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本文作者祝勇与刘心武合影照

一

我认识刘心武老师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印象中是邱华栋把我引荐给刘心武老师的。我拿着邱华栋给我的地址，到安定门外中国作协的宿舍楼上去找刘老师，没想到相谈甚欢，从此开启近三十年的师生之谊。那时刘心武老师50岁上下，八卷本的《刘心武文集》已经由华艺出版社出版，我20多岁，文学写作刚刚起步。

有人说刘心武老师比较“高冷”，对刘心武老师心存惧怕，或许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我与刘心武老师的交往从来直来直去，从未感觉到他有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傲慢，相反，我印象中的刘心武老师却是温和而宽厚，尤其对于我们这些名不见经传的青年写作者，他一点也不嫌弃，相反有一种志同道合的愉悦。

我记得20世纪90年代，就在安定门外那个宿舍楼楼下的一家餐馆里，刘心武老师请几位青年作家吃饭，有王小波、张颐武、邱华栋和我。那时王小波“小荷才露尖尖角”，小说《黄金时代》刚刚获得第13届《联合报》文学奖中篇小说大奖，中篇小说集《黄金时代》已交给华夏出版社但还没有出来。几年前他出版过一部小说集《唐人秘传故事》，原名叫《唐人故事》，“秘传”二字为编辑擅自添加的，他并不同意，所以他也很少提及。那一天都谈了些什么我早已忘记，也没有想到他日后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

第二次见到王小波大约也是一次饭局，是光明日报社《博览群书》杂志社宴请作者，与刘心武老师无关，但也与刘心武老师有关，因为宴请的地点就在刘心武老师小说《钟鼓楼》里写过的马凯餐厅，宴请共分两桌，老一代学人坐一桌，我和王小波、孙郁这些年轻人坐另一桌，那是我第二次见到王小波。2020年，我第一次见到李银河老师，对她说我结识过王小波，问她信不信，她立刻露出了惊讶的神色。

刘心武老师后来在文章里这样回忆起我们当时相处的景况：

在与王小波交往期间，我也主动与另外数位比我小很多的青年作家交往，也称得上是忘年交。王小波比我小10岁。那时我就与比我小26岁的祝勇交往。我有时约王小波一个人在我居所楼下不远的一个小小的三星餐厅吃干烧鱼喝二锅头，有时还另约几个小朋友一起，围坐点一桌家常菜，来跟我和王小波一起神侃。干烧鱼往往就得吃完一条，再请厨师烧一条，二锅头则必两瓶以上，还喝不少啤酒。在我的这些忘年谈伴中，王小波语气沉吟却软幽默连串；其他有的慷慨激昂，有的高度理性，有的插话如画龙点睛，有的笑声爽朗豪放。祝勇呢，却总是绅士风度，不抢话，喜聆听，偶尔发言，声不高，词不炫，蔼然可亲，谦让通达。那是二十几年前了，真是些难忘的，于我而言是哀乐中年，于他们是绚丽青春。(刘心武：《写作，在故宫博物院的潺潺雨声中》，原载《新民晚报》，2023年11月15日)

我的“绚丽青春”，有刘心武老师为证，并且记录在他的文字里，这是何等幸运。这篇名为《写作，在故宫博物院的潺潺雨声中》的散文，发表在2023年11月15日《新民晚报》“夜光杯”副刊上，文中对我颇有溢美之辞，令我愧不敢当，但刘老师的垂爱，却令我心存感激。

刘心武老师和年轻人相处，一方面因为他对我们的鲁莽、幼稚能够宽容、不计较，另一方面是因为他的心态是年轻的。当年因《班主任》轰动文坛时，他也只有35岁，是当年文坛上的青年作家，在锦瑟华年，就已成文坛“主角”。纵然他年纪渐长，文字却依然年轻。1982年，高行健《现代小说技巧初探》一书出版，引起刘心武、冯骥才等人的共鸣，认为中国小说应该冲破现实主义的樊篱，大胆做一些探索。冯骥才先生给刘心武先生写信说：“在结束‘四人帮’统治、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历史转折中，政治清明带来了人们思想上空前活跃。有人称这是中国近代史'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此话十分有理。这是一次非人为的运动，唯其如此，才具有真正的生动性。群众的思想如同江海翻腾，形成社会前进的巨大能源。这一运动，直接而有力地影响了文学。题材内容的广泛深刻地开掘，必然使作家感觉到原有的形式带来某种束缚。新一代读者有自己的思想特征、兴趣特征和爱好特征。再加上生活面貌、节奏和方式的变化，审美感的改变，经济对外开放政策引起人们对外部世界的兴趣和好奇等，都促使文学的变化，新潮的出现。”(冯骥才：《激流中——1979—1988我与新时期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当然他所说的“现代派”是“中国的现代派”，不是“全盘西化”。刘心武则给冯骥才回信说：“我觉得我们都是四十岁的人了，在文学上还能冲击几年？

与其畏首畏尾战战兢兢地‘守成’，莫如趁锐气未消，冲击冲击，为推进中国文学的发展，多尽几分力气!”(同上)

正因如此，当刘老师读到王小波的作品(尽管那时王小波还没有出名)，他就有了与他结交的愿望。2003年我的《旧宫殿》——一部颇具实验性的文本在《花城》杂志发表，刘心武老师非常赞赏。一年后《旧宫殿》在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刘心武老师还热心把它介绍给法国的出版社，可惜因为找不到合适译者而未能翻译。

二

《班主任》在《人民文学》1977年第11期上发表时我只有9岁，上小学三年级，还没有阅读短篇小说的能力，后来在大学读当代文学史时找来《班主任》来读，距《班主任》发表过去了九年，已不再是当时的语境，所以没能产生冯骥才老师所说的“像遭到地震一样”的震动。

1985年，刘心武老师的长篇小说《钟鼓楼》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我是在读大一时(1986年)阅读的，被这部充满浓浓京味儿的小说深深吸引。这本《钟鼓楼》，我至今还珍藏着，后来还请心武老师签了名。这部小说写转型时代北京城里的纷繁的人与事，我当时正处在小说描写的时代环境中，所以认同感非常强。那是变革中的北京，当代人的命运，就在北京城古老的背景上活生生地展开。《钟鼓楼》里的许多地点，比如地安文化大街、老人俱乐部、荷花市场，甚至马凯餐厅(后来我和王小波曾在马凯餐厅吃饭)，一律都用真名，增加了作品的真实感，小说中纷纭的人物，也都是身边的人物，读来非常亲切，我的阅读感受也十分强烈，对刘心武老师截取、描摹、思考生活的能力钦佩不已。小说截取了北京城一天的六个时辰(12小时)，把所有的戏剧冲突都集中在这六个时辰里，等于给当代社会截出了一个横断面，同时又把钟鼓楼作为小说的背景，钟鼓楼代表这座城市的历史，代表无始无终的时间，在小说的最后，又把笔墨聚焦在钟鼓楼上，从而拉长了小说的时间纵深，表明北京城这一天的六个时辰，将被时间裹携而去，成为历史长河中一个微不足道的浪花。这样的构思，何等的巧妙、深邃。我把《钟鼓楼》称作“当代版的《四世同堂》”，《钟鼓楼》1985年获得第二届茅盾文学奖，2019年又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作品”，可以说当之无愧，即使放在今天，仍然不失为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中的上乘之作。

2026年是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自2025年12月开始，中国现代文学馆在茅盾故居举办“遇见茅盾——茅盾故居会客厅”系列文学对谈活动，第一期就邀请刘心武老师与我进行对谈。那天我才知道，他写《钟鼓楼》，背后竟然隐含着茅盾先生的鼓励与期望。“文革”结束，新时期伊始，作家们还来不及写长篇小说，于是以《班主任》为代表的一系列短篇小说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1978年，在茅盾先生的支持下，《人民文学》杂志举办了第一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活动，刘心武老师的《班主任》获得了首奖，茅盾先生亲自为刘心武老师颁了奖。在那个“文学爆炸”的年代，一个作家，凭借一个短篇，就可以红遍全国。《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获奖作品集》，连年出版，我一本不落，一连买了好几年，像刘心武《班主任》、冯骥才《雕花烟斗》、张承志《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这些作品，一直滋养着我这个文学少年的成长。当时，刘心武老师开始谋划中长篇。恰在这时(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北京西郊友谊宾馆举办了一场中长篇小说座谈会，刘心武、王蒙、陆文夫、宗璞、林斤澜、黎汝清、冯骥才、谌容等中青年作家都参加了那次座谈会。茅盾先生在讲话时，以他浓郁的浙江口音问了一句：“刘心武来了？”刘心武老师立刻起身，茅公注视着眼前这个年轻的作家，那一刻，刘心武老师感受到茅公眼神里的殷殷期望。刘心武老师说，在那一次座谈会上，茅公“鼓励包括我在内的新一代作家在新长征的路上创作出精彩的长篇小说”。所以那天我们一起走进茅盾故居时，刘心武老师反复说：“这还是我第一次来茅盾故居，茅公对我这么好，我早就该来看他了。”其实就在那次座谈会两年后，茅公就驾鹤西去了，刘老师在阅报栏里看到了茅公去世的消息，就知道自己再无机会拜访他了。

不负茅公期望，进入80年代以后，长篇小说的时代终于来临，凭借短篇小说进入新时期文坛的作家们获得了更广阔的施展空间，包括古华《芙蓉镇》、李国文《冬天里的春天》、张洁《沉重的翅膀》、王蒙《活动变人形》、路遥《平凡的世界》、刘心武《钟鼓楼》在内的长篇小说脱颖而出，共同构成了80年代华丽的文学景观，也可以视作那次中长篇小说座谈会的漫长的回声。《钟鼓楼》获得茅盾文学奖，背后竟然有着茅盾本人的加持，这真是一种奇妙的因果关系。那天在茅盾故居，我才从刘心武老师口中得知，茅公对当代文学的贡献，不只在于他拿出25万元个人稿费设立了茅盾文学奖，更在于他对当代长篇小说创作的鼓吹与推动。当然80年代的文学繁荣，离不开刘心武这些中青年作家们的不懈努力。

我工作以后(20世纪90年代初)，看到《钟鼓楼》由小说拍成了电视连续剧，导演之一是拍摄过《渴望》的鲁晓威，演员有杨晓丹、白志迪、刘佳、刘钊、梁天等。京韵大鼓与电声乐器合奏的片头曲一响起，20世纪80年代的气氛就扑面而来。电视剧的第一个镜头，竟然是我后来工作的故宫，然后是寿皇殿、鼓楼、钟楼依次出场，先声夺人地构建起北京的历史空间，之后是满是自行车的大街(当时中国被称为“自行车王国”)、拥挤不堪的公共汽车、商场的电子收款机、城墙根儿下的老人，生活的气息扑面而来。那是真正的80年代，浓浓的时代气氛，今天的“年代剧”做不出来，所以我建议想做七八十年代的怀旧剧的导演们都去看一看《钟鼓楼》。

《钟鼓楼》之后，刘心武老师又写了《四牌楼》《栖凤楼》《风过耳》这一系列描写当代北京生活的小说。刘心武老师鼓励文学探索，提倡文学新潮，根却扎在中国的土地上，就像冯骥才老师说的那样，追求“具有革新精神的中国现代文学”(冯骥才：《激流中——1979—1988我与新时期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所以他们的作品(以《钟鼓楼》为代表)，既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后来我专注写北京文化，再后来又聚焦到故宫身上，以“新散文”的方式书写历史与文化，这里面有两位老师的影响。1997年我出版三卷本《祝勇作品集》，是刘心武老师写的序。那一年刘老师55岁，与我现在的年龄差不多。2021年刘心武老师80大寿(虚岁)，我们这些晚辈们，包括导演张元，编剧全勇先，诗人张晓波，评论家张颐武，作家邱华栋、张者和我，在北京富成花园一起为刘心武老师祝寿。那一天我对刘老师说，我认识刘心武老师的时候，刘老师正是我现在的岁数，没想到一转眼，他已成八秩老人，而我，也从一个毛头小伙变成了刘老师当年的年纪。时光的飞逝，令人怵然心惊。

1999年，我还与刘心武老师做了一个对话，文字稿收入了花城出版社出版的《提问者祝勇》一书，2024年又收入辽海出版社出版的《大家的大家——祝勇访谈录》(《祝勇著述集》之一种)中。在这篇对话里，刘心武老师说：

中国传统文化的涧泉洗涤着这批年轻文人的精神，令你们的内心感到舒适与快慰。当然，我认为你们并不是要复古，而是以崭新的视角，重新审视传统文化，并予以翻新，铸造出新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到新的精神家园。这一点，有一点像欧洲的文艺复兴，是假复兴古希腊罗马文化之名，表达思想启蒙的真义，是“旧瓶装新酒”。

我想，从《钟鼓楼》，到我后来以故宫为主题写下的一系列作品，也是一种传承、一种延续。中华传统文脉，从上一代作家的身上延续到我们的身上，从我们自身的生命经验出发，去铸造这个时代的“新意”。是“旧瓶装新酒”，就是通过对传统的追寻来表达时代的新意，也是“新瓶装旧酒”，即用新的文学形式涵纳悠久的文化。

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八十周年、故宫博物院成立一百周年，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以故宫文物南迁为主题的长篇小说《国宝》。在北京市文联举行的一次《国宝》对谈活动中，《人民文学》杂志原主编施战军先生说这部小说延续了以《四世同堂》《钟鼓楼》为代表的文学脉络。这当然是溢美之辞，我的文字怎可与老舍、刘心武这些前辈相提并论？但《四世同堂》和《钟鼓楼》对《国宝》的深刻影响，是不容质疑的。刘心武老师几十年来对我的鼓励、扶持，犹如茅公当年对于刘心武一样，这也是一种文学传统。

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我二十多年前买过刘老师一本书，名叫《刘心武侃北京》，好多年不看了，赶紧从书架上找出来，随手一翻，翻到刘老师中年时期的两张照片，我猜是在他家楼下的地坛公园照的，一张照片上，他的胳膊肘搭在古柏的树瘤上，另一张是把手臂搭在古鼎上。图片说明是这样写的：

时隔几年的照片，却无意中使用了同一种肢体语言——倚靠。一次倚靠的是千年古柏，一次倚靠的是明代铜鼎。北京所积淀的中华文明传统，给我们的生命提供了一种强有力的支撑。(刘心武：《刘心武侃北京》，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三

2023年11月，刘心武老师来故宫，我本想陪他上午门，看“茶·世界——茶文化特展”，没想到他一屁股坐下来，哪儿也不想去，与我一边品茶一边聊天，一口气聊了一个下午，后来又拽我去了王府井的文华东方酒店，说那里有一个名叫“紫膳”的茶室，下午茶非常好，他的助理焦金木就开车带着我们去文华东方酒店。我们坐在五楼朝西的落地窗前，一边看着西山日落(那天的能见度极佳，夕阳的余辉洒遍故宫的琉璃屋顶)，一边品味英式下午茶，一直聊到晚上八点半。

那天我们谈到了我的写作，谈到他刚刚在《新民晚报》上发表的那篇关于我的文章《写作，在故宫博物院的潺潺雨声中》。他问我，有没有发现结尾有些匆促，我不解其意。他说，最后一段被编辑删了，大致意思是某项文学大奖，我早就该得。他说我写了这么多高质量的作品，不给我奖说不过去。我说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自己写得好与不好，自己心里都很清楚，所以我既不自傲，也不自卑，而是对自己的写作充满自信。刘老师要我保持这份纯净、平和的心，还自嘲说，他早就是文坛边缘人了，不管什么时候，作品都是第一位的。

由评奖，刘老师又说到作家浩然，开始为浩然打抱不平。浩然先生是六七十年代最当红的作家，“文革”中有“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那“一个作家”，指的就是浩然。浩然的三卷本《艳阳天》和四卷本《金光大道》(前两部)是“文革”时期书店里售卖的为数不多的长篇小说，又被拍成彩色故事片，风光一时无两。当然这些作品后来因为阶级斗争色彩过于浓重而受到垢病，尤其是创作于70年代初的《金光大道》。但刘心武老师再三对我讲，浩然先生80年代发表的《苍生》是一部好小说，视角新颖，生活气息浓郁，是集浩然一生创作之大成的作品，值得一读。刘老师说，不论世人给浩然贴了什么样的政治标签，他其实就是一个作家，他“文革”的时候再红，也没有上“四人帮”的贼船。我想起我曾读到一本书，说江青曾经想让浩然当文化部长，但浩然想方设法逃过了。我还在一本回忆录里看到，毛主席逝世后，在天安门广场的追悼大会上，有人见到浩然，想请他牵头，串连一些作家联名给江青写效忠信，浩然没接茬儿，假装什么也没听见，跑掉了。林斤澜曾说：“浩然是好人。”这话不是在一般的时候说的，是“十年动乱”初期开浩然批斗会时说的，这事被老鬼记录在《回忆母亲杨沫》一书中。我见过浩然先生，没有过交谊，但这些历史记录基本拼接出浩然先生的风貌，就像刘老师说的那样，浩然并没有什么政治野心，他只是想写作，想发表，仅此而已。我想起当下常说的一句话，叫实现自我价值。为了实现发表的目标，不可能不受时代氛围的影响，但他本质上是一个作家。

刘老师那天向我讲述了一个细节，就是1974年，他已是北京人民出版社的编辑，去浩然家约稿，看到浩然家有一个书柜，摆的全是农村题材的小说——他把他能搜罗到的农村题材小说集中在一起，读个透。刘老师记得有一本叫《第一犁》，是50年代的小说，作者叫李方立。刘老师感慨，那时有谁还记得《第一犁》，有谁还知道李方立呢？全中国恐怕只有浩然还在认真地研究它们。“文革”结束后，他特别需要肯定，所以憋了一口气，写下了反映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农村真实变化的现实主义长篇巨著《苍生》。刘老师认为《苍生》是一部具有茅奖水准的作品，可惜在当时背景下，不可能完全从文学意义上评定这部小说，《苍生》并没有受到文学界的重视，可以说湮没无闻，这一点非常可惜。如果确如刘老师所说，那么《苍生》与《艳阳天》《金光大道》构成一部中国农民的“创业史”。我想，在浩然的心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过去了，他的文学时代并没有过去，他一定是不甘心，要为完成一部杰出的作品而拼尽全力。在那一刻，我有了阅读《苍生》的冲动。

我知道刘心武老师与浩然先生并无私交，况且浩然先生是六七十年代叱咤中国文坛的风云人物，后来终结那“风云”的，正是刘心武、王蒙、从维熙、冯骥才这些新时期作家。刘老师说，粉碎“四人帮”后，林斤澜先生曾邀请几位作家到他家里吃饭，有王蒙、刘绍棠、从维熙、邓友梅、刘心武，也有浩然。我说，当时有个合影，我看到过，心里总觉得有点关公战秦琼的感觉，不搭。刘老师说，浩然当时的情绪的确有些低落，对刘心武这个“当红作家”，既不冷，也不热。

我没有想到刘老师竟然对《苍生》如此赞美，为这部作品受到的漠视而耿耿于怀。今日回想起来，这至少证明了两点：第一是文学是有连续性的，无论《艳阳天》《金光大道》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极左政治的干预，身为作家的浩然还是尽可能去保持它们的文学属性，而这两部作品中残存的文学性，未尝没有给后来的作家提供精神营养，一如李敬泽所说，如果没有浩然，1970年代早期的中国将会荒凉寂寞；第二，在浩然先生早已经不“红”的时候，刘老师对他的作品给予这样高的评价，证明刘老师是一个很纯粹的作家。我在这里想讲的并不是浩然，而是刘心武——在他的眼里，评价文学的标准只有文学本身，不需要掺杂其他标准。这种纯粹，这种诚恳，这种率真，这种坦荡，这种不势利眼，在时下复杂的文学环境中，显得何其珍贵。

作者自述

当代社会，一切讲效率，到处都在追求“跨越式发展”。是啊，社会经济发展可以追求快，因为“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因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但写作如同修文物一样，想快也快不了，而且，必须要限速。故宫博物院有许多古代漆器。漆器制造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从漆树上取下天然生漆，然后在一定的胎体上有规律、有层次地鬃涂，一般需要漆百余道，才能再进行描绘、剔刻、推光等工序。而每一次鬃涂，都要自然阴干，不能烘干或者在阳光下曝晒，那样，漆器制成后会干裂。这样算下来，一件漆器要多长时间才能制成？但这个过程是不能跨越的，不能“跨越式发展”。写作也一样，一个作家走向成熟，需要一个缓慢的酝酿过程。写作这件事，比什么都需要耐心。

至少从十五岁，或者二十岁起，我的“写作”(或曰“准备写作”)就没有中断过。杨澜曾经表扬我一直在坚持，她是我的同龄人，目睹我的“成长”。我感谢她的认可，只是想补充一句——就是在“坚持”背后，一定是热爱。只有热爱，才能穿透无边的寂寞，始终如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