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物述史：梅兰芳的抗战岁月
2025年8月29日，一场名为“傲骨梅香——梅兰芳的抗战岁月”的主题展览在护国寺9号，这个梅兰芳曾经居住过的小院开幕了。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通过展示梅兰芳这样一位享誉世界的表演艺术大师在抗战时期的真实经历，带领大家回到那个狼烟烽火的年代。笔者有幸承担了展览策划的工作，在遴选展品的过程中，通过一件件梅兰芳先生的旧藏实物，那个课本中蓄须明志的梅兰芳似乎变得更加鲜活了。一件件展品背后的故事，为我们展现出了梅兰芳在抗战时期中生活的点点滴滴，在日常中见非常，在平凡中寓伟大。
醒世：舞台之上的战斗
梅兰芳纪念馆所藏众多戏服中有两件显得对比十分强烈，一件是《抗金兵》所用的斗篷，一件是《生死恨》所用之富贵衣。
《抗金兵》的斗篷是正红色的，上面除刺绣外还点缀着铆钉样式的广片，使得这件原本是用来保暖的日常服饰有了英气，正红的颜色也正像战场上擂鼓的梁红玉一样，充满了生命力，热烈并富有力量。《生死恨》的富贵衣则是另一种风格。富贵衣虽名为“富贵”实则又被称为“穷衣”，是角色在穷困潦倒时穿的服装。其形制为青（黑色）褶子，在衣身四周缝制上彩色的补丁块。在京昆剧目中穷生行穿富贵衣的很多，在京剧《金玉奴》《连升店》《打侄上坟》、昆曲《绣襦记》等剧目中都能见到。京剧的老生行当在一些特定情境中也穿富贵衣，如《赠绨袍》《鱼肠剑》等。而旦角穿富贵衣则是从《生死恨》的韩玉娘起，后来在程砚秋排演的《荒山泪》中，主人公张慧珠在走投无路之时穿的也是富贵衣。而与生行富贵衣“日后必定富贵”的美好寓意不同，旦角一旦穿上了这富贵衣，便是真到了穷困潦倒的境地。这一黑一红两件戏衣仿佛也映照着梅兰芳寓居上海的这段岁月。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1932年，为远离战火，梅兰芳决定全家移居上海。然而，对自小生在北京长在北京的梅兰芳来说，年近四十，离开故土，内心怎能没有波澜？于是，舞台上的梅兰芳做出了自己的表达。《抗金兵》（1933年首演）、《生死恨》（1934年首演）的上演，一时间震动申江，群情激荡。对于《抗金兵》《生死恨》这两出戏的创作缘起，他是这样说的：“东北沦陷于敌人之手，平津一带也天天在被吞并的危险中，我觉得住在北平不安全，就搬家到上海，在上海我排演了《抗金兵》《生死恨》两出戏，把一些爱祖国、爱民族的意义编进戏里，想借此表达我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
“挽绣甲跨马提刀，女天魔，下九霄；只看俺威风杀气战这遭。”“尝胆卧薪权忍受，从来强项不低头。”梅兰芳以古喻今，借梁红玉、韩玉娘这两位心怀家国的主人公之口，激励军民抗战的信心，控诉战争的罪恶。这两出剧目的上演赢得了观众的欢迎，却激怒了当局。当时的上海社会局以“非常时期剧目未经批准”为借口不准上演。梅兰芳只得转战南京，顶着压力继续上演这些爱国剧目。这次的展览还展出了《抗金兵》《生死恨》首演时的戏单，如今我们还能看到《抗金兵》首演之前《申报》上的广告，上面一行“于本剧在救国意义上，贡献之远大，描写之深刻，则请诸君临场一观，必当慷慨激发”，现今读起来依然令人感到心潮澎湃。
作为演员，梅兰芳深知自己能为国家做的事十分有限，但他却不轻易放弃任何一个机会，以自己的方式抒发为国为民的一腔热忱。一红一黑两件戏衣，让我们仿佛看到彼时的时局和时局中的梅兰芳，仿佛看到在一片漆黑的迷雾中，那颗有力跳动的爱国之心。
抗争：可贵的静默
梅兰芳“蓄须明志”的事迹自被编入小学语文教材，便成为家喻户晓的故事。一次节目的录制中，有一名小学生问我：“梅兰芳是男人，为什么他留了胡子有这么大的意义呢？”这让我意识到关于“蓄须明志”的故事，仍有新讲的必要。这次的展览，我们用了“静默”一词来概括他歇歌罢舞、告别舞台的这段日子。因为“静默”恰好与舞台上的喧嚣形成了对照，而这段日子中的梅兰芳，真的只是不发声吗？不！静默之下的暗流涌动，才是离开舞台的梅兰芳生活中的真实写照。
这段故事，要从一封书信开始讲起。1937年12月3日，梅兰芳的好友冯耿光自香港寄给梅兰芳一封书信，信中提及：“闻彼方在上海每日排演新戏，层出不穷。我现在最忧虑的就是万一来一出‘庆功宴’，请您出来串一串，那就麻烦了。所以我替您想，第一步不见生人，有人打电话来问，就回他说您到了南洋或香港，回了。第二步最好同吴先生来此游玩一两个月（旅费不成问题，我可替您另外设法）。第三步计划搬家。”冯耿光是梅兰芳“梅党”的核心成员，曾任中国银行总裁，被称作梅兰芳的“钱袋子”。这封信让我们看到了冯耿光作为梅兰芳挚友的高光时刻。对于局势的判断，冯耿光的职业使得他比梅兰芳具有更高的政治敏感度。对于他提出的旅居香港的建议，梅兰芳立即便着手筹备。1938年，梅兰芳借演出之机赴香港长住，这一住就是四年的时间。
不过刚到香港演出，一件“血案”就让梅兰芳更加清醒地认清了局势。据梅兰芳的儿子梅绍武回忆：“冯老伯那次为我父亲联系赴港演出，得罪了上海一个流氓头子，就在父亲演出期间，有一天他在散场后走出剧场，遭到那人在香港的一个徒弟用棍棒猛击头部的暗算，幸好有过路行人上前营救才未遭毒手。他从地上爬起来，满脸是血，匆匆走到剧场后台化妆室，真把父亲吓了一跳。冯老后来经医师治疗了好几个月才脱离危险，父亲由此更加认清上海恶势力已经蔓延到港埠，处处需加警惕。”正因如此，梅兰芳在香港的演出结束后，便开始了深居简出的日子。
不过，初到香港的日子还是闲适的，没有了繁重的舞台演出，夫人福芝芳在暑期也会带着四个孩子来香港团聚。香港浅水湾的海滨还留下了一家人欢快的笑脸。梅兰芳还可以时不时跟球友们约一场羽毛球，甚至是在朋友许源来到住处做客时，还可以紧闭门窗，和着笛唱上一两段昆曲，以保持嗓音。
回忆起这段日子时，梅兰芳说：“诸君也许想象得到，对于一个演戏的人，尤其像我这样年龄的，八年的空白在生命史上是一宗怎样大的损失，这损失是永远无法补偿的。在过去这一段漫长的岁月中，我心如止水，留上胡子，咬紧牙关，平静而沉闷地生活着，一想到这个问题，我就觉得这战争使我衰老了许多……”这次展览首次展出了一张梅兰芳在香港干德道8号寓所读书的照片，他靠在窗边，手里捧着图书，窗外的光亮与室内的昏暗形成鲜明对比，这又何尝不是他心情的写照呢？
1941年，日军围攻香港18天，英军投降。据梅兰芳的儿子梅绍武回忆：“我们家附近居住的英美侨民一夜之间被勒令进入集中营。”香港的气氛变得越来越恐怖，一向爱好整洁的梅兰芳仍保持着每日清晨刮脸的习惯，但因已看出自己难逃虎口，便不再剃唇髭了。面对孩子的疑惑，梅兰芳答道：“我留了小胡子，日本鬼子如果来了，还能强迫我演戏吗？”他转而对秘书和挚友冯耿光说道：“别瞧这一小撮胡子，不久的将来，可能会有用处。日本人假定蛮不讲理，硬要我出来唱戏，那末，坐牢、杀头，也只好由他。如果他们还懂得一点礼貌，这块挡箭牌，就多少能起点作用。”这一年，梅兰芳刚刚47岁，正是在舞台上最炉火纯青的年龄。
任何一位从事其他职业的男士蓄须，都是非常正常的事情，而对于唱旦角、要在舞台上扮演女性角色的梅兰芳来说，这个举动就太不寻常了。为了舞台形象的美观，让唇周干净，早年间梅兰芳是用镊子一根根地拔胡子，有一次没有处理好，拔后人中处长了一个疔疮，险酿大祸。因此，“留胡子”对于旦行演员来说是大忌，一旦蓄须，无异于向世界宣告退出舞台。也正是因此，有“伶王”之誉的梅兰芳留了胡子才会在当时社会引起那么大的震动。
据日本剧评家尾崎宏次回忆，1938年他刚任职于《东京都报》文化部不久，当时会举办一些内部报告会，将一些无法刊登而又是事实的前线消息传达给各部记者。其中就有一条是梅兰芳蓄须，拒绝松井石根大将想看表演的要求的消息。松井石根是当时日本华中方面军司令官，又是日军攻占南京时的最高指挥官，被认定为对南京大屠杀事件负责的最高直接责任者。面对如此穷凶极恶的敌人，梅兰芳的拒绝重如泰山。对此，尾崎宏次评价：“这位名角的唇髭显然是抗议战争的鲜明标志……留胡子一事决不那么简单。这里面包含着一位伟大艺术家的思想境界。我们应当理解到这一点才对。”
而在另一个层面上，蓄须的梅兰芳是无法未卜先知，预料战争何时结束的，这使他这个断送职业生涯的决定显得更加可贵。在这次展览中还展出了四张梅兰芳收藏的抗战时期的战争形势图剪报，这个时期的同类剪报梅兰芳纪念馆收藏有一册，共计31张。这些剪报为我们展示了梅兰芳在这段时间里的一个生活侧面，他也同万千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百姓一样，只能靠着报纸、广播里的消息来预测自己的命运。丰子恺著文：“梅先生以唱戏为职业，靠青衣生活。那么蓄须便是自己摔破饭碗，不顾生活。为甚么如此呢？为了爱国。茫茫青史，为了爱国而摔破饭碗，不顾生活者。有几人欤？假定当时有个未卜先知的仙人，预先通知梅先生：1945年8月日寇一定屈膝投降，于是梅先生蓄须抗战，忍受暂时困苦，以博爱国荣名。那么我今天也不写这篇文章了。”
在丰子恺眼里，梅兰芳的胡须“不是胡须，这是英雄的侠骨”。
不渝：妙笔绘壮志
1942年7月，梅兰芳终于辗转回到上海与家人团聚。然而，砸了饭碗的日子是并不好过的，不登台的梅兰芳断绝了收入来源，只能靠着家底过活。战争中的日子，大家都不好过，除了要养活一家子人，一些亲朋故友和梅剧团的同僚也要靠梅兰芳的接济。
香港沦陷之后，在梅兰芳寓所避难的朋友再算上自家人有十几口，但彼时已经很难下山采购粮菜，十几口人只能靠家里的存粮和罐头过活。于是，饮食上实行严格的分配制，由梅兰芳来分配。最拮据的时候，每人只能盛一碗饭，配一块咸鱼果腹。齐如山的次子齐煐当时全家住在九龙，来看望梅兰芳的时候谈起家里缺粮的事，梅兰芳就叫他多来几趟，“每次装一手提篮米带回去凑合度日”。在情况还没有这么危急时，梅绍武回忆，梅兰芳经常带葆琛、绍武兄弟俩光顾湾仔的一家很不起眼的“福禄寿”中餐馆。原本梅绍武只觉得这是父亲怀念离别多年的北京城了，后来他才知道这是两位艺术界的进步人士张正宇、张光宇开的饭店，拮据中的梅兰芳还不忘尽己之力支持进步的戏剧人士。
此次展览中还展出了一封梅兰芳弟子杨畹农给梅兰芳的书信，据考证，这封信应该是写于1943年11月25日，彼时梅兰芳已经历经坎坷回到上海居住，但信中的内容却为我们钩沉了许多惊心动魄的往事。
首先信中提到了小说家张恨水对梅兰芳的一个评价：“过了几天，张恨水又在报上发表一篇文字，对于您送儿子到内地来求学大为钦佩，认为是一个伟大的举动！”张恨水所说的“送儿子到内地来求学”指的是1942年春，梅兰芳将两个儿子化名为绍斯（梅葆琛，谐音小四）、绍武（原名梅葆珍，谐音小五）送往内地（贵阳、重庆）念书的事情。笔者找到了当时报刊上张恨水发表的原文：
梅氏年来的经济实力，虽然不大好，但送儿子到美国去读书的能力，大概是有的。而况他还有不少美国朋友，与在美的中国朋友，可以帮助。可是他不这样办，他却把儿子送到抗战司令台畔来。有钱的人，在抗战司令台畔住着呢，他们还打算把儿子送出去，他夫妻俩却把儿子送进来。这一点，证明他对祖国有着深挚的怀念。
许多无留学之必要的人，都在做那“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的梦，他们实在不如这一对唱老戏的男女。
要知道，20世纪20年代，张恨水曾在小说《春明外史》中借书人物之口很刻薄地讲：“南方人把梅兰芳当着天仙看，大概也是把天津炉子当宝贝一样了。”而梅兰芳终以人格品行征服了张恨水。
然而坐吃山空总不是办法，回到上海之后的梅兰芳，杜门谢客，经济情况渐入困境，梅绍武曾回忆一件事：“记得有一年除夕，我的外婆寻找一个每逢过节都要取出来使用的古瓷大碗，好跟孙辈们掷掷骰子玩，却遍寻不到，父亲悄悄对她说：‘老太太，别找了，早就拿它换米了！’”丰子恺也曾著文记述过梅兰芳蓄须时期的拮据：“这时候他的房东正在对他下逐客令，须得几根金条方可续租。他慨然地对我说：‘我唱戏挣来的钱，哪里有几根金条呢！’”
于是原本作为爱好消遣的绘画便在此时不得不成了梅兰芳贴补家用的手段，其中虽有很多无奈，但梅兰芳依旧秉持着十分认真负责的态度。当有人劝他卖画时，他说：“我的画是玩票性质，现在要下海，就非下苦功不可。”这段时间，梅兰芳常常要利用午夜时间作画，而当时几乎每天有空袭警报，夜十点钟起停止供电，他便买了一盏铁锚牌汽油灯，拉紧窗帘，彻夜作画。梅兰芳言道：“我当年演戏找到窍门后，戏瘾更大，现在学画有了些门径，就有小儿得饼之乐。”后来，梅兰芳右手大拇指上留了一道疤，是一次夜间在给煤气灯加气的过程中火苗蹿出烫伤的，梅兰芳笑称：“这就是我当年画画的成绩。”
这次展览精选了五幅梅兰芳这个时期的不同题材的画作。有娴静的观音像，有颇具气势的苍鹰图，有富于闲趣的秋花蟋蟀图，还有他常作的罗汉像。其中最被称道的是一幅松柏图，绘于1944年，梅兰芳借前人诗句表自己心声，在画上题写：“岂不罹霜雪，松柏有本性。”
除此之外，本次展览还展出了一幅梅兰芳的“非典型”画作，是梅兰芳亲手绘制的一个火柴盒写真画。1941年春，隐居香港期间，梅兰芳受“利舞台”之托，向卓别林争取《大独裁者》在中国的首映权。据梅葆琛、梅绍武回忆，该片在港上映期间，梅兰芳七次步入剧场欣赏，十分钟情于该片，他的喜爱甚至延伸到了收藏“周边”的程度。据记载，当时随影票附赠一火柴盒，盒上有卓别林亲自设计的漫画，是卓别林先生扮演的大独裁者希特勒在玩弄地球仪。盒中的火柴都制成炸弹状，磷面正好连接到希特勒的屁股外。梅兰芳非常喜欢这个设计，于是亲笔绘制了这幅写真画。
再绽：重见梅兰芳
据梅兰芳的秘书许姬传回忆，梅兰芳以一种十分有舞台感的方式结束了他的蓄须生活：“当日本帝国主义投降那一天，几位朋友到了马斯南路梅先生的寓所客厅里，梅先生从楼上下来，拉开客厅门，手里拿着一把折扇遮住半个脸。吴震修先生笑着说：‘你应该找个理发师来剃胡子了吧！’梅先生把扇子往下一撤，露出八年前的本来面目，灰色的西装，绛红的领带，衬衫、皮鞋、袜子都是新的。他笑着对大家说：‘今天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后，我首先剃干净胡子，从头到脚换上了八年来没有穿过的新衣新鞋，我今天比小孩子过新年还要高兴。’梅先生平常为了保养嗓子，说话的声音是柔和偏低的，这一天却提高了调门，而且笑出了声，50岁的中年人，竟笑得和青年人那么天真。”
后来梅兰芳在《文汇报》上刊登了一篇文章《登台杂感》，在里面他动情地写道：“我自己有一个决定：胜利以前我决不唱戏。胜利以后，我又有一个新的决定，必须把第一次登台的义务献给祖国。”此次展览中我们找到了很多梅兰芳珍藏的剪报、手稿和书信，这些实物为我们展现了当时社会各界“重见梅兰芳”的反应。
梅兰芳的弟子李世芳在信中写道：“您（梅兰芳）演戏的消息北平早已传遍了，报上都登着您演出的成绩，就是在我的想象中也一定是非常好，您又是八年未演戏了，所以这天就可以说在我们中国国剧历史上占有最光荣的一页。在那天的早晨我真恨自己没有生翅膀，否则当天定要飞去参加这个盛典！”梅兰芳的好友、同为四大名旦的尚小云在信中写道：“我兄二次出山，胜过昔年，可谓老当益壮。我们天天听无线电，闻其音韵也不亚于当年。”一件郎雷佩芝在1946年新年时写下的手稿则揭示了梅兰芳这次复出演出幕后的困难，同时也表达了其对梅兰芳演出昆曲的称赞：“敌伪时，杜门息影，隐居海滨，时论高之，此次重登艺坛，以琴师羁燕，纯用昆曲节奏，苟非博士修卷有素，讵能一拍即合，是亦提倡风雅，爱护国粹之志。”豫剧作家樊粹庭在文章中写道：“我在封至模先生处见到一张照片，像中的梅先生留着小胡子，这真是奇闻，唱旦角的会留胡子！至模告诉我，他为了不愿在日寇的铁蹄下唱祖国的戏曲，所以留须以示抗议。他的艺术造诣，早就为人心折，看了照片以后，他这种爱国精神和民族节操，就更令人景仰了。”
丰子恺则是在当时把梅兰芳蓄须的照片“悬之斋壁，遥祝他的健康”。最令人感动的是作家李健吾刊载在《正言报》上的一段话：“谢天谢地，梅兰芳先生还在！他活着！尤其可珍贵的是，他的名誉活着。这位民族的艺术家，在百废待兴的今日，还是我们民族的。”
本应在舞台上光彩夺目的梅兰芳用沉默来表达对于侵略者的抗争，而当侵略者被驱逐，胜利到来之时，他义无反顾地返回他热爱的舞台，用他最擅长的方式跟全国的百姓共同庆祝这场胜利。面对大家的溢美之词，梅兰芳谦虚地表示：“这几年来您们对我的鼓励太大了。”而对于他自砸饭碗，将生死置之度外的蓄须的做法，他只是轻描淡写地说：“至于爱国心，我想每一个人都是有的罢？我自然不能例外。假如我在戏剧艺术上还有多少成就，那么这成就应该属于国家的，平时我有权利靠这点技艺维持生活，来发展我的事业；可是在战时，在跟我们祖国站在敌对地位的场合底下，我没有权利随便丧失民族的尊严，这是我的一个简单的信念，也可以说是一个国民最低限度应有的信念。”
抗战的这段岁月表面上看在梅兰芳的人生中算是最为沉寂的时光，可当我们了解了更多之中的故事，看到更多见证着历史的实物，我们越发看清了这段岁月是梅兰芳一生中无与伦比的高光时刻。一个伟大的艺术家，艺术成就他的伟大，可仅仅是艺术还不够，艺术的造诣决定了他能到达的高度，而节操、品行才能决定他被人民记得多久。梅兰芳的抗战岁月告诉我们，守护国家，守护中华民族的尊严，需要战场上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也需要亿万普通人，或许像梅兰芳这样在危难时做出无愧于祖国、无愧于民族的选择，我们每个人也都可能成为守护祖国的英雄。
[本项目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梅兰芳缀玉轩藏‘中国戏剧图案’（1930）校释与传播价值研究”课题阶段性成果（课题编号：24BB0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