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85后学人中，臧晴的研究具备独特的学术辨识度。从本科至硕士再到博士的各个学习阶段，她皆选取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研究作为论文选题，显现出对学术成长脉络的清晰规划与主动布局。撰写博士论文期间，臧晴前往杜克大学访学，这段经历为她的性别研究开辟了一个综合性的视野，还从域外视角引导她以全球眼光重新审视中国文学，助力其在世界文学语境中逐步确立研究理路。近年来，臧晴在海外中国文学传播与研究、当代经典作品解读以及当下文艺现象观察等领域多线出击，佳作频出。贯穿其批评和评论之间的，是她对批评家精神的自觉思考与长期培育。属于她的沉稳、大气之批评格局的形成，正是这种精神浸染的结果。

最早关注到臧晴的文章，是她和季进老师合作完成的《论海外“〈解密〉热”现象》，该文也获得了《南方文坛》当年的优秀论文奖。文中提到，2014年，《解密》西语版在阿根廷一经推出，便迅速攀升至雅典人书店文学榜单的第二位。读到此处时，我恰好刚从阿根廷归来，曾游历过被誉为世界最美的雅典人书店。一个经历行旅的读者，竟在不经意间与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轨迹相契合，触碰到全球化语境下文学的流动生态。这一复合式的体验，激发了我细读这篇文章的强烈意愿。在具体的论说掘进中，作者娴熟地运用布尔迪厄的文化场域理论和丹穆若什的世界文学理论，将中国文学的“走出去”视为译者、出版商、媒体、全球公共事件等一系列非文本因素集体运作的结果。这种理念得益于苏州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传统的熏陶，同时也清晰地表明，中国文学的海外生成以及当代文学同世界文学的关系，涉及了臧晴的“世界人”文化体验，并构成了这一代青年学人普遍关注的学术命题。

85后一代学人的成长，正值海外汉学研究广泛影响并参与塑造学院化批评的时期，臧晴的学术养成，便是在“世界中的中国文学”研究语境中展开的。她对当代中国热门文本海外传播的重视，一方面契合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全球化趋势，另一方面也标示出她对反思性学术精神的主动锻造。学界曾有这样一种观念，认为中国文学必须经由翻译路径的转化，才能迈入世界文学的门槛。单从路径本身考量，其内在逻辑似有合理之处。臧晴则试图扬弃这一程式化的认知习惯，她认同丹穆若什对“世界文学”的理解，将其视为一个流动性的文化中介物。在她看来，“世界文学”不是一种权威的话语系统，所谓“世界性”也并非完全依靠翻译才能构建。她综合透视国别文学话语同全球公共事件的相互关联、中外文学相应阅读传统的彼此渗透、全球科技文化同地方民间文化要素之间的新质转化等问题，期待构建一种关系思维，探测文学文本同外部各类文化力量交织、组构、叠合形成的动态话语场域，从立体维度践行海外汉学研究的“再解读”策略。

与中国本土的现当代文学研究相比，海外汉学研究通常倾向于借助开放性的文学观和历史观，将更多异质性元素融入对文学历史的叙述之中。这种研究视角固然带来了新颖的解读维度，却也难免因研究方法的差异，引发诸多商榷之声。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王德威主编的《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该书在学界聚讼纷纭，主要源于其划定的从1635年到2066年的文学史分期。臧晴多年来一直追踪王德威的论述，也注重收集其著述在国内激起的各类回响。在细致考辨北美现代中国文学研究传统的基础上，她抽丝剥茧地论析了哈佛版文学史的基本特点，指出其多元化的书写形态与学术语调、强烈的元叙事色彩以及跨学科的文化视野，共同构成了一种“非统一化”的述史策略。国内学者认为该著立论不够稳固，原因在于本土文学史书写具有明确的教材导向，海外学者则多将文学史视为研究著作，而非“具有典范意义的学生教材”，因此“带有强烈的理论视野和个人色彩”。简洁而精准的论断，揭示了哈佛版文学史的核心要义，寥寥数语之间，论者已将中外述史视角的典型特征剖析得透彻分明。可见，臧晴兼具冷静的观察能力和卓越的分析能力，她几乎不会简单地附和或否定某一种观点，而是致力于挖掘理念分歧背后的深层学理。在论述北美地区的中国古代通俗文学研究时，她指出许多17—19世纪的小说至今仍未被探讨，构成了研究的盲点；评价王德威的新著《为什么小说在当代中国如此重要》时，她又大胆指出书中提到的“幽暗意识”并不具备对文学整体场域的统摄力，其盲区在于作者“在处理文与史的关系时过分倚重幽暗意识，由此造成了耽溺于颓废美学的危险，这也势必局限了其文学批评的视野”。贴近研究对象又能审慎与之保持距离，不一味盲从也不极端拒斥，在观点日益两极化的学术场域中，这种学术品格显得尤为可贵。

在海外汉学研究领域，臧晴已经积累了相当丰硕的学术成果。她先后主持了江苏省社科基金基地项目“当代江苏文学英译与批评研究”、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英语世界中国文学史新著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英语世界中国文学史书写研究”，参与了季进老师“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文献整理与研究（1949—2019）”和王尧老师“百年来中国文学海外传播”两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沉甸甸的项目本身，已然证明了她的科研水准以及师长对她的认可。阅读一手文献、追踪前沿动态、深度参与交流，她皆能从容应对。臧晴还曾翻译过高利克等著名汉学家的文章，及时将海外重要文献引入本土学术视野，并借助科研项目的大平台，迅速对文献进行分类、整理和研究。尤其是，她积极参与了季进老师在《华文文学》主持的《海外研究叙录》栏目，以“关键词”形式追踪“先锋”“文学史”“新诗”“城市文学与文化”等理论热词在英语世界中的理论内涵与衍变轨迹。这种研究思路以雷蒙·威廉斯的《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为肇端，透过特定的理论术语，洞察海外中国文学研究在宽域话语场内的学术观念变迁。例如，以“新诗”为关键词，臧晴列举了奚密、贺麦晓、柯雷、江克平等14位研究者出版的新诗研究著作，内容涵盖诗人个案、流派研究、中外诗歌关系研究，以及对新诗发展历史的整体考论。她试图以“新诗”串联起不同的研究样本，透析众声喧哗中的音响交集，进而摸清研究者普遍的思想路向——他们的着力点聚焦于“探求超越政治话语的审美价值，并且着力发掘被淹没在理论术语和历史浪潮中的个性化声音，以及在商业流行文化、新媒体崛起等时代‘场景’下，诗歌生产与传播过程中表现出的新的情感动力”。通过关键词研究，臧晴破译了海外汉学家解析中国文学所形成的“共同语言”，她并不满足于对其作类型化的归纳，而是从关键词的意涵演进中领悟到威廉斯言及的“过去与现在的关联”及其“变异、断裂与冲突”。由此可见，像臧晴这样将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引入关键词考察法的试验场，其意义不仅在于史料汇聚和文献分类，更在于它“不仅可以呈现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海内外语境中的思想性、价值观和权力内涵，也能触及中西在社会—文化价值上的断裂、赓续与变异”，一方面深化了学界对海外汉学研究内在理路的理解，另一方面也为中国本土文学研究提供了来自域外的理论参照。

从地方性文本的海外传播，到海外文学史著作的持续跟踪，再到以“关键词”视角审视海外汉学的研究脉络与学术传统，此项研究层层递进，拓宽了臧晴的文化视野，使她拥有了具备比较意识的宏观视角，更触发她产生了“世界人”的自我认知。这对青年学人重新认识自我、把握本土“文学/文化”与外在时空乃至世界的联系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当然，对海外汉学和女性写作研究的重点投入，并不意味着臧晴疏离当前的文学思潮与理论现场。自确立文学研究志向起，她便保持着对前沿话题的敏锐感知，并适时合理地调整研究角度，呈现出动态生长的态势。“在世界中观察中国文学”这一视野的演进，也助力她从容应对地方经验和全球观念，融合本土文学思维与域外文化意识，形成了诸多带有新质的判断。最典型的例证是她关于城市传记研究的论文。近年来，城市文学在历史书写方面呈现出新特点，《北京传》《南京传》等城市传记类作品纷纷涌现，其“泛城市文本”的新兴特质，引发学界广泛关注。臧晴为此撰写了《重述城市：城市传记书写的世界图景与现代追问》一文，指出此类书写直接得益于《伦敦传》的引领作用。她进一步强调：“在世界文学的整体视域下，眼下这些林林总总的城市传记可以被视作‘世界史热’的在地化呈现，也是文学书写全球本土化的一种有效实践。”此前，诸多研究者已经注意到城市传记之于城市文学价值更新的潜在意义。他们或是从文本层面入手，探析城市如何被塑造为具有独立生命力和蓬勃精神力的个体；或是从作家角度出发，厘清写作者的个人体验同城市现代化发展的内在逻辑。对比既有成果，臧晴的研究视野则更为宏阔，内质也趋向细密。按照她的理解，中国的城市传记写作热潮源自世界潮流、审美转型与社会演化的共同作用。为此，她织就了世界与中国、传统与现代、城与人这三重意义网络，尝试在世界视野内和历史脉络中勘探中国城市传记书写的意义，特别是从“改写热”的层面，将城市传记写作同21世纪之初的“重述神话”热潮相类比，确证城市传记写作的核心短板在于“只有复述，没有重述”——既缺乏对时代现实的深度介入，也难以形成关乎人类生存终极问题的价值导向。这篇论文被视为近年来城市传记研究最具分量的文章，其意义在于不仅阐明了传记作品同质化倾向这一“症状”，论证了作家执迷于总体史观这一“病根”，还给出了以微观史学方法为城市传记书写注入活力的“药方”。见微知著，我们或许能把握臧晴学术思维的运行脉络。她深受学院化批评训练的影响，却从不依赖单一的理论框架，沿着学界已成形的逻辑体系前行，而更愿意在同一性的论证路径之外，选择一条需要付出更多智识与心力的意义建构之路。她以耐心和沉静，将孤立的个案放置在富含各类关系元素的大文化场域之中，从多个角度扫描其存在状态，完成一次次样貌重识和意义重建，一定程度上破除了既有叙述对研究对象本质化、凝滞化的理解，向学界发出了值得信赖的学术声音。

本科阶段涵养学术兴趣，硕士阶段锤炼理论思维，博士阶段谋定研究疆域，工作之后适度延展知识空间，臧晴的学术生涯显示出由点及线再到面的空间拓展趋势，育成了具有标识性的研究谱系。这种由小及大、不断生长的思维宽度，以及理性展开的视野幅度，契合了多数青年学人理想的成长曲线。更重要的是，她很早就找准了批评的精神指向，形成了自己的价值判断。翻览臧晴的本科、硕士、博士论文“结语”以及她对自我批评观的阐述，有一段表述字词或有增删，但核心内容一直得以保留。她警惕这个时代对技术的盲从，号召思考并追问有关真理、主体等涉及本质的问题，并以清醒的反思精神穿透现象的迷雾，自觉走向一条克服盲从的意义建构之路。我想，在日后的学术新作中，臧晴肯定还会提及这段让她奉若圭臬的话语。字里行间内蕴的清醒与笃定，清楚昭示了她的文学价值观。读硕士时，丁帆老师便提醒她文学史视野和批判性思维对研究者的重要性，鼓励她放宽眼光，“不要盲目追星”，“碰到很新的东西，先退后一步”。臧晴显然践行了丁老师期待的“退后一步”，面对纷繁芜杂的当代文学现场，她不求快速出击，在新作时评中“闪转腾挪”，而是秉持着“深挖一口井”意识，按部就班，循序渐进，层层筑起她的理论楼台。对臧晴来说，文本现场绝非孤立存在的实验模型，唯有将研究对象置于结构关系中，为其赋予历史纵深感，才能深切感悟其美学流变，廓清研究对象的文化图景。因此，她不急于轻下断语，而善于把控观察节奏，让子弹“多飞一会儿”，在时间的褶皱中搜索真问题。一旦锁定靶心，她便如猎人一般精准出击，直抵问题要害。她以整体性理论视角研究苏童、毕飞宇、范小青、李娟等作家的文章，充分凸显了这种思维特质。

臧晴曾写过三篇关于苏童的文章，这或许印证了她对先锋文学以及苏童研究的志趣。其中一篇是以“作家词典”的形式出现，内容侧重于对作家创作历程的介绍。利用有限的篇幅，臧晴抓住苏童小说中沉郁而复杂的“南方”空间、整体性的意象体系等特质展开言说，彰显了她对苏童的独特认知。在长文《平衡的探索与经典的可能——论新世纪的苏童长篇小说创作》中，臧晴拥有了充分言说的空间，她也切实把这个话题做成了大气象。

在论文新作《“大东西”的营构法：〈好天气〉中的重复、变奏与生长》中，臧晴将此前关于苏童的思考做了深化。她继续在文章开篇阐明观点，直率地指出苏童是“一个表现力大于发现力的写作者”，若要剖析《好天气》这部延续旧识的创作，关键在于“辨析其能否在‘前结构’中找到新的生长点”，对这部作品的解读应“超越对‘舒适区’的简单指认或对‘突破’的过度阐释”，而是要从苏童的创作历史及当代长篇小说的双重坐标入手，定位其意义和深度⑧。这一论断启示人们，当评判一位作家是否具有经典化的潜力时，无论他是在延续风格还是创立新质，均非经典化的唯一衡量标准。所谓后作一定胜过前作的观点，更是简单片面的认知偏差。

关系化思维的路径牵引，整体性研究的理论浸染，使得臧晴在开展作家、作品研究时，能够自觉规避陷入单个作家或单一文本的局限。她对毕飞宇小说里人物关系谱系的细腻剖析，对范小青非虚构文本《家在古城》内人与城、传统与现实、非虚构浪潮与“城市传记热”意义联络方式的辩证考察，对李娟散文里的主体与他者、非虚构与民族志、越界诗学与世界文学语境的勾连类比，都展现出她在宏观文化场域中阐释研究对象多维度关联性的能力。除此之外，臧晴还写有一些“学术随笔体”评论。这些文章体量相对短小，往往聚焦于当下文学现场中的新锐力量和新兴现象。或是跟进顾文艳、周于旸、薛超伟、叶迟、林戈声等青年作家的写作动态，发掘其异质性的表达与意义生长的可能；或是采用“重塑”“重审”“重述”的方式，捕捉时代文艺的新鲜元素。轻盈的语词间，贯穿着灵气和温度，流淌着她对文学的赤诚热爱。一些富含个人才情的感悟中，又不乏对现实问题的敏锐洞见。如《重塑文学：新媒体格局下的文学生态》《重审批评：新媒介时代的青年写作及其批评》《文学“加法”时代：“大文学观”与边界流动》等文章，均瞩目于新媒介革命给感知结构和文化生态带来的变化。臧晴一面观测文学“边界”的流动趋向，一面从认识论角度解析科技对人文的推升之力，将一切新变革的旨归落实于文学思想与人类灵魂的双重升华。她的《走出写作的“舒适区”》一文，更是从实践层面上强化了这种观点。

无论是评论还是随笔，臧晴皆以寻找“不可复制的内核”为目标。寻找的行为本身，既蕴含着浓厚的问题意识，也再度昭示了她严谨务实的研究态度。她倡导文学写作要走出“舒适区”，告别“安全感”，而她的学术研究则始终贯彻着这一理念，凸显了重绘认知图景的勇气。她时刻铭记着老师的教导，以一颗中和雅正之心，审慎地对待研究对象。主动离开“舒适区”的批评姿态，使她在“中心/边缘”“主流/支流”“整体/局部”“世界/地方”等概念之间穿梭时，能够不依附任何带有“同一性”色彩的批评话语，有效认清这些概念的相对性，进而恰如其分地把控自己的感性认知与理性判断，确立起大气沉稳的研究格局。

最后想要说的是，几乎所有为臧晴撰写过印象记的师友，都会一致肯定她的坚定、果敢与沉着。这种印象不仅和她的研究观念紧密相连，也与她对批评者精神的砥砺琢磨息息相关。在一些讲座海报、批评家论坛以及学术公众号的作者宣传照中，经常能看到同一张照片——臧晴身着白色大衣，立于俄罗斯彼得夏宫的斗士参孙喷泉前，背后是波罗的海，眼前是一片林间花路。从涅瓦河通往芬兰湾的道路，唤醒我们对《青铜骑士》的记忆：“大自然在这里设好了窗口，/我们打开它便通向欧洲。”这是普希金曾经赞颂过的画面，也是臧晴所看到的场景。她的眼神中满是对文学先贤的敬仰，更透露出穿透历史隧洞、洞察文学真义的执着。置身异国环境，畅游于诗海之间，暗含着游历者对观察视界的主动选择与适应，亦在某种程度上彰显了臧晴不懈拥抱世界、探寻自身文化定位的精神立场。她的目光纯粹而清澈，潜藏了诸多值得用诗去赞颂的美好品质，不仅蕴含着游走于世界中的一代学人对广袤大地的真挚热爱，更传递着属于青年知识分子的独立意识和反思精神。

（卢桢，南开大学文学院。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当代作家域外出访写作研究（1949—1966）”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21BZW1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