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栖遑”的诗学：朱文颖的《与大师共进午餐》
在当代小说的星图上，朱文颖的小说集新作《与大师共进午餐》确乎有自己特殊的光。欲辨此光，或可拈出“栖遑”二字。此语早见之于班固《答宾戏》“圣哲之治，栖栖遑遑”，化用自“丘何为是栖栖者欤？”（《论语·宪问》）陆机《演连珠》有“不能救栖遑之辱”之叹，状奔波劳碌、心神难安之态；至北周庾信、初唐王绩、北宋司马光，文人笔下“栖遑”更添世事无凭、宦海浮沉、心魂无所依归的飘零意绪。敦煌藏经洞所出佚名《晚秋羁情》诗所谓“自怜消瘦衣渐宽，谁怜牺惶心转窄”，更道出了这种惆怅：不仅是身体的羁旅，更是精神在“进”与“退”、“根”与“飘”之间的彷徨，是一种浸透着东方文人敏感与忧思的存在境况。
然而，朱文颖的笔力之新，正在于她将这份东方式的惶惑，置于当代之中，显出一种清冷、含蓄与文人式的自省。在她笔下，“栖遑”从士人的宦游之悲，转化为现代人普遍的精神症候：一种在时空错位与身份游离之中，既无所适从又不得不持续探寻的状态。
小说集中的《日暮黄昏时分的流亡》一篇以“流亡”之名深切地道出了这种栖遑感。故事以蓝猫酒吧为舞台，通过一位本地中年英语教师兼导游“我”的视角叙事，核心情节围绕酒吧的西餐厨师、墨西哥青年卡斯特罗展开。他对评弹学校的古典少女阿梅产生了一种无望而真挚的倾慕。阿梅代表着他无法真正理解和融入的、精致而含蓄的古典江南文化。这场单恋充满了错位与忧伤，甚至让卡斯特罗产生了阿梅站在桥头的幻觉。后来，在外部冲击下，酒吧倒闭，众人星散。卡斯特罗在痛哭中前往泰国。结尾处，叙述者“我”在队伍中瞥见一个疑似阿梅的背影。这个不确定的瞬间，如同一个怅惘的句点，透露出一种深切的栖遑感。小说借“流亡”之名，写出了这种栖遑感，流淌着惶然无着的文人意绪。
在这个意义上，栖遑是一个属于现代人心灵的命题。如同名短篇小说《与大师共进午餐》确是一则精致的栖遑寓言：厨师阿豪离开祖父“无盐之汤”的玄妙传奇，云游学习各地菜系，本质上是一次务实的“求真”之旅，他试图找到一种比祖父那种不可控的“偶然至味”更可把握、更可确证的技艺真理。然而，他的困境在于，在融合创新的尽头，他洞察到了某种徒劳：所谓改良，或许终究只是另一种封闭，无法触及他向往的终极答案。因此，他将全部存在意义投射于“与大师共进午餐”这一外部仪式上，渴望借权威的味蕾来终结自己漫长的自我质询。小说最精妙的一笔在于抽空了这一寄托：大师因偶然原因缺席。阿豪为防范内心创伤而将自己封闭于厨房，却因此完全错失了外部世界的真实境况。他的极致投入，沦为一场没有观众的演出。这种理性与神秘的对弈，所呈现的栖遑感意味深长。
时间感的紊乱，则将这种栖遑推向了更奇幻的维度，《桥头羊肉店》正是此中杰作——一场夜雨，竟让一群当代艺术家跌入2081年的时空。老板夫妇的讲述，构建了一个技术高度发达、情感却荒芜的未来。闯入的现代人，在此成为时间的难民；而未来的居民，则演示了“进步”的虚无形态。朱文颖以这个吊诡的空间告诉我们，在“未来已来”的加速时代中，我们所有人都可能正经历着类似的栖遑感。当外部时空的坐标失灵，栖遑则向内转，侵蚀自我的统一性。《平行世界》则以酒吧侍者“我”的视角展开。作为旁观者，“我”记录着常客的日常：画家田敏与秋生缅怀着艺术的黄金时代，却困于当下的现实；越战老兵保罗则被战争的记忆缠绕。一夜意外，众人被困露台，酒精催发下各自吐露秘密与创伤。“平行世界”在此既是田敏口中的科幻理论，更是众人精神状态的隐喻：每个人都活在多个无法调和的世界里：理想与现实、过去与当下。那幅如莫奈《睡莲》般狂乱的涂鸦，便是这些撕裂的平行世界在现实中留下的印记，标记着现代人的栖遑境遇。《唯精神论者》则记录了理想主义者在黄昏光影中的踉跄身影。人物在默片俱乐部的微光里结成小的共同体，又在大时代的浪潮下离散，共同谱写了一曲栖遑的挽歌。
意味深长的是，这种栖遑感同样渗透于最日常的家庭空间。在小说《倒影》中，女儿每逢母亲的亲戚到来，总是以各种理由逃向门外的旅馆。这是一种更为隐秘和温顺的栖遑，源于她对女儿这一既定角色所感到的无声疲惫与深层不适。她必须以这种有形的离开，来换取精神上短暂的喘息与自我确认。而更为意味深长的是小说所呈现的“倒影”感。母亲和亲戚构成“倒影”——她在聚会中的怀旧与隐约的优越，实则是借他人之镜，回望并确证自己已逝的青春与价值。“我”与亲戚女儿小霞的镜像关系尤为核心。小霞从县城奋力进入城市。她的尖锐质问与复杂心绪，对“我”而言，宛如另一个自我。那是在更沉重境遇下可能长成的模样，一个被历史与期望塑造的、充满张力的奋斗者。《倒影》之题，妙在以一道水面划分出两个世界：楼上与楼下，观察与表演，谎言与真实，历史与现在，他人与自我。叙述者“我”在两者之间的栖遑与挣扎，正是现代人在多重身份与历史回响中，寻找自我位置却屡屡遭遇迷失的缩影。它不提供答案，只如实地呈现那波澜不兴的水面，以及其下动荡、扭曲却无比真实的灵魂倒影。这种“倒影感”同样见诸《危楼》这篇小说：敢爱敢恨、内心躁动的林容容，与现实中安守本分的叙述者“我”，构成了自我精神的一体两面。林容容即“我”梦想中那个炽热、自由却可能坠落的侧面，是“我”在精神栖遑中试图逃离沉闷现实的一个戏剧化投射。这种将内在栖遑外化为人物镜像的技法，使得无形的精神彷徨获得了可见的叙事肉身。
然而，朱文颖的深刻不仅在于诊断，更在于寻求超越。《萤火与白帆》便在生命绝境处，将“栖遑”转化为精神之光。失聪的唐鹏与身患绝症的章虹，一个被禁锢于静寂，一个在追逐转瞬之光。太湖畔，帆影与萤火成为他们超越言语的媒介。他们的友谊，是一次向死而生的诗意摆渡，证明了即便在栖遑中，生命依然可以通过创造微小的连接与美，来确认自身的存在。在《古法》中，对“栖遑”的超越展现为一种实践的安顿。叙述者对那套细节繁复的衣服感到心烦意乱，恰是现代人精神栖遑的缩影。而设计师老简刻意保留的天井，则是一种主动设置的栖遑空间。它迫使穿行于功能区间的人，必须驻足感受风雨与四季。最终，那件圆润温和的古法旗袍令其称意，这意味着理想的达成：消化传统精髓后，为当代个体裁出的一种恰切存在。由此，现代人的内心体验不再仅是“栖遑”的苦楚，更可能通过减法与转化，获得一种短暂而贴身的安顿。
这种超越性，在朱文颖的短篇《哑》中，呈现出另一种更为沉静、却也更为尖锐的形态。小说中的蔡小蛾，一个在秋雨中拖着黑色旅行箱、神色青白地徘徊于小吃广场的女人，本身便是一个典型的“栖遑者”。她照看的对象“自闭症”男孩康乐乐，本身就是全然“栖遑”于常人世界之外的生命。他的母亲陆冬冬，则在希望与绝望、守护与毁灭之间夜夜栖遑。在这个由一位过客、一位绝望母亲、一个沉默孩子构成的临时家庭里，“栖遑”不再是哲学命题，而是每日必须面对的、具体而微的生存煎熬。蔡小蛾最终没有离开，甚至与陆冬冬共同署名了新的招聘启事。在这里，“栖遑”转化为了一种共担的、日常化的生存状态，显得意味深长。
纵观全集，朱文颖实则绘制了一幅层次丰盈的精神图谱。她笔下的人物，无论来自何方，从事何业，都共享一种“在途中”的未定状态。他们的栖遑，是对意义的追寻（《与大师共进午餐》），是个体生存困境（《哑》），是对时间的困惑（《桥头》），是对内心的勘探（《平行世界》），是文化的隔膜与融合（《日暮》），是理想的困守（《唯精神论者》），是自我的分裂（《危楼》），是亲密关系的倦怠（《倒影》），是生命的超越（《萤火》），也是传统的现代转型（《古法》）。朱文颖的笔触，精巧地维系着一种平衡：既有江南文脉传承的婉曲与蕴藉，善于在杯盏、雨声、园林、光影间寄托无穷心绪；又有一种决绝的现代性书写，敢于引入科幻设定、哲学对话、跨文化叙事，令温婉的江南文脉与当代的“栖遑”承接。
因此，朱文颖的写作，实质上践行并完成了一种属于她自己的“栖遑的诗学”。她不提供虚假的归宿与廉价的慰藉，而是在古典美学的余韵与加速时代的晕眩交汇处，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情致，记录下栖遑途中荒诞、失落、细碎的温暖与瞬息的顿悟。于她而言，苏州宛如一艘夜航船；而她则是这艘船的摆渡人，不承诺港湾，只忠实呈现航程中的夜色、水光、低语与静默，以及每个栖遑者眼中那点微弱而固执的星火。在众声喧哗的当代文学现场，这种沉静、深邃而充满耐性的写作，本身即是对文学“古法”的坚守。
（易文杰，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