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作家的“自我经典化”及其当代启示
文学经典的生成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一个作家经典地位的确立亦非朝夕之功。那么，在文学的经典化过程中，创作主体究竟扮演着何种角色？作家本身的经典意识及行为，与其文学经典地位的确立之间有何内在关联？借助“自我经典化”进入经典序列的作家，对今天的作者而言又有怎样的启示？
作家“自我经典化”的可能性与有效性
提起作家的“自我经典化”，很多人都会将其视为作家的一厢情愿。的确，在中国文学史上，这样的作家确实不在少数，宋代词人周密作为选家在其《绝妙好词》中收入自己的词作22首，雄踞榜首。清代词人邹祗谟在清代大型词选《倚声初集》中收入自己的词作199首，领先排名第二的董以宁67首。但是，当我们回到历史语境、结合二人在各自词坛的创作实绩来看，他们显然难以凭借这种过度的自我选录真正跻身词史经典。可见，并非所有作家都可以通过“自我经典化”达到将其作品经典化的目的。作家“自我经典化”的前提是作品，只有经得起时间检验且能引起全人类情感共鸣的精品，才有可能实现作家的“自我经典化”，反之则是无本之木。“自我经典化”是作家主动地通过一系列的行为、方式和途径，使自己的作品进入文学经典序列的过程。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涵：其一，作家必须具备强烈的经典意识，能创作出具有原创性的优秀作品，这是“自我经典化”的内在依据；其二，作家能够主动借助多种途径来阐释作品的经典价值、推介自己的作品，这是“自我经典化”的外部条件。只有内外结合，作家作品才可能实现“自我经典化”。
作家“自我经典化”的路径与方法
在中国现代文坛，许多作家都有明确的“自我经典化”意识，如胡适、郭沫若、郁达夫等人的自传写作，鲁迅的“算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之类的自我评价，巴金关于《随想录》是“讲真话的书”“人生收支总账”的总结等，皆属此类。中国现代作家的“自我经典化”涉及文学选本的编纂、文学批评的引导与文学教育的渗透。
其一，文学选本是“自我经典化”的基础环节。它通过筛选、归类、评注等方式，确定可以进入“必读”序列的作品，而选家的主动参与则加速了这一进程。许多现代作家都积极地参与选本的编纂、推介和传播，以推动自身作品的经典化进程。如茅盾在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的过程中，不但收录自己的多部作品，还通过选本建构现实主义文学的正统性，他在导言中还提出了以表现“社会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作为评价作品的基本原则。
其二，文学批评是“自我经典化”的核心动力。作家通过影响批评话语，引导学术界按照特定标准对作品进行阐释，以确立自身的经典地位。鲁迅在广泛阅读中外文学作品和不断审视中国新文学创作成绩与发展态势的基础上，结合自己丰富的创作经验，写下了众多别具一格的评论文章，其中既有对“五四”新文学整体发展路径的思考，也有对具体作家作品和文坛现象的评价，由此建立了一套独特的经典作品评价体系，并以“立人”思想和“改造国民性”的文学追求为核心标准，将自己的创作置于新文学发展的坐标系中进行定位与阐释。通过对同时代作家作品的评论，间接凸显自身创作在现实主义文学潮流中的代表性与引领性，以此巩固其在文学史上的经典地位。
其三，文学教育是“自我经典化”的重要途径。将作品纳入教育体系，使其成为知识传承和文化传播的载体，是实现作品经典化的长效机制。现代作家们十分重视作品在教育领域的传播，他们或亲自参与教材的编选，或通过发表文章、演讲等方式，推动自己的作品进入学校课堂。许多中国现代作家均身兼大学教师、报刊编辑等多重身份，他们充分利用自己的社会身份开展各种文学活动，如课堂讲授、编辑刊物、唱和交游等，潜移默化地向青年读者和文学新秀传达自己的美学追求和经典观念。这种针对年轻人的文学教育，不但建构了一种健康的代际沟通与培育新人的文坛关系网，也为自己的作品找到了一批理想的“经典发现人”，以助益自身进入文学经典序列。例如，鲁迅在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中期多次受邀参与中小学国语教材的编撰工作，通过参与课程标准的讨论、与叶圣陶等教育界人士交流合作，直接推动《故乡》《药》等作品入选国语课本，让他的文学思想得到广泛的代际传播，更使其批判精神与启蒙主题被塑造为民族集体意识的一部分，其经典地位也在潜移默化中得到巩固和提升。
作家“自我经典化”的当代启示
中国现代作家“自我经典化”的生动实践，既引发了当下对现代文学经典作品的深刻反思，也为当代文学创作与传播带来了具有现实意义的路径参考。
首先，对于当代作家而言，强化经典意识与精品意识是实现“自我经典化”的根基。现代作家以卓越的创作实绩为前提，如鲁迅以《呐喊》《彷徨》奠定新文学基石，这启示当代作家需沉潜于创作本身，将精力专注于打磨具有思想深度、艺术创新和时代精神的作品。在信息爆炸、创作门槛降低的当下，更应警惕浮躁心态，拒绝粗制滥造，以“十年磨一剑”的匠心追求作品的经典品质。只有真正触及人类共通情感、回应时代重大命题的佳作，才具备被经典化的潜质。
其次，当代作家应积极、理性地进行作品的阐释与传播。现代作家通过编纂选本、撰写评论、参与文学教育等方式主动发声，为当代作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策略。在新媒体时代，传播渠道更为多元，作家可以借助专业评论、学术研讨、线上分享等多种形式，清晰阐释作品的创作理念、美学追求和价值内涵，引导读者和批评界更深入地理解作品。但这种主动并非过度的自我标榜或功利性的炒作，而应建立在对作品价值的自信与对文学规律的尊重上，通过真诚的对话与高质量的学术探讨，推动作品价值的发现与传播。
再次，构建健康的文学生态与批评环境对作家“自我经典化”至关重要。现代作家的“自我经典化”并非孤立行为，而是在与批评界、出版界、教育界的互动中实现的。当代社会应鼓励独立、客观、专业的文学批评，为优秀作品的脱颖而出提供公正的评价机制；出版机构应肩负文化责任，致力于发掘和推广具有经典潜质的作品；教育系统则应审慎选择和传播文学经典，让学生在阅读中提升审美素养，培养对优秀文学作品的辨识力。
最后，当代作家还须具备历史意识与文化担当。中国现代作家身处民族危亡与文化转型的关键时期，其作品承载着启蒙思想、家国情怀与文化反思，这种深厚的历史感与使命感是其作品能够穿越时空的重要原因。当代作家同样面临着复杂的时代课题，应自觉将个人创作融入民族复兴的宏大叙事，关注社会现实，思考人类命运，用文学的方式记录时代、反思人性。唯有如此，其作品才能超越一时一地的局限，获得更长久的生命力，为“自我经典化”奠定坚实的文化根基。
（作者系湖南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岳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