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登录投稿

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张培忠:陈迹时将日记开
来源:中华读书报 | 张培忠  2026年04月08日18:43

20世纪的中国思想文化领域,有两个黄金时代,一个是五四启蒙运动时期,一个是改革开放时期。那种科学民主的普遍追求,那种禁锢后的国门洞开,那种人的主体性张扬和思想解放,那种文化艺术领域的狂飙突进与精神成果的极大丰收,鼓舞着、感染着和引领着这些时代的人们。余生也晚,没有来得及赶上五四时代,却十分幸运地沐浴着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吮吸着80年代改革开放的精神乳汁成长。

对于一个社会、一个时代的完整记录,官方有正史,地方有方志,宗族有族谱。在笔者看来,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真正完整地呈现社会和时代,还需要有个人日记来兜底。日记既是排日记事的纪实文本,又是弥足珍贵的史料文献。“中国日记文献研究第一人”陈左高先生长达60年致力于日记研究,其所寓目研读的日记超过1200多种,经他考证发现,最早有具体名字的日记作者是西汉宣帝时江苏扬州平民王世奉,王的《狱中日记》记录了他在坐牢时亲友来探监的经过,从而成为“中国日记第一人”。唐宪宗元和四年,即公元808年,唐代古文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李翱作《来南录》,排日记载来岭南之行役,被公认为传于今世之最古篇章。近代散文家、外交家、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薛福成指出:“日记及纪程诸书,权舆于李习之《来南录》、欧阳修《于役志》,厥体本极简要。”《广东通志·艺文略五》称“此系习之应节度使杨于陵之辟,来岭南时所记”。

纵观中国日记发展史,就其自身来说,日记萌芽于唐代,发展于宋代,衰落于元代,盛行于明清,而复炽于近现代。有明270年间,文人武将日记流传,记录展现某些年代之政治、经济、文化、军事鳞爪、动态。清代300年间,文人学者撰述日记,蔚成风气。清代前期,有季承禹、叶绍袁、瞿昌文、张煌言、归庄;清代中后期,则涌现曾国藩、赵烈文、陆嵩、李慈铭、郭嵩焘、翁同龢等长篇日记作家。近现代学人作家中,鲁迅、胡适、郁达夫、叶圣陶、郑天挺、黄际遇、容庚等的日记都相当可观。这些日记广涉诸务,包罗万象,真实地记录当时的时代背景、经济动态、社会生活、风俗习惯、人情往来、私人生活,具有独特的史料价值、文献价值、学术价值、文学价值和其他价值。对于作家来说,日记本身就是十分重要的文学作品。法国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罗曼·罗兰在1935年6月至7月,应高尔基的邀请对苏联进行访问,短短一个多月,罗曼·罗兰目睹了苏联人民的建设热情和这个国家蒸蒸日上的景观,但也敏锐地洞察到阳光灿烂背后的阴影和负面。他“于旅途中完成的”“每天匆匆随手而作因而零碎不全的笔记”《莫斯科日记》,便是对这种“阴影”与“负面”的记录;《日记》中,罗曼·罗兰对斯大林、高尔基、布哈林、雅各达等几位名人的心理肖像的勾勒,堪称全书最精彩的篇章,而该书以其历史记录的即时性、真诚性与艺术描写的生动性、深刻性而显示非虚构创作独特的风采。郁达夫的早年日记《富春江上神仙侣》,则堪称散文写作的典范。

笔者从中师一年级暑假,即1982年7月27日起至今,写下日记超过60本,目前约有七百多万字。就个人的实践和体会,日记的功用有三:一是记录个人,记录时代。日记记述个人的亲历亲见,所感所思,是一天的大事记,也是思想闪光的记录。并通过个人的视角记录时代前进的步伐、世人的悲欢。二是砥砺意志,激励成长。宋代诗人周必大诗云:“陈迹时将日记开”,指日记可供自我镜鉴自我激励。的确如此,笔者青年时代和人生关键时期,当内心苦闷或思想彷徨时,常常通过日记记述内心、剖析过程,释放情绪、提升境界,可谓屡试不爽、意志弥坚。三是磨砺笔锋,促进写作。笔者从中师开始,就把记日记当作锻炼写作的重要途径。在1986年6月1日的一则札记中,笔者曾写道:“日常的生活更多的是平常的东西,经常写,就能使你经常观察,而且不是走马观花,应该是下马看花,甚至是蹲下来辨花。对生活不能心不在焉,应该细心体察,悉心领会,日积月累方能积少成多,经验丰富了,写作起来就会得心应手、左右逢源,生花妙笔是练出来的,不是等出来的。”

这是“我们的时代”系列作品(包括《弄潮记》《观海记》《八十年代日记》,花城出版社即将出版)的第三部。本书收录笔者从考上中师到进入广东省教育厅《广东教育》杂志社担任编辑记者八年时间写下的日记,从1982年7月起,至1990年3月止。这些日记,按写作时间先后顺序,分为中师日记、乡村教师日记、大学日记、新闻记者日记四个部分。中师日记是笔者1981年至1984年在饶平师范学校读书时写下的30则日记,断断续续,不够完整;乡村教师日记是笔者中师毕业后,分配到饶平县新塘中心小学,校址在乌洋村,任教期间写下的日记;大学日记是笔者在1985年以潮汕地区文科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汕头教育学院中文系,两年后又因成绩优秀推荐考入广东教育学院中文系,这四年在鮀岛和羊城求学期间写下的日记;新闻记者日记是笔者1989年8月大学毕业后到广东省教育厅《广东教育》杂志社工作前八个月写下的日记。除1981年刚进入中师和1984年毕业离开学校,这两年没有记录日记外,全书覆盖了整个20世纪80年代的所有年份。因此,这部日记定名为《八十年代日记》。

上世纪80年代,是一个觉醒的年代,一个求索的年代,一个生气淋漓而充满锐气的年代,一个洋溢着光荣与梦想、奋斗与辉煌的年代。对于80年代的回望和重估,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学术重点和书写重点之一。在汗牛充栋的书写中,还有必要增加这样一部沙粒一般微渺的《八十年代日记》吗?在一刹那间,笔者似乎产生了怀疑。但在认真思索之后,特别是在三校书稿的淅沥雨夜里,笔者又深切感到,这些文字也许稚拙粗糙,但每一篇都带着毛茸茸的生活质感和深入骨髓的生命体验。《八十年代日记》翔实记录了笔者青年时期读书求学、基层经历、探索寻路、饱经磨砺、自我炼钢的艰辛历程,是一个农家少年受惠于伟大时代的恩泽而拔节生长的精神档案,是一个莘莘学子对这个变革时代的全情投入和全力以赴,并虔诚而执着地持续观察、思考和记录。其中的“中师日记”,是笔者最早的文字。因缘际会,《我的中师日记》在《中国作家》2025年第4期全文发表。尘封多年的“少作”因为发表而被“看见”。中学高级教师、全国中语会原学术委员许序修先生为拙作所吸引,“作为非虚构文学,真实是其灵魂,真挚是其情感,真切是其情节,真率是其人格。集中到一点就是‘真实’,充分体现了生活的真实,情感的真实,人性的真实,艺术的真实。我为真实的文学所感动,为培忠《我的中师日记》所感动。”在反复阅读的基础上,原文只有1.6万字的拙作,许序修先生却写下了《为真实的文学所感动》《读书是要有独特眼光的》《好的文学应该具备什么魅力》等三篇2万多字的评论文章,令笔者惊叹和感动!广东省作家协会原副主席李钟声先生在微信朋友圈中读了拙作后留言:“写得很细。读之叫人感伤,历史的实录,饶平孩子的心声。记日记是个好办法,任何文字都不能替代。”得到这些反馈,笔者的内心充满温暖和力量。也许,这就是《八十年代日记》出版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