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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数字化浪潮对文学生态的重塑，文学如何回应时代的叩问？新年伊始的众多刊物给出的答案是：以先行者的姿态，践行并深化新大众文艺这一重大命题。以2024年《延河》的首倡为开端，这一概念迅速引发学界共振，最终被纳入国家“十五五”规划建议，众多刊物纷纷投身这一时代浪潮，结合理论与创作两方面的努力，建构起新大众文艺的话语体系与精神空间。从众多刊物发表的新作之中，能够观察到一种较为典型的叙事特征：一方面延续现实主义传统，书写基层生活与日常经验；另一方面通过作品题材与叙事策略的调适，将大众生活经验作为叙事的关键资源，从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文学期刊对大众化问题的不懈探索。

2026年第1、2期，《延河》以专栏形式集中刊发“新大众文艺”的理论文章，从“人民性、网媒性、公共性”三大要素出发，为解释与评述这一现象提供了系统的分析工具。白烨谈到，新大众文艺的核心是“作为文学主人的大众主体的觉醒与崛起”，呈现了人民大众参与文艺活动突出的“自觉性、自动性与自主性”。这一论断直指文艺人民性与大众性的议题，将新大众文艺从单纯的媒介现象提升到文化权利的回归。从这一角度观察，《延河》刊发了大量聚焦现实生活的作品，其叙事对象以乡村社会与家庭生活为主，题材选择上注重展现普通人的生活经验。如敖广胜的《生父来了》描写少女丁蓝与生父、养父的纠葛，写尽贫困家庭在生存压力之下的尊严与抉择；杨光举的《隐身衣》则以冷峻的笔触，刻画乡村少年杨小霜因为身份缺失的挣扎与幻灭。这些作品超越了简单的苦难叙事，体现了普通人生活的复杂性与深刻性。

《芙蓉》2026年第1期中，刘庆邦的《月夜独行》描写青年郑海丰被派往县城拉柴油的经历，接续了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对劳动经验与普通人物的关注；夏天敏的《建房》通过农村社会的现实逻辑、普通家庭的选择困境，揭示基层社会的欲望结构及其嬗变。向本贵的《当阳坡》则聚焦村庄搬迁的争论以及村民通过电商平台销售特产、发展经济的过程，体现了乡村中传统文化与现代网络、市场机制的交织与碰撞。这类作品往往承担着现实观察的功能，也持续关注着大众与文化之间的紧密关联。

类似地，《红岩》2026年第1期中出现于显眼位置的是“叙事”栏目。这一栏目集中刊登了四则短篇小说，整体上呈现出较为明显的现实经验导向。值得关注的是，其表现对象也从农村扩展开来，如《164路站牌》以公交站这一公共空间为中心，通过不同人物停留与相遇的片段，拼接出城市生活的多样面貌，扩展了书写大众生活的范畴，强化了文学叙事与基层社会之间的联系。与此前文学期刊中常见的宏大叙事或历史题材不同，《红岩》与《芙蓉》的作品更侧重书写普通个体的生活经验，叙事题材与人物身份均具有社会普遍性，也更容易让读者在阅读中产生共鸣。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卢一萍发表于《清明》2026年第1期的《你为什么要去阿里》以边防军人艾岗巴跨越数千公里从“世界屋脊”调到北边的赴任之旅为主线，串联起一个家族四代人献身边疆的壮阔史诗。小说不只是对军旅题材的文学书写，更将主题的人民性、时代性与笔触的个体性、经验性有机结合起来。艾岗巴来自一个戍边家族。从牺牲的祖父艾喜河、大伯艾噶尔到父亲艾札达，这个家庭的命运最终与边关紧紧缠绕。艾岗巴选择追随前辈的脚步，是因为“我突然产生了这个想法，然后就像中了魔一样”，这是中国军人家国情怀最朴素的表达。他的故事不是孤立的英雄传奇，而是无数军人家庭的缩影。整部小说的主体是艾岗巴随老万的军车从叶城出发、穿越新藏公路前往阿里的赴任之旅。这条路平均海拔4500米，堪称世界上路况最差、海拔最高的公路。卢一萍以近似纪实的笔法，详细记录每一程的艰险：库地达坂的陡峭、麻扎达坂的险恶、黑卡达坂的漫长、界山达坂的令人窒息……每一个达坂都是一道生死关，每一次翻越都是一次对肉体和意志的极限考验。这种对个体经验的细致书写，使读者能够切身体验边防军人的艰辛与伟大。如结尾指导员刘世哲所言，艾岗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理想主义者”。他的选择出自情感的召唤、理想的牵引——他想替父亲抵达那个从未去过的地方。这种个体情感的驱动，恰恰是新大众文艺的特点：其书写不回避私人性，而是从私人性出发，抵达更为高远的时代精神。

当代文学期刊保持专业化的同时，也尝试与大众文化的变化同调。譬如《延河》中，素人作家如王计兵、曹兵也开始与专业作家并列。当前，文学刊物不再猎奇式地强化“素人写作”的“标签”与“苦难”，而是引导读者关注作品本身。吴燕青的《在香港的离岛种菜》发表于《作品》2026年第1期，以生动细腻的笔触描述了她在香港大屿山租地种菜的真实经历。吴燕青的身份多元，她是妻子、是母亲，也是一位从医生转行的教师，是现代化都市中的普通职业女性。她的写作动机并非来自专业作家的职业自觉，而是源于种菜这一生活实践所带来的心灵触动。生活于香港这一“走路都要奔跑的城市”，她的时间被工作、通勤、育儿切割得支离破碎，种菜是她与碎裂时间抗争之中安顿身心的生活方式。从寻找土地、购买种子、学习耕作，到与蚊虫搏斗、与鸟雀争食、与台风暴雨抗争，吴燕青以接近日记体的方式，记录了种菜过程中的动人细节。她的记录没有刻意的修饰，却通过泥土的芬芳与汗水的咸涩，自然生长出动人的力量。

整体来说，上述刊物既体现出文学期刊长期延续的编辑传统，也体现出新大众文艺语境下文学边界的扩展。一方面，大多数刊物仍然延续了传统文学期刊的基本模式，即以小说为核心体裁，以专业作品维持文学权威，以理论文章提供思想支撑。另一方面，刊物对叙事题材的选择也明显增加了现实经验的比例，使普通个体的生活经验逐渐上升为文学期刊主要的内容来源之一。如果说传统文学体制往往强调作家的专业身份与文学技巧，新大众文艺则更强调大众主体与生活经验。目前的文学期刊中，上述两种逻辑并未完全彼此取代，而是处于一种复杂的并存关系之中。上述刊物的总体结构正体现出这种状态：现实经验叙事扩大了文学表达的社会基础，而实验性写作与理论探讨则维持了文学场域的内部结构。从题材上，我们不难发现新大众文艺的广阔天地——从乡村青年的困境抉择，到都市女性的心灵安顿，再到边关军人的牺牲奉献；既书写日常生活的烟火气息，也书写极端环境的生命坚守。这种多样性，正是新大众文艺生命力的体现。

（陈海红系广东艺术职业学院艺术人文学院副教授，郭超系华南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