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人类如何记忆：科幻电影的“超忆”想象及其批判
2024年年初，美国“神经连接”公司进行了脑机接口设备的首例人体移植，移植者可以凭借意念操控鼠标。研发者称，大脑植入这一设备后，未来只需通过意念就能控制手机、电脑等。作为一种颠覆性技术，脑机接口的工作原理是采集脑部神经信号并分析、转换成特定的指令，实现“脑”与“机”之间的直接信息交换。尽管眼下的技术实现尚未成熟，但基于脑机接口技术的后人类增强愿景已初见曙光，心念意识与数据信息之间的自如转换有望从科幻照进现实。
后人类记忆是基于前沿技术的人机融合记忆，也即数字技术变革下后人类主体通过人机互联实现上传、下载、移植、合成等记忆实践。罗西·布拉伊多蒂（Rosi Braidotti）在《后人类》（2013）中指出，记忆问题是后人类批评理论的关键议题之一。[1]这也呼应了凯瑟琳·海勒（N.Katherine Hayles）所描述的后人类境况：记忆作为一种信息模式，可供存储、流通和处理；记忆假体的植入亦成可能；记忆可在人机之间自如流转、无缝衔接。[2]
为了更好地讨论“后人类如何记忆”，笔者尝试提出“超忆”作为关键概念。“超忆”首先是一种能力，“超”意为“超级”（super-），指对记忆操控的增强，而非仅对记忆容量的增加[3]；同时，“超忆”也代表一种后果或困境，“超”意为“超载”（overloaded），也即个体对记忆超载的不堪重负。作为未来技术的科幻想象，“超忆”尽管在现实中并未切实发生，但确实是科幻创作者根据技术演化规律而展开的“推想虚构”（speculative fiction），借此大胆展望近未来（near future）的社会图景。尽管游离于文学艺术正典边缘，推想文艺却以其无限的想象力独树一帜，在互联网时代更是以“想象力消费”的方式广泛传播[4]，积极探索现实背景下无法直接呈现的复杂问题。21世纪以来，在科技与社会变革所造就的光怪陆离之中，个体与社会皆面临莫大的未知与不确定性。在此历史时刻，科幻电影中的“超忆”想象指向未来世界的社会秩序与技术政治，其“思想实验”价值尤为彰显。王峰呼吁，我们必须调整文化考察坐标，转换概念系统，寻找历史脉络，发现演化逻辑，借此重新观照我们所共同面对的后人类文化状况。[5]接下来，笔者将梳理有关记忆危机的思想史脉络，回顾科幻电影中的“超忆”简史，进而揭示记忆操控所引发的多重危机，最后展开对“超忆”想象的技术批判。
一、危机中的记忆：从“失忆症”到“超忆症”
自古以来，记忆都被认为是积极的，而遗忘则被赋予消极的含义。记忆与遗忘的持续拉锯，仿佛聚光灯下的英雄与隐身于阴暗角落的恶棍之间的不懈斗争。“记忆”被迫使用各种计谋来抵御恶棍的袭击并守护宝藏，而“遗忘”总是持续地窃取、扭曲、伪造、损坏，甚至摧毁宝藏。[6]从词语的日常搭配中也不难看出这一点：我们需要“留住”“追寻”“传承”“保卫”记忆，同时“警惕”“谨防”“抵抗”遗忘。“追忆”“回忆”等动词均不乏浪漫想象，而“遗忘”则犹如恶龙喷出的致人失忆的迷雾。[7]
“记忆危机”（memory crisis）不是仅限于心理学或病理学等个体层面，而是指弥漫于社会群体之间的整体性危机，涉及记忆客体的边界（“记忆对象的真假”）、记忆主体的权限（“谁有权记忆”）、记忆稳定性（“记忆与遗忘”）等问题。[8]记忆危机的核心在于与过去的日益疏离，常被形容为记忆的断裂。换言之，大众对特定历史事件患上了“失忆症”（amnesia），人们与真实的过去渐行渐远，记不住、记不清、记错了，传统记忆与当下认知之间愈发龃龉难合。《现在的过去：现代性与记忆危机》（1993）一书的作者理查德·特尔迪曼（Richard Terdiman）认为法国大革命造成了历史时间观的断裂，它扰乱并重塑了过去、现在、未来之间的关系，由此引发的不安全感和混乱被他称作“晚期现代性的记忆危机”——“时间与主体性之间的一致性似乎被瓦解了”。[9]该危机由一系列因素造成，包括现代技术与社会环境的急剧变化，一连串紧急事件引发的弥漫四周的不确定感，历史幽灵对当下的纠缠，日渐强烈的怀旧之情，以及趁势兴起的体验经济。[10]19世纪之初的法国人对此感受颇深：“彼时人们在文化上正经历着一种关于过去的不安全感，与自身所传承之遗产的联系也被彻底搅乱。”[11]19世纪法国浪漫主义诗人阿尔弗雷德·德·缪塞（Alfred de Musset）将这场文化危机诊断为后革命时代记忆的系统性扰乱：“过去所曾经存在的已不复存在，将来总要到来的尚未到来。”[12]缪塞指出，19世纪初期青年人的身后是永远摧毁了的过去，但专制政体的陈腐事物还在废墟上蠢蠢欲动，青年人的前面是黎明，是晨光熹微的愿景，而过去与未来之间遥遥相望、相去甚远。当下既不是过去也不是现在，人们不知该如何行动，亦不知行动会带来何种结果。[13]
伴随着20世纪后期大众传媒的兴盛，在这个被传媒包围的世界里，针对记忆危机所产生的公共焦虑开始席卷全球。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安德烈亚斯·胡伊森（Andreas Huyssen）指出，20世纪90年代人们频繁回顾往昔以评估自身在历史进程中所处的位置，与此同时，大众文化常被批评为“患上了失忆症”，这暴露出人们日益浓厚的危机意识。[14]美国学者娜塔莉·泽蒙·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的微观史学名著《马丁·盖尔归来》（1982）构成了当下记忆境况的绝佳写照：记忆模糊不清，冒名顶替者趁虚而入，屡屡以假乱真。[15]英国历史学家杰弗里·丘比特（Geoffrey Cubitt）为晚近以来记忆正处于三重危机之中：一是伴随现代化而来的传统社群的瓦解，所有事物都在濒临消失，故而人们对档案迷恋不已；二是以民族国家为焦点的历史进步主义信念的崩塌，与之相关的记忆与叙事陷入危机；三是大众文化和数字媒体的兴起，无情地模糊了过去、现在、未来之间的界限，人们受困于信息过载与记忆的商品化。[16]对“失忆症”的忧心忡忡与对不忘却的狂热痴迷，正是20世纪记忆危机的一体两面，这直接关乎当代对过去事件的道德站位与价值评判。
如今，记忆危机似乎正在反转，数字技术的剧烈变革正是其关键所在。德国文化记忆研究者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与扬·阿斯曼（Jan Assmann）将社会记忆的媒介技术变迁分为口头性媒介、文字性媒介、印刷媒介、电子媒介四个发展阶段。[17]如今我们的记忆不是记录在柏拉图（Plato）所谓的蜡板上[18]，也不是记录在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所谓的“神秘手写板”上[19]，而是被数字化，记录于存储卡、记忆棒与网络云端之上。记忆以数字化的方式检索、再现、修复、转化和删除。[20]美国媒介理论家薇薇安·索布切克（Vivian Sobchack）指出，如今事件与表征之间的距离正在消失，或者说事件的再现与媒介化几乎与事件同步发生。以前，“历史”是在我们之前发生的，我们隔了一段时间才去回望并反思历史；如今，“历史”就发生在此时此刻，被展示、被传播、被反思、被作为素材征引，在日常生活中铺天盖地，我们早已身处历史之中。[21]英国文化记忆研究者苏珊娜·拉德斯通（Susannah Radstone）指出，视觉技术的进步带来了即时性、瞬时性、共时性等体验，令过去时光触手可及。她认为，以前的记忆危机在于“忘却过去”，我们害怕与漫长的历史传统断裂；而如今记忆危机被彻底反转，记忆欣欣向荣，繁盛无比，我们对过去痴迷不已甚至堪称狂热。[22]阿根廷小说家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笔下“博闻强记的富内斯”[23]不啻数字时代后人类记忆的绝佳预言。“在数字时代，或许人类发生的最根本的改变，就是记忆与遗忘原有平衡的反转。将信息提交给数字存储器已经成为默认状态，而遗忘则成了例外。”[24]新媒体学者列夫·马诺维奇（Lev Manovich）就曾大胆放言：在现实空间中我们需要努力记住，而在赛博空间中我们需要努力忘记。[25]曾几何时，人们饱受失忆之苦；而如今，数字媒介记忆不仅包罗万象，而且随时触手可及，遗忘有望被彻底克服。
《被掩埋的巨人》石黑一雄 著
晚近以来人机交互、人机互联等技术的跨越式发展，更是令人类记忆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20世纪控制论（Cybernetics）学科奠基人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揭示了生命有机体与自动化机器的内部或彼此之间进行信息交换的可能性。[26]媒介理论家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认为媒介技术不仅限于身体的延伸，更会发展为对人类中枢神经系统的延伸。[27]他大胆预测：“既然已经将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延伸进或转化成了电磁技术，那么将我们的意识迁移到电脑世界中去，只不过是再走一步而已。”[28]计算机科学奠基人之一马文·明斯基（Marvin Lee Minsky）干脆认为记忆就是一种程序。[29]未来学家和发明家雷·库兹韦尔（Ray Kurzweil）则激进地宣称：人的本质是算法，人类可以抛弃肉身将心灵寄身于计算机之中。[30]在科学家们的热切展望下，人类有望与机器实现“心意相通”。记忆也不再受限于心灵，而是通过人机互联实现上传、下载、移植、合成等诸种记忆实践。奇点将至，后人类记忆变革的序幕正被缓缓拉开。
二、“超忆”简史：从移植记忆到增强记忆
科幻电影呈现出繁复多样的后人类景观，有力助推了后人类主义思潮的普及和后人类境界的通俗想象。[31]基于记忆操控技术的“超忆”想象，是后人类科幻电影的核心议题之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美科幻电影就开始频频构想记忆的下载、植入、放大、合成等未来技术，借此讨论技术、记忆、身份之间的复杂关系。[32]《假体记忆：大众文化时代美国记忆的转型》（2004）一书的作者艾莉森·兰兹伯格（Alison Landsberg）建议将这些科幻电影解读为对“记忆如何影响政治及哲学”问题的理论化尝试，进而透视特定历史时期的幻想与焦虑。[33]黄鸣奋从科幻电影创意的角度，围绕后人类记忆的传播术（扫描、复制、转存）、加工术（重启、擦除、提取）、变形术（改造、辨析、剪辑）等技术展开讨论，探索构建后人类视野中的记忆体系。[34]荷兰文化历史学家安妮克·斯梅利克（Anneke Smelik）粗略勾勒了欧美科幻电影中后人类记忆的变迁历程：从20世纪晚期的移植记忆以及随之而来的身份认同危机，到21世纪初期的增强记忆以及随之而来的记忆衰退危机。[35]究其原因，记忆移植的幻想之所以盛行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是因为彼时大众传媒正欣欣向荣，人们担心被铺天盖地的媒体报道轻易洗脑，并就此替换对历史的真实感知，这也呼应了世纪之交大众对“失忆症”的忧惧。至于21世纪初期记忆增强幻想的流行，则是拜晚近以来生物医药与电子芯片的科技浪潮所赐。有鉴于此，笔者将依循“从移植记忆到增强记忆”这一线索梳理记忆操控术的变迁：前者是对记忆的移植与搬运，后者是对记忆的增强与提升。
Technologies of Memory in the Arts edited by Liedeke Plate, Anneke Smelik
“移植记忆”即记忆并非源自个人亲历，而是源自外部，使用者通过移植、穿戴等方式获得记忆体验。在《技术与时间》系列著作及后续研究中，法国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将“人工记忆”界定为记忆的外置化（exteriorization），也即对痕迹／踪迹的记录和时间的物质化，从而使记忆不再局限于个体认知范围，而是“裂变”为各种主体和能动者认识和行动的资源。[36]兰兹伯格也将其称作“假体记忆”（prosthetic memory），概括其特点如下：（1）源自媒介而非自然（2）可穿戴、可移植的体验（常为创伤体验）；（3）可互换性与可商品化；（4）并非吞服起效的“意义胶囊”，而是意义协商与观点交锋的场域。[37]这里讨论的“移植记忆”，首先是基于人工记忆的外置化，同时也具有假体记忆的可穿戴、可移植等特性。
20世纪80年代以来，《银翼杀手》（Blade Runner，1982）、《全面回忆》（Total Recall，1990）、《末世纪暴潮》（Strange Days，1995）、《攻壳机动队》（Ghost in the Shell，1995）、《捍卫机密》（John⁃ny Mnemonic，1995）、《黑客帝国》（The Matrix，1999）、《刀走偏锋》（Cypher，2002）、《睡眠经销商》（Sleep Dealer，2008）、《盗梦空间》（Inception，2010）、《遗落战境》（Oblivion，2013）等科幻电影都涉及记忆移植。在这些电影中，记忆相当于数据文件，可以被执行复制、粘贴、保存、读取、覆盖、修改、删除等操作。电影主角通常是技术滥用的受害者，深受邪恶组织、幕后黑手的蒙蔽。[38]《全面回忆》的主角奎德是一名建筑工人，为了摆脱单调乏味的生活，他决定以记忆植入的方式来一次虚拟的火星之旅。起初奎德怀疑被植入的记忆是否真实可信，但“回忆旅行”公司的销售人员向他保证，虚拟旅程会像他脑海中的任何其他记忆一样真实。《攻壳机动队》早早地预言了脑机接口技术，但这项技术有一个致命缺陷：黑客会像入侵计算机一样入侵人类大脑，读取、篡改大脑中的数据，甚至受害者会被彻底清空记忆，成为没有意识的躯壳。一位遭遇情感危机的清洁工大叔自愿沦为了黑客攻击的棋子，所谓的“妻子”和“孩子”都是他脑海中被植入的虚假记忆，实际上他只与一条狗相依为命。当他终于意识到自己的回忆犹如一个难以消除的虚幻美梦，他不禁泪流满面。《黑客帝国》的主角尼奥对办公室隔间里的平凡工作、肮脏的单身公寓、熟悉的面馆等记忆突然产生了怀疑：眼前的一切究竟是现实，还是被植入的幻象？当电影中的人物意识到自己的记忆是被植入的，原有的身份认同不免摇摇欲坠。
不难想见，移植记忆迅速成为一门有利可图的生意。《全面回忆》中，“回忆旅行”公司为客户提供的虚拟火星之旅套餐有四类角色可供选择：花花公子、运动明星、商业巨子与秘密特工。《末世纪暴潮》中，人们可以通过佩戴记忆接收器的方式录制或读取记忆来体验其他人的精彩人生，其中的暴力、情色及死亡体验更是充满诱惑力。主角林尼是一名退休警察，靠贩卖他人的记忆片段谋生。《睡眠经销商》中，在网络上售卖自己的记忆，已经是相当普遍的做法。
“增强记忆”即个体借助药物或科技实现对自身记忆能力的大幅度提升，例如借助药物释放大脑潜能以获得过目不忘的记忆力，或成为移动网络的节点主体以实现对记忆影像档案的即时调取。21世纪以来，《最终剪接》（The Final Cut，2004）、《永无止境》（Limitless，2011）、《黑镜：你的全部历史》（Black Mirror：The Entire History of You，2011，以下简称《全部历史》）、《黑镜：鳄鱼》（Black Mirror：Crocodile，2017，以下简称《鳄鱼》）等科幻影视作品均构想了增强记忆技术普遍应用的未来场景。
增强记忆的特征之一在于“可视化”。神经生物学家安东尼奥·达马西奥（António Damásio）认为记忆在人脑中的存储方式犹如播放电影，也即“大脑中的电影”（movie-in-the-brain）。[39]借助未来科技，“大脑中的电影”清晰无误，不会磨损，犹如发生在此时此地一般纤毫毕露。在《最终剪接》的设定中，未来人类普遍被植入芯片，芯片会记录使用者生前的全部记忆。“剪辑师”会将亡者的这些记忆影像剪接成一部纪念性短片，在其追悼会上播映以作缅怀纪念。记忆可视化显然深受视觉媒介的影响[40]：记忆因技术采集而变得透明可见，如同视频片段一样被剪辑拼接，“从主观心灵的内部媒介转换为数字图像的外部媒介”[41]。
增强记忆的特征之二在于“永不遗忘”。《永无止境》构想了一种名为“NZT”的神奇促智药，能在短期内显著提升服药者的记忆力：那些尘封已久的记忆，可任意调取使用；对大略扫过一眼的信息，瞬间就能提取出知识点，并迅速融会贯通；面对错综复杂的环境，可以快速判断出局势的未来走向。一个原本毫无希望的“废柴”作家，在服药之后顿觉灵台清明，脱胎换骨宛如天才。他四天完成书稿，三天学会钢琴，迅速掌握多门外语……借助药物，他在成功的道路上一路飞驰，似乎永无止境，但随着神奇药丸药效的消耗殆尽，他也将面临“被打回原形”的惨痛后果。《全部历史》构想了一种更为安全的未来科技“记忆粒”，这是一种具有记忆收集、储存、播放功能的植入物，会极大增强植入者的记忆能力。个体眼中的生命历程将悉数保存为影像档案，这意味着个体将不再遗忘。例如，倘若对自己的面试表现吃不准，面试者在事后可以把当时的记忆影像调取出来，细细琢磨那些面试中被自己忽略的蛛丝马迹。
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关于技术的论断，或许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包含移植记忆、增强记忆在内的记忆操控术。当记忆被操控处置，正如海氏所言的“解蔽”，即“被开发的东西被改变，被改变的东西被贮藏，被贮藏的东西又被分配，被分配的东西又重新被转换”[42]。记忆原先独属于个体，而如今成了操控自如的持存物。记忆操控术正如海氏的“座架”（Gestell），促逼人们去订造作为持存物的自行解蔽的东西。[43]如此一来，人们与记忆原先水乳交融的关系就被破坏了，作为持存物的记忆被强行纳入某种秩序，而风险隐患亦随之滋长。
三、“超忆”危机：当记忆开始失控
正如所有命运的馈赠都在暗中标好了价码，人们在享受技术便利的同时也承担了相应的风险与代价。科幻电影中的后人类主体所面临的是由记忆操控术引发的涉及认同、情感、隐私的多重危机。
（一）记忆冲突引发认同危机
记忆为我们提供了一份自传式记录，是粘连我们身份意识的“胶水”。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曾讲述了一则王子与鞋匠的寓言：倘若有一天王子的意识及其全部记忆穿越到了鞋匠的身上，即便在别人的身体里，王子依旧会认出自己。[44]在洛克看来，定义个体身份的是记忆的连续性。而在后人类处境中，“记忆失去了锚定身份、历史和真相的能力”[45]。当自身记忆被证实为被植入的虚假记忆（false memory），个体将陷入前所未有的身份焦虑与认同危机。《银翼杀手》中，复制人瑞秋向银翼杀手德卡德出示了自己童年时的全家福照片。“看，”她自信地说，“这是我和我的父母。”她一直珍藏着这张照片，将其视作自己生命历程无可否认的证明。当她惊骇地意识到自己的记忆是被植入的，全家福照片亦系伪造，瑞秋记忆情感的堤坝瞬间被无情冲毁，其自我意识亦遭受巨大冲击。该片续作《银翼杀手2049》（Blade Runner 2049，2017）同样延续了主角将虚假记忆视作真实记忆的桥段，直至他最后的幻灭。《全面回忆》中，随着剧情的推进，主角反倒愈发困惑：自己究竟是正在经历虚拟火星之旅、扮演神秘特工的建筑工人奎德，还是被植入奎德身份以抹去过去特工记忆的豪瑟？他近乎崩溃：“如果我不是我，那么我到底是谁？”这些电影的主角出于某种理由被毫无征兆地植入了原本不属于自己的记忆，有时他们甚至对此一无所知。由于缺乏以往记忆的情感缓冲，个体将遭受剧烈的情感创伤，犹如被困于梦魇之中，绝望地试图理解并找到自己的立足点。[46]虚假记忆与原有记忆的难以调和，造成了后人类的身份紊乱与认同危机。
即便是个体自觉接受的记忆移植，也可能会对原本的身份认同构成威胁。博尔赫斯笔下的海尔曼意外获得了莎士比亚的记忆。海尔曼自陈道：“在这次冒险开始时，我感到了作为莎士比亚的幸福；到后来，则感到一种压抑和恐惧。起初，我的两套记忆井水不犯河水；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莎士比亚这条大河的水威胁到我渺小的河水，几乎把我淹没。我惊恐地发现，我正在忘记父辈的语言。因为一个人的特点是以记忆为基础的，我的害怕有我的理由。”[47]当被移植的记忆逐渐侵蚀了原有的自我意识，即便前者珍贵无比，也会令人不堪重负。
（二）记忆沉溺引发情感危机
回忆是心灵的时光之旅，意味着重新体验过去的某些经历。后人类主体所储存的记忆档案，更是令往事历历在目。身处逆境的个体更倾向于回味过去的美好，拥抱记忆的甜美梦乡。但倘或过分沉溺于往昔记忆，则无异于对个体的束缚或囚禁，这也被称作记忆的“石化（fossilizing）效应”[48]。《末世纪暴潮》中，主角对前女友念念不忘，只能通过佩戴记忆接收器的方式，反复播放有关她的记忆影像，不断重返昔日的美好时光。他的朋友指责他是“过去的人质”，批评他拒绝活在当下的生活态度。对美好记忆的沉溺犹如药物成瘾，对未来不抱期许的个体相当于被永久地囚禁、封印在了过去。[49]《少数派报告》（Minority Report，2002）中，孩子的早夭令一位父亲难以接受，他醉心于观看有关儿子的记忆影像。当人生开始下坠，人们愈发热衷于重温昔日美好以获得些许宽慰。
除了美好记忆之外，不堪的过往有时也会被拿来反复检视。《全部历史》讲述了一对夫妇相互猜疑的故事。妒火中烧的男主为了证实自己的猜想，通过“记忆粒”不断回放记忆影像，甚至强迫提取妻子和疑似出轨对象二人“记忆粒”中的记忆影像，最终坐实了妻子出轨的事实。记忆影像档案中的每一帧画面、每一个表情，都被拿出来——审视。通过放大、对比等技术手段，记忆中的所有细节都无所遁形。然而，至察无徒，细思极恐。明察秋毫之末的能力的确让人受益，但过分沉溺其中便有难见舆薪之患。尤其是逼视伴侣羞于启齿的阴暗面，极易对亲密关系造成无可挽回的伤害。影片的最后，当亲密关系残破不堪、再难修复，男主只能通过反复播放与妻子曾经的幸福时光来求得些许慰藉。往事一幕幕，伤心一幕幕。对昔日的美好回忆越是沉溺，就越是强烈地提醒他们此时此刻的永久性失去。
还有一种情况是，痛苦记忆被作为一种惩戒，迫使个体浸溺其中。《黑镜：白熊》（Black Mirror：White Bear，2013）中，罪孽深重的女主被迫陷入了痛苦记忆的永恒轮回，这正是大众以正义之名对她实施的制裁与惩戒。《黑镜：白色圣诞》（Black Mirror：White Christmas，2014）中，面对犯罪嫌疑人的沉默寡言，警方从他的数字分身口中获得招供，并让数字分身几乎永久地陷入痛苦记忆的轮回之中。《黑镜：战火英雄》（Black Mirror：Men Against Fire，2016）中，一名违抗命令的士兵被施以惩罚，他被迫直视自己过去屠戮平民的残忍画面。痛苦记忆的反复播放令记忆主体深陷绝望之中，尤其是当这种精神折磨看不到尽头之时。
《银翼杀手》（Blade Runner，1982）
（三）记忆提取引发隐私危机
通常情况下，记忆专属于个人，不可被他人访问。而在科幻构想的后人类境况下，记忆开始溢出个体的掌控，变得不再私密。在特定情境下，个人记忆会被强行要求对外披露，以供他人检视。《最终剪接》中，亡者的生前记忆被“剪辑师”探察与剪辑。《记忆提取》（Extracted，2012）中，研究人员借助实验设备探察、观摩他人的记忆。《全部历史》中，人们过机场安检时需要向安检员回放过去24小时的记忆以供排查。《鳄鱼》中，在法律规定的某些情况下，个体记忆有必要接受相关人员的提取与检视。当例外状态发生时，原本独属于个体的记忆将会被强制征用。
在对视听证据无比痴迷的未来社会中，叙述与证词被“自我记录的记忆影像档案”取代。《全部历史》中，倘若没有植入“记忆粒”，你将面临系统性的社会排斥（social exclusion），出行不方便，工作也不好找；而一旦植入“记忆粒”，你的个人记忆就会被强制记录，并在某些情况下将被强制披露，这让个体的自我辩解变得越来越苍白无力。《鳄鱼》中，女主杀害自己的前男友时，站在窗边无意瞥见了大街上发生的一起车祸。一名保险公司理赔员开始调查这起车祸，循着线索，她要求探查女主的记忆。一想到那晚的记忆还夹杂着自己的杀人回忆，女主当即表示拒绝。但保险理赔员迅速搬出法律条文，表示相关记忆不予披露的话将会面临诉讼风险。换言之，她不仅有义务记住一些事情，即使她不知道自己对这些事情的记忆，而且她还有义务与他人分享这些记忆。最终，她被迫接受了“记忆确认器”的探察。当那些骇然的记忆不可阻挡地浮现出来，她的处境也不可避免地急转直下。
当个人的记忆影像档案可以被提取调用，这注定将重塑原有的社会监控格局。有论者将其描述为“参与式全景监狱”（participatory panopticon），也即由公民自身而非由政府或企业实施的监视和记录。监视主体是用户自己，监视表现为自下而上、主动积极地参与。[50]韩裔德国哲学家韩炳哲（Byung-Chul Han）将这一趋势诊断为“透明社会”（transparency society）。在他看来，“透明”是一种系统性的强制行为，它席卷所有社会进程，并使之发生剧烈变化。[51]对透明的强制追求，成为一种视觉的暴政，将一切不服从可见性之事物统统视作可疑。[52]于是，个体被降格为系统里的一个功能组件。[53]人们不是被迫去暴露自己，而是主动选择暴露自己[54]。如此一来，“观看和监控完全同步。每个人都在监控，每个人都被监控。每个人都是‘老大哥’，每个人又同时都是囚犯”[55]。记忆操控术似乎令我们与透明社会更近一步：每个人的记忆都可以被追溯、被探察和被检视，隐私近乎透明，一切尽在掌控。
《透明社会》，韩炳哲 著，吴琼 译
四、对“超忆”想象的技术批判
我们为何热衷于在科幻电影中构想一种基于记忆操控技术的“超忆”想象？或许正是因为人们无比期盼该技术能让个体从不堪忍受的记忆困境中解脱出来。对待该技术，我们既追逐迷恋，又忧惧不已。这种“爱恨交织”恰恰说明：记忆操控术，既是能力，也是诅咒；既是蜜糖，也是砒霜；既让我们能力大增，也让我们深陷泥淖。对记忆操控技术的热切追逐，本质上是一种关于技术的迷思：人们渴望通过技术打造并维系完美无缺的记忆，但事与愿违才是常态，技术无法一劳永逸地解决后人类记忆的全部困扰。
一方面，美好的记忆一旦廉价易得，也便不再明艳动人。现代人渴望更多更好的记忆，就如同人们对财富的渴望一样。亲身经历曾经是很重要的人生体验，也是人生意义所系，但效率至上的现代人越来越小心地计算自己可以投入的时间与精力成本，更无力承担求而不得的后果，于是人们对植入假体记忆的热衷也就不难想见了。然而，技术赋能下的予取予求，破坏了记忆的唯一性和神圣性，或者说，记忆的灵韵消失了。倘或轻巧地对时光流逝不屑一顾，只执着于坐享高光时刻，对丰沛的细节、累积的体验弃置不顾，生命恐怕只剩一副躯壳。而当无穷无尽的记忆可以任意取用，生命历程中原本令人珍视的点点滴滴将不复珍贵，人生的意义便也付之阙如了。
另一方面，当糟糕记忆可以“一键删除”，美好记忆也会连带被抹除。“遗忘”在后人类境况下尤为重要，我们渴望这位白衣骑士将我们从记忆的重重围困中解救出来。因为“遗忘”是人类重要的自我保护机制，它能淡化我们生命中经历过的困窘、踌躇、落败、恐惧、愤恨等负面内容，让我们更多地专注于“此时此刻”。“遗忘让我们瞄准当下，而不是将我们永久地拴在一个越来越无关的过去里。”[56]不少科幻作品由此构想了一种“记忆消除术”，即采取技术手段来弱化、抹除特定的记忆。不过欢乐与忧愁在记忆中往往彼此缠绕，这也意味着删除糟糕记忆的同时也会删除欢乐的记忆。尤其当我们决意与某段亲密关系挥手作别之际，内心难免悲欣交集。影片《暖暖内含光》（Eternal Sunshine of the Spotless Mind，2004）中，克莱与乔伊这对昔日的恋人在经历了痛苦的分手之后，决心接受手术，互删记忆中的彼此。影片聚焦男主乔伊接受“记忆抹除手术”的那一刻。随着往事的浮现，他逐渐发现自己与克莱之间毕竟还是有过欢乐时光的。当记忆中一盏盏灯灭掉，一间间屋子倒掉，他后悔了，转而拼命想把昔日的爱人保留在自己的记忆里。但为时已晚，此时的他已无法中断手术。于是，乔伊只好设法制造干扰，带着克莱藏到记忆的最深处，试图逃过记忆被抹除的后果。当记忆中的场景不断坍塌溃散，“我要留住这段回忆”的呼喊驱使着乔伊奋力奔跑，与记忆消除术抢夺着残存的记忆片段。影片最后，消除记忆之后的两个人还是鬼使神差地重逢了，并再次为对方心动。该片提醒我们，即便科技可以让疲惫不堪的个体彻底摆脱“为记忆所困”的境地，但仍然难以抹除人们内心深处的情感悸动。个体看似轻易地摆脱了负面记忆的漩涡，但也容易因忘记旧痛而重蹈覆辙。
科幻想象中的记忆消除术，恰恰暴露了现代社会的一种“忘无能”：现代人一心指望与不堪的过去一刀两断，却奈何抽刀断水水更流。某些时候，痛苦的记忆会成为持续纠缠、挥之不去的幽灵，不堪的过去成了我们难以打开的心结，个体似乎被永远被困在了“漫长的季节”。当人生开始下坠，内心深处一个声音挥之不去——“从那一刻开始，一切都完了”。面对残破不堪的过去，我们难以忍受与之共存，也没有办法与之和解，因此也就无力整装再出发。一方面，人们无法忘却曾经的美好记忆，因为身处困境的个体更容易沉溺于过去的美好时光，但这也愈发反衬出当下的困窘与无望；另一方面，人们难以忘怀那些糟糕的记忆，我们反复咀嚼当初的细节，一心想回到曾经的人生岔路口做一些修正、弥补和改动，但世上没有后悔药，也没有时光机。于是，人们将最后的希望托付于技术，指望技术一劳永逸地让自己摆脱记忆的幽灵。技术的发展高歌猛进，个体意志力却日趋孱弱，既无法顺其自然地忘却过去，也难以接纳过去并与之和解，而只会一味逃避、抹除记忆，因此也就难以获得真正的淬炼与成长。
《暖暖内含光》（Eternal Sunshine of the Spotless Mind，2004）
“超忆”想象中的技术政治也同样需要我们重视。在这些科幻推想中，后人类记忆更多地被理解为个体之事、自愿之事，政治力量似乎与之无涉，而事实或许恰恰相反：政治力量对后人类记忆的操控被有意遮蔽了。如今，“记忆操控”的对象从大众转移到了个体身上。记忆原先是文化斗争的公共场域，而在科幻电影中这种冲突却似乎只发生在个体身上，彼此冲突的记忆在竭力争夺个体的认同。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Žižek）针对《银翼杀手》等影片评论道：资本运作渗透并主导了我们身处的“幻象-内核”（fantasy-kernel）世界，我们一无所有，甚至连记忆和幻觉都是被人为制造出来的，最终只剩下“纯粹的无实体的主体性的空洞”[57]。正如《银翼杀手》导演剪辑版结尾所暗示的那样，专事猎杀复制人的男主，其实也是一个被植入了记忆而不自知的复制人。兰兹伯格曾明确指出记忆移植的商品化以及被资本主义操控的风险，但她也强调假体记忆所蕴含的解放潜能——通过假体记忆，个体可以将自己缝合到一个更大的历史中去[58]，由此实现新的身份认同，从而挑战身份政治的自然化和本质主义倾向。[59]电影《全面回忆》中，面临身份的冲突与纠葛，主角最终决定尊重内心的选择，在解救火星危亡的平民奎德与服务于组织利益的特工豪瑟之间毅然选择了前者。他决心从过去的阴影中走出来，并试图纠正曾经犯下的错误。如此一来，假体记忆就不再是将记忆主体原子化，反而为其打开了新的集体经验视野，进而为新的政治联盟铺平了道路。[60]
记忆技术的进步令我们雀跃不已，但相关忧惧也在与日俱增。一方面，我们害怕的是假体移植所引发的记忆失控，担心自己的过去被篡改、被遗忘；另一方面，我们也害怕增强记忆所引发的记忆失控，担心自己陷入记忆过载的困境。后人类主体对完美记忆的追求以及对记忆不确定性的拒绝，反而引发了更大的失控与危机：被压抑的记忆骇然复归，被增强的记忆骤然衰退，被提取的记忆猝然失控……“超忆”之下，记忆不复安然自若，亦难诗意栖居，而是汲汲营营，流动不居。如今更迫切的追问应该是海德格尔式的：被赋能增强之后的记忆，该如何踏上回家的路？在前沿科技赋予人类更多可能性的同时，我们应对技术保持必要的警醒，更要打破“记忆操控”的技术迷思，以更为审慎的批判性眼光去迎向即将到来的后人类记忆变革浪潮。
参考文献【Works C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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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凯瑟琳·海勒看来，后人类问题有如下假设：一是注重信息模式而非物质实例，二是意识并非人类独有，三是身体犹如假肢般可以操纵或替换，四是人类可以通过配置与智能媒介无缝衔接。参见[美]凯瑟琳·海勒《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刘宇清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4页。
[3]法国文论家茨维坦·托多洛夫（Tzvetan Todorov）、哲学家保罗·利科（Paul Ricoeur）等对意识形态层面的“记忆操控”有较为充分的讨论，而本文则在后人类增强技术层面讨论这个问题。参见[法]保罗·利科《记忆，历史，遗忘》，李彦岑、陈颖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01-1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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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3][法]阿尔弗雷德·德·缪塞：《一个世纪儿的忏悔》，梁均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5、5-6页。
[14]Huyssen A., Twilight Memories: Marking Time in a Culture of Amnesia,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p.1.
[15]1548年，法国南方朗格多克，一个名叫马丁·盖尔的富裕农民抛妻别子，舍下家业，一去多年，杳无音信。1556年，他回家了，或者说，人人都以为他回来了。在数年美满的婚姻生活之后，妻子贝特朗却突然说自己被一个冒名顶替的骗子给蒙骗了，于是将他送上了审判席。就在那位口齿伶俐的男人几乎让法庭相信他就是马丁·盖尔时，一个木腿人闯进法庭，真正的马丁·盖尔回来了。骗子迪蒂尔最终被判处绞刑，焚尸灭迹。参见[美]娜塔莉·泽蒙·戴维斯《马丁·盖尔归来》（第二版），刘永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页。
[16][英]杰弗里·丘比特：《历史与记忆》，王晨凤译，译林出版社2021年版，第257-265页。
[17][德]阿莱达·阿斯曼、[德]扬·阿斯曼：《昨日重现——媒介与社会记忆》，冯亚琳、[德]阿斯特莉特·埃尔主编：《文化记忆理论读本》，余传玲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5页。
[18]公元前4世纪，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将心灵比喻为一块蜡，记忆犹如章子蜡印，印记还在，就能记住；印记抹去，就会忘记。参见[古希腊]柏拉图《泰阿泰德：希汉对照》，溥林译，商务印书馆2022年版，第147页。
[19]1924年，弗洛伊德将记忆比作“神秘手写板”：蜡纸无痕，蜡上有迹，由此解释人类的心灵既有无限的空间接纳新知觉，又能持续保留记忆痕迹（虽非一成不变）。参见Freud S., A Note upon the “Mystic Writing-pad”, in Strachey J. et al.(eds.),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Vol. 19, trans. Strachey J., London: the Hogarth Press, 1961, pp.225-232.
[20][35][38][40][41][48][49]Smelik A., The Virtuality of Time: Memory in Science Fiction Films, in Plate L. and Smelik A.(eds.), Technologies of Memory in the Arts, Hampshire: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p.53, p.54, p.61, p.59, p.52, p.55, p.56.
[21]Sobchack V., Introduction: History Happens , in Sobchack V.(ed.), The Persistence of History: Cinema, Television, and the Modern Event, Oxon: Routledge, 1996, p.5.
[22]Radstone S., Working with Memory: An Introduction, in Radstone S.(ed.), Memory and Methodology,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2000, p.7.
[23]富内斯意外获得了无限记忆的能力，“眼前的一切是那么纷繁、那么清晰，以前再遥远、再细小的事都记得那么清晰，简直难以忍受”。不过这看似完美的记忆也有其沉重的代价：富内斯的心灵充斥着各种微不足道的细节，概括各种经验对他而言异常困难。他无法理解，明明是各不相同的狗为何都被叫作狗。博尔赫斯提醒我们：“思维是忘却差异，是归纳，是抽象化。在富内斯的满坑满谷的世界里有的只是伸手可及的细节。”参见[阿根廷]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杜撰集》，王永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版，第8、13页。
[24][56][英]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删除：大数据取舍之道》，袁杰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31、230页。
[25][俄]列夫·马诺维奇：《新媒体的语言》，车琳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64页。
[26][美]维纳：《控制论：或关于在动物和机器中控制和通信的科学》，洪帆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41页。
[27][28][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增订评注本）》，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5、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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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孙绍谊：《当代西方后人类主义思潮与电影》，《文艺研究》2011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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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法]贝尔纳·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1：爱比米修斯的过失》，裴程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184-185页。斯蒂格勒的《技术与时间》三卷本，每卷都有关于记忆的研究，且表述多元：在第一卷《爱比米修斯的过失》中，有“裂变的记忆”“技术化就是丧失记忆”“内在环境就是社会化的记忆”等；在第二卷《迷失方向》中，有“第三记忆”“记忆工业化”“公正的记忆”“作为记忆的技术”等；在第三卷《电影的时间与存在之痛的问题》中，有“全球记忆术系统”“对记忆的持留的物质性记录”“记录技术”等。参见闫宏秀《技术与时间中的记忆线》，《自然辩证法通讯》2020年第11期。
[39]Damásio A., How the Brain Creates the Mind, Scientific American, Vol. 281, No.6, 1999, pp.112-117.
[42][43][德]海德格尔著，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生活·读书·新知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934、937页。
[44][英]约翰·洛克：《人类理解论》，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315-3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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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Bruno F., Surveillance and Participation on Web 2.0, in Ball K., et al.(eds.), Routledge Handbook of Surveillance Studies, Oxon: Routledge, 2012, p.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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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延迟的否定：康德、黑格尔与意识形态批判》，夏莹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