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先后两次认真阅读李健长篇小说《天山下》的过程中，我所情不自禁联想到的，是藏族作家阿来那部影响颇大的长篇小说《机村史诗》（最初名为《空山》）。机村，是阿来虚构出的一个偏僻的藏族小村落。由《随风飘散》《天火》《达瑟与达戈》《荒芜》《轻雷》《空山》等六部互有牵连的小长篇，再加上嵌入其中的十二个短篇小说，以花瓣式结构组构而成的这部长篇小说，采用编年史的方式所集中思考、表现的，正是机村这样一个普通藏族小村落，面对来自现代化的强势冲击而被迫作出各种自觉、不自觉回应的命运变迁过程。倘若借用阿来本人的话进行概括，那就是：“‘机’，是一个藏语词的对音。‘机’，也不是一个标准的藏语词，而是藏语里一种叫嘉绒语的方言里的词。意思是种子，或根子。”“当我决定要写一部编年史时，发现自己不能沿着熟悉的路径，写一部传统的长河小说。这五十年中，无论是政治运动还是经济浪潮的冲击，都使得在乡村中，没有一个人或一种人，或一个家族，像长河小说中那样始终处于舞台的中心。在政治运动的冲击下，在经济潮流的激荡中，乡村不断破碎，又不断重组。断裂，修复，再断裂，再修复……这个过程，至今还在继续。”①必须指出的是，阿来在这里所强调的五十年间无论是政治运动还是经济浪潮，其实全都可以被纳入广义现代性的范畴之中。由于1949年前，包括机村在内的所有藏族地区，全都处于前现代状态之中，所以在此后，他们便与所谓的现代性打了一个遭遇战。将藏地普通民众在这一过程中生存与精神双重层面上的蜕变，以艺术的方式精准捕捉并呈现出来，可以看作《机村史诗》的根本主旨所在。虽然篇幅大小不同，李健也并不像阿来那样身为少数民族作家，但在我的理解中，他这部入选了中国作协“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的《天山下》，最根本的思想艺术主旨，恐怕也是要聚焦书写现代化强势冲击下那些边地牧民生存与精神的双重艰难转型。

小说之所以会被命名为“天山下”，主要是因为作者李健所关注的那些哈萨克族牧民，曾经以传统的游牧方式，辗转迁徙于天山脚下的缘故。小说中，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汉族知识分子刘承义与哈木扎相逢，不久他提出盖房子的建议，曾经遭到哈木扎的本能抗拒：“他对刘承义提出的盖房子的想法充满不屑。哈萨克的家在马背上，哪个地方有草，哪个地方就是哈萨克的家。我们哈萨克永远都在搬家的路上，房子盖出来谁住呢？再说，住在四面都是墙的房子里跟住在笆篱子里一样，晚上看不见星星，也看不见月亮，我们会疯掉的。”所谓游牧生活的要义，一定是放牧包括马牛羊在内的各种牲畜。而哪里有牧草，哪里才适合放牧。既如此，古人所说的逐水草而居，到了哈萨克族牧民这里，自然也就变成了逐牧草而居。无论是夏牧场与冬牧场的分野，还是哈萨克族对骏马的看重与依恋，全都可以从牧民传统生存方式这里得到有效解释。既然必须追逐牧草，那肯定也就不可能定居于某处，只能是不断游荡迁徙，既“牧”且“游”。或许是长期以来如此生存，才会有他们那个优美的民间传说：白天鹅变成一位美丽绝伦的少女，在和那位名叫卡勒恰哈德尔的部落首领结为夫妇之后，生了一个男孩，取名为哈萨克。哈萨克又生了三个儿子……在《天山下》这部聚焦哈萨克族牧民生活新变的长篇小说中，借助于哈木扎的弹唱，将“哈萨克”一名由来的优美传说巧妙地融入小说文本之中，自然有不容忽视的价值。

根据作者的描述，一个显在的事实是，虽然在1949年之后，如同刘承义这样的外来者，已经给草原上的哈萨克族带来了一些新的生活理念，但在那个特定历史时期，依然停留在理念传播的层面上，牧民传统生活方式尚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虽然如小说中所说，“后来经历了土改，从互助组到合作社，再从高级社到公社生产队，土地分了又合，合了又分，耕地不断增加，草场和打草地就变得越来越小”，但传统生活方式尚未发生根本性大变。进入改革开放时代以来，因为他们与“现代化”迎头相撞，无论是外在的生存方式，还是内在的精神世界，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身为生活在新疆的汉族作家，李健长期以来一直关注并思考着他们从外到内的种种变化。这一点，在后记中有着真切记述。原来，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当时还是医务工作者的李健，就曾经与哈萨克族有过长达两年的亲密接触：“所以每到牧民转场的季节，卫生院就有去牧区巡回医疗的任务。所谓巡回医疗就是和牧民一起转场，为牧民解决一些头疼脑热的小病小灾。我的工作是带着药箱，在医生或是大队医务室的赤脚医生处理完病人后，负责发药。转场主要在春秋两季，每次大概一个月左右。”②一方面是曾经的朝夕相处，另一方面则是写作者观察与思考的自觉，二者叠加的结果，就是被命名为《天山下》的这部长篇小说。

某种程度上，小说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结构的艺术。能否为作品设定合理的结构，是衡量小说家优秀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准。“所有的批评理论都包含有与结构有关的概念，也即是说作品在发展中的统一性。”“每部作品都是由文字构成的独特领域，它必然具有自身形成的逻辑或顺序，对这种逻辑或顺序，作家负有一定责任。”“当我们继续往下阅读时，我们发现从这些选择中会延伸出一种逻辑，它不单纯是由语调、技巧、故事或隐喻等构成的逻辑，而是一种由作品本身的发展过程或秩序所形成的复杂体系。该体系使我们能够把自己的种种感受组织起来，使作品具有一种贴切感，并使我们看到在作品中什么是贯穿于始终的、有重要意义的东西。”③贯穿于小说文本始终的如此一种复杂体系，不是别的，正是我们这里所强调的艺术结构。关于李健为《天山下》所设定的艺术结构，我们不妨从两个方面加以理解。从时间的角度，《天山下》可以被看作是当下时代与既往历史两条线索的相互交织。其中的当下时代部分，是以女主人公巴亚什为代表的哈萨克族牧民，面对改革开放以来日渐汹涌的现代化大潮，从一开始的惊慌失措与无所适从，到司空见惯后的逐渐理解与接受，再到后来积极主动地去热情拥抱，并倾心投入其中的整个曲折过程。既往历史部分，则是对巴亚什的父亲哈木扎他们那一代哈萨克族牧民在改革开放时代到来之前那一段人生历程的不断驻足回望。其中最不容忽视的两个要点，一是刘承义父子的意外闯入，二是哈木扎本人的婚恋纠葛。从内容的角度，《天山下》又可以被切割为由以巴亚什的创业之路为聚焦点的生存方式转型书写，与哈木扎、巴亚什父女俩各自的情感纠葛这样两条线索。联系文本，虽然以上两种理解都说得通，但为了论述的方便与条理，我们的最终选择还是第二种。

（摄影：Dean Milenkovic on Unsplash）

进入我们分析视野的，首先是以女主人公巴亚什的艰难创业道路为聚焦点的边地牧民传统生存方式的转型书写。传统生存方式的转型，在《天山下》中有三个突出的症候：

其一，是由四处辗转迁徙的游牧方式转变为定居点的确立。其实县里早就在拜格卓勒建过定居点。“‘拜格卓勒’意为通往幸福的路，是县里建成的第一个牧民定居点”，然而，由于老县长他们当初虑事不周，根本就没有考虑到居民饮水的问题，结果，牧民们在勉强坚持了十多年之后，便纷纷搬离了拜格卓勒，定居点的首次建造努力，遂以失败告终。又过了一些年，阿拉苏定居点才被提上政府的议事日程：“阿拉苏是离县城最近的牧民定居点，和县城只隔着一道山梁。”在哈萨克语中，“阿拉苏”的意思就是蜂蜜水。真的是“不比不知道”，搬入阿拉苏之后，长期以来早已习惯了游牧方式的巴亚什他们，方才真切体会到了定居点的好处：“从她搬到阿拉苏定居点，住上有水有电的大房子，再也不用到冰天雪地的戈壁滩上背雪化水，她就再也无法忍受冬天住在地窝子里的生活了。”但在充分体会到定居点生活好处的同时，不容忽视的一点，却是双刃剑般另一面的存在。最突出的体现就是牧民们无所适从后的一时放任自流。牧民们由原来的自由放牧向农业生产方式转变：“都是在马背上放了一辈子羊的牧民，挥惯了放羊鞭子，忽然让他们举着锄头铁锹在庄稼地里锄草浇水，总有些怪势势的感觉。关键是大部分牧民把种子撒进地里，就不知道接下来该干啥了。除了喝酒、骑马四处拜访朋友，时间多得不知道还能用来干啥。”不用说别人，即使是打小与刘言归一起长大的巴亚什，面对自家院子里的那块菜地，也都处于无能为力的状态之中：“她曾按着刘言归教的办法把空地修整好，撒上种子。可没过了多久，那些冒出地面的幼苗就被杂草重新淹没了。”关键在于，当刘言归忍不住批评她的时候，她的回答还显得那么振振有词：“菜长出来了嘛，人吃，草长出来了嘛，羊吃。她撇撇嘴，翻他一眼。草都拔掉了，羊吃啥呢？”无论如何都不容忽视的一点是，潜隐于巴亚什如此一种言辞背后的，显然是哈萨克族心目中一直根深蒂固的世界观。这种迥异于农耕文化的世界观，与他们长期的游牧生活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内在关联。

其二，是对骏马的自觉或不自觉厌弃。在前现代的社会条件下，要想在广袤的草原上放牧，所依赖的交通工具就是奔跑速度极快的骏马。哈萨克族之所以被称为马背上的民族，根本原因主要在此。既如此，骏马在哈萨克人心目中的珍贵程度便可想而知。正因为骏马特别珍贵，所以，等到孙子麦西拉过十八岁生日的时候，爷爷哈木扎才会精挑细选地专门送给他一匹两岁的枣骝马。没想到，由于现代化冲击下时世迁移的缘故，麦西拉竟然已经不再把骏马看作是珍贵的礼物：“麦西拉没有欣喜若狂，甚至连他递过去的马缰绳都没接。”万般无奈地勉强接过马缰绳后，他的一番言辞竟然是：“阿塔，现在谁还骑马呢？人家都骑摩托了。”摩托是什么？摩托恰好是现代化的某种突出象征。麦西拉对骏马如此一种毫不掩饰的厌弃态度，所激发的，只能是哈木扎的怒火万丈：“你，你现在不是哈萨克的子孙了，不喜欢马的哈萨克，不配当哈萨克。”面对震怒异常的哈木扎，麦西拉虽然暂时退让，假装出喜欢的样子接受了这匹枣骝马，但没过了多久，“秋季转场还没结束，麦西拉就把爷爷送给他做成人礼的枣骝马卖掉了，换成了摩托，和县城里的一个二道贩子搭伙贩羊皮”。

其三，是商品或者说金钱意识的觉醒。这一点，突出表现在巴亚什的远房表亲阿勒玛身上。年龄与巴亚什差不多大的阿勒玛，丈夫是与夏木斯同一个部落的宝兰拜：“现在他们家开着村里唯一一家小卖部，七零八碎啥都卖，关键是可以赊账，等到羊毛剪下来或是秋季转场的时候再一次性结清。只是价格要比城里的商店贵好几倍。”不仅开商店，而且竟然还要向一个村里的乡亲赊账后索要贵好几倍的价钱，如此一种情形就不仅仅是商品意识的觉醒所能解释。极端一点说，他们家的这种行为，可以称得上是巧夺豪取。如此一种情况下，阿勒玛他们家之引起乡亲们的强烈不满，就是合乎情理的一种结果。这一方面，反应最为激烈的，就是巴亚什的阿达哈木扎：“阿达每次说起阿勒玛都会嗤之以鼻。她再不是哈萨克了，她的心已经坏掉了。”不能不指出的一点是，哈木扎如此一种强烈的不满情绪，正建立在他所一味固守留恋的传统生产观念的前提之上：“以前多好，草原给了我们生活所需要的一切，剩下的都是老天爷的事情，我们啥也不用想。”从辩证的角度来说，阿勒玛他们商品意识觉醒的意义固然不容否定，但如果借助于商品的奇缺而牟取暴利，那就必须给予谴责。同样的情形，还表现在给牛奶掺水这样一种偷奸耍滑的行为当中。明明属于典型的偷奸耍滑行为，但到了阿勒玛嘴里，却竟然会那么地天经地义：“往牛奶里掺水也是阿勒玛教她的。别人都往牛奶里掺水，你不掺水你就是勺子。阿勒玛说。再说别人把牛奶买回家，喝的时候也要加水是不是？他们应该感谢你提前帮他们加好了水……”虽然只是看似简单的三言两语，但阿勒玛那种强辩的逻辑却已经活生生地跃然纸上。从当初的金钱意识极端淡泊，到如同阿勒玛这样利欲熏心，其间的跨度之大，的确令人咋舌。《天山下》里的阿勒玛这一人物形象，出场次数极为有限，是一个典型的龙套式人物。能够借助于开小卖部、给牛奶掺水，再加上后面不断与丈夫宝兰拜发生尖锐冲突，寥寥几个细节，便把一个唯利是图者的形象勾勒刻画出来，若无对人性深刻的洞察能力，这一点断断做不到。

总体层面上的生存方式转型之外，李健所浓墨重彩书写的，更有巴亚什其人的事业发展与精神蜕变过程。与一般的女孩不同，巴亚什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早熟。她的早熟，与家庭遭逢的突然变故有关。早在她刚刚十二岁那一年，母亲毕夏提汗就因难产而过早离世。那一年的巴亚什身上，发生了两件大事。其一，是她的第一次来潮：“就在那一年，她觉得自己是个女人了，这不仅是因为阿妈的骤然离世。那一年秋季转场的路上，她告诉阿妈，她的身体流血了。”其二，是家庭责任出乎意料的突然降临。母亲不幸过早去世，不仅弟弟嗷嗷待哺，而且一家人的日常生活还需有一个女性操持。如此一种境况下，年仅十二岁的巴亚什便只能辍学回家，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仓促披挂上阵，成为了事实上的家庭主妇。遭遇这一过程后的巴亚什，想不早熟恐怕也由不得她自己。但不管她如何早熟，无论她从刘承义那里无意间获得过多少教益（刘承义其人，在《天山下》里是一个不容或缺的重要角色，这一点容后详述），成年后嫁给了夏木斯的巴亚什，却也只能万般无奈地成为一个普通的牧民家庭妇女，处于某种百无聊赖的日常状态之中：“现在的她和当年的阿妈不一样，虽然每天要干的活千篇一律，喂牛挤奶、带孩子做饭、擀毡做刺绣，要干的活一样不比以往少，可这些活用不了多少时间就干完了。”置身于如此一种境况之中，巴亚什自然会生出特别的感觉：“从她搬来阿拉苏，时间好像变多了，漫长的没有尽头一般。”之所以会生出这样的一种感觉，主要因为搬迁到阿拉苏后，很多在草原上需要干的活，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拥有这样的一个前提后，巴亚什进一步生出的，就是对时间那种特殊感觉：“而现在，时间像一团蓬松的棉花，软绵绵的怎么踩也踩不踏实，让她厌倦。”小说是语言的艺术，而最能见出写作者语言才能的，却又是精准到位比喻句的生成。能够将打发不动的时间想象成“一团蓬松的棉花”，“软绵绵的怎么踩也踩不踏实”，所充分见出的，也正是作者李健操持运用语言的才能。当然，说到语言的运用，《天山下》还有以下两点特色需要强调。其一，是对次序颠倒的哈萨克式汉语的创造性使用。比如巴亚什说：“我把牛卖掉，我做刺绣，我给你好几个牛挣回来。”再比如，“毕夏提汗说，你弹唱的事情他都知道，你不会唱的事情他也知道”。其二，是与哈萨克人思维习惯的高度一致。比如，“听说他们家的电视值几十只羊”这样一句。因为在传统的思维中，哈萨克人没有明确的金钱概念，所以才会以“羊”为换算单位。再比如，奶牛被卖掉后夏木斯的一段表达：“要是卖出去的牛再要回来的话，我的面子没有了，牛也不高兴。”将自己的面子与牛联系在一起，所充分凸显的，正是对包括牛在内的大自然的那种本能敬畏。

日常生活中的百无聊赖之外，同样令巴亚什感到痛苦的，是家境的清寒或者说生存困境。导致他们家境清寒的主要原因，是少年乔格尔的突然罹病：“那年秋天，乔格尔也就四岁多一点，隔三差五发烧。”采用民间的各种驱邪方式无效的情况下，他们只能先去县医院、后去乌鲁木齐的大医院求医：“医生说，乔格尔的病是天生的，是心里面的一个地方没有长好，要做手术。手术要花一大笔钱。”为了使乔格尔的身体及时康复，丈夫夏木斯毫不犹豫地先卖羊，后卖马，筹措治疗费用。这样一来，“乔格尔的病治好了，家也卖空了”。等到主体故事情节开始的时候，巴亚什他们家的经济状况，竟然困顿到了连过冬的煤都买不起的地步。

一方面，肯定是由于所谓的“穷则思变”，另一方面，当然也还因为受到了时代空气的熏染，比如阿勒玛他们家那种浓烈经商意识的潜在影响，内心深处一直高傲无比的巴亚什，终于开始了打破既有生活状况的尝试：“现在的生活好不好，她说不上来，只是不经意间会心生抵抗。一开始，抵抗只是一闪念。她喜欢定居生活，可定居背后隐伏的困境又让她焦虑。这不是她原本的样子，早前那个果决敢为的她不知跑到哪儿去了。”怎么办呢？小说一开始，巴亚什的精神状况即是这样的一种一筹莫展与不知所措：“她被倏忽而至的莫名情绪搅得有些茫然，无措地左右巡睃着。”虽然什么具体的事情都没有发生，但巴亚什的如此一种无端愁绪却也并非空穴来风。只要联系实际的生存情状，我们就不难明白，导致巴亚什这种无端愁绪生成的根本原因，正在于她对生活一点把握都没有的茫然。换言之，也就是巴亚什的倍感失落，或者说她尚未能真正确立自己在生活中的主体地位。正是在如此一种情况下，突然回想起那一年在医院里被一位大姐用二百元买走几件绣品，巴亚什毅然决定，不惜卖掉唯一的奶牛，也要努力通过刺绣品的售卖改变自己的生存境况。这一方面，我们千万不能忽视决定卖牛之前，巴亚什与夏木斯之间的一场交谈。交谈过程中，她念念不忘的一个核心点，就是做一个“城里女人”：“我，我不能当城里女人吗？她推了他一把。我当城里女人不行吗？”“你说，我为啥不能当城里女人？我长得不像城里女人吗？我就是要把牛卖掉，我偏要把牛卖掉……”巴亚什在这里之所以反复强调自己要去做一个“城里女人”，只因为在现代性的视阈里，“城里女人”已经变成了她人生理想的象征性符号。不能忽视的是巴亚什尽管曾经感慨此前那个“果决敢为”的她哪里去了，但能够近乎于背水一战地把唯一一头奶牛卖掉，毅然决定依靠售卖绣品来改变自己的生活，这一事实强有力地证明了她有一种毫无顾忌、果决敢为的性格特征。但正所谓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巴亚什虽然有足够的勇气告别既往的生活，但当她不无果断地卖掉奶牛，试图寻找到刺绣品售卖方式的时候，却遭遇了意料之外的巨大困难：“巴亚什卖牛的钱很快就花完了，做出来的刺绣却没卖出去几件。这完全在她的意料之外，她根本就没想过，卖东西是这么难的一件事。”请一定注意，这里的“卖东西”其实就是商品经济的意思。作为一名在传统中浸淫太久的牧民家庭女性，要想一下子跨越到现代商品经济，不管怎么说都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值此关键时刻，暗中替她拿主意的，依然是那位青梅竹马的刘言归。具体来说，不仅搬进木垒河城去开一家专门的刺绣店是刘言归的主意，而且刘言归还言之凿凿地一再叮嘱她，一定要一刻不离地守在店里：“人家每次来，你都关着门，人家会以为你的店不开了。”行文至此，无论如何都必须提及的一点就是，整部《天山下》艺术处理上多少让我感觉不太满意的一个地方，就是刺绣店开张之后相关故事情节的安排显得有点不尽合理。前面尚是“生意一如既往地不见起色”，仅仅过了不到半页的篇幅，情况就开始发生了变化：“临近古尔邦节的时候，生意出奇地好起来。”这期间，看似关键的一个环节，就是她曾经专门去天池参加了一次草原物资交流会。尽管事先没敢抱多大的希望，但结果却出乎意料地好，仅只是半下午的时间，她就以理想的价钱把带来的刺绣全部卖完了。这期间，固然曾经有过关于巴亚什主动推销刺绣的简单描写，但仅凭这一点，还不足以说明她的刺绣何以就一下子由滞销一变而为畅销。无论如何，从那次天池的物资交流会开始，巴亚什的刺绣事业就开始一步步地进入发展的快车道。由于有刘言归的悉心参谋，以县乡镇企业局局长季道农为代表的地方政府的鼎力扶持，最主要的还是潜藏于她骨子里的经营才能被强势激活，在接到了从事国际贸易的安东和黄胡子的一大笔订单之后，巴亚什干脆以绝大勇气建立了一个私人刺绣厂，由她本人出任厂长一职。就这样，原本只是一名普通哈萨克族牧民家庭妇女的巴亚什，摇身一变成为木垒河城里大名鼎鼎的女企业家。甚至，在父亲哈木扎的心目中，巴亚什的形象也已经明显与以往不同：“巴亚什现在是见过大世面的人了，打扮得跟城里女人一样。”外在容貌的变化之外，更重要的是“说话也跟以前不一样了，一套一套，说的都是电视里的话。猛一听道理都对，又觉得和以往的老规矩老传统别着劲”。刺绣厂成立后，虽然也曾面临绣工短缺等一些问题，但依凭巴亚什的智慧与努力，终归还是有效克服。

相比较来说，整部《天山下》中，最令我折服的一点，是李健最后关于巴亚什面临前所未有困境的艺术处理方式。他令我刮目相看的，正在于自觉规避那种常见的大团圆方式结局。具体来说，巴亚什所面临的困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银行的贷款压力：“高行长说，她的贷款还款期限一延再延，支行已经在监督审核这笔贷款了，这一次贷款到期不能再延期了，得先还清，然后再贷。”其二，是公司业绩的明显下降：“产品差不多三分之一都积压在仓库里。即便销售出去，回款也不是很顺畅。”与此紧密相关的两个方面，一是如刘言归所言国际上的围堵打压，二是工人工资的无法按期发放。其三，则是一直令她信任的长期合作者安东，竟然破天荒地第一次拖延货款。如此一种困难重重的情况下，“这些天她满脑子想的都是钱。公司财务捉襟见肘，像个满是窟窿的水桶，原材料、水暖电，工人工资、银行贷款……哪一个都是窟窿，哪一个窟窿都在等她拿钱去堵”。倘若联系她卖牛之前困窘的家庭情况，那的确称得上是小有小的难处，大有大的难处。即使在如此艰难的境况下，等到她从安东那里了解到他们在邻国遭遇的灭顶之灾之后，胆识过人而且心存慈悲的巴亚什，所最终作出的决定，不仅不是落井下石，而且竟然是把那张存有安东卖房款项的银行卡，留在了大醉酣睡的安东的枕头边。接下来的叙述话语中昭示出未来的希望——“她知道回去后将要面临的困境，可那是明天的事。明天，太阳会照常升起。”能够采用如此一种既充满悲剧感又具有开放性的结尾处理方式，所充分凸显出的，正是难能可贵的艺术智慧。

接下来，进入我们分析视野的，就是以哈木扎、巴亚什父女为聚焦点的情感纠葛那一条结构线索。巴亚什的情感纠葛，主要集中在刘言归与夏木斯二人身上。首先是刘言归。她与这位汉族少年堪称青梅竹马，根本原因还在于一贯豪侠仗义的哈木扎在那个特殊年代以绝大的勇气收留了刘承义、刘言归父子。那时候的刘言归，看上去也就四五岁，“瞪着两只又大又圆的眼睛，小胳膊小腿像戳在骨架上的干柴棒，悄无声息地蜷缩在刘承义的枕边或是某个角落。他在哪儿都一样，都一样悄无声息，连吃饭都无声无息得像只淘汰的羊羔子”。身为知识分子的刘承义，到后来之所以会流落到偏远的木垒河一带，与那个特殊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紧密相关。依照刘承义的自述，他的父亲被诬为叛徒，他自己不识时务地“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岳父也被下放到农村去劳动改造，“我是她爸爸的学生，去她爸劳改的地方看她爸爸，嗯——我们，我们就结婚了”。后来情况变得越来越糟，刘言归的母亲跳楼自尽，刘承义和刘言归父子只能仓皇出逃。没承想，逃来逃去，竟然逃到了木垒河。因为侥幸碰上了既古道热肠又侠肝义胆的哈木扎，他们遂扎下根来。有了父子俩在大石头的扎根，才有了刘承义与哈木扎之间的兄弟情谊，也有了巴亚什与刘言归意外相识后的青梅竹马、两小无猜。需要注意的是，在《天山下》里的刘承义，固然是一位特殊年代不幸落难的知识分子形象，另一方面却更是一位现代文明的传播者。先是“老兄啊，以后肯定和现在不一样，国家发展了，人的生活会越来越好……”的一种抽象表达，紧接着便是对未来更为具象的描述与展望：“刘承义眼望着很远的地方。将来放羊在山里，孩子和女人住在山下，上学方便了，看病也方便了，不好吗？说不上连放羊都不需要在山里了……文明是以定居为基础的。”还有就是，刘承义在当年曾经抚着巴亚什的头，对她说：“他没吹牛。等你长大了，你一定要去看看大海。大海和草原不一样，等你见到大海就知道海有多大了，你的心也会变得像大海一样。”尽管在当时，不管是巴亚什，还是刘言归，甚或哈木扎，对他所讲述的这些都处于懵懵懂懂的状态之中，但毫无疑问，刘承义正是那位最早的文明播火者。倘若将刘承义当年对未来的展望与巴亚什很多年后的创业联系在一起，隐隐约约可以感觉到二者之间某种内在的关联。从人物形象塑造的角度来说，刘承义这一人物，虽然着墨不多，却依然能够栩栩如生地跃然纸上。

遗憾处在于，“还没等到秋天开学，刘承义就被公安带走了，再也没回来”。刘承义被带走时，刘言归还不到七岁。先是目睹母亲跳楼而亡，接下来又是眼睁睁看着父亲被公安带走，他幼小的心灵所承受的打击之巨大可想而知。父亲被带走时，“他的眼里渐渐蒙上一层雾，一层无边无际的雾”。“也是从那一刻开始，她再也没有忘记弥漫在他眼里的雾。就是现在，她仍然能从他眼里清晰地看到那层雾的痕迹。”这雾到底是什么，不同的读者当会给出不同的理解。在我的理解中，它只能是刘言归在被迫反复直面人生残酷一面之后所不自觉生成的精神创伤。从刘承义被带走的那个时候开始，毕夏提汗就把刘言归的被褥搬到家中，让他睡在仅仅比他大几个月的巴亚什身边。应该是从那个时候起始，刘言归对巴亚什就生出了无可救药的情感依赖：“他不喜欢热闹，逢到家里来人都尽量避开。他的话不多，说事情简单明了，能少说一句，绝不多说半句，有种与年龄不相称的沉稳和忧伤。他的眼里隐着永远也驱不散的水雾。只有和巴亚什在一起，他才会像撒欢的马驹。”如此一对小儿女相伴一起长大，自然会生出真切深厚的情意。待到情窦初开，这种情意自然也就合乎逻辑地演变成为情真意切的爱情。问题的关键在于，被情感的风暴裹挟的他们俩，不仅两情相悦，而且还在意乱情迷之际不管不顾地偷尝禁果。没想到，偷尝禁果的结果，却是巴亚什的有孕在身。获知真相后，脾气原本就火爆的哈木扎顿时火冒三丈：“这是乱伦……阿达气急败坏地吼道，我的脸，我的家族的脸……他啪啪地拍着自己的脸。这个罪名太大得很，我背不起，你也背不起。”尽管巴亚什可以呼天抢地一般地诘问苍天，但最后的结果却也只能是万般无奈地屈从于被迫分手这样一种命运安排。

好在，巴亚什的生命中还有夏木斯这样一位痴恋者。很可能是因为夏木斯早已经迷恋上巴亚什的缘故，在获知她有孕在身的情况下，夏木斯依然不管不顾地慨然接受了巴亚什以及她肚里的孩子。依照他的生活逻辑，就是“母牛都是我的了，牛娃子当然也是我的”。但即使夏木斯结婚时曾经信誓旦旦，时间一长，心里的那根刺却依然会时不时地跳出来作祟。尤其是在乔格尔出生后，这一点居然会表现得越发明显：“这个忽然降临的生命，侵犯了他的领地。他觉得巴亚什看乔格尔的眼神应该独属于他一个人。更为隐秘的是乔格尔总让他想起另一个男人，这些无法说出口的情绪一直困扰着他，折磨着他，直到姬别克出生。”问题在于，姬别克的出生所起到的也仅仅是某种缓解作用。虽然夏木斯清楚地知道结婚后的巴亚什根本不会背叛自己，虽然他也一度对巴亚什的刺绣事业持积极的支持态度，但是面对着妻子在刘言归的强劲助力下事业日渐成功，一事无成的夏木斯还是深陷于自我失落的精神状态中无法自拔。这一方面最不容忽略的，恐怕是文本中的这样两段叙述：一处是“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好像是巴亚什从福海回来，或是她接下安东的刺绣活之后，要不就是那次刘言归为了解决牧民不愿下地干活的事，在村委会请大家喝了一场酒，他总会生出莫名的怨怼，让他忍不住想要找她麻烦，跟她别扭”；再一处是“他又重新感受到了他们刚结婚时的那种莫名的虚怯。如果说现在和那时有什么不同的话，那时的虚怯是从心底渗出来的，根深蒂固。而这一次，则是他经历了那么久才慢慢积攒起来的理直气壮，越来越像握在手心的沙子，悄无声息地从指缝间流走了”。在如此一种情绪的影响下，夏木斯甚至会生出一种希望巴亚什事业受挫的潜在心理，只有这样，他作为一名在乎面子的草原男人方才可能重振雄风。在获知宝兰拜自杀的死讯之后，夏木斯之所以会生出一种浓烈的兔死狐悲之感，根本原因正在于此：“他和宝兰拜在某个地方有共通之处，他能理解宝兰拜的死。他想，可能有一条路，顺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他就会在某个交叉路口和宝兰拜迎头相遇。”这一段叙述已经明确暗示出了夏木斯未来彻底失败后竟然不知所终的悲剧性结局。与巴亚什、刘言归、哈木扎他们相比较，夏木斯在《天山下》文本中的重要性虽然比不过以上几位，但如果从人物形象塑造的角度来说，却又绝对可以被纳入上乘之列。

巴亚什之外，另外一位身陷某种情感纠葛漩涡里的人物形象，就是她的父亲哈木扎。哈木扎的情感困扰，与发妻毕夏提汗的过早离世有关。毕夏提汗不幸去世后，刚刚四十出头的哈木扎曾经有过强烈的自谴：“他一直后悔没有早点送毕夏提汗去公社卫生院，可这又怎么能怪他呢？哈萨克族世世代代不都是这么过来的吗？”意外遭遇到寡居的喀喇库孜，是在毕夏提汗去世一年多之后。在了解到喀喇库孜的家庭情况后，哈木扎对她不期然间生出了一种别样的情愫：“她尖下巴，骆驼一样细长柔美的脖子，眉头微蹙着，额头上细密的绒毛映出一层毛茸茸的光晕。他的心被什么刺了一下，莫名地揪起来。她的美和毕夏提汗不一样。”虽然从实际的情形来说，能否引起异性的注意，与他或她的婚姻状况无关，但作者之所以要强调了解婚姻状况在先，怦然心动在后，意在凸显哈木扎其人的道德感。依照传统习俗，寡居的喀喇库孜只能改嫁给自己的小叔子,“她小叔子倒是很高兴，可她不愿意”。依照个人意愿，她更乐意选择骤然相逢的哈木扎。这样一来，在与喀喇库孜真心相爱之后，哈木扎所不能不面对的，也就是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尖锐冲突。那次，就在他们俩私下幽会的一个晚上，她小叔子带着一伙骑马的人将毡房围了个水泄不通：“半夜，他们在睡梦中，被骤然而至的杂乱的马蹄声惊醒了，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黑毡房已经被套绳扯散了架，紫红帷幔刺啦啦撕扯成了两片。”在那次突发事件中，有两个人的表现格外出色。其一是敢作敢为沉着应对的喀喇库孜。她不仅没有慌乱失色，而且还表现得异常冷静：“我跟你去公社。她对她小叔子说。没有慌乱，声音平和得像在说一件小事情。她赤脚站在草地上，月色下，半截光裸的腿白晃晃的，又白又亮。”“又白又亮”的又何止是她光裸的腿，在一种象征层面上，“又白又亮”真正发光的，更是喀喇库孜勇于捍卫自身权利那种人性力量。在喀喇库孜敢作敢为的映衬下，反倒是看似五大三粗的哈木扎，在那个时刻显出了自身精神的畏缩。其二，是斯日木的毅然挺身而出。在那个关键时刻，面对乱哄哄的景象，如果不是斯日木成功劝阻了不明就里的社教队长，事情就会变得更加不可开交。最后的结果是当事人的各自退让与妥协。一方面是哈木扎赔偿了一匹走马，另一方面，“为了平息部落族人的愤怒，喀喇库孜也说愿意守着公婆和孩子，不再提出嫁的事，但她也拒绝嫁给她小叔子”。

肯定是因为心存愧疚的缘故，此后很多年里，哈木扎虽然一直都惦念着喀喇库孜，但却再也不敢登门见面。等到巴亚什经商获得初步成功的时候，她曾经专门跑到芨芨湖去看望喀喇库孜。通过那一次造访，最终得以证实的，是喀喇库孜隐然存在的一种矛盾心理。一方面，独居的她也会感到孤独与荒凉：“喀喇库孜眼里的荒凉应该和阿达忽然佝偻的腰一样，都是因为没有期待。”另一方面，她内心里依然保留着对哈木扎的那份感情。无论是当巴亚什询问她是否还喜欢自己父亲的时候，喀喇库孜那种本能的含羞回避不答，还是她对哈木扎的同情与理解，所证明的，都是一份珍贵情感的依然存在。或许是因为既往的心理阴影还在作祟，当巴亚什建议他们不妨勇敢走到一起的时候，喀喇库孜给出的态度，却还是礼貌的婉拒。然而，等到喀喇库孜获知哈木扎患病的消息之后，却没有一点犹豫地来到了他的身边：“巴亚什告诉她，他病了，病得很厉害。她一把抓住巴亚什的胳膊，问巴亚什说的是不是真的。然后，她就来了，再多一句话都没说。”事实上，也正是喀喇库孜的毅然到来，迫使哈木扎再度陷入到了传统和现代的牵扯与纠结之中：“他曾说他和她是两座山上的树，横亘在他们之间的是山一样古老的传统，是生活在这片草原上的人的眼睛和嘴。想起这句话，他就觉得对不起她。哎，我勺子吗？我管别人的眼睛干啥呢？嘴长在别人身上，想说啥我能管住吗？”一番并非不必要的犹豫之后，哈木扎最终作出的决定，就是即使年龄大了，也要补上与喀喇库孜的这一场婚礼：“我要给你办一场婚礼，让草原上的人都知道，你是我的女人。”很大程度上，这已不仅仅是婚礼，而是一份不无庄严色彩的宣言。从当年以传统习俗的名义拼命阻挡巴亚什与刘言归之间的感情，到自己不仅与喀喇库孜相识相恋，而且还要在步入晚年后补办一场婚礼，其间的思想与精神跨度不可谓不大。能够做到这一点，所充分说明的，正是曾经拼命维护老传统的哈木扎身上难能可贵的精神成长。

身为一名汉族作家，李健能够以《天山下》这样一部长篇小说去凝视、表现现代化冲击下边地牧民从外在的生存方式到内在精神世界的蜕变与转型过程，其中，无论是艺术形式层面上的精妙设定，还是人性透视基础上形象的深度刻画，所充分彰显出的，正是作家日益雄厚的思想艺术能力。准乎此，我们自然也就有理由对他未来的小说创作充满殷切的期待。

注释：

①阿来《一部村落史，几句题外话》，参见《收获》公众号2018年1月14日。

②李健《手抓肉、奶茶、暴风雪及其他——〈天山下〉创作谈》，《当代长篇小说选刊》2025年第3期。

③罗吉·福勒《现代西方文学批评术语词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66—267页。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茅盾文学奖与‘国家文学’构建”（批准号：23BZW148）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