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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近日，张玉法《近代中国工业发展史（1860—1916）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大学问出版。作者率先将近代中国工业分为外资工业、官办工业、官督商办工业和民营工业四方面，并逐一进行探讨。全书数据丰富，资料扎实，呈现了大量历史细节。经出版方授权，中国作家网特遴选其中章节发布，以飨读者。题目系编者所拟。

《近代中国工业发展史（1860—1916）》，张玉法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大学问，2026年3月

官督商办工业的机器与动力

以机器代替人工、以原动力代替人力与畜力，是现代工业的特征。官督商办工业的机器，包括蒸汽机在内，或直接向英、日、美、德等国订购，或委托洋行办理。如上海机器织布局，部分机器购自英国，部分机器购自美国，其中五百匹马力汽炉为美国制造。华新纺织新局的轧花机、织布机来自英国，纺织机来自美国，五百匹马力的蒸汽机来自美国。博山玻璃公司、泺源造纸厂、湖北毡呢厂的机器均购自德国，上海机器造纸公司的机器购自日本。湖北制麻局的机器于创办初期由瑞记洋商兰格承办，1902年粤商邓奇勋接办该局后，向日本采购机器设备三十余万元(二十余万两)，使该厂机器设备制麻锤增至四千四百三十一个，织布机一百七十五张，原动力四百八十匹马力。此外，京师自来水公司的机器委德商瑞记洋行承购。广东制造皮革公司的机器由香港英商安记洋行承购，包括锅炉、大机及各种机件、器械、电灯等，用银十四万三千七百元，连同转运、装置各费，共耗二十三万余元，几占全部资本(五十万元)之半。

各厂机器及动力、燃料等情形，可以汉阳铁厂为例加以说明。汉阳铁厂在官办时期，有两座百吨化铁炉，两座容量八吨的贝色麻炼钢炉，一座容量十吨的西门士马丁炼钢炉。到1898年官督商办开始时，在化铁炉和炼钢炉的设备上一仍旧贯。但感于贝色麻炼钢炉所炼之钢含硫太多，不能造铁轨(拟为芦汉铁路所用)，适是年日本派伊藤来购买大冶铁砂，拟预付货价三百万元，汉阳铁厂遂计划利用这笔资金来改善钢厂，将原有之贝色麻炼钢炉暨十吨之小马丁炉拆去，而易以三十吨碱性西门马丁炼钢炉。1907年，日出三十吨之西门马丁炼钢炉开炼，于是出货日多而销售日畅。

三十吨碱性西门马丁炼钢炉的添置，起于1902年，是年盛宣怀奏派李维格出洋考察，并从户部领到的一百五十一万元(一百万两)中，拨出七十五万五千元(五十万两)作为李维格出洋购办机轴等项的费用。李至英国后，得英伦钢铁会的介绍，由化学专家史戴德(J. E. Soad)代为化验带去的矿石、煤焦、生铁及钢等样品，化验的结果认为汉阳铁厂应该采用碱性马丁炼钢炉，才能炼出品质优良的钢。李维格于游欧途中，即订购碱性马丁炼钢炉，并聘请四名外籍工程师。回国后，李即利用日本预付矿价的三百五十三万九千元(三百万日元)，从事铁厂机炉设备的改良和扩充。整个工程相当浩大，包括拆去原有的贝色麻炉和十吨小马丁炉，安装三十吨马丁炉四座、一百五十吨大调和炉一座，建设轧钢厂、钢轨厂、钢板厂、车辘厂、竣货厂，并扩充机器修理厂、电机厂。1907年工程全部竣工。此外又拆造旧有容量小且已废坏的两座化铁炉，添建的二百五十吨化铁炉一座和马丁炼钢炉两座，于1908年完工。总计整个工程建设共耗资四百四十四万余元(三百余万两)。

汉阳铁厂的燃料问题较机器问题还不易解决。这个问题在官办时期就存在，铁厂附近没有可供炼焦之用的煤矿，焦炭的可能取给地是英、比、德、日等国及直隶的开平煤矿。从欧洲运来的焦炭，当时称为洋焦或洋煤，洋煤的运费本来很贵，而自1870年以后，因为各国相继采用金本位，银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锐跌，而中国仍然使用银本位，故其货币在国外的价值日落，益使洋煤价格显得昂贵。

洋煤及东洋焦炭的价格既然使铁厂不胜负荷，铁厂便把希望寄托在开平煤矿身上，但开平生产量不足。铁厂炼制生铁，两炉同开每年需煤七万二千吨，炼钢用焦炭尚不在内。盛宣怀接办铁厂后，即与开平矿务局道员张翼按照时价订购焦炭，但在1897年全年只购到一万三千吨。其后屡次谈判，开平煤矿也只答应于1898年供给一万五千吨。但到1898年2月，又发生变动，开平只允运焦炭八十四吨，这大约是距离较远，开平焦炭易碎的缘故。另一方面，开平焦炭价格也很昂贵，每吨的售银约二十二至二十四元(十五至十七两)。由于开平煤矿不能满足铁厂的大量需要，铁厂虽然有两个化铁炉，但仍然只能暂时开放一个炉来炼铁，有时甚至要停炉不炼。

铁厂改归官督商办不久，政府即开始修筑芦汉铁路，在南北两端同时兴工建造。这样一来，国内对于钢轨的需要增加，铁厂如果老是因为开平煤矿不能充分供应焦炭而只开一个化铁炉生产，便不能大量制造铁路所需要的钢轨，因而芦汉铁路只好向外国订购钢轨。可是当时镑价昂贵，购外国钢铁逾平均价格三四成，如果轨料、桥料皆购自外洋，芦汉铁路将多掷二千万以贻外国人。另一方面，汉厂将一蹶不振。盛宣怀感于“利权丧失，……无有大于是者”，乃决定放弃长期倚赖开平煤矿来供应焦炭的政策，另外找寻煤源。实则，早在1896年，汉阳铁厂尚在官办时期，张之洞感于煤源缺乏、煤价昂贵，派德国矿师马克斯·赖伦(Leinung)在湖北、湖南、江西、安徽等省调查煤矿，欲自行开采，到1898年于萍乡安源发现一大煤田，其煤质适于炼铁，张之洞遂着盛宣怀于是年以资本一百五十一万元(一百万两)从事开采。

开采萍乡煤矿，盛宣怀派张赞宸为总办，赖伦为总工程师，所有机器皆由德商礼和洋行垫购，为数甚巨。1899年，向该行议借二百万元(四百万马克)，年息七厘，分二十年摊还。1897—1899年间筹办萍乡煤矿资本七十五万五千元(五十万两)左右，汉阳铁厂认股三十万二千元(二十万两)，铁路总公司、轮船招商局各认股二十二万六千五百元(十五万两)，每日出煤二三百吨，每年出煤在十万吨以下。复感于运道艰阻，议造铁路，1902年再向礼和洋行借款二百二十八万元(四百万马克)，以为扩充之用。到1907年，萍乡煤矿的机器设备、煤焦炉、铁道以及其他有关建设，共用去七百余万元(五百数十万两)，与汉阳铁厂官办时期所投下的资本相等。而产煤年可达四十五万吨，最多可达九十万吨，解决了汉阳铁厂的用煤问题。时开平已为英人所有，国人自办的新式煤矿，以萍乡最具规模。

在1898年至1906年间，萍乡煤矿共供给汉阳铁厂三十八万八千吨焦炭，每吨价仅十六元八角(十一两)，共需银六百五十三万元(四百二十六万八千两)。较用开平焦炭可省三百零六万元(二百万两)，燃料费几节省47%。

汉阳铁厂除用萍乡煤以外，尚曾用日本的煤和焦炭，这是用大冶的铁矿交换来的。1899年4月7日盛宣怀与日本的八幡制铁所订约(次年修订)，每年以五万吨铁矿供应日本，以交换同价值的煤和焦炭。

官督商办工业的技术与工人

当时中国重要的新式工业，技术多借自外国，工人则取给于当地。

开工于1890年的上海机器织布局，延聘美国织布技师丹科(A. P. Danforth)来华做总管，织布助理为乌星登(Worthington)，另至少尚有外国技师二人。为了解决外国纺织机器能否适用中国棉花作原料的问题，乃派遣翻译梁子石携带中国棉花随丹科一同去美国试织，式样寄回上海，郑观应认为不比洋布逊色，始决定开办。工人方面，1891年约八百人，到1893年10月焚毁前，增至四千人。

上海机器织布局改组为华盛纱厂以后，仍用丹科为总监工，工人多时达五千二百人。属于华盛系统的华新纺织新局，亦用丹科为总工程师，另有外国技师十二人，中国织工六十人。

1897年改为官督商办的汉阳铁厂，技术几乎悉仰外国人。直到1908年，汉阳铁厂从总工程师以下十个部门的二十四名主要技术负责人几乎全部是洋员。

成立于1898年的湖北制麻局，建厂工程由瑞记洋商兰格兼办，织布局总办王秉恩协助。1902年，上海应昌公司(粤商邓奇勋)承租湖北织布、制麻、纺纱、缫丝四厂，制麻局因向日本采购机器，乃改用日本工师艺徒。东亚同文会编：《支那省別全誌：湖北省》，页745—746；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册2，页1182。1911年，四厂改由大雄公司(张謇)承租，在技术上有转归本土的趋势。譬如湖广总督瑞澂电调专习制呢之广东官费留学生王家鸾为制麻局专门技师。在监工方面，四厂原皆用粤人(因前承租之邓奇勋为粤人)，张謇则改用浙人。四厂在张謇租办后似有发展，各局均加扩充，纺纱、织布二厂昼夜开工，增雇工人三千人，其中女工二千人，男工一千人。《时报》，宣统三年闰六月二十九日；《湖北通志》卷54，页6—9。制麻局分为两个工厂，男女工人八百人。制麻局到1913年因债务关系而停工，到1915年6月复工时，有男工二百名，女工九十名，职员二十五名，实习学生二十名。

其他如成立于1891年的伦章造纸厂用外籍技师；成立于1904年的博山玻璃公司初聘德国技师七人，后改聘日人；成立于1907年的上海机器造纸公司，聘日人为技师；成立于1909年的广东制造皮革公司，由香港安记洋行介绍英人屈天疏为该厂腌皮技师(月薪英金五十七镑，合毫银七百余元)，该厂一切计划多委由该技师拟议。

各厂工人的人数，除前述者外，从数十人至数千人不等。如设于1896年的上海榨油厂有工人七十五人，设于1906年的启新洋灰公司有工人二千四百六十八人，设于1906年的广东省城自来水厂有工人二百人，设于1908年的京师自来水公司有工人四百人，设于1910年的云南制革厂有工人三百人。

从技术与工人的观点来看，官督商办工业最大的问题是对外国技术人员的借用。由于中国缺乏技术人才，许多工业技术均仰给外国人。这些外国技术人员，薪水很高，遇事挟制，对业务的发展自然造成不利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