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不尽的《文选》与文选学
研究、推广一部书而能形成专门之学是相当罕见的，“《文选》学”（简称选学）是其中很早出现、名气也非常之大的一门。选学分传统型与现代型两种基本形态，前者由曹宪（生卒年不详）、李善（？—689）开创，后者以周贞亮（1876—1933）与骆鸿凯（1892—1955）为早期杰出代表。
曹宪的著作已完全亡佚，但他的贡献是不能被忘记的；周贞亮的《文选学讲义》（武汉大学1931年印行）当年流传不广，后来更颇为罕见，直到当下才得以重新正式出版，而他的贡献同样不能被忘记。
负有盛名的大型文学选本《文选》在问世之初并不特别引人注意，其领衔主持人萧梁太子萧统在成书之后与父皇萧衍产生了隔阂，不久离世，继任的太子、其弟萧纲（后为简文帝）是大力提倡“宫体”诗赋创作的，对于学习和研究传统的诗文不大重视，一时影响很大。稍后陈王朝代梁而起，士人们最重视的仍然是“宫体”的创作；倒是当时北方的官方和士人比较重视传统文学，但影响不算很大。这种情形到隋代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隋文帝杨坚大力强调传统，其子杨广具有很高的文化修养，非常重视繁荣学术文化，他曾经长驻扬州，继位后（隋炀帝）更大力加强文化建设，而此时前萧梁昭明太子萧统的后裔成了皇亲国戚，种种因缘凑泊，遂为《文选》学的产生和繁荣 创造了合适的条件。
萧统英年早逝后，梁武帝萧衍没有立皇太孙为接班人，而是安排第三子萧纲为太子；侯景之乱中萧衍、萧纲先后死难，萧统的七弟萧绎在江陵称帝（元帝），当时领兵坐镇襄阳的萧统之子萧詧与萧绎不和，他的弟弟萧誉又被萧绎杀了，于是称藩于西魏，稍后引西魏军攻下江陵，西魏立萧詧为后梁主（宣帝），这个二级政权的后梁在北方宗主国监控下传了三代。杨坚同后梁明帝萧岿结为儿女亲家，萧岿之先祖萧统编选的《文选》也就受到很大的重视，研究《文选》逐步提上了日程。萧家的女婿隋炀帝登基后，《文选》的研究更正式开始。萧统的堂侄萧该拜国子博士，于整理经史之余撰有《文选音义》（或省称《文选音》）十卷，而秘书学士曹宪更大力从事《文选》的研究与教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旧唐书·儒学传》载：“曹宪，扬州江都人也，仕隋为秘书学士。每聚徒教授，诸生数百人。当时公卿已下， 亦多从之受业。宪又善诸家文字之书，自汉代杜林、卫宏之后，古文泯绝，由宪此学复兴。大业中，炀帝令与诸学者撰《桂苑珠丛》一百卷，时人称其该博。宪又训注张揖所撰《博雅》，分为十卷，炀帝令藏于秘阁。贞观中，扬州长史李袭誉表荐之，太宗征为弘文馆学士，以年老不仕，乃遣使就家拜朝散大夫，学者荣之。太宗又尝读书有难字，字书所阙者，录以问宪，宪皆为之音训，及引证明白，太宗甚奇之。年一百五岁卒。所撰《文选音义》，甚为当时所重。初，江淮间为文选学者，本之于宪，又有许淹、李善、公孙罗，复相继以《文选》教授，由是其学大兴于代。”
曹宪是一位老寿星，一生经历四朝，生于萧梁，渐历陈、隋，晚年入唐，他中年入隋后出仕，应当是由时任扬州总管、晋王杨广请出山的。清儒阮元在《扬州隋文选楼记》（《揅经室二集》卷二）一文说：“扬州旧城文选楼、文选巷，考古者以为即曹宪故宅，《嘉靖图志》所称‘文选巷’者也。宋王象之《舆地纪胜》于扬州载文选楼，注引旧《图经》云文选巷，即其处也。炀帝尝幸焉。”由此颇可推知当年曹宪的声望之高。
曹宪更大的贡献是培养了一批从事“选学”弟子，后来他们各有著作：许淹有《文选音》十卷、公孙罗有《文选注》六十卷（《日本国见在书目》作《文选钞》五十九卷），李善的贡献最大，《旧唐书·儒学传》载：“李善，扬州江都人。方雅清劲，有士君子之风。显庆中，累补太子内率府录事参军，崇贤馆直学士，兼沛王侍读。尝注解《文选》，分为六十卷，表上之，赐绢一百二十匹，诏藏于秘阁。除潞王府记室参军，转秘书郎。干封中，出为泾城令。坐与贺兰敏之周密，配流姚州。后遇赦得还，以教授为业，诸生多自远方而至。又撰《汉书辨惑》二十卷。载初元年卒。子邕亦知名。”又《旧唐书·李邕传》载：“父善尝受《文选》于同郡人曹宪，后为左侍极贺兰敏之所荐引，为崇贤馆学士，转兰台郎。敏之败，善坐罪，流岭外，会赦还，因居汴、郑之间，以讲《文选》为业，年老疾卒。”按贺兰敏之乃武则天内侄，一度改姓武，袭武则天父武士彟之爵为周公，累迁弘文馆学士、左散骑常侍，后败亡于咸亨二年（671），“六月丙子，敕流雷州，复其本姓。至韶州，以马缰绞死。朝士坐与敏之交游流岭南者甚众”（《资治通鉴》卷二〇二），李善也是其中之一。好在他晚年走出宦海，一心从事文选学的教学和研究。《新唐书·李邕传》说：“（善）遇赦还，居汴、郑间讲授，诸生四远至，传其业，号‘文选学’。”先前李善表上《文选》注在显庆三年（658），由南流放地回到中原，在汴、郑间讲授《文选》，当在上元元年（674）之后不久，当年“八月壬辰，改咸亨五年为上元元年，大赦”（《旧唐书·高宗本纪》）。由此到李善去世尚有十五年。李匡乂《资暇录》云：“李氏《文选》有初注成者，复注者，三注四注者，当时旋被传写。其绝笔之本，皆训言释义，注解甚多，余家幸而有焉。尝将数本互校，不唯注之赡略有异，至于科段互相不同，无似余家之本该备也。”可惜现在已经看不到这些文本，否则便可以对《文选》李善注曾经反复修改的成书过程有具体的了解了。
李善为《文选》作注除了为难字注音（多用反切，有时也用直音法）之外，重点在于释事，为选文中的典故、成语寻出最早的出处，“诸引文证，皆举先以明后，以示作者必有所祖述也”（卷一《两都赋·序》注）。如果在作者之后、注释者之前已经有人在有关著作中讲过某一词语的来源或用法，那么就引用这一现成的说法，高度尊重前人的著作权，绝不掠人之美。如果入选《文选》的某些文章前人已有比较好的注释，李善即全录其注，并加以补充修订，这种补订仍以征引典故、成语的出处为主。如果某文虽有旧注而李善认为不佳，则弃置不录，另行创为之注。李善的创注与补注都采用征引有关原文的方式进行。逐一征引书证，元元本本，信而有据，使读者一下子就能明白作者遣词造句“祖述”了前代何人何书的什么词句，在前后文本的对照中了解词义和句意，细心的读者还可以发现其间的异同变化，从而更深刻地体会和欣赏眼前的文本。李善不仅注那些比较难懂的字句，而是只要有出处可寻的词句一概加注，这种路子很适合为文学作品特别是中古时代的文学作品加注，因为读者在这里不仅需要弄懂文本的字面意义，而且要追寻其深层涵义和文化底蕴。现代文学研究重视所谓“互文性”，李善实早已开其先河。
李善注《文选》引用过的文献资料极其丰富，其原本多有今已失传者，因此极受辑佚学家的注视。胡绍煐在《文选笺证》的序言中说：“注所引某书某篇，并注明篇目姓名，而后之采郑氏《易》注、《书》 注，辑三家诗，述《左氏》服注者本焉。纂《仓颉遗文》作《字林考逸》者，又本焉。李（善）时古书尚多，自经残缺，而吉光片羽，藉存十一，不特文人资为渊薮，抑亦后儒考证得失之林也。”保存文献虽非李善为《文选》作注的本意，但客观上已形成很高的价值。
李善这种以文献征引为主的注释要求读者有比较高的文化水平，难以普及。于是在李善注释之后出现了普及型的五臣注，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等五人的新注由工部侍郎吕延祚汇总进呈给唐玄宗，得到充分的肯定。后来五臣注同李善注同样流行，整合在一起的本子被称为《文选》六臣注。为古书作注释可以有不同的风格，只要对读者有帮助就好，研究古书的著作也不妨各行其是。
为《文选》作注，校勘文字，解释典故，乃是传统选学的基本模式。选学的第一波高潮在唐朝，第二波则在清朝，其时涌现出大批著作，如余萧客《文选音义》（八卷）和《文选纪闻》（三十卷）、汪师韩《文选理学权舆》（八卷）、孙志祖《文选理学权舆补》（一卷）和 《文选考异》（四卷）、许巽行《文选笔记》（八卷）、胡克家《文选考异》（十卷）、张云璈《选学胶言》（二十卷）、朱珔《文选集释》（二十四卷）、梁章巨《文选旁证》（四十六卷）、胡绍煐《文选笺证》（三十二卷）、薛传均《文选古字通疏证》（六卷）等等，均为选学名著。
到近现代，李详《选学拾渖》（二卷）、高步瀛《文选李注义疏》（八卷）等，继承了清代朴学的优良传统，后出转精，可以说都是李善的接班人，也都是《文选》学的功臣。
在个别的具体的问题上狠下功夫乃是传统文选学的基本工作，其落实成果的形式除了提供新的注释本以外，也有写成札记的，著名的如洪迈《容斋随笔》、王应麟《困学纪闻》、何焯《义门读书记》中都有关于《文选》的条目，清代扬州学者阮元《揅经室集》中更有关于《文选》以及曹宪、李善者多篇。近代选学大家李详的《选学拾渖》也采用札记体；章太炎的大弟子黄侃轻易不肯著书，只是把自己读书研究的心得批在所读的《文选》书上，很久以后才被公之于世，这就是《〈文选〉黄氏学》和《文选平点》。这种批注的办法较之札记体更加单刀直入，局限是难免零零碎碎，不便初学。
传统型《文选》学著作中又有评点一派，名著有方回的《文选颜鲍谢诗评》、于光华的《重订文选集评》等等。评点的著作自然不大讲考据而多有文学鉴赏的意味，往往为学究们看不起，认为没有学问，空话居多；其实这一派选学著作也自有其贡献，不能一笔抹杀，好在近年来已逐渐得到重视，很希望能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二十世纪初叶以来，新文化运动逐步兴起。批评传统文化形成潮流，知识界内部新旧两派对立严重。新派急先锋钱玄同在致陈独秀的一封信中写道：“国文一科，虽可选读古人文章，亦必取其说理精粹、行文平易者。彼古奥之周秦文、堂皇之两汉文、淫靡之六朝文，以及摇头摆尾之唐宋八大家，当然不必选读。其实所谓说理精粹、行文平易者，固未尝不在周秦、两汉、六朝、唐宋文中也。惟选学妖孽所尊崇之六朝文，桐城谬种所尊崇之唐宋文，则实在不必选读。“（《新青年》第3卷第5号，1917年7月1日）钱氏之所谓“妖孽”本来是大骂在高校开讲《文选》之黄侃等人的话，后来却被误会为《文选》一书就是坏东西，五四以后新学走红，注意研读《文选》的学人渐少，但选学一脉并未中断。 一九一八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文门的骆鸿凯是黄侃的高足弟子，后来著有《文选学》（中华书局1936年版），这是一部颇具新气象的重大研究成果，全书分纂集、义例、源流、体式、撰人、撰人事迹生卒著述、征故、评骘、读选导言、余论十部分，后有两个附编和《选学书著录》。此书详细论述文选学各方面有关全局的大问题，气吞全牛，体大思深，不同于旧时注释评点之局限于个别篇章字句，给予读者极多教益和启发。此书近年来通行的有中华书局的影印本（1989年）和重新排印本（2015年）两种，其中都有的马积高根据当年骆氏的讲义就原书的附编部分增补了《文选分体研究举例》和《文选专家研究举例》各三节，前者因为是影印的，故增补于最后，重排本中则分别补入两个附编，读起来更为清晰方便。
骆鸿凯的学生马积高在增补本后记中介绍本师道：“先生名鸿凯，一名苍霖，字绍宾，号彦均，湖南长沙沱市（今属长沙市望城县）人……为黄季刚先生的高足之一，又尝问学于章太炎先生。一九二一年开始在高等学校任教……解放后任湖南大学及湖南师范学院教授。一九五五年初逝世。”在文选学界骆先生同黄侃老师的关系略近于李善之与曹宪。
比骆鸿凯年辈略高，也曾在高等学校讲授《文选》的周贞亮，因为缺少嫡系门人的继承与鼓吹，知名度不高。此老实为资深宿儒，他早年师事晚清大学者谭献，曾经中过进士，后又留学日本，晚年在武汉大学任教，著有《文选学讲义》一部，实已开启综合研究《文选》 之先河，其意义不可低估。
这部《文选学讲义》率先从整体上对《文选》加以系统、全面的论述研究，全书分上下两编：上编十章，分述文选学之起原、《文选》之意义、封域、篇体、纂次、作者、文选学之成立、自隋迄明文选学者之成就、清代文选学者对于《文选》之贡献、《文选》之刊刻及评骘；下编三章，分别讲授读《文选》之预备、《文选》之观察法、《文选》之读法——这里既有关于选学各方面问题的综合论述，又有从文学史和作品选两个角度具体指导学生如何来读《文选》，纲举目张，安排周密，论述深刻，至今读去仍然颇获教益。这部早期新派著作同传统文选学诸书的格局是大不相同的。书中除多引前修的意见之外，也很注意吸收新的信息，其中已经用到收藏于日本金泽文库的《文选集注》残本和日本古钞本《文选》，也注意到问世未久的高步瀛《文选李注义疏》；更值得称道的是，书中又多有自己的研究心得，如上编第五章讨论《文选》之编次去取以及关于选文之増删修改等等问题时，对于历来有争议的意见发表了不少自己的见解，大抵通达可喜。书中征引的意见，固然多出于前代学者的高论，亦有当代后起之秀的意见，如第四章涉及《离骚》的解释，即引用“吾友临川游君”即游国恩（1899—1978）的新见，游先生比周先生要小二十多岁，刚刚大学毕业不久，但贞亮先生毫不迟疑地援引这位新锐学者的成果，其容纳新知的雅量和开阔的眼界都极可佩服。
对于集部诸书的研究，长期以来流行的记录成果的传统形态是校注、评点、札记以及序跋之类，其研究的思路则往往是注意具体的个别的事项，讲究深入细节，发表考证或感悟，而甚少综合，也较少关心宏观问题，或只以大而化之的抽象概括打发过去。近代以来，由于受到西方以及日本学术著作的影响，逐步形成重视整合的工作思路，将有关研究成果加以系统化、叙述和论证更讲究条理和逻辑，最后写成章节俨然的专书。近现代以来这样的新路径新办法日益流行，在这一学术现代化的过程中出现了大批新人物、新著作，例如游国恩先生和他的《楚辞概论》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当然在新的时代里，传统的校注、评点、札记诸法也还继续存在，并不断地推出高水平的成果。新旧相容，各显神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正是学术繁荣不断进步的表现。
周贞亮的《文选学讲义》乃是最早出现的现代形态的选学研究成果，值得引起高度重视。周氏年辈较高，其书亦早出，但由于乃是校内讲义，当年只在较小的范围内流通，周公本人较早下世，其书遂长期湮没无闻。只有少数留心学术史的学者才去关心表彰，不免显得相当寂寞。学术著作首先要写出来，同时也要能够通畅地传播才好。如今武汉大学王庆元教授将这部久藏书库深处的讲义详加校订，由万卷楼图书公司正式以繁体字印行，此乃近年来的一大盛事。
（本文系台湾万卷楼出版公司将出繁体版《文选学讲义》序，见报时文、题有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