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莫乐于新相知” 丰子恺与唐现之
抗战开始后，烽烟四起，山河破碎，丰子恺在逃难途中应邀到桂林讲课，结识了教育家唐现之。彼时，唐现之正筹办桂林师范学校，1938年学校建成后，他聘请丰子恺出任该校图画、国文教师。在桂林师范学校共事的日子里，唐现之对丰子恺的教学充分信任、对他的生活倍加关心，丰子恺也特别尊重唐现之，“乐莫乐于新相知”，两人成为无话不谈的知音。
唐现之（1897—1975）别字献之，又名唐谷，广西灌阳人。他于1919年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科，毕业后曾任中山大学副教授、湖北教育学院教授、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研究部导师兼训练部主任、广西省教育厅国民基础教育督导专员，1937年着手创办桂林师范学校，并出任校长。新中国成立后，唐现之曾任广西第一图书馆馆长、广西司法厅厅长等职。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期间，他深受陶行知的影响，树立了“教育救国”的思想，并在日后的教育实践中大力推行陶行知“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理念，以“兼容并蓄，学求民主，学习自由”为办学方针，引导学生走自主、自理、自觉、自动、自治的道路。
1938年5月，丰子恺接到桂林教育局的信，邀请他在暑假赴桂林，为“全省中学艺术教师暑期培训班”的学员讲课。丰子恺即刻回信，接受邀请，于6月24日带着全家人抵达桂林。暑期培训班的课程结束后，唐现之主动登门拜访，邀请丰子恺来桂林师范学校担任图画、国文教师，为此详述自己的办学理念，称桂林师范学校将“以艺术兴学”“以礼乐治校”，丰子恺认为此宗旨立意高远，加之唐现之“意甚拳拳”，便欣然答应，还热情地推荐朋友傅彬然、王德培来桂林师范学校任教。
桂林师范学校是在1938年9月启动招生的，彼时，学校尚处于建设过程中。一开始招了三个班，有培养中学教师的中师班，有培养小学教师的简师班，还有师资训练班，共一百三十八人。由于时间紧、任务重，校舍非常简陋，唐现之说：“当一部分教室盖上了瓦，窗户还没有安装，即行上课，我和学生们最初都是以教室为寝室。”丰子恺说：“校舍建筑尚未成功，学校在斧斤影里、杭育声中先行开课，将来择吉补行开校典礼。”
1938年10月24日，桂林师范学校举行开学纪念周仪式，丰子恺在日记中写道：“今天上午七时十分，行最初次的纪念周。全校师生一百三十余人，教师十余人，雍容一堂，行礼如仪。我脱离教师生活，十年于兹。今日参加此会，犹疑身为来宾，不知自己已是此剧中的一角色了。”在仪式上，唐现之请丰子恺给全校师生讲话，原本他推辞不就，但台下的师生一起鼓掌，只好硬着头皮上台。他结合师范学校的教育宗旨，对“礼乐结合”加以阐述，并谈及学生到师范学校读书的三个缘分。
唐现之始终视“热诚、敬人、爱人”为教育之底色：“我想人同此心，心同此感，没有不可以激发的人心。我又相信‘人之好善，人不如我’，所以我尊重他人，我不愿以小人之心度人，常以君子之心待人，我又相信人皆可以为尧舜……因此我从事教育，联络有心的人们从事教育，有深心大愿的人们从事教育。我相信教育不是尾巴，乃是先锋。它可以转移风气，改造社会。”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哪怕一支笔、一张纸，都依照正当手续领取，从未糟蹋过东西，从未滥用过职权。唐现之认为，违规犯法，即是不尊重自己；不尊重自己的人，即是小人。为此他提出，学校要着力培养师生的自尊心和廉耻心。
也许是丰子恺与唐现之“三观”高度契合的缘故，在桂林师范学校共事时，两人相互尊重、彼此体谅。尽管学校刚刚落成，宿舍“僧多粥少”，唐现之执意为丰子恺留下一套，方便他的工作和生活。而丰子恺目睹学校初创时的艰难，婉拒校方的安排，到距离学校五六里的泮塘岭村40号，租下谢四嫂家的几间房。唐现之见丰子恺不要宿舍，便在学校里找了一间房，作为午休的场所，可丰子恺依旧婉拒。唐现之只好叮嘱教导主任卢宜庆，排课时给丰子恺留足来回的时间，通常安排在上午九时十分至十时四十分。丰子恺对唐现之的悉心关照十分感念，他说：“我早膳后从容地走三十五分钟，上两课后再从容地走三十五分钟，于身体健康确有好处。”
丰子恺每天在泮塘岭村和学校之间往返，要走十多里的乡间泥路，但他风雨无阻，没有迟到过。某日桂林下大雪，天气异常寒冷，学生们静静地坐在教室里，等丰子恺来上课。上课铃声响过，他准时走进教室，棉袍上都是雪，让学生们大为感动。
唐现之理想中的桂林师范学校，是“师生之间，相处全无恶念，人人以至诚之心相向，个个以友爱之情相待。满室春风，一团和气，兴高采烈，奋发蓬勃，生趣盎然，兴致激越，整个学校仿如一炉熊熊之火，不特可以自暖，并且可以暖人，暖社会，暖民族”。正是在这种理念的感召下，全校师生显得格外有人情味。
前方战事趋紧，兵力调动频繁，十多里外的苏桥驻扎了抗日的部队，桂林师范学校组织师生到苏桥慰问，给伤病员讲故事、唱歌、谈心（即心理辅导）、洗衣服等。他们还在街上张贴抗日的图片和漫画，为抗战鼓与呼。丰子恺不仅去苏桥参加慰问活动，也画了很多宣传画。
1939年1月初，丰子恺租住的泮塘岭村中进驻了部队，昔日寂静的小村庄变得热闹起来。但几天后发生的一件事，令他颇为苦恼：丰子恺的女儿出落成如花似玉的大姑娘，驻军的一个连长看到后，竟鼓起勇气，从窗口“投”了一封“情书”。投情书还不算完，紧接着，那个连长托人找丰子恺说媒，被断然拒绝：“女儿尚小，还要读书，不考虑婚嫁。”为安全起见，他赶忙把两个女儿转移至别处。此时，唐现之了解到丰子恺一家的遭遇，及时向有关部门通报，请他们出面制止，还专程到丰子恺家里了解情况。丰子恺对唐现之的关怀非常感激，却未告知该连长的姓名，他认为“此事不犯法，况不知者不足罪”。这般宽宏大量、与人为善，令唐现之深深动容。
1月8日，丰子恺接到浙江大学郑晓沧的电报，校方决定正式聘请他到宜山浙江大学任教。他拟好回电，表示接受聘请。此前，马一浮先生曾来信告知浙江大学将聘请他为艺术指导，自己已在宜山购地一亩，尚有空地，可供他“造屋”。
1月11日，他到唐现之家，准备当面提出辞职，结果唐现之不在，他只好留下一封辞职信。
次日一早去学校上课时，他与唐现之偶遇，原来唐现之昨天一直待在学校里，没回家。当唐现之听闻丰子恺要去浙江大学任教，十分大度，只要求他把这个学期的课上完，到二月底再离开；另外，不要让学生知道此事，以免分心。丰子恺答应了。
在路上，唐现之为傅彬然、王德培“点赞”，说与这样的人共事，教人心情舒畅；他还称誉丰子恺的好友、马一浮的弟子王星贤“学贯中西”。而后，他又诚恳地请丰子恺给学校留下意见与建议。丰子恺建议学校专门聘一位音乐教师，毕竟音乐“有关群众精神及民气，比美术更为重要，非专门请一富有艺术修养之人掌教不可”。对此，唐现之“深然之”。在桂林师范学校任教期间，丰子恺曾为学校的校歌谱曲；校歌的歌词由沈秉廉主笔，经学校教师集体讨论，交唐现之审定：“百年之计树人，教育根本在心。桂林师范仁为训，克己复礼泛爱群。洛水之滨，大岭心村。心地耕耘，普雨悉皆荫。”唐现之还告诉丰子恺，时局动荡，一切未知，桂林师范学校或许会在将来成为浙江大学的附属师范学校，到那时，我们就成“亲戚”了……可见两人聊得非常投机。
2月28日，丰子恺最后一次去桂林师范学校，上午正常上课，下午，学校为丰子恺举行欢送会，晚上，又为他举行欢送宴会。全校教师欢聚一堂，丰子恺作了深情的演讲，称桂林师范学校为自己的“老家”：“记得吾与诸君初相见时，久雨方晴……今吾与诸君相别，又值天雨方晴，阳光满堂。此足证诸君前途之光明，祈各勉励。”他送给同事不少漫画，留作纪念，这些画的画题都是元人吕思诚《戏题》中的“严霜烈日皆经过，次第春风到草庐”。晚宴结束后，天色逐渐暗淡，丰子恺与同事一一握别，唐现之坚持送丰子恺回家。早春的气息悄然弥漫，轻微的晚风吹拂新柳，校工文嵩携灯引路，唐现之和丰子恺一边走路，一边说话，其情其景，融洽温馨。丰子恺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宴毕已六时。唐校长送我返家，校工文嵩携灯引路，此情此景，今后永远不能忘。”
虽然丰子恺在桂林师范学校任教的时间不长，只有半年多一点，但他与教育家唐现之的深挚友谊，成为桂林师范学校发展史上的一段佳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