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婴儿健康比赛
20世纪初，“强国保种”成为挽救民族危亡的一致呼声。在“亡国灭种”的危机下，强健的婴儿带来的既是国家复兴的曙光和希冀，亦是使民族走向强大的重要隐喻。加之受民主思想的影响，社会对儿童的教育愈来愈重视。民国时期，儿童教育理念发生了很大变化，不再只重视儿童身体的健康问题，而是将儿童的智力、体力、道德、人格等多方面的培养视为儿童教育的重点。对于儿童的研究，除了纯粹的健康层面的方法介绍，也将视角逐渐转移至结合心理学、社会文化史的层面加以推进。在这一方面，针对婴儿健康运动的研究议题，先行研究已有所关注。此时，中国的社会经济水平也有了较大提升，为婴儿健康比赛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尤其是西方的科学育婴理论传入中国后，与中国传统的育婴方法相结合，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育婴方式，即“婴儿健康比赛”。它以形体训练、智力开发和手工制作三个方面为基本内容，以儿童健康为主要目的，旨在通过比赛激发儿童锻炼身体和开发智力的积极性，从而提高儿童身体素质。本文拟以近代中国兴起的婴儿健康运动为主要对象展开讨论，并在某些部分将结合同一时期国内外情形一并考察，以求贯通。
一、婴儿健康运动的科学背景
（一） 健全之精神寓于健全之体魄：近代儿童中心观的兴起
“儿童”，是人类进入近代社会以来，出于对人、个性、自我的尊重与解放，而创造出来的一个概念，具有意识形态属性。它约产生于17世纪的西方社会，在中国，直至晚清才得到重视。“儿童中心论”，则是20世纪初期在全球教育界广泛流行的一种教育思潮。在我国，这一思潮兴盛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它反对以教师为中心、以教材为中心的传统教学理念，强调以儿童自然成长的需求、活动为教学过程中心，把儿童的受教看作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这一主张促使人们越来越关注儿童的身体，尤其关注儿童的健康问题，这对近代西方儿童家庭护理思想的传播起到了促进作用。
在近代以前，儿童被视为成人与家庭的隶属品，是没有独立自主的人格和思想的。诚如鲁迅所言：“往昔的欧人，对于孩子的误解，是以为成人的预备；中国人的误解，是以为缩小的成人”。进入20世纪后，重视儿童的新教育运动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瑞典女教育家爱伦·凯在1900年出版的《儿童的世纪》一书中明确指出，20世纪是儿童的世纪。这一观点在学界和社会上，均产生了重大影响。此后，欧美儿童中心主义教育思潮兴起并蓬勃发展、席卷全球，各国政府开始重视儿童身心发展问题。1921年7月21日，各国派遣代表在布鲁塞尔组织成立“国际儿童幸福促进会”。该促进会旨在倡导各国共同关注儿童幸福问题并沟通交流，要求在立法上给予儿童有力的保障。这一组织的建立，极大地促进了儿童教育与幸福问题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儿童幸福事业在全世界范围内得以开展。只有首先解放了儿童，才能解放人，人的个性才能得到发展。由此，儿童开始正式进入知识分子的视野，全社会亦开始关注儿童的各种问题。随着近代儿童心理学、儿童教育学等学科的发展，人们认识到儿童作为生物个体，有其自身生理、心理成长发展的规律，不是成人的附属物。因此，“应该使儿童还它一个儿童，壮年还它一个壮年，老年还它一个老年——这才是正当的办法。”
与此同时，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等人来华，进行了为期两年的“新儿童观”的讲学活动，其足迹遍布十余个省。杜威以“儿童本位论”为核心的儿童教育思想，对国人产生了深刻影响。于是，“儿童变成了太阳，而教育的一切措施则围绕他们转动，儿童是中心，教育的措施便围绕着他们而组织起来”。被禁锢了几千年的儿童，在这场思想的风暴中被重新发现，同时，现代儿童观念也逐步被建构起来。1919年，杜威访沪，他提出：“儿童教育第一件事即关注其个性的发展，使儿童养成自主和独立的思想判断能力，使之不随波逐流，儿童是社会的存在且是社会延续发展的载体和未来，也是城市实施现代化的主体和希望，而儿童首当其冲最为关键的是健康问题”。1925年，美国著名教育家柏克赫斯特女士访沪，与陶行知等教育界人士就教育问题进行了探讨，柏氏提倡注重儿童技能训练和动手能力提升等教学体制。1931年，美国儿童教育专家华虚朋夫妇抵沪访问，上海市教育局、中华儿童教育社等单位、团体联合接待，华虚朋在复旦大学作《家庭儿童训练问题》《儿童心理卫生问题》等演讲。此后，上海教育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谈及教育，“言必称约翰·杜威”，“以儿童为中心，尊重儿童个性与发展”的思想逐渐确立了起来，随后全国各地尤其是东部城市，开展了各项儿童健康比赛。
此后，国民政府在全国各地遂大力推行儿童中心观，拟定各项纪念活动，如“政府近鉴民族之式微，一方面规仿先进国家，于每年四月四日，拟定儿童节，各省市县开会庆祝普及育婴常识举行比赛，同时厉行学校卫生教育，以改良儿童优良体质，为国民健康之急务。婴儿比赛以健康相期望，固可以谋民族之健全，增保婴之效率，即繁衍人口，或实施优生”，以此类活动项目提升民众对儿童的重视程度。特别是1931年8月18日，教育部公布了《儿童节纪念办法》，倡议各社会教育机关（如民众教育馆等）举办儿童节纪念大会，公开展览关于本地各种儿童调查之统计表，还应在各地重点举行婴儿健康比赛，以及儿童健康或儿童智能比赛，对前数名儿童酌情赠予奖品；同时，倡导举行“为父母者之责任与义务”“保胎、保产、保婴之常识”“训练贤良父母之办法”以及“社会救济孤贫儿童之必要”等演讲，印发“儿童卫生”等常识之传单，并表演关于儿童生活的电影与戏剧等。总之，政府旨在通过教育和政策引导，使大众逐渐意识到儿童所负“振兴民族”“挽救危亡”之使命至为重大，增强民众对儿童健康的关注，并在民众间扩大宣传。
（二） 科学化儿童健康观念的兴起：西方“健康”概念的东方影响
在探讨儿童健康观念的科学化进程时，我们不妨将视角转向西方儿童“健康”理念的早期现代化进程。早在17—18世纪，欧洲许多国家就已经注意到儿童健康问题的重要性。英国曾建立家庭访视婴儿卫生工作的制度，法国也曾出台奖励哺乳喂养的政策，而真正促进近代儿童家庭护理思想兴起的，则是美国的儿童健康比赛。美国婴儿健康比赛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期，当时美国正经历着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伴随而来的是日益严峻的公共卫生问题，尤其是婴幼儿的高死亡率。19世纪初期，美国人开始推广优生学运动，该运动的支持者认为后代要具有祖辈理想的优良特征（如高智商、良好的容貌、健美的体格），从而创建一个更高效、更健全的社会，以改善美国的现状。从19世纪中叶以后，美国联邦与地方政府就对婴儿健康与看护负起重要责任。全美范围内，政府均极力保护婴儿的健康，其有效方法则是医院提供公共卫生服务、通过公共卫生护士给予母亲与孩子免费的看护、要求新出生儿童作必需的生产登记、扩展与改进国家卫生机构中的母婴健康服务等。在美国健康婴儿运动中，人们逐渐意识到教育是对儿童健康成长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所以医生和出诊护士要告诉母亲妥善照顾婴儿的方式。受19世纪末期美国优生学运动及其理论的影响，1908年，由社会活动家玛丽·德·加尔莫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什里夫波特的博览会上发起并举办了第一届“更优之婴儿”比赛（Better Babies Contest）。这项赛事旨在建立判断婴儿健康的标准，护士和医生根据心理健康、身体健康情况对参加比赛的婴儿进行评判，不仅有助于促进医疗专业人员对儿童进行常规健康评估，还附带了育婴知识的普及教育，促进了大众对儿童健康意识的提高。
伴随儿童养护与教育需求的增长，美国联邦政府随后设立了“儿童局”，通过深入研究婴儿和孕产妇的死亡率，以较为科学的方式揭示了婴儿高死亡率的原因，进而为改善婴儿健康护理提供了科学依据，亦极大地推动了改善城镇卫生条件和扩大牛奶巴氏杀菌的运动。随后，美国在1911年成立了“美国婴儿体操协会”，并将婴儿体操运动引入各类健康竞赛。同年，美国爱荷华州母亲会组织了第一次婴儿健康比赛，自此以后，婴儿健康比赛开始在全美展开。1914年，纽约州公共卫生部附设了第一个儿童健康局，其后美国的各大城市均设有此局，每局都有专任局长、医师和护士等。儿童健康局重点开展了各种活动，包括儿童的身体高度体重比例测量、婴孩身体的定期检查、婴孩健康比赛、父母研究会、健康演说等，收效甚大。概而言之，儿童健康运动的兴起与流行，除与一定时期对儿童发育的认识及医疗卫生的进展密切相关，还关涉彼时公共卫生政策的导向，通过“国家在场”的重要角色，使得健康运动呈现于世人面前。由于社会深切关注儿童健康问题，美国即将1918年定为“儿童年”，以此来唤醒全国人民对儿童健康的关注。
20世纪20年代，美国儿童家庭护理思想逐渐兴起，并被广大美国民众接受，这推动了公共卫生政策的改革。如1921年《孕产妇和婴儿法案》的通过，促进了母婴保健中心的建立。儿童局还发布《婴儿护理》手册，向家庭传播了科学育婴知识，为婴儿健康比赛提供了教育平台，从而提升了公众的育儿意识。1922年，“平民基金儿童健康方案”出台，之后美国正式制定了平民儿童健康方案。
20世纪30年代后，“普遍宣传科学健康的育儿法”成为此时美国家庭育儿的核心理念，并促进了婴儿健康比赛运动的举办。尤其是当美国进入工业化社会，小家庭制度盛行，加之近代科学、医学、心理学等学科的进步，研究者对影响儿童身体、精神、情绪、发育的因素的探索愈来愈深入，并将其研究成果进一步向一般家庭广泛推广。这一阶段，美国各地多设有健康婴儿诊所（Wellbaby Clinic）。婴儿健康诊所分为公立及私立，分别面向收入有限及社会中等阶级的家庭而设立。设立健康婴儿诊所的主要目的，一方面,在于使婴儿受到长期关护，在任何疾病的最初阶段，立刻发现并加以预防；另一方面，则在教导父母掌握有效、完善、最新的科学育儿知识，帮助他们尽到父母的责任。受此影响，美国各大学区（University Settlement）遂开始举办婴儿健康比赛（Prize baby contest)。1931年，东部纽约委托美国著名保育专家霍尔特博士（Dr L.Emmett Holt），举行第一届婴儿健康比赛，以增进婴儿之健康，同时为女性提供改良保育婴儿的方法。在婴儿健康比赛运动中，凡是经济拮据的家庭，亦可得到联邦政府的免费资助。比赛当天，由州地方卫生服务局备有经婴儿保健专家仔细校订而编撰的《婴儿抚育法》等小册子，向在场父母分发，以向父母群体传播婴儿发育生长与训练的原则并进行详细切实的说明。在婴儿健康比赛中，还组织有各种倡议与活动，在于使社会中每个婴儿在可能的范围下得到科学的帮助，以达到最高限度的健康发展。
二、婴儿健康比赛与强国保婴概念的宣播
以美国为主要代表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婴儿健康理念的深远影响，不仅促进了健康观念的现代化，也为东方社会带来了一场观念与实践上的革新。同时,民国时期教育家深受“儿童中心论”的影响，强调教育应以儿童为本位，关注其身心发展。政府通过设立儿童节、举办育婴比赛、推行学校卫生教育等措施，不仅提升了公众对儿童健康的关注度，还推动了教育与社会生活的紧密结合。这种教育理念与实践的变革，既是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教育思想的借鉴，也是对本土教育传统的反思与创新。尤其从强国保种的角度出发，以“文弱”为耻的心理和近代“健康”观念的盛行驱动了国人自觉地进行身体改造，加之西方风起云涌的儿童健康运动，使得婴儿健康比赛在国内开始萌发。
为配合中央政府的倡议，各省政府积极敦促各省立医学院附属医院、市政处、各县政府等机构，面向大众出台有关竞赛的规定，以推进赛事举办。地方规定多包含以下内容：“凡医药卫生设备较为完备之县区乡镇地方，每年应各举行婴儿健康比赛会一次，即由各该县政府乡区镇公所，会同当地医药卫生以及教育机关组织委员会办理；比赛录取办法依照体格诊断、智力测验、共同评判三种标准，应延聘西医担任，评判表应多填制一份，发给婴儿之家长，对于健康上尚有缺点者，并须指示其疾病所在，或营养不良之处，及调摄保育之方法，俾资改善，并辅以施种牛痘、免费注射白喉预防针；优胜之婴儿，应依次列榜布告，并酌给奖品以资鼓励；比赛会结束，应将比赛办理经过情形，按级呈报省政府备查，等。”同时，通过告知婴儿强壮健康是父母的光荣及比赛奖励,提升父母的责任心。再者，举行婴儿健康比赛的机会，使平时难得见面的各父母长辈集聚于一堂，集中学习科学育婴知识，其中如婴儿卫生常识、常见疾病的防护、体格锻炼、婴儿营养等广受欢迎。从形式上看，政府所倡导的婴儿健康比赛，一方面旨在通过举办婴儿健康比赛来普及婴儿健康知识、提高参赛选手的判断能力，给予健康婴儿适当的指导，使其增进健康或维持其健康；对于不健康的婴儿，则设法予以矫正治疗，使他们能恢复健康；另一方面，则旨在通过举办婴儿健康比赛来选拔优秀的参赛选手，并通过参赛选手对儿童进行身体、智力和手工制作方面的教育。此外，政府还通过举办婴儿健康比赛，来督促家长和其他养育人员重视儿童身体锻炼和智力开发。在此语境下，婴儿健康比赛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在普通民众中普及的婴儿身体健康和智力锻炼，另一类是在上流社会中普及的婴儿智力锻炼。前者主要目的是促进婴儿身体健康，后者主要目的是促进婴儿智力开发，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比赛的侧重点不同：普通民众中普及的婴儿身体健康比赛，更多地侧重于对婴儿身体素质的锻炼，如跳跃、爬行、跑步等动作。这些运动既能够促进孩子身体素质的提高，也能够促进孩子大脑发育。在上流社会中普及婴儿智力开发比赛，更多地侧重于对孩子智力的培养，如读、写、算等。这些活动既能够帮助孩子开发智力，又可以提高孩子的记忆力。因此，在普通民众中普及婴儿健康比赛更多地是从儿童身心发展的角度考虑，在精英家庭中开展的儿童健康运动则是以精确化的个体智能开发为主导。但即便如此，这两类比赛也均以“健康”为主题，比赛的内容包括形体训练、智力开发和手工制作三个方面，最终的成绩评定依据参赛选手在此三个方面的表现而打分，并依次排序。
在短暂的数天之中，婴儿健康比赛为父母和长辈们提供了一个交流的平台，便于集中开展科学育儿的宣传教育，也便于为婴儿健康比赛赛事进行预热。这些宣传内容，包括婴儿卫生常识、常见疾病的预防与护理、体格锻炼以及营养保障等多方面知识。由于彼时各大报刊在儿童卫生与教育领域，亦已逐渐引入了西方理念，婴儿健康比赛作为一种创新的优良形体竞赛形式，不仅传播了科学的育儿知识，还提升了社会对儿童健康的关注度。甚至有期刊文章从心理学的角度介绍了彼时教育界盛行的瑞士儿童心理学家让·皮亚杰（Jean Piaget）的结构认知发展前沿理论，认为儿童是身体（body）、心智（mind）、精神（spirit）的统一，或者是身体、智力（intellectual）、道德的统一，但总的来说，都表达了儿童的生长是身、心、意志等方面协调发展的观点。这一理论使一部分家庭愈加深入理解儿童心理认知发展的科学结构，亦意识到儿童认知发展具有阶段性，这有助于父母更好地理解儿童的发展需求，为儿童提供适宜的养育环境。同时，在各地婴儿健康比赛举办期间，各类新闻媒体积极发布相关新闻，并联动各类机构撰写儿童健康文章，以期为全社会对儿童问题的关注推波助澜、营造声势，如一些专业人士所著《训练儿童之九种方法》《儿童教育与民族复兴》《我国儿童及青年健康状况之检讨》等报刊文章，面向大众宣传了彼时较为流行的“儿童健康—心理”科学发育观。
民国时期的婴儿健康比赛及其相关活动，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和教育观念变革的重要体现。这一时期，儿童健康比赛不仅是一种社会公益活动，更是教育理念与国家意识相结合的产物。它通过一种早期的科学化、制度化的健康检查和公众宣传，旨在将现代卫生知识和育儿理念传播到社会各个阶层，尤其是现代卫生理念一时所难以普及的广大地区，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儿童健康教育的科学化和近代化进程。同时，健康比赛更将父母亲的育儿责任提升到国家和民族的高度，强调父母在培养“新时代战士”中的重要作用，体现了“强国保种”理念下对母亲职责的高度重视。这种教育方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妇女的家庭角色，但也促进了科学育儿知识的普及。
三、作为全新的婴儿养育展示方式：历次婴儿健康比赛
民国初年，基督教女青年会将婴儿健康比赛正式引入中国。基督教女青年会通过检查婴儿身体、牙齿及口腔卫生，并采用记分制对健康状况进行评估。随后，第一届国际婴儿体操比赛于1914年在南京正式举行，比赛冠军荣获“南京小孩”之美誉。1918年，北京市基督教女青年会以婴儿卫生为题举办卫生运动，推广妊娠常识、儿童卫生和教育。1919年，北京市基督教女青年会筹办的“福儿周”正式加入婴儿健康比赛，形成了早期教育与比赛并重的活动模式。1937年5月，该会又举行了第四届婴儿健康比赛。为使本次比赛产生更大的影响力，赛事举办方连续数周在《北华捷报》（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上刊登大幅配有获奖者的插图广告。我国东部地区，则以杭州为主要的婴儿健康比赛赛区。1920年，杭州市举行了一次婴儿健康比赛，赛会提供了更多有关体格检查的详情。根据医生记载，比赛以婴儿身长、体重和头、胸、腹围的大小，评估其体格的强弱、智力及胸肺的发展状况，并参考欧、美、日等国的数据，衡量中国婴儿体格是否达标。这类新式的量化的儿童健康标准，在之后各年比赛当中逐渐得以确立，旨在通过量度儿童身高、体重、身体各部分比例、营养数值、肢体技能与反应等等，以评估他们的健康情况。比赛中所使用的这些量化的健康概念及方法，基本是基于现代医学与科学理念，以此向国人说明儿童健康已经有了较为客观、科学的评价标准。
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也作为主办方，积极推广婴儿健康比赛。该会于1926年制定了《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婴儿健康比赛规则》，其中规定：“凡参加比赛者均须具备下列四种条件：（一）年龄在6个月以上；（二）身体健康；（三）智力正常；（四）能独立行走。”1927年，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又制定了《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婴儿健康比赛暂行规则》，规定了婴儿健康比赛的主办方由各大地区服务团、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卫生部、慈幼协会等组成，并细致规划赛事。同时规定赛事专家组由各省市重要人士担任，由教育厅延聘，有各省教育厅厅长、省卫生事务所所长、各省教育厅主管科科长、各省城区民众教育馆馆长、医院院长、专家数人，同时以各省教育厅厅长为主席委员。这一规定，可以说将赛事的地位与社会影响力进一步拔高。如在南京举行的婴儿健康比赛中，出席人员有市政府各部门的重要人士，其中梅贻琦胞弟、时任卫生局局长梅贻琳先生担任比赛报告评委，由方觉慧的夫人孙健吾女士给奖。1937年，南京中央高级助产职业学校亦主办婴儿健康比赛，名列第一名的婴孩为罗娴韬，由教育部部长王世杰的夫人为其发奖，受到来宾的广泛关注。此后，婴儿健康比赛遂在全国各地多次举行，举办模式多为各地的民众教育馆协同妇女会、卫生署或卫生局、警察局等多部门联合举行；举办的程序和规范，是按照年龄分组对参赛者进行体格检查与智力测验，设置有详细的评价指标，且借此搜集数据以便开展后续的研究。在比赛末期，均会选出优胜的婴儿三到五名不等，给予奖励，奖品通常为儿童玩具、生活用品以及奶粉等，此举极大地吸引了民众的参与。除去基本的体格检查和智力测验外，部分地区还会免费给婴儿接种牛痘。大多数地区在比赛结束后会举行演讲，演讲的内容多以婴儿健康卫生、指导父母进行科学保婴等，受到当地父母热烈欢迎。
上海方面，婴儿健康比赛运动历经数届已开展得自成系统。上海普益社女子部就陆续开展了婴儿健康比赛，曾于1922年6月8至10日连续三天开展婴儿竞赛，揭开了近代上海儿童健康比赛之序幕，其赛后举行卫生演讲会，邀请专业医生讲解儿童齿牙耳目保护法。圣约翰大学与圣玛利亚女校同学会，也曾于1923年6月2日在圣约翰大学举行婴儿健康竞赛，赛事规定四岁以内的婴孩均可参赛，并邀请三名资深人士担任评判员，其中有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博士的夫人和著名医师萧智吉，赛后选出三名成绩最优儿童赠以贵重奖品。婴儿健康竞赛真正走入上海民众之心，得到社会关注，是在1926年下半年，这与《良友》画报和宝华干牛奶公司的宣传助推有密切关系。该年度比赛共设400元奖金奖励前30名儿童，赛事办法是从阴历八月十五日起，征求婴儿的照片，未满两周岁者都可参加。《良友》画报在短时间内就收到400幅婴儿照片，其影响力和受欢迎程度可见一斑。婴儿健康比赛在这一时期非常受欢迎，由不同主体相继举办，参赛儿童众多，极受社会人士、父母之追捧。1928年6月2日，上海四川路举行儿童健康比赛，参加比赛的儿童约20人，都是一星期前在卫生运动查验中成绩最优的儿童。该日下午三点在礼堂放映新奇电影，并有儿童表演等助兴。次年6月，上海青年会联合女青年会继续合办婴儿健康比赛，于当月22日举行决赛。当地知名医师徐乃礼、尹英馨、郑翠娥女士均到场对婴儿健康进行评定，同时本地名流李元信及郑维太太积极协助，担任评判员。该年度比赛分为两组，两岁以上为甲组，两岁以下为乙组。比赛后还举行游艺会，由民福学校及救主堂幼稚园歌舞助兴，并派上海特别市卫生局第三科科长王兆麟博士到场演讲《清洁牛乳与小儿健康的关系》，赛会还向到场家庭介绍了英美等国对于儿童牛乳的科学采集方法。此外，中华卫生教育社上海分社、西藏路慕尔堂康健科等团体为提倡婴孩卫生起见，也相继举行儿童健康比赛大会，为儿童检查体格，一些报社如上海《泰晤士报》及《晨报》也积极配合进行报道。
社会团体主办的最大一次儿童健康比赛，则在1935年4月举办，比赛由中华慈幼协会联合托儿所、诊疗所、教养院等慈幼团体等发起。此赛事在闸北西宝兴路诊疗所内进行——因为闸北一带居民，素不讲求卫生，对儿童之营养等事更属漠然，利用健康诊所举办活动更能引起该地父母对儿童健康的重视。当日共有459名儿童参加，赛会特别聘请颜福庆、李廷安等评判优劣，并举行“婴儿之营养与看护”“儿童之训练与教养”主题演讲。本次比赛因参加儿童众多，特分四批举行，每日各检验两批，并按年龄分布分为婴儿组、幼稚组、幼童组三组。婴儿组为初生儿至2岁，计70名；幼稚组为3岁至6岁，共258名；幼童组为7岁至12岁，共331名。莅场检验的医师，为当地医术丰卓的儿科医生邓青山、赖斗岩、高镜朗、徐瑞芝、崔之莱、陈侍、林金铿、周君常、杨爱德等人。此次比赛，社会各界人士均积极响应，各机关派人踊跃参加或赞助，尤其是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家庭工业社、永和实业公司、中国内衣公司、吉士洋行、亚细亚药厂、中西药房、五洲药房、大力果奶粉公司、英瑞炼乳公司、奥司德奶粉公司等，均有大量出品送往。这次比赛使得当时一般为父母者渐知子女健康之重要性，“吾人不能不引以为乐观”。此外，也暴露了闸北儿童身体健康的真实状况——参赛的儿童大多营养不良，且儿童之服装“非特不美，即于儿童身体之束缚亦甚”。还有当地儿童普遍存在影响健康的疾病，如沙眼、扁桃体肿胀及心、肺疾病者较多。对此状况，比赛结束后，组委会特提醒父母须时刻注意子女的营养，“使每个儿童均有健康之身体，健全之精神，应合乎健康比赛之宗旨。”
从全国来看，尤以山东省立民众教育馆之比赛运动最具规模及特色。山东省立民众教育馆为宣传育婴常识和疾病防治的科学方法，从1931年8月就开始筹划婴儿健康比赛，规定不限省籍、不论贫富，凡出生18个月及以上之婴儿，皆可报名参赛。在当年9月份报名时，参加者就有319名。该次比赛，于举行前一日，会场即布置就绪，入该馆大门有招待员接待，引导父母领取赠书《育婴常识》《育婴须知》及《告婴儿父母书》。组织机构为来宾准备了休息室，室内备有茶水招待。举行比赛的礼堂内，则贴有各种标语，如“健康的婴儿才能成长为健康的国民”“婴儿不健康是父母的耻辱”“婴儿健康是家庭的希望，也是国家的财富”等等，发人深省。赛事奖品均为各界人士热心捐赠，具体有银盾、绸旗、银牌、银杯、锦标、教育玩具、脚踏车、书籍等类，共计百余件。获奖家庭无不如获至宝、满面笑容。1932年10月，山东省立民众教育馆举办了第二届婴儿健康比赛会，共计百余位婴儿参赛，均穿着鲜艳服装，或载立载步、说话玩耍，或逗留花前、顾盼嬉笑，令人喜爱。赛事组织方还特别为家长赠阅育婴书籍，向父母介绍孕妇卫生、产前产后护理知识、科学喂乳、预防传染病的方法及婴儿卫生知识。赛后，由山东省立民众教育馆馆长董渭川主席行礼如仪后，报告本次婴儿健康比赛之意义，医师吴昭九报告诊断记分之方法与经过，随后即按榜示婴儿之姓名顺序发奖，秩序井然。发奖时在场观众均喝彩不止，与儿童咿呀嬉笑之声浑然一体，使人无比动容欣喜。
婴幼儿健康比赛虽然源自国外，但举行过程中充分照顾到地方各家庭，先由主办机构用离心式“访问法”对参赛婴儿进行记录，此后父母、祖父母携孩子报名进行集中比赛，由具有科学知识的专家经过各种营养测试与体格检查（头围、身长、体重、胸部、腹部、四肢、五官、姿态、营养状态、清洁、智力及其他，每一项及格者能得十分，全部及格者则为“模范婴儿”）后打分。重点测评婴儿贫血、沙眼、皮肤不洁、营养不良等事项，以此来评判其身体状况,从而使父母及民众直观认识到“如何以卫生健康标准判断幼儿身体状况，并为社会树立健康婴儿形象”。可见，婴儿的健康不仅是个人事务,且与社会的、国家的发展紧密关联。可以说，婴儿健康比赛从诞生之初便被赋予了多重使命：首先，政府借以引起人们对于婴儿健康的注意，而谋民族精神的恢复；其次，通过比赛方法，在全社会范围中起到提倡婴儿卫生和个体健康的最终目的；再次，旨在通过检查婴儿的精神及身体，推断适合健康成长的条件，以促进婴儿健康成长。借助婴儿身体检查以鼓励健康的婴儿和健康婴儿的父母履行责任义务，对于婴儿不健康的原因则进行民间调查，帮助父母从速矫正与治疗。在奖励方面，在比赛中取得前三名的选手可以得到奖金与奖品奖状，亦可得到一份参赛证书。
综合来看，历次婴儿健康比赛多以“身体康健”与“良好成长环境”为主题，并贯穿了比赛始终。具体来看，“健康”既是比赛的主要目标，也是衡量婴儿成长的重要标准；“良好成长环境”，也是综合评估婴儿成长健康与否的重要因素。在当时的社会语境中，“健康”与“良好”，被看作是一个人身体、智力和心理发展的基础。如此设定，是具有一定历史意义的。民国时期社会动荡、战乱不断，但人们对孩子健康成长的要求却没有改变，反而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提高。因此，民国时期的婴儿健康比赛也被赋予了一种“社会进步”的意义。随着西方医学和公共卫生理念的引入，尤其是美国婴儿养护理念在中国的传播，现代健康观念逐渐影响中国社会，婴儿健康比赛这项系统的社会组织趁此契机，通过积极向父母传播儿童保健知识、卫生常识，向社会高呼婴儿健康之于国家兴盛的重大意义。这种强国保种的思想与卫生救国思潮的相互交织，实为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体现。将婴儿健康与国家独立、富强结合在一起，体现了彼时中国国民性的改造及近代中国的现代性，有利于儿童身心的健康发展，促进了儿童教育的科学化与现代化，也为现代儿童保健教育传播探索出一种新模式。
四、余论
在近代，中国人被称为“东亚病夫”，中国积弱的原因也一度被归结为国民身体的病态和孱弱。为摆脱亡国灭种的危机和“东亚病夫”的耻辱，有识之士在探索救国、强国之路的过程中，逐步意识到应先有身体健全之婴儿，始有健全的国民和国家，疾呼“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儿”。对婴儿生命的关照由发展的应有之义顺势演变为亡国灭种的忧虑，从婴儿健康比赛就足以洞见时人对复兴国家的热切渴望。故婴儿健康比赛，不免充斥着“国家意志”的意味。婴儿的身体健康与否，不单单是家庭事务；育婴保健，也从一般意义上的血脉延续，延伸至国家的使命和任务，被逐渐赋予了国家化、民族化的标签。加之“儿童中心观念”逐渐深入人心，以及美国家庭科学育儿法的广泛传播，婴儿健康比赛和婴儿养护知识，对我国民众的早期健康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时期，婴儿健康运动蓬勃开展，蔚然成风，对近代中国儿童健康观念的形成和社会风气的转变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不仅是社会进步的重要体现，也是儿童发展学理论“在地化”实践应用的生动展现。
必须指出的是，在各式各样的儿童健康比赛中，大多数举办主体是以提高儿童健康水平、引起社会重视为目的的。但是，也存在不少举办方以比赛为方式，进行各种商品的宣传，以达到盈利的经济目的。如1926年8月，美国的牛奶公司在我国举办了一场大型全国婴儿竞赛会，成为中国第一个商业化性质的全国婴儿健康比赛。该次比赛从1926年8月一直持续到次年3月，参赛婴儿为两岁以下，规则是由父母先把婴孩的照片寄到会场，分批刊登于婴儿画报，由读者选出前三名，并设置400元奖励经费，赠予各获奖婴儿。这场比赛引起了广泛关注，其主题虽然是为了“强民强国”，但整个赛会并没有指出“如何才能强”的具体标准；仅仅是强调了婴儿健康需要“西洋化消费”才能换得，并以婴儿选美的方式取代体格检查，使得儿童健康的科学概念沦为商会团体宣传其产品的工具。
再者，仅凭婴儿的一张照片难以反映实情。况且，为了拿到大奖，父母一定会拿出其婴孩最健康、最好的一张照片参赛。加上每位评判者的评判尺度不同，主观意识不能避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评判结果的客观公平。这种“见相不见人”的比赛，“不过是中国模仿美国选美的一个‘不健康’回声”，而其真正目的却是各种厂商借机推销奶粉与各种“新鲜、夺目”的儿童用品。比赛期间，各类厂商多趁此机会推销产品。如宝华公司为营造科学形象以扩大销售,在《良友》刊登强健婴儿的照片，旁边注明“强国必先强民，强民必先强儿”。由此可见，部分婴儿健康比赛的初衷是对民众健康知识查漏补缺，宣传科学育儿知识和促进婴儿健康，但实际却变成宣传商品的平台，鼓吹消费科学育儿产品来换取婴儿健康。《申报》曾有这样的记载：“特别常见一些人家，把有得奖希望的挑出来参加比赛，至于那些有些需要检查身体的婴儿，反而放在家里——这些人家以为自己的孩子长得不好，没有得奖的希望，参赛恐怕相形见绌，就不愿意积极报名参加。孩子虽然不能得到第一名，可是错过了孩子的身体受到良好医师们的最精确检查”。许多参赛者因不能正确判断孩子健康状况而导致了对儿童健康的另一种的“漠视”，以至于有人嘲讽“我们要来一个‘不健康’比赛”。
但总的来看，这一时期的儿童健康运动对当时社会仍然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首先，婴儿健康竞赛被赋予了“增强民族凝聚力与抗战力量”的功能。纵观民国时期的婴儿健康比赛，比赛的宗旨确为宣扬“强健的婴儿是国家强盛的基础”这一概念，广泛普及科学的育婴保健知识、营养知识、卫生知识，以促进婴儿健康成长，让所有婴儿都变成强壮健康的天使，儿童被视为民族未来的希望和抗战的重要后备力量，通过“婴儿健康竞赛”这一特殊契机，更新了时代的儿童健康观念，使得社会更加重视儿童的身心发展，将其培养为具有健康意识和能力的“小战士”。体现了“强国强种”的理念，即通过改善儿童健康来增强民族体质，避免“东亚病夫”的民族标签。其次，婴儿健康比赛不仅将儿童的地位提升至“国家意志”层面，政府通过政策对婴儿健康运动进行引导和宣传，也唤醒了公众对儿童的重视，鼓励家庭积极参与儿童的健康教育，更新保育有方之良好养育观念，使得健康竞赛逐渐成为当时社会流行的一种婴儿养育潮流，亦形成了家庭、学校和社会重视儿童、关注儿童健康的良好局面。这一时期民众对儿童中心的认识及儿童主体性的重视，加之国家层面的政策推动，反映了当时社会对健康本质和功能的深刻认知，以及教育在民族复兴中的重要角色。其中对儿童健康观念的更新，促进了社会整体观念的现代化，通过儿童健康竞赛中各类科学的医疗卫生知识普及，民众逐渐接受了现代医学和卫生观念。还通过家庭和社区的辐射作用，提升了整个社会的健康意识，为现代儿童健康观念的更新奠定基础，成为近代中国社会转型和儿童教育观变革的重要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