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延安到世界：中国文论的国际传播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传播力决定影响力，话语权决定主动权。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是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应对国际舆论挑战、增强综合国力的必由之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作为中国共产党文艺思想体系的奠基性文献，发表伊始，即受到国内外广泛关注，其跨文化翻译、传播与影响持续至今，为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作出了重要的中国贡献。《讲话》80年来的国际传播历程，为我们理解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推动中国文论走向世界提供了极具启示意义的历史镜鉴。
中国政府主导的《讲话》英译与传播
翻译是中国文论走向世界的话语前提。就英译而言，早在1950年前后，国内外已出版《讲话》英译本。第一个全译本发表于烟台的英文报纸《芝罘新闻》，由时任董必武秘书的陈家康和美国女记者葛兰恒翻译。同年，美国学者菲尔德以《文艺问题》为名翻译的另一全译本也在美国、印度等地出版，随后两度重印。
1961—1965年，北京外文出版社陆续发行《毛泽东选集》前4卷英译本，《讲话》收录于第3卷。该卷本汇集了钱锺书、金岳霖、叶君健等一流学者的智慧，坚持“以原语为旨归”的翻译原则，力求“在文字和精神上均完全忠实于原文”。而且，毛泽东本人亲自参与审阅校验，与译者直接互动，从根本上确保译文的忠实与准确。
随着《毛泽东选集》英译本的出版，《讲话》的国际传播进入新阶段。研究显示，1950 —1967年间，包括《讲话》在内的毛泽东著作被翻译成65种语言，发行版本多达853种，传播范围遍及全球150余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涵盖各语种的《毛主席语录》更以其言简意赅的独特表述，将文艺的人民性、文艺与革命的关系、文艺批评的双重标准等主旨要义传播至不同阶层和群体——从思想精英、政界人士到普罗大众，为后续的学术化接受和深度阐释创造了广泛的社会基础。作为中译外的经典，中国政府主导的《讲话》译本，凭借其无可置疑的权威性和深远的影响力，在国际社会流传最广、认可度最高，奠定其作为中国官方翻译版的权威地位。
历史地看，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翻译，本质上是国家层面的文化传播实践，肩负着特定历史阶段的重要使命。彼时，东西阵营尖锐对峙，新中国既要突破西方列强的遏制围堵，又要回应广大亚非拉国家学习中国、摆脱殖民统治的强烈诉求。正是在这种复杂交织的国际形势下，《讲话》成为团结国际进步力量、共同应对冷战的思想武器和文化纽带，其译文受众主要面向欧美左翼、汉学研究者和第三世界的革命人民。自出版以来，《讲话》以其精湛的译文向全世界成功传播中国革命文艺经验和理论，为世界无产阶级文艺运动提供重要的理论资源和思想指引，成功推动中国文化和中国思想走向世界。
国外研究机构主导的《讲话》英译与传播
《讲话》的国际传播并未止步于中国的官方译本。在国外，学术团体、出版机构和个人等基于自身的研究目标，自发组织翻译，规模化出版，在《讲话》的国际传播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跨世纪的译介脉络，清晰呈现中国文论在国际学术场域的接受和阐释路径。
1952年，哈佛大学出版布兰德、史华慈和费正清等合作编译的《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选译《讲话》的主要内容。作为首部系统介绍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英文文献，其问世标志着西方学术界开始对中国革命进行文献学意义上的整理、研究。编者指出，《讲话》立足马克思主义，深入阐释文艺创作与批评的核心问题：立场、态度、读者，以及创作与理论学习的关系，在此基础上确证文艺对革命的能动作用，高度评价《讲话》作为政治文献在中国革命进程中的作用。同时，强调《讲话》与马克思主义之间不可割裂的思想渊源。此阶段的《讲话》译介促进了西方对《讲话》的学理性认知，为后续研究奠定了文献基础。
1980年，澳大利亚汉学家杜博妮翻译的《讲话》单行本面世，由美国密歇根大学出版，后分别于1992年、2020年再版发行。该译本以其鲜明的学术立场和研究取向，体现了西方对《讲话》研究的范式转换。作为专家型译者，杜博妮深谙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汉英翻译研究。通过系统梳理白芝、鲍华德、佛克马等代表性学者的观点，她犀利地指出，这些研究深受意识形态偏见影响，将《讲话》框定为政治史学文献，遮蔽了《讲话》蕴含的丰富文艺元素。她坚信《讲话》具有特殊的、值得深入探讨的美学内涵，她的译本旨在揭示《讲话》内在的审美价值。为此，她精心设计每个翻译环节。鉴于《讲话》诞生于战火纷飞的抗战年代，几经修改，版本变迁，她以1943年《解放日报》为纪念鲁迅逝世7周年而发表的《讲话》为源本，并以1953年中文版《毛泽东选集》收录的《讲话》为参照，在译文中详细标注版本的改动内容。针对关键概念的翻译，则选择更能凸显审美价值、提升译者理解接受的表达方式。其翻译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减损了原典内涵，但提升了《讲话》与西方文论的通约性，便于译语读者真正理解《讲话》的文艺思想。杜氏译本开启了《讲话》译介与接受的审美化转向，为西方客观认知和学理化阐释中国文论提供了重要的文献依据。
1992年，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启动一项重要项目——系统翻译1912—1949年间的毛泽东著述。由国际毛泽东研究领域的资深学者施拉姆任总主编，历时30余年，直至2023年才完成10卷本的全部出版。甫一问世，即以其翔实丰富的注释和严谨规范的译文，成为海外中国学、海外毛泽东研究等不可替代的文献资源，被誉为“哈佛版《毛泽东选集》”。文献第8卷收录杜博妮的《讲话》译文，编者在“序言”中回溯、梳理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的历史背景，不仅充分肯定《讲话》对延安文艺和中国革命的重大历史贡献，而且深入到文艺美学的肌理。“序言”提出，毛泽东就生活美与艺术美之关系的哲学思考，将生活升华为“活的艺术”的创见，体现了诗性直觉优先于理性逻辑的文艺观。以施拉姆为代表的哈佛学派是海外毛泽东研究的风向标，他们的评述表明，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西方的《讲话》研究已突破单一视角的局限，实现了政治、历史与审美等多元视域的有机融合。
《讲话》英译与传播的时代启示
从延安窑洞到西方文论场域，《讲话》及其文艺理论的世界性回响经久不衰。其跨越文明疆界的理论旅行表明：中国文论的国际传播，从来不是简单的语言转换，而是涉及话语生成、意义重构与文化对话的复杂系统工程。纵观不同时期国外研究机构的翻译，可以清晰看到一条从偏重政治历史解读到偏重审美内涵阐释的研究脉络。
80年来，《讲话》历经不同时代语境的持续阐释和书写重构，实现了从中国革命文献到世界文论话语的范式革新。在推动中国话语国际传播的同时，也促进了不同语言文化背景的民众对中国文论的理解和对话，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旺盛生命力与价值。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讲话》的国际传播为新时代推进中国文化“走出去”“走进去”、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和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启示，为文明互鉴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毛泽东文艺思想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与接受研究”（24BZW003）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深圳大学传播学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