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的越境——跨文化视域中的“晚清文学”
回顾近四十年来中国文学研究领域的诸多变化，晚清文学研究的兴起无疑受人瞩目。这样的变化何以产生？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王德威的大作《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下文简称《被压抑的现代性》）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该书唤起了一种在近代文学研究者心中“长期埋伏却未被明确揭发的”反思冲动，在此之后不久，“晚清文学”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开始被广泛使用。[1]
马昕对此的表述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点，其有意规避海外汉学研究中常见的“冲击—回应”式逻辑陷阱，强调研究热点形成过程中来自本土学界的内生动力。《被压抑的现代性》并非凭空起意，而是大势所趋，回顾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来自全球的中国文学研究者正从各自不同的学术语境出发，推展其愈演愈烈的“晚清意识”。不过，如果仅仅将之视作冷战“地缘”格局影响下分头并进的“多重缘起”，则又不免忽略了几路人马在“学缘”上的相去未远，尤其是对鲁迅、胡适及至阿英的“五四传统”的继承、反思与超克。这便引出了第二点，即“晚清文学”概念及其研究之间“相互定义”（mutually defining）的关系，晚清文学研究范式的更新并非基于文献材料的推陈出新，而是反过来，由于学界种种理论思辨的汇聚，才使得诸多文学作品重获关注。“晚清文学”所对应的文学实践固然已告终结，但其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延伸至当下乃至全球的知识场域，经历“不断重新/重叠书写”（rewriting/palimpsest）的过程[2]。
方维规曾指出，“概念史视‘概念’为历史现实中的经验与期待、观点与阐释模式的联体。概念是相关概念中的概念，不参照其他概念便无法理解单一概念”[3]。换言之，概念没有一个先在的、静态的定义，而是能够“与时俱进”和“因地制宜”，不断随着外部语境的变化继长增成，概念要在具体的社会和历史情境中，尤其是在相关概念的网络中被阐释。因此，在我们试图为近年来的“晚清文学研究热”赋予某种学术史意义之前，首先需要回答：当谈论“晚清文学”时，我们在谈论些什么？
一
当我们说到“晚清文学”时，一般指的是“晚清（的）文学”，与“晚清（的）社会”“晚清（的）军事”或“中唐（的）文学”“晚明（的）文学”等表述相对应，是一个可以拆分的复合词，与朝代相关的时间标志限定了之后具体的知识范畴。“晚清（的）文学”作为约定俗成的知识传递形式固然有其便利的一面，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却不免流露出两方面的不足。首先，“文学”被置于“晚清”的限定之中，成为种种政治、经济、社会和思想潮流的表征，但反过来，对于“晚清”的界定鲜与“文学”有关，也就是说，“文学”处于全然被动的位置，其论说的空间与方向预先为外部因素所决定。与此同时，以“晚清”修饰“文学”，以与其他朝代的文学并置，是将“文学”视为一成不变的知识范畴，而忽视了“文学”一词在古代中国的宽泛意涵及其历史沿革，对于今日通行的“文学”概念而言，其中最为重要的变化——即与英文literature的对接——恰恰是在晚清时期落地生根。
未经检验的思维定式在我们的学术研究中所在多有，在《小说中国：晚清到当代的中文小说》中，王德威就曾有意翻转“中国（的）小说”的内在逻辑，以“小说中国”（narratingChina）宣告叙述与虚构的“反客为主”。[4]颠倒的词序不是玩弄文字游戏，而是试图将已经固化的概念表述重新松解，以令其背后的“权力—话语”机制浮出水面。与此类似，本文试图将“晚清（的）文学”改写为“晚清(—)文学”，以修正前者固定的领属关系。通过一个隐蔽的连字符，我希望体现一种更加动态灵活的阐释角度，即“晚清”与“文学”并非单方面的谁决定谁，而是双向阐发的关系，“文学”能够作为理解“晚清”的特殊界面，而“晚清”也能够成为反思“文学”的有效平台，更重要的是，“晚清(—)文学”概念并非仅仅词义的叠加，而是包括了连字符“—”本身，即词义连接组合的方式与逻辑。
在学术史上，以“晚清”命名的文学著述早已有之，如阿英的《晚清小说史》（1937）和郑振铎的《晚清文选》（1937），两部作品虽于同年问世，却已然因为所涉文体的不同而显现出断代的差异。《晚清文选》从林则徐（1839）选到陈天华（1905），大致对应“晚清七十年”的时间范畴，而《晚清小说史》则将严复、夏曾佑《本馆附印说部缘起》的发表（1897）和梁启超《新小说》的创刊（1902）作为标志性事件，以庚子前后作为论述的起点。此时的阿英或许还想象不到，“晚清小说”将在大半个世纪后的文学研究中异军突起，但他显然清楚的是，在《晚清文选》的时间范畴内写作和出版的小说中，有相当一部分并不属于他所说的“晚清小说”。在这里，“晚清”不再是一个客观、空洞的时间概念，而是包含了主观、人为的价值投射。从传统史学的角度来看，断代本身就意味着后置的书写位置，郑樵批评“自班固以断代为史，无复相因之义，虽有仲尼之圣，亦莫知其损益。会通之道，自此失矣”[5],就是认为断代史人为地割裂了历史本身的连续性。而晚清的“晚”字正是这种后见之明的标志，因为唯有待及革故鼎新，一切尘埃落定，“晚”的边界才能够在一种回溯式的眼光中显现出来。
这是“晚”的第一个层次，即作为传统史学的断代术语。就像“晚唐”一样，它是由“初、盛、中、晚”所构成的循环历史观中的一环，指代王朝的衰落时期。但由于“晚”本身的描述性质，其界限可能相当模糊和主观。在《晚唐：九世纪中叶的中国诗歌（827-860）》中，宇文所安（Steven Owen）就遇到了界定“晚”的问题，在他看来，由高棅的《唐诗品汇》所确立的“初、盛、中、晚”的分期方法在唐诗研究中一直被视为“真实的、不言而喻的”，但所谓“晚唐”其实只是一个笼统的时间范畴，包含“朝着多方向发展、其多样性使人无法简单概括”的各种诗歌实践。同时，“晚唐诗”的影响又可能远远超出唐代的下限（907），甚至达于十一世纪中叶，“除了代表一个时期以外，并没有一个协调一致的‘晚唐’”。[6]
无论是高棅的传统诗论还是宇文所安的汉学研究，都试图为“晚”设立文学上的标准——晚唐之“变”，这不免令人想到爱德华·W.萨义德（Edward W.Said）的“晚期风格”（latestyle）。在《论晚期风格》中，萨义德将“晚期”与一种适时的、圆融的感觉区分开来，“它涉及一种不和谐的、不安宁的张力，最重要的是，它涉及一种蓄意的、非生产性的、相悖的生产力”[7]。一般认为，“晚期风格”更多是基于个体的生命体验，未必能够与时代的跌宕声气相通，但正如迈克尔·伍德（Michael Wood）所言，其终究事关对于时间的感悟与铭记，“晚期并没有指定一种与时间相关的单一关系，但它始终都会带来时间上的后果。它是记住时间的一种方式，无论是错过了的、遇到了的时间，还是过去了的时间”[8]。因此，对于“晚”的定义抑或定位从来不是孤立的，而是与种种“晚”与“不晚”的记忆缠绕不清。在晚清，除了有关“中兴”和“维新”的发明，对于其他朝代“晚期”的怀旧与想象也纷纷复活，无论是“晚唐”“晚明”还是“晚汉魏晋”，都成为时人热衷的话题，这种由于国运颓唐而产生的情感共振，无疑堪称另一种意义上的“晚期风格”。
时值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临近终结的感受并不仅仅可以在中国的王朝谱系内部找到共鸣，“世纪末”（Fin de Siècle）这个法语词汇所特指的正是此时笼罩于欧洲大陆的悲观氛围。在卡尔·休斯克（Carl E.Schorske）的《世纪末的维也纳》中，一种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秩序相疏离的情感结构弥漫于十九世纪末维也纳的文化阶层。在1898年美西战争中一败涂地的西班牙人同样瞥见了世纪的余晖，阿索林（Azorín）口中的“九八年一代”在知识界和文坛迅速崛起，以黯淡沉郁的笔调一抒“感时忧国”的胸怀。在不可一世的大英帝国，“维多利亚时代”也悄然步入终章，尽管作为彼时的世界霸主，其影响力不会随着1901年女王的逝世戛然而止，但第二次布尔战争（1899-1902）的惨胜已然敲响了帝国的丧钟，1916年的索姆河战役以更具象征性的方式为之盖棺定论。敏感的作家们再次见微知著，从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威廉·巴特勒·叶芝（William B.Yeats）到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和T·S·艾略特（T.S.Eliot），从颓废美学到现代主义，帝国之“晚”与个人风格之“晚”于此相得益彰。如此看来，王德威以“世纪末的华丽”（Fin de Siècle Splendor）作为《被压抑的现代性》英文版的标题绝非无的放矢，因其以“晚清小说”为论题所要捕捉的恰恰是那些徘徊于“启蒙与颓废”“革命与回转”“理性与滥情”“模仿与谑仿”之间的现代主义幽灵。这也引出了“晚”的第二层意义，即一种与社会历史深刻互动的“晚期风格”。
尽管清朝衰落的历史令人很容易就将“晚清”与“世纪末”的文化征候联系起来，但就像汪晖提醒我们的，“世纪”在中国被使用本身就是二十世纪的产物，这一来自西方的时间概念产生于特定的历史语境，有着明确的历史主体，而其在全球范围内的推广则“标志着一种霸权性的普遍时间概念的诞生”[9]。当我们沉浸于“世纪末”暧昧的文化气氛中时，很容易忽略这同时也是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所说的“帝国的年代”（1875-1914），是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扩张达到极致的时期。直接将“晚清”与“世纪末”等量齐观，无疑就忽略了这两个概念背后迥异的历史经验。“九八年一代”兴起的契机，是与西班牙失去海上殖民霸权所引发的不满直接相关；1901年也不仅仅是维多利亚女王的寿终正寝之日，琉球亡国之君尚泰亦于同年客死异乡。如果说“晚”对于强权国家的臣民而言还仅仅是一种隐而不彰的情感结构，那么对于帝国主义的受害者来说却已是饱含血泪的切肤之痛，历史暴力的施加者与承受者显然不容如此轻易地等价交换。这也引出“晚”的第三个层次，即一个被广泛运用却缺乏认真检视的跨文化词汇，其在不断“越境”的过程中，可能触及决然对立的道德与观念立场。而要厘清这一意义生成的动态过程，就需要深入到相关概念的网络中去。
二
长期以来，“晚清文学”在华语学界属于“近代文学”的组成部分，没有单独的学科建制，但随着“晚清”一词在文学研究中使用频次的上升，其与“近代”之间的张力日益引发研究者的关注。根据词语史学者的考证，“近代”在汉语中本是界限模糊的时间词汇，意指“过去不远的时代”，其现代意义——即作为现代史学的断代术语——则是从日本传入的。[10]明治时期的日本学者借用汉语词汇“近代”或“近世”来对译西方史学中modernage的概念，随着二战后新的历史分期模式的确立，“近代”逐渐压倒“近世”，指代明治维新至二战结束期间的历史。[11]相比之下，“近代”在中国文学界有着殊为不同的发展轨迹，在二十世纪早期的文学著述中，其时间范畴莫衷一是，有时指代清末民初，有时涵盖元明清三代，有时又仅仅表示光宣二朝或者戊戌以降[12]，此时的“近代”不仅与“晚清”并行不悖，而且是相较后者更为主观的时间概念，其一方面保留了字面意义上“近期”的灵活性，另一方面又透露出各不相同的历史意识和断代主张。
这种情况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后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中国文学史开始参照《新民主主义论》等权威著作中对于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阶段的划分进行分期，将1840年至1918年间——即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学命名为“近代文学”，“晚清文学”的提法被迅速边缘化[13]。此时的“近代文学”不再是一个描述性概念，而是一个标准化（standardization）、政治化（politicization）的专有名称，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
在二十世纪的最后一年，关爱和曾撰文回顾百年来“近代文学”的学科化历程，从中已可看到“近代文学”的命名权威正在悄然松解，而“晚清文学”则重新崭露头角[14]。不过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积淀，二者已不再仅仅是字面上的差别，而是体现出背后文学史观的不同。“近代”基于“古代—近代—现代”的线性时间架构，作为从“古代”发展到“现代”的过渡阶段，有其预设的发展路径与价值取向。相比之下，“晚清”则要模糊得多或者说复杂得多。周明初从古代文学的角度出发，视“晚清文学”为恢复王朝文学内部连续性和完整性的标志[15]，海外学者则“借助‘晚清’概念重理中国文学现代化地图”[16]，将之纳入“现代性”的论述范畴，重新辩证其与五四新文学的关系。这一舶来的“晚清文学”已不再位于“古代文学”或“近代文学”的框架之下，而是“文学现代性”或“现代文学”的组成部分，其虽然接纳了过往“近代文学”研究范畴内的讨论对象，却在实际上将“近代文学”概念及其历史规划排除在外[17]。
相比于“近代”，“晚清”的描述性质使其能够更有效地跨过语言的藩篱，不过在“越境”的过程中也需要与海外学界既有的概念术语展开对话。在英语世界，与“晚清”（Late Qing）相关的主要是两个长时段概念——“帝制晚期中国”（Late Imperial China）和“早期现代中国”（Early Modern China）。前者主要从汉学研究内部产生，为秉持“中国中心观”的历史学者所主张，将明清历史视作连贯自足的整体，强调其内生的能动性[18]。1985年，美国著名的清史研究刊物《清史问题》（Ch’ing-ShihWen-T’i）更名为《帝制晚期中国》（Late Imperial China），其中不少论文都以“晚清”为题。
就文学研究而言，“帝制晚期中国”也是被广泛运用的概念，其主要聚焦明末至盛清（HighQing）的文学发展，至于是否将“晚清”纳入讨论则因人而异。但即便是在对“晚清”着墨颇多的例子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叙事上的困难，比如李小荣分疏清末民初闺秀与新女性的诗咏与抒情[19]，李惠仪探讨世纪之交救国女英雄的书写与受难[20]，都只能将其置于明代以降漫长的文学与文化发展脉络的尾端，而难以靠近论述的核心。这样的落差并非全然出自时段长短的不同，而更在于理论设计上的差异，“帝制晚期中国”概念虽然有意与“冲击—回应”模式针锋相对，却不免画地为牢，割除了明清王朝与广阔世界间的历史联系[21]，“晚清”时期密切的中外互动，尤其难以纳入这一话语体系当中。
为了修正“帝制晚期中国”概念外部视角的缺失，欧美学者尝试从欧洲史学引入“早期现代”的概念。与“帝制晚期中国”一样，“早期现代中国”同样避免将中国的现代化看作西方单方面影响的产物，但与前者的“移情”（empathy）不同，后者更强调“比较”的方法，指向一种充满相互联系（interconnections）和横向连续性（horizontal continuity）的全球性历史视野[22]。相比于“帝制晚期”，“早期现代”的使用者看重这一概念在叙事上另辟新章的能力，就像乔迅（Johnathan Hay）所说，“如果我们采用‘帝制晚期’的参照框架，那么清朝的迟滞将会置其于沉降叙事的底层，被过去的负担所重压”[23]，不过这也正好说明了其中的目的论色彩，如同“近代”，其必须以一个预设的、既成的“现代”为最终的归宿。从外在于英语世界的角度来看，“早期现代中国”与“帝制晚期中国”之间的区别并没有其使用者所想象得那么大，尤其是它们几乎从未摆脱过欧洲中心主义 的困扰。柯文（PaulA.Cohen）曾不无担忧地指出，“中国中心观”正在滑向另一种偏见，即“中国历史中只有那些符合西方现代化定义的发展轨迹才值得研究”[24]，而这同样也是“早期现代中国”存在的问题。
在英语世界，early modern有时也作为中文“近代”的译词使用，例如卜立德（DavidE.Pollard）主编的《翻译与创造：近代中国的西方文学读本（1840-1918）》（Translation and Creation : Readings of Western Literaturein Early Modern China,1840-1918）在时间上严格遵照了大陆学界关于“近代”的定义。不过这一书名可能会令论文集的撰稿人之一樽本照雄感到困惑，因为在日英翻译中，earlymodern对应的译词是“近世”，指的是明治维新前的江户时代（1603-1868）[25]。与此同时，“京都学派”又将“近世”应用于东洋史研究，将宋代以降的传统中国视为连续统一的整体，并以此为原点，构想所谓“东洋的近世”。如同汪晖所说，这里的“近世”意在打破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历史”框架，发掘独立于“西洋的近代”的历史经验，是一种“以儒教文化和早期民族—国家为文明特征”的“早期现代”叙事[26]。但也正因未能警惕“早期现代”概念中固有的目的论陷阱，其虽然极力拒斥欧洲中心主义，最终仍不免成为欧洲历史观的东亚翻版，重复了其界定历史阶段的尺度、标准和逻辑[27]。
对于以樽本照雄为代表的日本学者而言，无论是earlymodern还是“近代”，在日语语境中都会引发不小的混淆，因此需要转向更为直观的概念，比如“清末”。不同于“帝制晚期”或“早期现代”等长时段概念，“清末”强调了时间的短促。《晚清小说研究概说》引述泽田瑞美的观点，指出日本学者所谓的“清末小说”不等于所有写作或出版于清朝末年的小说，而是指那些能在形式、技法、题材和思想上摆脱传统程式的作品。[28]这样的定义显然受到鲁迅“清末的谴责小说”的启发，鲁迅以时人在义和团运动后“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掊击之意矣”[29]为其思想上的前提，将之与同样盛行于晚清的其他传统题材小说区分开来。
从这个角度来说，“清末小说”其实延续了从梁启超“新小说”到阿英“晚清小说”的论述脉络，其关注的重点在于对文学实践中种种“新”与“进步”要素的理解、阐释与应用。因此，这一概念的局限也显而易见，即其对于“新”或“进步”的界定往往缺少一个辩证的层面。夏晓虹在讨论“新小说”概念时指出，即便新小说家有意挣脱传统，却仍需面对“旧小说之体裁”与“新小说之意境”之间的张力，其结果仍然是“文白交杂”“雅俗难辨”。[30]王德威也提到，一个作家所宣称的创作意图和他/她实际的写作结果是两码事，高自标置的理论创新，可能恰恰出自最传统的心理和意识形态机制。[31]由此出发，王德威着意讨论了那些被新小说家——当然也包括部分“清末小说”研究者——嗤之以鼻的小说类型——狭邪、侠义公案和科幻奇谭，指出其反复“渗透、缠扰，或淆乱主流话语”的书写，适“构成中国现代文学另一层迷人的面向”。[32]
三
相比于上述四种常用的断代概念，即“近代”“帝制晚期中国”“早期现代中国”和“清末”，“晚清”无疑是最缺乏理论意识、在定义上也最为模棱两可的，其缺少对于一个现代概念而言至关重要的“标准化”和“政治化”特征[33]，却也因此避免了它们之间最大的共性——同时也是最大的冲突之处——“排他性”。乔迅注意到，在关于清代历史的表述中，“早期现代”“帝制晚期”以及“王朝体系”各自代表了一套无法相互通约的叙事模式，即便他明显对“早期现代”青睐有加，也不得不承认其余二者的无可取代，需要借助一种分离的、多元叙事的研究路径，得出关于清代历史的复合图景。[34]
循此思路，“晚清”作为一个概念有其先天的“弱点”，因其保留了来自旧王朝体系的表述习惯，以至于无法在当代学术语境中清晰地界定自身。但既然讲到当代学术的后见之明，我们自然明白“弱”也有“弱”的好处，在詹尼·瓦蒂莫（Gianni Vattimo）那里，“弱势思想”（weak thought）是一种“去结构化”（destructuration）的诠释策略，通过体认一种“虚构化的实在经验”应对这个拥有“无限可解释性”（infinite interpretability）的时代[35]。马泰·卡林内斯库（Matei Calinescu）注意到，瓦蒂莫的“弱”并非只停留在理论层面，而是包含了一个实践的或曰方法的向度，其最重要的特质在于不将某种居高临下的理性或信念强加于它的阐释对象。[36]“晚清”概念的“弱点”使其避免了一种“强势”思维，即认为只有那些重要的、主动的、符合某种预设目标的对象才值得研究。
在《晚清青楼小说研究》中，司马懿（ChloëF.Starr）便注意到“强势”思维的局限，她指出从文学研究的角度来看，虽然过去对于“晚清”的划分从未定于一尊，却都服膺于一系列目的论式的外在标准，比如特定历史事件的决定性意义，而忽视了文本的内部细节、叙事结构以及生产机制的变化。[37]关于狭邪小说（courtesannovels）的研究便是最好的例子，负面的命名方式预设了研究的立场，将讨论导向对小说政治与道德属性的批判，而通过改换更加中性的文类名称“青楼小说”（red-lightnovels），司马懿要将小说类型的发明还原到具体的历史语境和编辑实践（editorialpractices）中去。[38]在她看来，“晚清文学”应当包括所有产生于十九世纪中后期至二十世纪初的文学现象，从而扰乱各式各样的价值预设，使得边缘文类不仅不为某种外部标准所遮蔽，而且能够反过来修正与完善对于“晚清文学”的理解。[39]
以上讨论提醒我们，任何概念都不止于抽象的、形而上的层面，而是也有关“感觉”与“叙事”[40]。如果说在“文学”研究的视野下，“晚清”显现出查漏补缺、融会贯通的潜能，那么反过来，以“晚清”为界面，亦可以将作为概念的“文学”带入更加历史化和辩证性的阐释语境。与“晚清”不同，有关“文学”的概念研究成果颇丰，一般认为，汉语中的“文学”一词从明末开始日益成为英文“literature”的译词，并于清末民初逐渐普及，制度化为现代教育中的一门知识、专业和学科[41]。不过，对于后现代语境下的文学研究而言，更重要的不是变化的结果，而是充满歧义（ambiguity）与转化（refunctionalization）的过程。每当研究者将“文学”纳入“晚清”的时间范畴，就会发现其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对应关系如同彼时的时局一般摇摇欲坠，如同对于“晚”的主观感受为“晚清”带来的不确定性，“文”的历史积淀和巨大影响力也令“文学”呈现出一种“不同时历史的同时性”（contemporaneity of the noncontemporaneous），涉及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不同时间层[42]。换言之，“文学”在其概念化过程的初期，与“晚清”一样深受字面描述的影响，显现出“弱势”的理论特征，而清末民初新旧杂陈的社会与文化语境也在不同的历史层面召唤着变动不居的“文学”概念。
本文既然再次借用了瓦蒂莫的理论，也就表明了后置的书写位置，“文”的多义性不仅出自“晚清”的历史语境，也源于当代学界对“文学”的反思风潮。在《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王德威呼吁打破现有的文类格局，重新思考各种“‘文’的媒介衍生”（contestation of Wen and mediality），仅以晚清部分为例，即包括了宗教小册子、政论文章、经学著述、报纸/画报、游记/日记、情书等罕见于文学史的文类。借用刘勰《文心雕龙》中“形文”“声文”和“情文”的论述，王德威试图说明“文学”不仅仅是一套抽象的“审美建构”，而且内蕴一种转化与联结的情感力量，经由“文”的中介，有生的（animate）与往生的（inanimate）、符号的（semiotic）与血肉的（somatic）世界方能彼此相通。[43]正如《文心雕龙》中，“文”有着完全不同于literature的定义和分类，其中大多数文类在当时的文化与情感生活中都发挥着实际的功用。
无独有偶，王德威的高足罗鹏（Carlos Rojas）同样向“文”的古典释义寻求灵感，在为《牛津中国现代文学手册》撰写的导论中，他借助《说文解字》来阐释“‘文’的界限”（the limits of Wen）。与王德威一样，罗鹏也使用“Wen—文”来表示对其古义的援引，这并非单纯的复古改制，而是有着显而易见的“后学”渊源，其希望借此松解“文学—literature”的跨语际实践中暗含的霸权性力量，恢复“文”的固有的思辨性与生产性。在书名中，罗鹏特意采用了literature的复数形式来体现这一取向，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文学”不应只是一个静态的概念，而是一个意义和边界都在自我阐释中不断重塑的动态实体，它不是单数的、统一的，而是将各种关于“文学”的论述相互叠加所形成的复合范畴。[44]
现在我们可以说，处于“晚清(—)文学”的连字符“—”之上的正是瓦蒂莫的“弱势思想”，其通过发挥“后学”理论“化简为繁”的特长，融会相互龃龉的理论意识，创造包容协作的阐释空间。但借用概念史学者的说法，概念不等于文字游戏中的空洞能指，而是自有其“历史分量”，不仅是社会历史变化的“表征”，也是推动其发展的“因素”[45]，还诸晚清文学研究，概念既是对客观历史过程的诠定，又作用于当下的学术生产语境，因而在最后，本文尝试做出如下总结：
首先，“晚清文学”是一个“未经充分经典化”的概念[46]，对于“近代文学”的研究者而言，这或许意味着学科发展缺乏“主调”，进而导致合法性危机[47]，但对于“晚清文学”来说，由于建制化的过程从未完成，其研究本就得益于去中心化的知识生产模式，经典意识的缺位反而可以释放这一概念中的能动性。因此，“未经充分经典化”对于“晚清文学”来说不是一项负面的债务，而恰恰是其学术能量得以彰显的所在。
其次，“晚清文学”是一个“浮动”（floating）的概念。在民初的清遗民那里，对先朝的“怀旧”不仅带来沉郁的诗情，亦引发历史的错判，以郑孝胥为首的遗民文人无疑混淆了已然消逝的现实和欲望投射的幻象之间的落差。周蕾曾指出触发“怀旧”的未必是过去实存之物，而可能是来自追寻失落客体的心理冲动，因此怀旧情绪的运作方式并非在古今的对应物之间直线演进，而更多是从当下出发的“一个回环”“一种赌博式的投掷”或“一个机遇的网络”。[48]“晚清文学”的边界并非与王朝的政治生命若合符节，而是随着历史主体对于“晚”的不同想象而不断游移。
最后，“晚清文学”是一个“跨越性”的概念，不仅表现为跨越既有的历史分期框架，也包括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和跨文化的学术视野。“晚清文学”长期所处的边缘位置反而强化了研究者之间交流的意愿，尤其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更形成了一个全球性的论说空间。对于华语学界的学者而言，“晚清文学”研究似乎天然包含了与域外学者对话商榷的层面，相比于海外汉学的其他领域，晚清文学研究也更加注重借鉴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
“晚”的越境有益亦有害，标举“多元”未必总是件好事，历史的血泪可能在“众声喧哗”的过程中被稀释，而巨大的创痛也可能由于肤浅的比较而湮没无闻。借用季进的说法，“跨文化”自有其“伦理”，不能仅仅满足于触发对话、引起交流，也要时时警惕跨越中的权力结构调整，关切“个体判断与主体意志的表现”。基于这一理解，跨文化视域中的“晚清文学”不应成为某种按需封装的“离境”实践，抑或强势话语的“在地”翻版，而是需要作为持续不已的能动过程，参与到中国文学及其研究的当代生产中来。[49]
本文系江苏海洋大学“海州湾英才”创新计划项目“作为‘问题’的英语世界晚清文学研究”（KQ24069）阶段性成果。
注释
[1][46]参见王达敏、李思清、马昕、潘静如、马勤勤：《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观念、方法与格局[笔谈]》，《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8卷第5期。
[2]参见余夏云：《英语世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方法学反思》，北京大学出版社2025年版，第2-3页。
[3]方维规：《“鞍型期”与概念史：兼论东亚转型期概念研究》，《东亚观念史集刊》2011年第1期。
[4]参见[美]王德威：《小说中国：晚清到当代的中文小说》，麦田出版社2012年版，第ⅵ页。
[5]〔宋〕郑樵：《通志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2页。
[6][美]宇文所安：《晚唐：九世纪中叶的中国诗歌[827-860]》，贾晋华、钱彦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5-6页。
[7][美]爱德华·W.萨义德：《论晚期风格：格格不入的音乐与文学》，阎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2年版，第6页。
[8][英]迈克尔·伍德：《〈论晚期风格：格格不入的音乐与文学〉导言》，《论晚期风格：格格不入的音乐与文学》，爱德华·W.萨义德著，阎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2年版，第Ⅵ页。
[9]汪晖：《世纪的诞生：中国革命与政治的逻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版，第9页。
[10][11][25]参见沈国威：《近代关键词考源：传统、近代、现代》，《东亚观念史集刊》2013年第4期。
[12][13][15]参见周明初：《晚清文学，抑或是近代文学？从晚清七十年间文学的命名说起》，《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
[14]参见关爱和：《二十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研究述评》，《中州学刊》1999年第6期。
[16]李凤亮等：《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海外视野：当代海外华人学者批评理论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2年版，第100页。
[17]参见杨庆祥：《“重写”的限度：“重写文学史”的想象和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3-74页。
[18]参见吕杰：《“晚期帝制中国”考：美国中国学史研究中的“关键词”探讨》，《学术界》2011年第8期。
[19]Xiaorong Li.Women's Poetry of Late Imperial China: Transforming the Inner Chambers.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2.pp.145-178.
[20]Wai-yee Li. Women and National Trauma in Late Imperial Chinese Literatur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14.pp.197-200.pp.293-294.
[21]参见《走出区域研究：西方中国近代史论集粹》，董玥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页。
[22]参见季剑青：《“早期现代中国”论述的谱系与可能性》，《文艺理论与批评》2019年第2期。
[23][34][40][美]乔迅：《清初视觉文化与物质文化的历时性考察》，王绍欣译，《世界时间与东亚时间中的明清变迁[下卷]·世界历史时间中清的形成》，[美]司徒琳主编，赵世瑜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385页、388-390页、385-386页。
[24][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84页。
[26][27]参见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6页、6-7页。
[28]参见袁健、郑荣编著：《晚清小说研究概说》，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217页。
[29]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91页。
[30]参见夏晓虹：《晚清“新小说”辨义》，《文学评论》2017年第6期。
[31][32][美]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宋伟杰译，麦田出版社2003版，第42-43页、43-44页。
[33]参见孙江：《概念史研究的中国转向》，《学术月刊》2018年第10期。
[35]参见[意]詹尼·瓦蒂莫：《现代性的终结：虚无主义与后现代文化诠释学》，李建盛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82页。
[36]参见[美]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现代主义、先锋派、颓废、媚俗艺术、后现代主义》，顾爱彬、李瑞华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292页。
[37][39]Chloë F. Starr.Red-light Novels of the late Qing. Brill.2007.pp.5-10.pp.10.
[38]司马懿、吴青：《文本、叙事与神学：司马懿教授访谈录》，《国际汉学》2016年第2期；MargaretB.Wan.“Red-LightNovelsoftheLateQingbyChloëF.Starr”.TheJournalofAsianStudies.Vol.68.No.3.2009.
[41]参考陈国球：《文学如何成为知识？文学批评、文学研究与文学教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51-76页；余来明：《“文学”概念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72-205页；Theodore Huters. Bringing the World Home: Appropriating the West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5.pp.74-99；张弛：《晚清维新运动与中国“文学”观念的演进》，《文学评论》2022年第1期。
[42][瑞士]费瑞实：《近代中国的鞍型期及其与概念史研究的关系》，闾波译，《亚洲概念史研究》（第六卷），孙江主编，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第201页。
[43]David Der-wei Wang ed..A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7.pp.20-22.
[44]Carlos Rojas & Andrea Bachner ed..The oxford Handbook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6.pp.2-3.译文参考[美]罗鹏：《导论：“文”的界限》，《南方文坛》2017年第5期。
[45]参见李里峰：《近代中国情境下的概念史研究：以方维规〈概念的历史分量〉为例的方法论思考》，《亚洲概念史研究》（第六卷），孙江主编，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第209页。
[47]参见陆胤：《近代文学研究的生活史维度》，《文学遗产》2022年第3期。
[48][美]周蕾：《写在家国以外：当代文化研究的干涉策略》，米家路等译，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2页。
[49]季进：《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跨文化伦理》，《扬子江文学评论》2023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