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关于鲁迅小说《狂人日记》的随想
1918年5月发表在《新青年》上的《狂人日记》，是鲁迅的第一篇白话文小说，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篇现代小说。它的开创性由此就是天然的。它横空出世，仿佛一道闪电、一道霹雳，它的意义从一开始就仿佛远不止是一次文学变革的实践证据。它是宣言书，革命性远大于文学性；它是里程碑，是新文学与旧文学彻底决裂的标志与象征；它是奠基石，体现出中国新文学既具有革命性，也具有现代性、艺术性的自觉。
但说到底，这是一篇短篇小说。一百年之后的今天再来评述《狂人日记》，似乎可以把更多的视角放到小说的发生、它在作家创作史上的地位以及小说内部的肌理来进行探讨。当然，这也是一种无奈，这一百多年来，关于这一短篇小说的评价，可以说汗牛充栋，无需我来多言，我就从边缘的角度来谈谈对这篇小说的一点理解吧。
鲁迅一生当中没有创作过长篇小说，这一点也不时有人提及，总体上，觉得这个“没有”是个缺憾。假设一下，如果在现有的鲁迅小说里，寻找具有成为长篇小说可能性的作品，我以为从题材到主题，《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最具潜质。这里只说《狂人日记》。它写了四千年历史，没有什么小说比这样的回溯更加久远。它有一个炸雷般的主题，那就是看到四千年历史的字缝里写满了两个字：吃人。这个超人般的结论是一种强大的现代性想象，是极大的冒险，甚至是一种冒犯。而且，用几千字来完成这样的主题，难免会出现概念化、极端化倾向。如果用十几万字的篇幅，添加上若干条故事线索，引入众多古今人物，这个冒险的主题或许才可以说得清楚，说得周全。虽然那注定不会是一篇革命性彰显的划时代小说了。
想象一下，1917年到1918年的鲁迅，从时间和精力方面来说完全有可能写出一部长篇小说。白天到北洋政府教育部上班比较松散，晚上回家再少抄点古碑，周末少跑几趟琉璃厂，写篇十多万字的小说绝非不可能。但是，来向他约稿的钱玄同是《新青年》杂志的编辑。这是一份刊物，而且并不以文学为主。鲁迅本人也没想过什么长中短篇这种后来才有、今天已然固化的概念区分，甚至连自己所写的是不是小说也不想确定，也无所谓。他说：“这样说来，我的小说和艺术的距离之远，也就可想而知了，然而到今日还能蒙着小说的名……”[1]这显然不是一个立志要成为文学家的创作者应该有的语言姿态，当然，也可以说，从实现作家梦这个角度讲，说这个话的人心态极其放松。
多种因素促成了《狂人日记》的横空出世。《狂人日记》也有如鲁迅小说的资源库，很多元素在其后来的小说中闪现。仅就“材源考”和“资源库”这两个方面进行探究，也不失为一件有趣的事情。与此同时，还有一个角度似乎也很值得述说一番。我在重读并试图分析鲁迅的散文诗集《野草》时，就曾有一个强烈的印象，《野草》里那些或激情迸发，或曲折幽深的文字，其实暗含着强烈的、严密的逻辑性，这种逻辑之递进、交叉、叠加，不但使作品的形式看上去形散而神不散，更使作品具有内在聚集力和力量感，从《题辞》到《一觉》莫不如此。而这篇名为《狂人日记》的小说，看上去是狂人臆语的错乱组合，却潜藏着严格的逻辑线索。不妨也就此谈一点感悟。
上：狂人原型及小说的“资源库”价值
关于《狂人日记》的成因，鲁迅自己有过解释，“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2]。果戈理有过同名小说《狂人日记》，鲁迅学过现代医学，对狂人所患“迫害狂”症的症状有一定认知是很自然的事。关于这两点来源，历来的研究者所述已经很多，完全不用我来强调。这里倒想就狂人的另一个“材源”，也是鲁迅现实生活里得到的直接来源做一点述说。
鲁迅曾经说过，他做小说，“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3]。鲁迅是浙江人，吃家乡菜，说家乡话，“嘴在浙江”很自然。北京是绍兴之外鲁迅居住时间最长的城市，从官场到学界再到文场，从政要到名流再到人力车夫，见过的不同社会阶层的人最多，“脸在北京”也好理解。可是，为什么独独要说“衣服在山西”？鲁迅几乎没有到过山西。一般来说，人们都会认为，这里的“山西”无非一个随意的指代，换成河南、山东都无不可。但我又觉得，鲁迅说这句话时，还真的跟山西有点关联。这就不得不说到他在北京见到的姨表弟阮久孙，这位从山西慌乱跑到北京寻求鲁迅救助的表弟，也正是通常所认为的狂人的原型。
阮久孙是鲁迅大姨母的第四子。这位表弟毕业于浙江法政专门学校，后与其三兄阮和孙一起到山西忻州繁峙县任幕友，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师爷。“绍兴师爷”曾是人才饱和的江浙一带文化人的特殊职业选择。他们多是跑到其他地区尤其是北方地区，为当地的官员做涉刑名、涉财税方面的事。因为从事这种职业的人以绍兴人居多，故被统称为“绍兴师爷”。设想，阮氏兄弟生长于绍兴上虞，却跑到遥远、偏僻的晋北山区求职，师爷的足迹之远可见一斑。
鲁迅的这位表弟，虽是“师爷”身份，却很是胆小怯懦。他在遥远他乡从事判案之类的工作，逐渐产生怕被人记恨的担心，进而产生遭人谋害的幻觉，也是可以想象得到的情形。当然，据记述，阮久孙的父亲就是因精神病而死，故其病或许与遗传有关[4]。总之是社会因素与医学知识交织的结果。1916年10月30日，深秋的夜晚，鲁迅在北京绍兴会馆的住处，表弟阮久孙突然到来，一副慌张的神情，时出胡乱的言语。阮久孙声称，自己被一路追杀，从山西繁峙跑到北京，住在旅馆仍然有人跟踪而来，换了房间也无法逃脱，“已经到处都布置好，他再也插翅难逃了”[5],只好跑到表哥处避难。鲁迅知道表弟这是患上了“迫害狂”症，于是留其住宿，却不料第二天清早表弟就来敲门，说今天要被拉出去杀了，“声音十分凄惨”[6]。鲁迅带其到日本人开的池田医院就诊，一路上可见背枪站岗的巡警，表弟“突然出惊，面无人色。据说他那眼神非常可怕，充满了恐怖，阴森森的显出狂人的特色”[7]。在此期间，表弟还给母亲和姐姐写了绝命信。连续几次医治仍不见效，无奈之下鲁迅为其备足了药物，派人坐火车将表弟送回了绍兴老家。这位表弟回家后病情渐好，一直到1935年因阑尾炎发作去世。
鲁迅日记里，多次提到阮久孙。这里只取三则与病状有关的印证。1916年10月30日，“上午得久孙信，廿四日发。午后往警署。晚又往警署。久孙到寓”[8]。31日，“下午久孙病颇恶，至夜愈甚，急延池田医士诊视，付资五元。旋雇车送之入池田医院，并别雇工一人守视”[9]。11月6日，“黎明起，赴池田医院将久孙往车驿，并令蓝德送之南归。给蓝德川资五十元，工泉十元，又附一函”[10]。
狂人源于姨表弟，但并非“非虚构”写作，而是“杂合”的结果。姨表弟来自山西，其装束给鲁迅留下强烈印象。“衣服在山西”也应据此而出。在繁峙工作的旧时同窗曾给我寄来一本《繁峙县志》，其中也将这一渊源写了进去，可见在繁峙当地人的认识中，能与新文学的第一声发生关联，很值得书写。我的同学甚至还寄来一篇文章，题目叫作《没有繁峙，就没有〈狂人日记〉》，乡贤式表达有点过度，但其情可以理解。学者董大中是我曾经的领导兼老师，他与别人合著的作品《鲁迅与山西》也详述了这一段历史。阮久孙在北京鲁迅处致母亲信中说，“繁峙县张知事性柔弱，寻常大抵哥哥代定主意，是以受恨者甚多”[11]。董大中先生曾专门向繁峙县地方志办公室了解，只知“张知事”本名张伯骧，但阮氏因何“受恨”而病，早已无从考证。
表弟阮久孙是狂人原型，但“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12]是鲁迅的声明。也不必再去找另外的原型甲或乙了。身边的人尤其是表弟，外国作品特别是果戈理的同名小说，医学出身的专业背景，促成了“狂人”成其创作时的突出形象，再加上要呼应《新青年》的革命要求，这桶火药就只差有人点燃了。这时候恰好有了钱玄同来敲门、催稿，《狂人日记》就这样在各种偶然的、必然的因素聚拢下，在亲情的关心与社会时代主题的关切的簇拥下，一夜间应运而生。
“狂人”有这样的原型，可以知其发生的起点和创造性改造的过程。同时《狂人日记》里提到的多个人物以及场景，也是鲁迅后来作品里时而会闪现出的要素。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这一短篇有一点“资源库”的意味。不妨分述之。
1.大哥。《狂人日记》里有一个十分重要的串接人物：大哥。尽管这位也成了狂人眼里食人链条上的一员，但无疑是狂人唯一的亲人，是关心他、过问他病情，并请医生来医治的如父般的长兄。从人物原型的角度推导，阮久孙一直与哥哥阮和孙相随而行，一起在山西做事。阮久孙患“迫害狂”症后，一样得到了阮和孙的照料。鲁迅为此多次与这位比自己年长一岁的表哥通信。阮和孙也是和鲁迅来往最多的亲戚之一。阮和孙“辛亥革命后，移居北京阜成门，与鲁迅家为邻，以作中医谋生”[13]。
2.何先生。小说里大哥请来一位医生为狂人治病。“大哥说，‘今天请何先生来，给你诊一诊。’”鲁迅对庸医的态度早已为人所知，其笔下这类医生又以姓何的居多。这一点，引用周作人表述就足以知晓。说到小说《明天》里的医生何小仙，周作人说：“医生何小仙的姓名也显示与为鲁迅的父亲医病的何廉臣（《朝华夕拾》中称作陈莲河）有联带的关系，《狂人日记》里的医生也是姓何。”[14]何姓医生，《狂人日记》出现最早。对这样一位医生的定位，也最彻底。“其实我岂不知道这老头子是刽子手扮的！”
3.妹妹。小说里有一个已经不在世的人物，这就是狂人夭折的妹妹。因为妹妹之死，便更加联想到吃人。现实里，鲁迅本人就有一位不到一岁即夭折的妹妹。周作人记述，家中有过一个弟弟叫椿寿，死时才六岁。还有过一个不到一岁就因天花而夭折的妹妹，名叫端姑。她“葬在南门外龟山，立有小石碑，上写‘周端姑之墓’，即是伯宜公的亲笔”[15]。伯宜即鲁迅的父亲。端姑和椿寿的夭折，给家人带来无尽的悲痛与哀伤。《狂人日记》里写到的死去的妹妹，未知不与这样的悲伤记忆有关。
4.赵贵翁。作为百家姓里的起头姓氏，赵钱孙李的排头姓，赵姓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视为传统宗族里的权威象征，突出强调礼教吃人的深重和无处不在，变成一种习焉不察的常态。赵贵翁这个名字本身就具有某种符号化的味道，甚至不能确定“贵翁”二字是其实名还是村人的敬畏之称。（“前天狼子村佃户来说吃心肝的事”，“吃心肝”的村子叫“狼子村”，寓意也十分明显。）鲁迅小说里，类似的权威人物姓赵的居多。《风波》的核心故事，就是赵七爷跨桥入村，来向七斤施威、恫吓一番。《阿Q正传》更是将赵姓的这一点权威感推向极致。阿Q有一回以为自己“似乎是姓赵”，“但第二日便模糊了”，因为威权一方的赵太爷非常愤怒地“给他一个嘴巴”并指斥道：“你怎么会姓赵！——你那里配姓赵！”[16]小说里的另一“受尊敬”的人物，就是钱太爷。赵太爷钱太爷同在未庄，阿Q的想沾光与被打骂，就会成为富有戏剧性的场面。在鲁迅笔下，这种权威感与礼教建立的直接联系时而可见。杂文《我之节烈观》里“赵节妇”“钱烈女”的称谓，透着封建礼教的森严味道。周作人对此曾经有过细说。“这《百家姓》的头两名的姓氏正代表着中国士大夫的新旧两派，如改为姓谢姓王，意思便要差得多了。《狂人日记》中的赵贵翁也就是代表这派势力……《风波》中的赵七爷更显然是反动的遗老，所以是一伙儿的人。著者当时未必有这种计划，但随手写来，自然归纳到这里，我们这么的说，或者不算是什么附会。”[17]我个人对“这么的说”，很是认可。
5.古久先生。小说里还有一位没有出场的人物古久先生。这一名字的符号意味就更加强烈了。狂人疑惑赵贵翁的眼神，“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也惊恐于连“赵家的狗”都要多“看我两眼”。思来想去，自己唯一做过的“出格”行为，只有“廿年以前，把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踹了一脚，古久先生很不高兴”。但这又跟赵贵翁有什么关系呢？小说只说赵贵翁一定是“代抱不平”，这一推断当然也来自狂人内心的认定，他们是一伙的，属于同一个阶层，必然会共同捍卫古久的、陈腐的礼教对人的束缚。凡想挣脱者，自然不是冲着一人一事而来，必须共同打压。周作人认为“古久先生即是所谓国故与国粹”[18]。《鲁迅全集》的注释说，“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一语，“比喻中国封建统治的长久历史”[19],象征性就更加彰显了。既“古”又“久”，“陈年”“簿子”，的确也有这样的旨意。这也让人联想到《风波》，七斤嫂一看赵七爷带着非同一般的气势沿着饭场走来，就知道大事不好，想到了两年前七斤曾经骂过赵七爷“贱胎”，显然要被报复，大祸临头了。
6.打儿子的女人。小说里还有一个情节，狂人感觉所有的人，“他们布置，都已妥当了”，所有的场景都与加害自己有关，处境十分凶险。其中“最奇怪”的是，街上遇见一个女人打她儿子，嘴里诅咒着“我要咬你几口才出气”。狂人当然将其理解为指桑骂槐，这个女人也想加入吃人行列。类似情景也出现在《风波》里。当围观的寡妇八一嫂对冲着七斤发火的七斤嫂好言相劝时，七斤嫂不但竭力辩解，更向恰好跑来要求添饭的女儿六斤怒骂一句“谁要你来多嘴！你这偷汉的小寡妇！”[20]且出手打去。八一嫂恰恰被这句指桑骂槐的话激怒，大声回骂。
7.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小说第八节有一情节，一个二十岁左右的青年，就吃人的事和狂人展开对话。这位青年先是否认有吃人的事实存在，后是断续表达即使有也是从来如此。狂人于是发出那句掷地有声、至今传诵的名言：“从来如此，便对么？”这样的青年，显然是愚众中的一员，无法感受时代之变的足音。虽然年纪很轻，精神却始终愚弱而且迟暮。这样的青年，在《药》里也曾闪现。肺痨在床的华小栓且不论了，坐在茶馆里的一个二十多岁的人，听到革命者夏瑜居然敢劝“牢头造反”，惊讶道，“阿呀，那还了得”，“很现出气愤模样”。[21]可见，鲁迅对青年的希望和失望是何等地纠缠于内心。这样的解读，还可以通过《野草》里的《希望》以及《过客》来加深理解。失望的表达和迟暮的警惕，早在《狂人日记》里就直接表露。
8.“人血馒头”。《药》的核心故事是华老栓花钱从刽子手那里买“人血馒头”给自己的儿子治病。这一情节其实在《狂人日记》里就有过闪现。“去年城里杀了犯人，还有一个生痨病的人，用馒头蘸血舐。”《药》是对这一句话的扩写，或这句话是对《药》的“预告”。
9.古代书文的“材源”。小说里有多处中国古代书、文以及传说的引用，这些引用都集中指向作品要批判的对象：礼教的束缚无异于吃人。“本草什么”，其实就指《本草纲目》。据《鲁迅全集》注释，《本草纲目》的确提到过唐时有医书描述“以人肉医治痨病”，李时珍对此表达了异议。“易子而食”，则语出《左传》，借以描述城池被围困之后的惨状。“食肉寝皮”，同样出自《左传》，一样涉及吃人表述。而易牙、徐锡林等跨度长达两千年以上的人物，也都与吃人和被吃有关。至于“割股疗亲”这种“奇极的事”，一样成为狂人“怕得有理”的证据。
以上这些博杂的说法，应该不是狂人这样的角色可以一口气引用得出来的，涉及面太过广博了。可以说，这些知识及其话语，是鲁迅自幼阅读各种书与文，听人讲各种传奇故事所得的结果，鲁迅在这篇小说里提及和引用，是为了有力地证明，“吃人”二字从字缝里跳出，绝非全然的幻觉，也有确凿的依据。可以说是作者将自己广博的知识赋能于人物，由人物的口说出那些话。
以上就是有关《狂人日记》“材源考”与“资源库”的杂说。所论不敢说精准，所述倒都是反复阅读所得。
下：“狂人”话语里的逻辑圈层
《狂人日记》的成因里有一点很特别，那就是“一点医学上的知识”。“这篇文章虽然说是狂人的日记，其实思路清彻，有一贯的条理，不是精神病患者所能写得出来的，这里迫害狂的名字原不过是作为一个楔子罢了。”[22]事实上也是这样。从小说叙事的角度讲，作者必须照顾人物性格，特别是其言辞的两面性。让一个“迫害狂”患者说话，说出的话一定非比寻常，必然不同凡响。是真话，是脱俗的话，让俗人难堪、尴尬。是清醒的话，常常振聋发聩。但同时又必须具备一个前提，狂人的话也必须是疯话，也有符合病理的一面，然后是清醒的、隐喻的、象征的一面。双向如何运行，在何处交叉，怎样合拢，让一句话产生出双重意味，既符合病理又切合寓意，这是对作者医学知识与文学才能如何双向奔赴的具体考验。
《狂人日记》总是在分裂与对立中推进故事。“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这是狂人眼睛所见的世界。与此同时，那些想要吃“我”的人也怕“我”，怕“我”的勇气与正义。而正因为“我”有这样非凡的勇气，所以他们都更想吃“我”，以给自己怯懦的本性增添一点胆量。这就更加推导出他们都想吃“我”的必然性。“我怕得有理”。
“狂人”形象其实是作者的一种设定，为的是更彻底地表达主题，同时，又不能只展现清醒的一面，变成一个布道者、呐喊者的演讲，他还得有点疯人疯语的意味，要有明显是对正常话语的误读，才能在碰撞中摩擦出别样的味道。这里仅举一例。大哥请来何先生为其看病，狂人在质疑和抵触中观察他们的行为。何先生对大哥一句低语“赶紧吃罢”，让狂人认定这是自己要被吃的“布置”中的一环，意识到大哥原来也是一伙的。常人当然会理解这里的“吃”是指吃药，狂人却有自己的判断。这就是一语双关，因情绪对立而产生的理解分歧、认知分裂。
正像周作人所言，《狂人日记》“其实思路清彻，有一贯的条理”。我把这一点理解为鲁迅作品严格的逻辑贯穿。这种严密的逻辑性不着痕迹地体现在看似不经意的叙述与描写中。逻辑圈层不断叠加，让看似没有多少故事性的小说充满了变数和撞击感。《狂人日记》从一起笔就制造出一种对立状态，孤独者狂人与合谋的人群产生的紧张。周围的人都在盯着“我”、针对“我”，“我”对他们的“布置”进行强烈反抗。这是狂人的内心独白，现实里或许什么都没有发生。是不是针对“我”，“我”的判断是不是事实，一切都在假定中被确认。赵贵翁的眼神、赵家的狗、一路上遇见的行人、一伙小孩子，他们盯着“我”观察，不知道说什么但肯定是议论“我”，尽管“我”“十分小心”，包括“小心出门”，仍然无法逃脱被针对这个铁的事实。“你告诉我！”这是“我”的反抗之声，足以把小孩子们吓跑。
最集中的内在逻辑是关于“吃人”概念的从隐约到昭示，从个人害怕到食人链条无限勾连的推演。周围的人“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而“我”，既十分小心，又“我可不怕，仍旧走我的路”。这两种情绪的对立难以调和。从延展的角度讲，先是“我”个人担心被吃，一切都向这一担心聚拢，紧接着是“我”居然还是吃人者的兄弟，到最后“我”其实也在无意中吃过别人的几片肉，“我”既是被吃者，也是吃人者。总结起来其实就是一句话，“我”和这个对立的世界一样，已然“有了四千年吃人的履历”。这样的逻辑推断是由单向到全景，由个体与世界的对立到个体也逃不脱是集体一部分的悲哀。这一切的推导，又出自“我”一以贯之的清醒和果敢。这个吃人的世界，既是直接面对时的观感所得，“话中全是毒，笑中全是刀”，“他们的牙齿，全是白厉厉的排着，这就是吃人的家伙”，也是从记忆的闪回中悟出，一是狼子村的人来说吃“恶人”的事；二是“昨天街上”的女人打骂孩子时的话，再往远就是自己踹了古久先生家的簿子被记恨，全都是一种针对，都指向自己即将被吃；三是“翻开历史一查”的结论。这里并没有说看的就是记载历史的书。“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又仿佛看的就是史书。显影的“字”是正史，字缝里潜藏着，满本都是“吃人”二字。看到的“这许多字”，听到的“这许多话”，都指向吃人，具体到眼前就是“吃我”。
《狂人日记》的现代性就体现在不是单向度的批判，而是要陷入不可自拔的困境与自我批判的逻辑旋涡之中。因为大哥参与合谋，所以“我”既是受害者，又是加害者的兄弟，因为联想到妹妹的可能被吃，“我”就不但是吃人者的兄弟，而且不可逃脱地也是吃人者行列中的一员。原来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吃过人，现在清楚地知道“也轮到我自己”被吃，推导的最后结论就是：“难见真的人！”小说最后的一句话是：
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
救救孩子……
这是觉醒者的呐喊，在一个浑浑噩噩的人群里，在无法分辨吃与被吃的世界里，唯有孩子还有得救的可能，让他们光明正大地去做人。鲁迅和钱玄同因为约稿而展开的“铁屋”辩论，正是《狂人日记》要表达的主题，即在无边的黑暗里看见光明，在密不透风的窒息中感受呼吸，在无法逃脱的宿命般的绝望里确信希望。与其说冲破“铁屋”是听从了来访者的劝告，不如说这本身就是鲁迅本人一直未曾泯灭的内心欲求，他从朋友那里得到呼应，于是就产生创作的冲动。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23]这一哲学观的表达，至少可以溯源到《狂人日记》。
“吃人”逻辑是小说全篇最大的逻辑圈层，这之中又环套着、交叉着各种小的逻辑圈层。从代际的角度，小说第二节就写到孩子的眼色、脸色、议论，一切都和赵贵翁如出一辙。“这是他们娘老子教的！”对于赵贵翁的言行“我”并不奇怪，但孩子们的行为“教我纳罕而且伤心”。这伤心所指，正是现实难以改变所致的悲哀。还有那个青年，他的观点一样令“我”伤心而且义愤。他想否认吃人不得，就说从来如此，还警告我“不该说”真话，“你说便是你错！”而这样的青年，既是“他娘老子先教的”，而且还“怕已经教给他儿子了”，集体无意识的言传身教，构成了一部言之有理、密不透风的历史。这样的结成一体，仿佛“铁屋”，充满了“凶心”“怯弱”“狡猾”，冲不出，打不破，偶有觉醒者也只能给自己徒增更多痛苦。“去了这心思”即不觉醒，“何等舒服”，事实上沉睡的人们都是这样的选择。“都结成一伙，互相劝勉，互相牵掣，死也不肯跨过这一步。”然而“我”却不能。
从吃人者的选择上，小说特别强调了“我”之被特别针对的原因。由狼子村的人说专吃“恶人”的好处，联想到他们知道我的不怕也会给他们带来额外的好处，于是就被特别针对。“但是我有勇气，他们便越想吃我，沾光一点这勇气。”
小说的很多处都环套着小的逻辑圈。比如从“海乙那”开始联想，“‘海乙那’是狼的亲眷，狼是狗的本家”，接着联想到“前天赵家的狗，看我几眼”。这个结成一体的世界无处逃生，同时也从叙事上呼应了开篇关于狗的描写。至于狂人对自己大哥进行的演讲般的、杂文式的劝其停止和阻止别的人吃人的宏论，更是充满了辩说的逻辑，很有推进的力量。逻辑的力量就这样一环接一环地交叉着，不同规模的逻辑圈层涌动着、碰撞着。鲁迅作品的逻辑力量，从小说到散文诗再到杂文，处处可以感受得到，完全值得进行一次完整的分析。《狂人日记》，则具有原发的意义和特别的价值。
《狂人日记》是“打倒礼教的一篇宣传文字”[24]，短篇小说就是这种急先锋必然的文体选择。《狂人日记》也是鲁迅唯一一篇文言文和白话文共同“拼接”的作品。开始时的附言使用文言文表达，当然含着鲁迅的深意，结局中，狂人的肉身最终还是回到旧的秩序中了。这是鲁迅的清醒。但狂人毕竟有过精神上“清彻”的时刻，哪怕是混杂着害怕的、惊恐的清醒，仍然是那样弥足珍贵。冲出牢笼，冲破“铁屋”，希望就在这样的觉醒之中，如果它们也能变成一个人不可动摇的意志，可以串成线、连成片，变成一股汹涌的力量，那不正是一个民族的希望所在吗？文学、新文学的使命所在，不正是要为这种人性之光的点、线、面交融而呐喊吗？“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25]“火光”不是文学家的创造，而是对国民精神珍贵一面的发现，文学的使命就是要引导这“火光”变成“万家灯火”。鲁迅所有的创作，可以说都是对这一宣言的努力实践。
《狂人日记》不止一次借狂人之口说出那句话：“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这里的“研究”，一定包含着多重意味。我只想借来一用，说明要想真正读懂一篇小说，哪怕只是一个短篇，也一定要持有“研究”的态度，才可能真正读“明白”。就此而言，这篇关于《狂人日记》的随想，就我个人而言，也当只是起步，只是一个开始。一切都还在路上。
注释：
[1]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42页。
[2][3]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26页、527页。
[4]参见张能耿、张款：《姨表弟阮久孙》，《鲁迅家世》，党建读物出版社2000年版，第266-267页。
[5][6][7]周作人：《狂人是谁》，《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18页、18页、18页。
[8][9][10]鲁迅：《丙辰日记》，《鲁迅全集》（第十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6页、246页、247页。
[11]董大中、郭汾阳、王峻峰：《鲁迅与山西》，北岳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42页。
[12]鲁迅：《〈出关〉的“关”》，《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38页。
[13]张能耿：《阮和荪眼中的鲁迅》，《鲁迅亲友寻访录》，党建读物出版社2005年版，第597页。
[14]周作人：《何小仙》，《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38页。
[15]周作人：《小兄弟》，《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213页。
[16]鲁迅：《阿Q正传》，《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13页。
[17][18]周作人：《为什么姓赵》，《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89-90页、89-90页。
[19]鲁迅：《狂人日记》，《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55页。
[20]鲁迅：《风波》，《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96页。
[21]鲁迅：《药》，《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69页。
[22][24]周作人：《礼教吃人》，《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20页、20页。
[23]鲁迅：《希望》，《鲁迅全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2页。
[25]鲁迅：《论睁了眼看》，《鲁迅全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