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在20世纪末就读到过贾梦玮的散文，但因为那时的注意力并不在散文方面，也就没有太存心和留意。加之多年来，梦玮在“人设”上一直以一名编辑而自诩和自律，所以每次见面，除了“王顾左右而言他”，文学聚会上聊些闲杂酒事，很少谈及他的散文写作。倒是他每每给我些鼓励督促，让我受益良多。此番终于有机会重读他的几本作品，尤其是旧作《红颜》和新作《往日情感》，很受震动，觉得不止愧对梦玮本人，也着实汗颜于自己多年的这个作为专业读者的“批评家”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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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来说说重读《红颜》的感觉。此书原版于1998年，若按写作时间，如今时光已过去差不多30年矣，是纯属“少作”——那时梦玮还不到30岁。30岁对于某些天才诗人来说，可能写作生涯早已完结，如李贺、雪莱、兰波、海子，但对于一个当代的读书人，一个以散文为志业的写作者来说，还是十分年轻的。因为散文这种文体，确乎需要更长时间的准备，在学识修为、胸襟和理解力上，没有充足的蕴藉储备，是写不成散文的。但我今读此书，却丝毫也没有看出一个年轻写作者的稚嫩，读出的反而是百感交集与沧海桑田，是“行行重行行”的历史穿越感，无边又无际的历史“淹留”感。他在那个年纪对于典籍的阅读、材料的搜集，对于历史的考据和人物的追根究底，就已经达到了令人钦敬和惊讶的地步。

我不确定，从写作现象上说，《红颜》是否可以列入到20世纪90年代开始盛行的“文化散文”的范畴，相信有的朋友可能不愿意将之混同来看，因为某些原因，文化散文的说法和概念多少有些“毁誉参半”的意思。但假使我们不考虑这些，梦玮的作品恰好是一个十足正向的例子。所谓文化散文，无非是说散文的写作从情感领域、从“状物抒情”的老套路，转向了对于历史与文化的广泛思考，这与20世纪80年代诗歌与小说写作的转向其实是完全一致的，不过是因为文类的缘故，散文可能在上述思潮的变化中，反应略显“迟滞”了一点而已。而实际上，“文化散文”不过是对诗歌、小说和戏剧等文类中“寻根”与“历史情结”的一种追赶和持平罢了。梦玮的“红颜挽歌”恰好构成了一个文化思考的领域，一个可观的主题系列。他用了这个年代刚刚植入国内学界不久的“文化批评”与“性别理论”，对男权社会主导下的历史观、性别观、社会观、伦理观、情感观，对其所造就的病态的和悲剧的文化后果，一发进行了系统性的梳理、分析和批判。

这是非常值得庆幸的，梦玮的散文写作从一开始就进入了文化反思的前沿，也加入到当代文学的写作潮流之中，而不是散兵游勇的闲情偶寄。就像是一场“攻坚的阵地战”，而不是四处游走的“游击战”，恰好避免了从针头线脑和细枝末叶入手的、那类风花雪月与抒情套路的写作，而且某种意义上也奠定了梦玮在“文化散文”中拥有一席之地的资格。

显然，“文化抱负”是20世纪90年代散文变革的首要引擎，而梦玮所选择的是一座充满巨大潜能的文化富矿。作为一个传统的男权社会，中国古代的宫廷皇权正是男权的集中而极致的体现，它造就了太多女性的悲剧传奇。发掘和重述这些故事，某种意义上也是对传统皇权与男权的一次重审和批判。而且，“文化散文”也并不意味着就是堆砌材料的观念化写作，梦玮对于大量历史素材的处理，是非常精细和认真的“正史的辩述”，而非道听途说的野史传闻。更更关键的，他是怀着一颗正大、感奋和悲悯的心来叙说这一切的。正如刘勰所说之“道心惟微”，梦玮是凭着一颗微妙的、洞幽烛微的“道心”和“仁心”，来“符采复隐”，返回历史真相，探寻其中生命与善恶的幽微，来激扬荡涤，赋予这些人物与事件以意义，以做到“林籁结响”和“泉石激韵”的。这和有些所谓的文化散文一味追求知识的铺陈、信息的堆砌，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谓仁心与道心，翻为现代人的话语，其实便是“人文精神”。没有人文精神的历史散文和文化写作，说到底都是没有灵魂的写作。正如丁帆先生在序言中所称赞的，“每每在倾注其血泪的抒情笔端，痛陈三千多年来的历史偏见时所表现出的思想张力和艺术激情”，始终将读者的思绪“引领到对社会现实的更深思考之中”，而这正是此书隐藏于艺术表现之下丰厚的“人文魅力”。这些评价如今读来仍然觉得十分中肯。一部《红颜》，其人文精神的魅力，在我的理解中，一是来源于他对男权文化的深刻反思与批判，对女性所遭受的压抑与污蔑的深切同情；二是基于此种立场的历史重述，对许多重大事件或重要时刻的走向背后之动因的深入肌理的分析；三是在对人物命运的解读中，融入了更多深入个体处境与人性深处的体察和剖析。仅以《“祸水”之“水”》一篇为例，他关于中国传统社会中“红颜祸水”的说法，就做了一个完整系统的梳理，其分析之精彩精湛，可谓是一个简版的“华夏女祸史”：

“女祸”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涵盖整个社会，狭义的专指宫廷女性。狭义的“祸水”之“祸”主要是指女人发挥其特点和优势将一国之尊的皇帝媚倒，媚主为虐，使国生祸。当一个具有“祸水”性质的女人进入宫廷，她的危害会通过君主危及宫廷的前殿，国家的政权，甚至亡国。夏、商、周亡于其手，两汉屡受其害，两晋引起了“八王之乱”，唐时“女祸”与“宦官之祸”“藩镇之祸”并列为三大祸，清朝后期因此蒙受了四十年的黑暗，甚至导致了两千多年皇权专制政体的最后灭亡。

这几乎就是中国传统历史叙事的一个别样缩写了。而这样一部“女性祸乱史”，实则是男权社会“嫁祸”与“委罪”的历史。作者鞭辟入里地分析道，“即使要说这三个女人‘祸国’，那也要看你站在什么角度。对于她们的祖国来说，她们恰恰是救国的。为了她们的‘祖国’，三个女人都做了‘美人计’的工具”。妹喜、妲己、褒姒，这上古历史中堪为“三甲”的著名红颜的命运，可以说是最为典型的例子。她们各自被其国君作为贿赂强人的礼物，拿去进献给夏桀、纣王、周幽王三个末世暴君，表面看来，确乎是她们的“千金一笑”或“助纣为虐”催化了这几个朝代的覆亡，但在作者观之，她们却是真正的历史替罪羊，这是传统男权社会的无耻之处。

接下来梦玮的笔触，便已触及以往历史中从未被触及的个体心灵世界了——柯林武德说，“一切关于心灵的知识都是历史的”，这话反过来说也同样适用，“一切关于历史的知识都是心灵的”。梦玮说：“三个女人心中的酸甜苦辣，我们现在是很难体会了。对她们的各种‘祸’我也不感兴趣，况且人们也已经说得够多了。我倒是想：‘祸水’何以祸国，又如何祸国？”什么是人文主义？这就是人文主义，这是个体生命的体恤，是历史处境中人的心灵的感知，是灵魂的追问。历朝历代人们皆是盲目地信奉着这样的说辞，从没有人怀疑过她们“倾国倾城”的害处，但归根结底这是她们的命运，而不是她们的罪过。他接着引述了鲁迅的说法：“兴亡的责任，都应该男的负。但向来的男性的作者，大抵将败亡的大罪，推在女性身上……”这段直抵骨髓的话，帮作者说出了结论，“女祸论”不过就是男权主义的脱罪术而已。“试想，如果历代皇帝都是女性，让男人们围着女皇帝争风吃醋，情形会是怎样？”那一定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中国古代的男人中如果还有一个“例外”的话，那么就是贾宝玉了——当然也是曹雪芹，唯有他说过，“女人是水做的，男人是泥做的”，所以末了，梦玮将问题又推给了当代人，比之这位传统社会中最孱弱、最无所作为，却也最脱俗的男人，我们又有多少进步呢？

显然，《“祸水”之“水”》一篇也许并非《红颜》中最精彩的，却是最集中体现梦玮思想和笔法的一篇。在《此情脉脉——说宫怨》和《红颜狰狞——说宫妒》等篇章中，他用更细腻的笔致，抒发了对于女性命运的同情，同时也以更深入的视野，剖析出了人性中的诸种弱点，甚至黑暗。尤其后者中，他列举了《春秋》《礼记》《史记》《汉书》《明史》中的大量例证，写出了后宫之中女性因妒忌所导致的自相残害的形形色色的悲剧，尤其是吕雉整戚夫人为“人彘”、南宋光宗皇后李凤娘断宫女“素手”的例子，可谓令人发指。这类悲剧，虽然也同样出于男权社会的压力与毒害，但即便是被扭曲与被压迫的她们，其人性中所激发的恶，也同样令人迷惑和发人深思。

总体上，《红颜》中所实现的人性的深度剖析，还有在史料上的精细功夫，都是同类写作中罕有的例证。这部作品中的好处实在太多，笔者所列，实属挂一漏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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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说说《往日情感》。这部散文集中好像都未标出单篇的写作或发表时间，所以不太容易判断它们与当代文学场域之间的微妙关联。但某种程度上，它们可能更准确和全面地反映了梦玮散文写作的领域与样貌，是他的“生活感怀”“山川游历”“精神缅想”和“文化怀旧”的集合，也几乎覆盖了古往今来散文写作的全部类型。而且从中也可以断定，它们与作者个人的生活际遇有更为密切的联系。

显然，此集篇幅虽近似《红颜》，但内容却让人感觉更为宽阔和驳杂，读之有目不暇接之感。这也是梦玮的一大特点——其作品的体量并非是最大的，但读之给人的感觉却特别浑厚和巨大，这是颇为令人吃惊的。它表明了梦玮思考的宽度，其写作的实际容量和有效性是超越常人的。我粗略统计了一下，其中有属怀古的，如《卧龙岗上的理想》《在花洲书院想念范仲淹》《文人传统——从王鏊到柳亚子》等篇；有来自生活的感念的，如《地铁上也有生离死别》《酒之道：器与人》《往日情感》诸篇；有关乎山河游历与纪行的，如《此岸》《植物志》《宁夏的颜色》《去海南》《华山的花样年华》等；有纯然是童年记忆，或日常生活记录的，从《布鞋》《诗的处罚》一直到《丢失在梦中的她》诸篇，均属此类；另外还有一些不好定位，似乎是一些当代性的文化话题，如《知识分子的表情》《我在这儿呀！》《乡村的表情》《艺术法则》等。总之，梦玮此书中的文字，几乎可以说杂取了古今上下与世情内外，几乎无所不包。但非常奇怪，它们又完全可以和谐地聚拢在一起，彼此相接相洽相依相生，如同一片枝叶婆娑葳蕤繁茂的丛林，生气勃勃地摇曳着、生长着，让人感到有扑面的新鲜与醉人的气息。

也正因为如此，这部作品集也是尤难说清楚的。首先一个强烈的感觉，是它与前者一脉相承的人文精神。我看到，作者无论是谈诸葛亮、苏东坡、范仲淹还是王鏊与柳亚子，一以贯之的依然是对古往今来读书人之人格处境、生命修为的寻访与思索，这里没有唯道德论的说教，也没有“成功学”意义上的评说，有的是对于人物设身处地的精神与信念的透视，对其文化人格襟怀境界的剖析。平心而论，这几篇都属于此集中的力作，显现了梦玮从容驾驭的视野气度、烂熟于心的读史功夫。以卧龙岗上凭吊诸葛亮一篇为例，照理说，此篇要想说透是很难的，因为这一人物的复杂性，其“出入于儒道”“由道转儒”“儒道互补”的性格经历，是被历史上众多的评价所投射，被传统文化的多面性所濡染，也被《三国演义》“深度塑造”过的，要想去伪存真，说清说透是非常难的，但梦玮做到了，他的分析堪称客观冷静、清晰可辨、丝丝入扣。至少在我原来所种下的那种“近乎妖”的看法，是得到了深层纠正的。

当然，最为精彩和饱含抒情意味的一篇，可能还是《在花洲书院想念范仲淹》，此文开篇居然用了“范公，我真的想念你”这样的句子，一下将本来的第三人称转换为第一人称，这就将文章的气息一下凝聚到了一种“隔空对话”的抒情境地，也让文章的难度推向了如临深渊的险地。本以为以梦玮的才情，他可能更喜欢李杜与东坡之类的人物——在《去海南》等篇中他确乎也多曾提及东坡，但读完追念范公一篇，才忽然意识到，范仲淹这样的“文武双全”、既可“下笔千言”又能“知兵善战”的人物，才是真正属于梦玮的“偶像”，他性格中的分外鲜明的“刚”与“柔”的两面，在范仲淹这里是真正获得了反照的镜像。这便是穿越古今的惺惺相惜了，虽然梦玮命中并没有那样的机缘，成为叱咤疆场的英雄，但以我多年的了解，他性格中确乎也有一个“侠骨”与“柔肠”交结、“英雄”与“儿女”合一的自我想象，哪怕是藏于无意识之中，我们也依然可以从他对范公的理解中看出一点端倪。他从《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和《苏幕遮·怀旧》两首词中，就完美地解读出了“两个范仲淹”，也照见了梦玮的两个自己。对前一首，他的评价可谓“深美闳约”（王国维语），谓之“气象阔大，没有自哀自怜”；对于后者，他的评点是“虽是艳情，但有开阔的时代背景，婉丽而深情，艳而不小，丽而不弱”。不可谓不精当。

以上分析难免过于粗粝，难于尽显其美。我想说，梦玮散文的力道和功夫，还是在这些古今人物的评说上，更能够见出高低。他总能够发人之所未发，见人之所未见。同时，从这些人物的阐解之上，也更能映照出梦玮个人的胸襟性情，所以不免更偏爱之。

开篇的《地铁上也有生离死别》一文，称得上是一篇杰作，这种感觉缘何而来，是因为我感到它是在无字之处写下了妙文，在几乎不可写之地尽显挥洒自如。日常经验如何书写，如何将看似无意义的琐屑经历升华为生命奥义的探查，将人人尽可以忘却的细碎之事放大为一种精神伦理的诠解，这篇是一个例子。而且更进一步说，它还是一篇探究“无意识世界”的文章，如果说散文也会有所谓“现代性”的话，那么这篇“地铁纪事”可谓如同庞德的《地铁车站》一样，会具有某种标志性的意义。它写出了这一现代性的交通工具中人的特有经验，那种“人贴人”的尴尬，那一刻难以言喻的肉身记忆，写出了“现代与都市中人的生存的异化”。

记得多年前读大江健三郎的《性的人》时，有类似的场景，但那是小说，所写的情景更为戏剧性，一位在拥挤的地铁中的少年，因为变态心理的驱使，鬼使神差地将下体抵靠在一位容貌丑陋的女性身上，在众目睽睽之下，发生了爆裂的一幕。面对他的无耻行径，众人皆给予了谴责和鄙夷，而小说中的主人公“J”和“老头”，却在此种情境下出手相救，他们的心理非常复杂，可能多半有对犯罪者的怜悯，因为他们自己在生活中也有非常不堪的性需求与行为。类似的场景在我们青年时代也有所听闻，但绝对不会有这般处置，千篇一律的场景一定是众人的拳打脚踢和诅咒唾骂。而梦玮之所以敢于以散文的形式，触及这“地铁中的肉身处境”的素材，确乎显示了过人的勇气和十足的定力，因为散文是很难通过虚构的故事来予以表现的。

梦玮的分析可谓冷静得出奇：“人贴人，由此就有了趁机扒窃，还有占女人的便宜，揩油。这里有太多身心的隐秘。但至少理论上是：揩油的可能是男性，也可以是女性，男性也可以被揩。只是因为男性的生理特征，更难自我控制，更容易被发现和检举。不可否认，有些时候男人是有苦说不出，难堪，而且无法辩解。”接下来他借用了他人的对话，来参与分析这些隐秘与尴尬中的事理，并概括道：

对于这种被动的性反应和必须的极大的身心克制，我只能抱以同情。夏天的地铁，这样的“难受”，女人的难受和男人的难受每天都在发生。地铁制造了让人尴尬的距离。如果不是在地铁，而是在广场等相对宽松的地方，陌生男女贴那么近，那肯定是耍流氓了。人在地铁，紧贴别人，被别人紧贴，失去了对身体的有效控制。

空间意义上的人道主义乃是：给情侣以私密空间……让不该靠得太近的男女保持一定的距离，否则也是一种不人道。

这些笔墨看似云淡风轻，实则重于千钧，如迷乱之巨石阵、地雷阵。本属于只能在小说中隐晦触及的话题，在梦玮是用了“述理”的方式进行正面的分析辩驳。没有他那样清晰的头脑、坚强的神经、细腻入微的情感逻辑，如何能够完美穿越。我甚至想，如果梦玮有一批类似《地铁上也有生离死别》的文章，他可能都会成为一个“划时代的散文家”。这样的作品实在是不可多得的。

《往日情感》中还有很多回首童年往事、读书漫笔，或评说时事的篇章，这与我自己过往的类似文字颇有点相似。但实在说，我没有梦玮写得好，也没有他那样敢于“自曝”的勇气。这些文字相形之下我还是更喜欢那些具有心理深度的部分，如《往日情感》和《丢失在梦中的她》等，它们涉及少年成长中的心理与情感秘密，我以为是更具普遍性和感染力的——不是从“情感”而是从“经验”的意义上，而这正是它们的生命力和意义所在。

当然，最后一辑中的纪行散文也同样精彩，因为梦玮的旁征博引，这些作品也具有了浓厚的“文化散文”的意味，与前面那些以凭吊和怀人为主的“历史散文”、记录生活回忆成长的“生活散文”之间，构成了交互映衬和互为渗透的关系，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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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梦玮的散文是一种非常愉快的体验。无论写到什么，最重要的是观点上的接近与毫无违和感。其中除了个人之间的意气相投，更重要的还在于梦玮对于“代际经验”的深切理解与把握。和小说诗歌等文体一样，最好的写作一定是对于“同时代人”的经验与情感的提炼与领悟。在这一点上，虽然梦玮的年纪是居于60后的末尾，但相信他确乎是真正把准了这代人的经历和经验，写出了他们共同的记忆与情感。

若要谈散文的笔法，我想我只能用“丰富”和“老练”来形容之。言其老练，是说他以少小年纪写出了异常成熟的作品，辩述历史，解析人物，评判千秋功罪，都可谓从容不迫直取要害；言其丰富，则是说他的笔致变化多端，文气千回百转，描述人物之立体，对于不同的故事人物、细节场景，都施以不同风格的笔墨，或诙谐，或抒情，或温婉，或冷硬，生成了一波三折的叙述节奏与回肠荡气的滔滔语势。可谓令人目不暇接。《红颜》中，他用了很少的笔墨，就复活了众多的人物形象，像昭君、虞姬、吕雉、甄妃，还有晋惠帝“丑陋的皇后”贾南风，等等，这些人物有的在历史上已有浓墨重彩的描绘，有的则是一鳞半爪，但在梦玮的笔下，她们都有了同样鲜活的面目。所以归根结底，是基于搜寻史料和还原历史场景的出众功夫，还有设身处地和洞幽烛微的阐释能力。

这些能力从哪里来？显然不是仅靠“知识”，甚至也不是靠“历史的理解力”或“文化的阐释力”，这些固然重要，但是还不够，必须还要有一颗“仁心”，一颗敏感而干净、悲悯而仁慈的心，方能够写出这样的文字。而我所讶异的是，梦玮在写作《红颜》时，似乎还在求学之时，甚至还远没有恋爱成家，他是如何以一个“婚姻经验的素人”，而如此深谙传统社会关系中的女性情感与命运的，他如何能够以一个年轻的肉身，写下那如许沧桑故事的，确乎是一个谜。

本来还想“知人论世”，说说与梦玮多年的交集交往，但拉杂写来，文字篇幅已满，我须要尽快收笔。我想说，风花雪月与生命遭际中的悲欢离合也都很重要，对于散文来说，那些感慨和经历都必不可少；但对一个有着更大抱负的写作者来说，他最关注的还是现实的世道人心。所以元白所说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还是有效的，永不会过时的。从梦玮的文字中，我其实读到的，还是他对于历史正义的关切，对于苦难命运的悲悯，对于现世人心的洞察，这些才是梦玮所心心念念和孜孜以求的。归根结底他的历史笔法与文化散文中，现实和历史是处在一种互为镜像、互为因果、互为依存和“双向奔赴”的关系之中，这才是其意义和力量的关键所在。

在《知识分子的表情》一文中，梦玮曾写到一件事，即在《钟山》创刊30周年之际，他曾主导一场活动，“邀请十多位青年人文学者行走江南，讨论江南的当下处境，以及作家与知识分子问题”，我曾是那场活动的参与者之一。记得盛夏时节，我们一行人在房间中几乎是通宵达旦，书生意气地讨论各种有关无关的问题，虽属纸上谈兵，话题往往南辕北辙不知所终，但那时毕竟还有些书生意气、激扬文字的意思，甚至还有自我批判的勇气。梦玮写道：

那天晚上到了德清，就住在莫干山山顶的民国别墅里。乌云密布，天公虽不作美，但并不影响我们讨论。仍然是知识分子话题，批评一些知识者为了世俗利益而奔走，说到激动处，其中一位拿起桌上的一个茶杯盖扔到地板上，说：“这好比一块肉骨头，我们就是一群狗！”我清楚地记得，这句话说完，天空突然响了一个炸雷。

作为亲历者，具体情形我有点记不清了，也不记得是哪位说出了这诛心的一句。但梦玮的这一笔“炸雷”，无论于当时还是现在，都确乎是一个提醒。这么多年过去，再读他的文字，确乎是真切地感到了他作为朋友的可贵。确乎梦玮在应该提醒的地方是不惮于提醒，且不断予以提醒的。想想我们今日的“知识分子精神”，比之那时又不知该有多少降解与颓圮。念及此，不免百感交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