“散文的心”中的“人性”思想内容得以开掘，其突破在于，对“人心”进行了深度探求。

林语堂在郁达夫“散文的心”的基础上，为其“幽默味”进行补充、丰富、拓展，他说：“欲求幽默，必先有深远之心境，而带一点我佛慈悲之念头，然后文章火气不太盛，读者得淡然之味。”“最上乘的幽默自然是表示‘心灵的光辉与智慧的丰富’”，“是属于‘会心的微笑’一类的”。在此，林语堂的“深远之心境”使散文的幽默味更富哲思，也注入更多的灵性与韵致。

针对“散文的心”，以及散文的“形”与“神”，王兆胜提出“散文的心散”概念。认为：散文之“散”，既不在“形”，也不在“神”，散文的“形”与“神”都要“凝聚”，而应体现在“心散”。所谓“心散”，即散文“有一颗宁静、平淡、从容、温润和光明的心灵。换言之，散文的本质不在于形神俱‘散’，也不是‘形散神不散’，而是‘形聚神凝’中包含一颗潇洒散淡的自由之心。”这是将散文的“形”“神”“心”相区分，凸显散文本体特性的“心灵”自由表达。吴周文与陈剑晖从“自由”的角度谈散文，认为“散文的旗帜上飘扬着作家审美心态绝对的‘自由’，它是散文写作的荣耀和文章印记，是散文的理想和梦想，也是散文的哲学。”在此，思想自由、心灵自由、审美心态的自由与散文的自由达到某种契合。贾平凹甚至说：“散文是飞的艺术，游的艺术，它逍遥自由。”“说散文自由”，既是“心灵之自由”，又是“形式之自由”。这种用“飞”与“游”形容散文的“心散”，就变得更加灵动优雅。

谢有顺提出“散文的心事”，将散文的本体视为一种关于“心灵”的叙事，进一步凸显“散文的心”与“世道人心”。他说：“散文比起小说，更是需要体现作者的闲心和闲笔，散文一旦没有了‘文章’该有的那种从容、潇洒的风采，就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缺憾。”基于此，谢有顺从“人心的呢喃”“对人心最忠诚的守护”“心灵的质量”“文雅的心灵”等角度阐释散文的心境，以获得对于“散文的心”的超越性意向。

中国现当代散文的本体“心论”，走过一个由外到内、从客观到主观、自西方化到中国化的过程，也形成了散文的本体性，这是“心论”散文话语获得理性自觉意识的显著表征。

（二）散文的主体“心论”

郁达夫等人将散文作为本体来探讨“散文的心”，是颇有价值的，因为文本一旦形成，它自有生命的独立性与自足性，这也是较长一段时间里形式主义文本批评得以兴盛的重要原因。但散文文本毕竟不是孤立存在，它离不开散文家，更离不开散文家的主体性，特别是散文家主体之“心”。因为散文的后面站着作家，文本是由散文家的人格、人品、人性、胸襟、境界决定的。就如有学者所言：“散文是一种洋溢着自己深切感受的素描，在为大千世界画像的同时，也就完成了自画像的任务。”因此，在中国现当代散文批评中，强调“散文家的心”成为一种显著的话语形式，这仿佛成为透视散文的一束强光。

一是真心。散文在多大程度上能做到真实，取决于散文家是否有一颗“真心”，这是检验散文真假的试金石。梁实秋指出：“古人说，言为心声，其实文也是心声。”“平常人的语言文字只求其能达，艺术的散文要求其能真实——对于作者心中的意念真实。”孙犁提出：“文章要感人肺腑，出于肺腑之言，才能感动别人的肺腑。”耿立认为：“散文的尊严在于它的精神空间，散文贴近现实不假，但散文更贴近一个人的心灵，散文的表达自我，不只是眼中的视觉的，不只是回忆，关键是表达出我是什么，剖开自己，呈现一个个不一样的有异于别人的那个存在。”可见，散文家有一颗真心是多么重要，它直接决定散文的本体之心。

二是童心。对散文家来说，要做到真心相对容易，但要有一颗童心特别是赤子之心，那是相当困难的。因为随着年岁渐长，人生阅历丰富，经验和智慧生成，人心也就容易不古，变得富有心机，甚至成为牛山濯濯的老奸巨猾了。贾平凹强调散文特别是儿童散文的“童心”与“稚趣”，他说：“儿童散文和一般的散文写作又有什么不同呢？一句话：独具童心。儿童散文的情的所在，情的表现，就在‘童心’二字上。”“童心是纯净的，可爱的，而文学作品是人生的净化剂。写任何题材的任何作家都讲究要‘有一颗赤子之心’来从文，而从事儿童文学散文创作的作家更应如此。”“散文是最易表达情绪的，表达内心世界的。”“尽一切办法，把这种心灵内在的和谐统一到、融会到气韵、意境、含蓄中去。”在此，“童心”与“赤子之心”成为散文家的“金不换”，是让散文获得超越与升华的关键。奚学瑶将散文家的“童心”看得至高无上，并坚定认为：“真正的散文家，是个长不大的孩子。”他还说：萧乾是“生活中的一个‘老顽童’，在文章中也常常流露出一片童心”；杨朔的“《茶花赋》中最使人动心的是‘童子面茶花’了。似乎，这是作家神来之笔，但它不是无源之水，而是一种灵性的感召，一种爱的发扬，与童心相契的天机的开启。只有一个良善、纯真的人，才能在纷繁杂乱的世界中感受到这样一种真纯的自然之美”。作者甚至直言：“无童心的作家，不能称其为有人性的作家；无童心的散文，便不会流淌情爱，也不会闪烁人性的光彩。”在不少人看来，“童心”与“赤子之心”是衡量散文作家的绝对标准，是保持真情、纯情、深情的关键，也是散文家难以提升和达到的瓶颈问题。

三是闲心。一般说来，小说家靠紧张的故事情节引人入胜，诗人以激情与炫张感人，戏剧家则重视强烈的矛盾冲突，而散文家要有一颗平淡的“闲心”。这是形成散文之“散”的特性所在，也是漫步体、絮语体、边缘体、老人体、谈话体的内在成因。有学者认为：“一个散文家，如果没有一点闲心和闲笔，要写好散文，恐怕是很难的。而许多人之所以闲不下来，并不是艺术技巧的问题，实在是他还没具备写好散文的心境罢了。”“朱增泉的散文真正吸引我的，……是他进入散文时的心境：他放低自己，不再居高临下地俯视历史和现实，这个话语姿态，为他赢来了一片闲心。有了闲心，他的散文就出现了许多颇有意味的闲笔。”散文家有闲心才能写闲文，有闲心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人生智慧的闪现，是知晓了人生有涯与天地无涯之后所获得的醒悟。

四是世俗心。人们往往总是从文化品质与精神高度理解散文家，某种程度上说不无道理。但过于凌空高蹈，不食人间烟火，散文家就会陷入玄虚和不接地气状态，导致散文缺乏生活底蕴与生命力。为此，谢有顺表示：“一个好的散文家，一定要有一颗世俗心，同时兼具一种灵魂的视力。他必须能够在世俗里安妥自己的心灵，必须对实感世界有切身的了解，他才能写出有心灵质量的好散文。”这是基于现实实践和人生经验对散文家提出的“心”的审美判断标准。

由“散文的心”到“散文家的‘心’”，这既是回溯通道，又是基本前提，还是关于思想、文化、智慧的穿行，因为“写作者内心若没有力量，无法在知识与经验之间穿行，不能化合历史与现实的冲突，也就是说，不能在散文里建构一个足够强大的自我来消化这一切，所有关于散文的梦想，都难以在话语实践中实现”。这是对于散文家主体之“心”的价值定位，也是批评家对于“心”的话语的清醒认知与自觉遵循。

（三）散文的媒介“心论”

按照接受美学理论，读者与批评家在文学传播与阐释中也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如何通过散文作家将“心”传达到散文作品，再感动读者和引起批评家共鸣，都离不开“心灵”作用。可以说，“散文的交心”是散文批评话语的重要一环，通过“交心”使散文获得内在的统一协调，也使散文获得独特价值与审美性。

其一，会心。所谓“会心”，有心领神会、心有灵犀与不谋而合之意，也包含了情投意合、知心知意、知己之感。所以，中国古代记载：“简文入华林园，顾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李太白、杜子美在布衣时，同游梁、宋，为诗酒会心之友。”林语堂在《论文》中有《会心之顷》一节，其中有言：“凡可引起会心之趣者，则可为作文材料，反之则决不可。凡人触景生情，每欲寄言，书之纸上，以达吾此刻心中之一感触，而觉湛然有味是为会心之顷。……此种文章最为上乘。明末小品多如此。周作人先生小品之成功，即得力于明末小品，亦即得力于会心之趣也。其话冲口而出，貌似平凡，实则充满人生甘苦味。”这是在“人”与“物”，或者说“人心”与“物心”的关系中进行理解的，当作家能以人心体察物心，散文创作就会进入“会心之顷”，读者阅读和批评家审美的过程中，也能有“会心”之妙，是言外之意与不言自知的心灵沟通与灵魂贴近。

其二，同心。所谓“同心”是指同理心，是共在心。吾心与汝心同，且相安共存，方可得到谐合，并扩而大之，以获得更大的心，以及人们的普遍认同。钱穆曾说：“孔子所牖启人心的，却实在是一个新趋向。他牖启心走向心，教人心安放在人心里。他教各个人的心，走向别人的心里找安顿、找归宿。”他又说：“先把自己的心走向别人心里去。自己心走向他人心，他将会感到他人心还如自己心，他人心还是在自己的心里。”他还说：“于是一人之心，化成了一家心。一家之心，化成了一国心。一国之心，化成了天下心。天下人心，便化成了世界心与宇宙心。”这是以“己心”比“他心”，是“心”力的不断放大。对此，陈剑晖说得更直白，在评吴周文散文时说：“‘惦念之情’实际上就是‘我心’与‘他心’的双向流动，所以它是一种特别柔软、温暖和平实的情愫。也许正是由于‘惦念之情’比一般的感情要广阔深厚得多。”这样的“同心”，是散文家之间、散文家与描写对象、散文与天地人心之间，形成的“心灵”相知、相与、相得。

其三，裸心。散文强调真心，往往难免自我掩饰，自觉不自觉地遮蔽了某些内容。有人以“裸心”评萧红散文，指出散文家是毫无掩饰地向读者敞开心扉，有人说范培松以其散文《南溪水》实现了自己的“裸心”论，陈剑晖要求散文家要敢于“裸心”。巴金散文以说真话著称，《随想录》为其代表，他说：“可能以后还会有读者来信问起写作的秘诀，以为我藏有万能钥匙。其实我已经在前面交了底。倘使真有所谓秘诀的话，那也只有这样的一句：把心交给读者。”梁实秋在《谈志摩的散文》中也认为：“志摩提起笔来，毫不矜持，把他的心里的话真掏出来说，把他的读者当做顶亲近的人。”林非也有类似看法：“面对读者就应该像跟自己的亲人剖开心灵似的，散文必须交出自己的心来，才有可能达到这种文学样式的极致。”他还说：“世界上任何一篇属于不同类型的文章，只要是抒发了自己具有个性的情感，因而就能够打动人们的心灵。”他进而提出：“散文创作确实是整个人类心灵活动的记载，是一种侧重于表达内心的感受和体验，……它主要是以从内心深处迸发出来的真情实感打动读者。”“这就需要真挚地打开自己的心扉，向读者交出自己这颗赤诚和滚烫的心。”这是作家与读者以亲人、家人般的促膝谈心，是心心相印的热烈情感表达，其“裸心”“剖开心灵”“把心交给读者”“向读者交出自己这颗赤诚和滚烫的心”等话语表达，具有形象、生动和震撼心魂的力量。

其四，动心。从功能上说，散文创作的目的是感化世道人心，这就决定了散文家、读者、批评家都要心有所动。当然，这个动心有的强烈，有的温和，有的舒缓，但无论如何，要突破散文的“形”“体”，进入“心”，通过内心的感动发生化学反应。这是关于心理学、传播学、美学、文化学、生理学等的重要问题。如林语堂所言：“诗文养神之功，胜于安谧剂万万。”“诗文除陶淑性情以外，似乎没甚用处，但就此一点已有动心忍性之功，不可小觑。”只是与诗的激情式陶冶性情比，散文主要是舒缓和优雅的，更能体现“动心忍性”作用。谢有顺重视散文的激发与唤醒作用，他说：“现在的好散文不少，但我越发地重视，一本散文读完之后，能否唤醒我内心里那些沉睡的事物，或者给我带来智慧上的愉悦。……相比之下，我更愿意借着阅读来洞悉人心、观察世界。”与外在世界比，心灵世界更加丰厚、神秘，人的内心也充满各种未知，通过“动心”可在作家、散文、读者、批评家之间形成多个心理场域的互动、激活、创新、再造，以达到更高层次的精神锻造与心灵洗礼。

其五，合心。中国传统讲“和”与“合”，也重视“和合”，并形成“和合文化”。这在孔子、管子等人都有阐述。管子曰：“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能谐，谐故能辑，谐辑以悉，莫之能伤。”有学者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是尚和合，倡导和合，推崇和谐，强调合作，追求和平。将“和合文化”用于散文的“心论”，即为“合心”，是一种同中有合、异中亦可合的心灵观照。谢有顺说：“散文确实是一种文雅的艺术。”“自然、大方的风度，不仅指语言，它更是一种精神气度，一种松弛、宽广的心境。雅致的语言，必然是从一种文雅的心灵里来，所谓文心和人心的合一，并非一句虚言。从这个意义上说，散文的‘雅’，关乎心灵的密度和广度，也关乎语言如何塑造心的形状。”在此，“文心与人心的合一”为“心”之“合”，即“合心”。林语堂曾说：“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此处，用“一心”评说天地文章，可谓气势宏大，与谢有顺所说的散文有“波澜万丈的心”有相通处，也是一种“合心”，是评说者对宇宙文章的“一心”评说。王尧以“永恒的‘心想’”评论散文，他说：“在韩少功的散文中，与‘灵魂’相对立的是‘技术’和‘技术主义’。‘灵魂’与‘技术’是韩少功散文最重要的关键词。‘灵魂’有时又表述‘心想’‘心血’和‘心魂’。”这是评论家与散文家的心灵相通、相融、相合、相照，也是散文批评话语的心光折射。

与“散文的心”和“散文家的心”相比，中国现当代“散文的交心”话语更加灵活多样，也更富于主体性、丰富性、深刻性。它是一个动态过程，也是可以相互参照、映射、透视的多面体，还可在与“形”“体”的比较中，尽显神韵风采，特别是心灵的光辉。需要强调的是，中国现当代“心”的散文批评话语有显性的，也有隐性的，前者容易把握，后者则如冰山一角下的巨大隐含，要慢慢地发掘和体悟。

散文的“心论”在中国现当代比较繁复芜杂，不够清晰和系统，但通过辨析可见其话语生成与定型的状况。不过，目前，它基本包含了散文的功能作用，以及作家主体、散文本体、读者主体、批评家主体，还有一些散文理论的相关命题、概念、文体、类别，这在整体缺乏“心”的理论语境中也是难能可贵的。

二、比较视野下现当代散文的“心论”

中国现当代“心”的散文批评话语既具有独立性，又与外国特别是中国传统的“心论”直接相关，还与中国现当代诗歌、小说等的“心论”具有相通相异之处。在此，主要立足于中国的“心论”传统，研讨散文“心”的话语价值与局限，以便对中国现当代“心”的散文批评话语有更全面清醒的理解认知。

（一）中西之别：西方之“思”与中国之“心”

何谓“心”，按词典解释，主要包括“心脏”“中心”“二十八宿之一”“思想的器官和思想、感情”四个方面。其中，“思想”与“感情”占据重要位置。

前文费孝通不赞同简单将“心”翻译成“思想”与“智力”，主要是基于人们对“心”的科学化理解，或者说是从西方视角对“心”作简约化理解，未能给“心”以中国化的内涵。因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儿等人都谈到“心”与“心灵”，但更多的是从“思想”与“智力”进行理解的，西方心理学也更重视对“心”进行科学的理性分析。如笛卡儿所说：“这个‘我’，亦即我赖以成为我心中的那个心灵，是与身体完全不同的，甚至比身体更容易认识。”这与“我思故我在”强调的“思”，有着相同的运思和认知方式。

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的“心”也是有思想功用的，如“心思”“心想”“心识”“心智”等词皆是，《管子》的“心”（“心之在体，君之位也。……心处其道，九窍循理”）也是一种“思”。林语堂甚至说，中国人是用“心”与“肚子”进行思想的，他认为：“中国人以为我们确是用肚肠去思想的；我们说一个学者有学问便称他是‘满腹思想’‘满腹经纶’‘满腹诗文’。……中国学者把一篇文章或演讲词的大意想好，而还没写上纸时，我们便说他们已经打好了‘腹稿’。他们已经把他们要写的东西在肚里安排好了。”不过，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之“心”更注重与众不同的“心灵”，是基于“情感”，与天地贯通，充满想象、幻想、梦想、神秘的一个灵性世界，林语堂称为“灵心”，这与“思想”和“智力”又有所不同。林语堂表示：“我们确有一个高贵的，伟大的灵心，有一个能够了解这宇宙的灵心。”不过，这个高贵的灵心，不在于其合理、完美、固定，那是乏味的，而“在我们的不合理中，自相矛盾中，戏耍和假日的欢乐中、成见中、顽固中和健忘中，我觉得我们都是可爱的”，“阅读一部小说，便是在追求一个多变动的、不可测度的灵心，这个灵心由一条以许多连续发生的情势而造成的迷路，在相当的时候，实现其不可测摸的决定”。显然，林语堂不反对“心”（肚子、肠）的思想力，但更强调的是它的高贵、伟大、变幻、神秘，这是中国人“灵心”有别于西方人之“心”及其“心灵”的独特之处。

西方人主要用大脑思考，这就带来对于“心”的论述也是多思的。中国人也用“心”思考，但这个“心灵”更是一颗“灵心”，那是具有内在化、情绪化、复杂性、神秘感，是一个捉摸不定、灵光闪现、生机盎然的生命体。也是在此意义上，在国外生活了数十年的林语堂自称：“自我反观，我相信我的头脑是西洋的产品，而我的心是中国的。”“心”是相对于“身”“体”“脑”而言的，中国之“心”虽不排除思想，但与西方人的科学大脑的思想与智力有别，是一个充满情感、意趣、想象、智慧的神奇之所。

费孝通强调中国学者不能忽略由“心”入手研究社会学，也不赞同简单从“思想”与“智力”角度理解中国之“心”。这提醒我们，中国文化自信、中国人心自信、中国学术自觉的重要性，特别要避免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无视甚至消泯中国之“心”的独特价值意义。

（二）古今之谜：对传统“心论”的承继

中国自古以来重视“心”，也形成了关于“心灵”的艺术生活习尚，这是世界其他各国难以比拟的。用辜鸿铭的话说就是：“中国人具有同情的力量——因为他们完全过一种心灵的生活——一种情感的生活。……一种人类之爱的生活。”“正是因为中国人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一种像孩子一样的生活，所以使得他们在许多方面还显得那样幼稚。”“如果说中华民族之精神是一种青春永葆的精神、是不朽的民族魂，那么，民族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国人心灵与理智的完美谐和。”林语堂则专用“中国人的心灵”论道：“中国人的心灵在许多方面都类似于女性心态。事实上，只有‘女性化’这个词可以用来总结中国人心灵的各个方面。女性智慧与女性逻辑的那些特点就是中国人心灵的特点。”以“孩子”的童稚和“女性”的直觉概括中国人的心灵，在辜鸿铭与林语堂虽然有别，但在“青春永葆”与“智慧”上是共同的，是一种“心灵生活”的完美艺术显现。事实上，自《尚书》提出“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与“以义制事，以礼制心”，管子、老子、庄子、孔子、孟子、荀子都重视“心”，到张载时倡导“为天地立心”，到张九成、胡宏、陆九渊、真德秀、娄谅、陈献章，再到王阳明形成著名的“心学”，还有曾国藩的《治心经》，以及梁漱溟、钱穆、徐复观等人对“心”的研究，形成一条悠久的关于“心”的文化链条，也成为哺育中华民族的一条不冻的心河。目前，现当代散文“心”的批评话语主要从以下方面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心论”资源。

1.关于童心。中国古代谈“赤子心”和“童心”者甚多，如老子的“含德之厚，比于赤子”和“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孟子的“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李卓吾的“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基于此，中国现当代散文“心”的批评话语充分吸收了传统的“童心”说，如林非提到：“正像李卓吾说的，‘夫世之真能文者，比其初皆非有意于为文也’，而是胸间‘蓄极积久，势不能遏’，于是‘发狂大叫，流涕恸哭不能自止’。”林非还认为：“明代大思想家李卓吾在《童心说》中标出‘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像这样呼唤真诚的感情，抨击道学家虚伪的伦理说教，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产生了强烈的进步作用。”最有代表性的影响是，王阳明在《归光》中说：“行年忽五十，顿觉毛发改。四十九年非，童心独犹在。”龚自珍也表示：“黄金华发两飘萧，六九童心尚未消。”这与林语堂四十岁写的“一点童心犹未灭，半丝白鬓尚且无”何其相似？他们的年岁虽然不同，其童心“未灭”却是一样的。

2.关于文心。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文学理论著作是《文心雕龙》，其核心话语是“文心”，这在中国现当代散文批评中多有运用。如何西来的《从“师心”看“文心”——读邵燕祥的杂文和随笔》（《当代作家评论》1985年第5期），黄发有的《缥缈的文心——梦莉论》（《世界华文文学论坛》1998年第3期），房福贤、金永辉的《文心共戎装一色——李存葆“文化大散文”的绿色主题》（《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徐贞同的《绘心复合于文心——丰子恺散文的漫画艺术》（《泰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古耜的《且将文心作虹桥——读李元洛的“古典流连”系列》（《人民日报》2013年10月28日），王兆胜的《中国文心的现代重塑——王尧散文随笔的特点及其意义》（《扬子江文学评论》2023年第5期）等。孟繁华在《美食亦文心——读谢冕先生散文集〈觅食记〉》中说：“谢先生品鉴即文心，觅食如作文，情义即为人。所谓‘文心’，就是以文映心，以心作文。”在此，“文心”被赋予不同的组合与内涵，但其精神旨趣与刘勰的“文心”一脉相传。

3.关于天地人心。天有天心，地有地心，人有人心。所以，早在《尚书》里就有“天心”，天地之道、天地人心、天人合一是贯通一体的，中国现当代“心”的散文批评对此也有吸收，特别是“天心”的作用。谢有顺说：“中国人讲‘天道人心’，其背后的意思是说，‘人心’和‘天道’同，对此，王阳明解释为：‘盖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其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归结点还是‘人心’二字。王阳明还说：‘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陆九渊也说：‘道外无事，事外无道。’可见，要真正领悟‘道’和‘理’，就得进入一个广大的人心世界。”基于此，谢有顺评价当代散文，王蒙的“《尴尬风流》也可以说是一本呈现精神和解的书，那些矛盾、冲突、悖反、荒谬，至终都被‘老王’的‘心’所溶解。世界在‘老王’眼中，不是现象的世界，也不是物质的世界，而是‘心’的世界。”“《尴尬风流》中的绝大多数片段，写的都是中国的人事、人情，通向的也是中国的智慧和人心。‘老王’的‘心’，正是绵延于中国社会几千年之‘本心’。”这就将“人心”扩而大之，进入“天地之心”，并形成古今的融会贯通。柯灵直言，他的散文是“以天地为心，造化为师，以真为骨，美为神，以宇宙万物为友，人间哀乐为怀”。这就超出了世道人心，进入了天地之心的境界。

4.关于散文的心。郁达夫提出“散文的心”，表面看是批判中国古代的载道文心，实则传承了王阳明的重情和率性之心，就如有学者所言：“龚自珍与阳明都保持了对于生命的终极关怀，此关怀要求生命进入大化之中，这是宇宙论的说法，也是‘率性之谓道’的说法，代表了生命的最高理想。”其实，在王阳明“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中也包含着郁达夫的“心”与“体”的关系，如范培松用散文的“心”与“体”评说贾平凹散文，他还认为：很显然，在“心”与“体”的关系中，郁达夫是“以‘心’求‘体’，‘体’为‘心’用”。郁达夫的“散文的心”与传统相关，也开启了现代“心”的散文批评话语。其实，还有不少人受到阳明心学的影响，徐志摩早年写过“心学”文章，他说：“今人之病，在于蒙而不发，讹而不真，惑而不悟，暱物以远性，所以致其然者，惟心之用。”正因为“心”学有着悠久历史，中国现当代散文“心”的批评话语才能有丰厚的土壤，并得以培育、生长、滋荣。

纵而观之，自古及今有一条“心”河，它滋润着中国现当代散文“心”的批评话语，这在许多方面都可以找到直接或间接影响，这是其源远流长和根深蒂固的关键。认识到这一点，就会对中国现当代散文批评充满中国传统文化自信，而不是简单站在西方文化的角度进行评说，更不至于不顾传统人为地割断脐带。

（三）古今之变：对传统“心论”的超越

中国现当代“心”的散文批评话语毕竟是新文化与新文学的产物，也深受欧风美雨的影响，这就决定了它不可能完全是传统的，而是有其时代感、现代性、创新性。基于此，就可以对中国现当代散文“心”的批评话语有新的理解。

1.散文的现代心。王阳明的“心学”也是主情和强调个性的，但仍受制于传统礼数、道德、伦理的影响，尤其是“个体”自觉不自觉受到某些规约。鲁迅、郁达夫、林语堂等人则不同，他们推崇人的解放、人的个性、人性的彻底解放，并将民主、自由、平等作为价值支撑，所以才能突破各种束缚，进入“我是我自己的，谁也没有干涉的权利”的境地。鲁迅的《摩罗诗力说》多次谈到“心”及其觉悟，他说：“盖人文之留遗后世者，最有力莫如心声。”“自觉之声发，每响心中于人心，清晰昭明，不同凡响。”“凡是群人，外状至异，各禀自国之特色，发为光华，而要其大归，则趣于一：大都不为顺世和乐之音，动吭一呼，闻者兴起，争天拒俗，而精神复深感后世人心，绵延至于无已。”他还批评老子，“老子书五千语，要在不撄人心；以不撄人心故，则必先自致槁木之心，立无为之治”，并提出“求新声于异邦”，“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这是一颗极不安分的“心”，是属于解放的“心灵”和心灵的“解放”。黄科安从“个性”张扬与“觉醒的思想”角度，谈郁达夫对现代散文的“心”的再造与形塑，因为郁达夫也说过“我们最初是要求人心的解放”，于是，黄科安认为：“以‘个人’为本位的文学理念，体现了‘五四’知识者把现代散文当作一种充分‘个性化’‘人格化’的文学形式，从而承载着中国现代知识者的自由创造意识和理性批判精神，而恰恰正是这一点，才构成有别于传统的现代散文的学理内涵和理论生长点。”这是从现代性的角度谈散文的“心”，是具有现代品格的深度开掘。

2.“心灵”的深度。一般来说，心灵是个谜，中国传统对“心”虽有多层次的开拓，但整体上缺乏深度，特别是较难进入一个神秘未知之所。现当代以来，“心”的散文话语在此有所推进，并取得一些实效。林语堂站在禅宗的角度，体味“较高的心、神秘的心的本质”，感觉“心以外的‘无限制’的心境”，把握“超感觉的心的本质”，确立“有独创思想的心”，以“心的视力”和“用心眼来看”，以获得其智慧。喻大翔认为，散文除了“词指”“象指”“义指”外，还有“心指”。他说：“散文文本心指的潜入层部分正是体现着那些或明或暗、或显或隐、或进或退的文化心理内容。”作者还以此评价张中行的散文《剥啄声》，认为：“这般用内心音乐敲门的人是谁呢？细腻柔密动情如此，并提到‘境界’的诗梦高度，不是一辈子的深心隐秘，不能如此下笔，尤其对于一个耄耋之年的中国散文家。”这是由“词”“象”“义”进入“心”的评论方式。谢有顺看到“散文里的心灵秘密”，强调“写出有心灵质量的好散文”，提出“灵魂的视力”。在此，关于“心的视力”“心眼”“灵魂的视力”的话语都有新意和标志性的，也超越了只站在现实层面和一般时空观理解“心灵”的局限，打开了一个可不断探入的神秘之地。

3.对童心的辩证理解。一直以来，人们对“童心说”多持单面的肯定态度，林非却提出不同看法。针对李卓吾为文，心中“蓄极积久，势不能遏”与“发狂大叫，流涕恸哭不能自止”的孩子气真情表达观，林非认为：“我过去是十分佩服这种见解的，但是在听了在座这位批评家关于‘儿童化’的见解之后，很严肃认真地重新思考了一番，才认识到标出‘童心’是很对的，然而如果绝对化地强调‘童心’，竟要依靠‘童心常存’，去实现‘道理不行’，像这样跟任何一种‘道理’都机械地对立起来，就只能说是完全放弃了趋于深刻思想的另一种极端，必然会产生严重的副作用，这个命题似乎很值得文学批评史家的认真研究。所谓涵养不高的另一种表现，就是不去克服和摒弃粗俗与鄙吝的心理状态，却将它赤裸裸地宣泄出来。”这对散文过于强调任性而为的真情、童心是一种纠偏，也是林非的“童心”观的一次丰富、突破与发展。

4.散文的“心散”。关于散文的概念，散文的“散”到底应落在何处？针对已成定式的“形散”与“神散”，王兆胜提出“心散”，这是在传统“心”的散文理论话语基础上的一次探索。因为这个“心散”是以散文的“自由”为依据，也是对中国古代“放心”“逸心”“游心”的一种转换与发展。

总之，现当代散文“心”的批评话语确实也有一些探索与创新，这些新提法、新概念、新话语可能尚不完备，还有待于通过实践进行检验，但努力的方向和探索的精神是值得给予充分肯定的。

三、新时代散文的“心论”批评话语建构

中国现当代散文“心”的批评话语虽有不少探索与创新，但仍存在不少局限，如能将它与中国传统的“心”学打通，特别是以“文心”为基石，借鉴外国的“心论”资源，就有望建构新时代“心”的散文理论话语。基于此，应从以下方面建构“心”的散文批评话语。

（一）中国现当代散文“心”的批评话语的局限

中国现当代散文“心”的批评话语虽有一些亮点，但远未达到完备，更不要说臻于成熟，其局限性非常明显，也有一些重要问题亟待解决。

碎片化研究导致缺乏聚焦。在中国现当代百余年的时光里，关于散文的“心论”并不多见，已有内容也是多散落于大量的散文论中，需要下大力气从中进行打捞，做艰辛的披沙拣金工作。就个体而论，本来论“心”的散文话语就不多，它们又被淹没在大量的著述中，呈隐含性、碎片化、单一性的特点。另外，郁达夫明确提出“散文的心”，却只作了简略陈述，并未做更全面、详细、系统地展开和论述，这在其散文论与文学论中也显得比较孤立。谢有顺的《散文中的心事》一书主要从“心”的角度切入，比较全面和贴近散文的论述，有明确的自觉意识，且多有心会，但也没有系统的理论展开。

真能成为“心”的散文话语还不多。笼统将不少散文的“心论”作为话语是可以的，但严格说来，真正的话语要有标识性，是经过高度概括和抽象的。更多散文批评的“心论”仍停留在感觉层次，重复性与类同化倾向明显，创新性明显不足。如梁实秋说：“我记得胡适之先生第一集《文存》的序里好像有这么一句：‘我这集里没有一篇文章不是用心做的。’我最佩服这个态度。不用心写的文章，发表出来是造孽。胡先生的文章之用心，偏向于思想方面处较多于散文艺术方面；志摩的用心，却大半在散文艺术方面。”在此，以“用心”概括散文创作，并从思想和形式上对胡适与徐志摩进行区分，既准确有力又有启发性。问题在于，“用心”一词虽在刘勰《文心雕龙》“序志第五十”中用过，但用在此处仍普通，没能从生活层面凸显出来，批评的话语性不强，给人留下的印象不深。

散文的“心”并未得到更深入研讨。目前，中国现当代从文化思想上谈“心”者相对较多，如钱穆写过《物世界与心世界》《天地与心胸》《心之信与修》《灵魂与心》等，其中主要谈的是文化精神与艺术人生，较少谈“文心”；鲁迅的《摩罗诗力说》多有“心”论，但少从“文心”的角度切入谈文。同理，在文学之“心”中，有“诗心”“小说心”“戏剧心”，那么，如何突出“文心”，特别是“散文的‘心’”，这在中国现当代散文批评话语中并不彰显，即使有也比较含混，针对性不强，很难让人眼前一亮。就“散文的心”而论，往往偏于谈散文的“心”，忽略谈“散文”的心，致使“心论”的散文特性并不强烈。换言之，在“散文”与“心”之间，所论偏于“心”，忽略对散文本质的把握，更少对二者进行辩证理解。这就形成“心”的散文批评话语不够明确，也缺乏对“散文”本质的穿透力。

从中国古代的“心论”，特别是“文心”的视角，理解和评估中国现当代散文“心”的批评话语，也就有了深厚根基和可靠参照。同理，从现代性角度衡量中国现当代散文“心”的批评话语，也会获得一份清醒与自信，并找到自身的薄弱环节和创新点。更重要的是，如何将中国古代的“心论”进行现代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这是今后必须努力突破的关键。

（二）传统“心论”资源的开发与创新

中国自古重视“心”，许多方面也被纳入“心”的系统。比如，我们常说的“心肠”“心胸”“心意”“心绪”“心肺”“心情”“心怀”“心腹”“心想”“心宿”“心声”等都与“心”密切相关，甚至是“心”的扩大和增值。所以，林语堂说：“中国的语言就好像女人的闲聊。”“还有心与头脑的分离成为二而一的东西，当一个中国人承认他们用他们的心来思想（我在我的肚子里想，有时我在我的心里想）的时候。那个‘心’字是同时指心肠及头脑，因此中国人在他们的思想中是情感的。”可见，中国之“心”不只限于“心脏”，而是极为丰富、复杂、独特的世界：它天容地载，无远弗届，甚至包括想象力难以抵达的神秘区域。

《诗经》有“忧心”，《尚书》有“道心”，《庄子》有“成心”，《孟子》有“民心”，《荀子》有“仁心”。也有庄子的“游心”“无心”“常心”，孟子的“放心”，张载的“立心”，李贽的“童心”，都是关于“心”的标志性概念。《管子》论“心”处甚多，如“金心”“白心”“大心”等颇有代表性。还有，自陆九渊、娄谅、陈献章、王阳明以来发展而成的“心学”，这是在继承传统“心”学基础上的创新，其核心内容有：“心即是理”“知行合一”“致良知”，这有助于更内在化、精神化、哲学化理解“心”。刘勰的《文心雕龙》以来形成的“文心”传统，更是中国现当代“心”的散文传统的宝贵资源，因为它更接近散文本体，与散文话语关系更为密切。

关于“文心”，刘勰曰：“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孙巧心，心哉美矣，故用之焉。”“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文果载心，余心有寄。”可见，“文心”涉猎之广、承载之重、作用之大。清代龚自珍诗文中多用“心”，较有代表性的有“文心”“观心”“童心”“忏心”“大心”“奇心”“戮心”，以及“心力”“心史”“心审”“心悟”等，这样的“心”与“文心”，特别是“观心”“戮心”“忏心”都有新意，是进一步开发的宝贵资源。有人表示：“须知谈心性，正是开辟价值之源。心性是人文世界的总根源。心性之学，在过去发展至王阳明已到精微之境。”鲁迅曾有“吾愿先闻其白心”与“独往来于自心之天地”的说法，这种“白心”与“自心”显然与管子的“白心”等有着内在的关联性。因此，若能对中国传统的“心”论，尤其是“文心”的不同概念进行整理、研讨、总结，将大大有助于新时代“心”的散文批评话语建构。

出于各方面原因，这个工作比较繁难，需要从细处入手，有真正的理性自觉和全身心投入。也可以借助大数据、数字化等新科技，以达到事半功倍之效。这方面的数据库一旦建立起来，“心”的散文批评话语建构也就有了可靠保证。

（三）新时代散文“心”的批评话语建构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进入新时代，其中，“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勠力同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成为关键词。因此，如何立足于“中国梦”，在传统“心论”的基础上，结合“文心”与“散文的心”，建构“心”的散文批评话语具有重要意义。新时代散文“心”的批评话语，必须站在时代发言，既有中国文化特质，贴近社会实践与文本特色，又需要有内在的解释力与阐释力。

在天心、地心、人心“三维心”中建立散文批评话语。中国古代一直重视“天”与“心”，并形成二者的矛盾性、和谐性、统一性、辩证性理解。有学者指出：“究竟应该以‘心’还是以‘天’作为道德形上学的最后依据，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心本体’与‘天本体’的矛盾酝酿于孔子，形成于孟子，爆发于朱陆，消解于阳明。”另外，中国传统又强调天人合一，希望在天、地、人、心上寻求平衡与和谐，以克服其存在的问题。不过，由于在强大的天地面前，古人还是相对忽略“人”，其“人心”也就显得微弱得多。近现代以来，“人的文学”将“人”特别是人的个性不断放大，形成人与人性的彻底解放，但“天地之心”又被悬置或抛弃，导致人心的无所皈依，甚至受到不同程度的异化。新时代散文“心”的批评就要打破现有格局，进入天、地、人、物、事、心的博大时空，从而获得更有说服力的新话语。以鲁迅散文《野草》与《朝花夕拾》研究为例，研究者以“人的文学”观为主旨，于是出现鲜明的政治叙事。比如，将《秋夜》中那两棵枣树解释为“指向封建专制统治的两把利剑”，其他文章也会给予现实主义的阐释。但较少有人注意，这两个文本的“心”的话语，也缺乏从“心”的角度进行评说，特别是从“天心”“地心”“物心”“文心”出发进行的“人心”审视，这必然导致对鲁迅散文的简单化理解。如“决不占你的心地”“我无布施心”“我的心分外地寂寞”“我的心一定就轻松了”“我的心只得沉重着”是鲁迅散文的“人心”。《秋夜》开头，鲁迅着力写枣树与天空，那是有“眼”“冷眼”“微笑”“奇怪而高”“仿佛要离开人间而去”的天空，此处虽没有谈“天心”，但可以明显感受到。《墓碣文》里，鲁迅写道：“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在此，“天心”在天上的深渊中。文中还有“抉心自食，欲知本味”与“其心已陈旧，本味又何由知”的“人心”与“自心”表述。还有《死火》《失掉的好地狱》中的“地心”，《影的告别》《雪》《腊叶》等的“物心”，都是鲁迅以“心”书写或书写“心”的实例。另外，通过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如何在“人心”与“天心”“地心”“文心”中找到平衡点，是散文批评话语增值的关键。因此，由“人心”进入“物心”与“天地道心”，是散文批评话语突破传统进行重建的新观念、新理论、新方法。

将“心力”作为散文批评话语的关键词。比较而言，中国文化重“灵心”，西方文化崇“智力”，然而，近现代以来有明显的化合之势，“心力”一词逐渐为人所重，并具有巨大潜能。龚自珍提出“心力说”，谭嗣同认为：“心之力量虽天地不能比拟，虽天地之大可以由心成之、毁之、改造之，无不如意。”毛泽东1917年写过《心之力》，并与“体力”进行分合，认为“人之心力与体力合行一事，事未有难成者”。陶行知《在劳力上劳心》提出“用心以制力。这样做的人要用心思去指挥力量，……这种人能以人力胜天工”。由此可见，“心力”的重要性和巨大作用。同理，“心”的散文批评话语就可在“心力”中获得阐释空间与能量增值。以“心”的层级与能量为例，中国古代有“同心”“共心”“大心”等说法，到龚自珍有“发大心”，钱穆有“大共心”，毛泽东有“全心全意”，习近平总书记有“同心圆”，再结合散文的“会心”“动心”“合心”式的“交心”，就可获得“心”的散文批评话语的巨大阐释力。比如，对中国现当代散文，批评家一向推崇西方启蒙意义的个性话语散文，并将之奉为经典；然而，对“国体散文”，特别是以李大钊、方志敏、林觉民、魏巍、梁衡、厉彦林等人为代表的红色散文则没有得到令人信服的阐释，不是评价不高，就是缺乏解释力。如站在“心力”上理解，红色散文就会获得巨大潜能、精神高度与艺术魅力，那是由一人之心始，不断聚集后达到万众一心，并且这种“心力”发之于初心、自心、练心、大心，是在作家、文本、读者、批评家之间形成的“交心”与“共心”，这是只强调西方个性启蒙的散文难以达到的境界。目前，散文批评整体缺乏有效话语，“心力”可以在中西结合中实现超越性，既吸收西方的智力，又能充分发挥中国之“灵心”，并在二者之间形成超常的创造性智慧。

从本体意义建立“心”的散文批评话语。整体而言，关于“心”的批评话语较多，针对“心”的文学批评话语也不少，但“心”的散文批评话语不多。关于此，既与现当代以来对“散文”文体的忽略有关，也与中国传统散文是“大文章”有关，因为传统这个“文”不只指文章或散文，还包括诗歌、小说等。比如，中国古代“文论”，甚至刘勰《文心雕龙》的“文心”之“文”都不是严格意义的“散文”，而是指“文学”。有人将刘勰的“文心”和金圣叹的“文心”作比，得出这样的结论：“刘勰没有超越他所处的时代，其所取之‘文’，乃是就其广义而言，既包含有韵之文，又容纳无韵之笔；既指而今所谓‘纯文学’的诗歌、散文、戏剧、小说等文体，又指一般论说性、应用性的‘杂文学’。”“刘勰重文要合于文体的‘文体性’；金圣叹重文要蕴于文本的‘文学性’。”这就需要从古代的“文心”走向现当代的“散文的心”，真正切入散文的心灵叙事。王阳明提出：“心统性情，性，心体也；情，心用也。”这样，“心”就与“性情”有关，而且“性”与“情”又可再分，有“体”与“用”之别。基于此，就可以将散文的真情，以及童心、裸心、放心、逸心等系于“性”这棵树上，而统御“性”的又是“心”，特别是本心与初心。孟子提出四“心”：“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这种“正心”可统“童心”“赤子心”“裸心”“抉心”等“性情”，使之不走向极端。在散文的“心散”中，亦可确立稳定的“心”，以统“性”，用“情”，避免“性”散、“情”滥、“体”浮，确保其在自由潇洒中稳固不飘。当然，“性”有“天性”“人性”“物性”，“心”有天地道心或天心、人心与物心；“情”有浓情、挚情、深情，要避免伤情与滥情，就要建立“心”与“性”和“情”的内在关系。还有人借助刘勰的“师心”探索散文的“文心”，由此探索“杂文随笔中表现出来的人格，这人格，既是“文心”，也通向“心”。这有助于真正意义上的“心”的散文批评话语建构。更有人以“文心”为内核与主线，拟编纂“二十世纪中国文心史”，并提出“外心”“内灵”“生命之心”。应该说，这样的设想甚好，也有整体观和建构意识，只是主要针对的是整体文学，对“散文”则缺乏独特观照，也忽略了这一维度。不过，这对从“心”的角度构建散文批评话语具有启发性。笔者认为，与“诗心”“小说之心”“文心”相比，“散文的心”应显示出自身的文体特点与独特价值，偏重于“六心”：真心、静心、纯心、闲心、逸心、同心。进而言之，“真心”包含着真情实感，“静心”内含了平和智慧，“纯心”可以澡雪精神，“闲心”葆有从容散淡，“逸心”充盈自由潇洒，“同心”富有同感共情。今后，可围绕这“六心”对“散文的心”的内涵与外延进行深化和拓展。还有，古耜提出“绿色文心”这个概念，他对它虽没有详细阐释，但其中的环保意识、现代意识、人文情怀是显见的，以之作为散文的“心论”话语进行批评和研究也是有意义的。

新时代散文“心”的批评话语建构，既是古今中外“心论”文化的聚集与交融过程，也是中国“心论”“文心”“散文的心”的文化自觉、理论自觉、散文自觉呈现，还是结合散文创作实践进行的散文批评话语创新。中国现当代散文“心”的批评话语虽不完备，但作为一个样本、中介与桥梁，它为新时代散文“心”的批评话语找到了来路、展示了未来，也成为转型期的历史镜像与心灵回音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