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那个年代的庸常人物和庸常故事。发生在上海杨树浦工厂，闹猛的城市生活有其边缘地带。一小男人穿梭于此。18岁到28岁。我重新经历一次青春生活，对底层细碎的生活和个人精神的一次解析。庸常深处，萌生出点滴微小的诗情画意：真的很有画面感。

生活原本为我提供很多场景，即便是我搭建的布景，就像电影片场的摄影棚，也很真实，还原度极高。我愿意呈现自己，愿意贴近并打动尽可能多的“我们”。在我看来，这样的写作，要义在于个人与环境，个人与时代，个人与生活的冲突与和解：在一个文字的世界里达到和谐。我就是觉得，生活原本就是这个样子，一个人活下来，就是人和生活的和睦相处。

所以，《原本》的写作无论如何沉溺于构建个人经验和情绪，都不可避免地背负着特定社会生活和城市经验的烙印，这些烙印，未必刻意直接体现在作品所虚构的世界；我可以做得随心所欲，虚构或非虚构互相切换，无缝对接；处处去表达内心瞬间的真实情感把握。我有自己特定的视角叙述，环境描写、内心独白、个人经验和情绪，尤其是一些“纠结”——我背后的“时代”和“生活”的背景板。是这样的意义，在叙事里，实现了自己并去接近读者，在差异与共鸣之间，一起探索微妙的平衡。

我们经常会品味生活，一种有趣味的精神活动，还有男女关系，会有点缠绵的，朦胧恍惚——缠绵于过往是忧郁的。但就是这样的品味——一个城市和一个人的精神生活，可以带来某种感官刺激。那些过往是永远无法复制的，连带那些感受，我们可以不屑指认，心如止水，淡然处之，但也可以用一些精到的文字，适时地在感官记忆上对自己予以刺激：这点我想要做到。我感到心绪在波动，幸福感随之传递开来。那些关于过去的种种记认……种种精纯之物别无他求，只求被释放，她根植于城市生活冰冷的水泥地里。

一本可以随意进入的文本世界，可以被随意地感官刺激，不时一遇，怦然心动——沉浸于胡思乱想的愉悦里，回到青春少年，像极那时候的孩子追随城市冬天下的一场雪、夏天暴雨过后弄堂里发大水、女同学的丁字型皮鞋、窗口飞过的一只麻雀、“一定好”食品店鲜肉月饼的味道……我们很难说自己是生活在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只有文字和语感是一个永恒。叙事就是在等待某个时机，来展示非凡的记忆力和细节描述能力，就像我在每年夏天心里就想起我的学生时代毕业或者放假的日子，与一个女教师的形象搅和起来，还有少男少女青涩的脸庞。这一刻，我思想如翻江倒海一般回忆与城市一起走过的岁月。这种思绪游荡不定，从弄堂、天井、新式里弄、花园洋房……一直抵达到如今不复存在的葡萄园、小菜场、剃头店、空中的米格战斗机……刺激带来奇妙的感受，像在一面镜子里看见自己。

小说《原本》里有许多真实的时代背景，包括那些反映时代生活的大事件和私人日记。比如，在那时，我会做一些读书笔记；一些日常生活的细节记录；人物心理活动的小心思。这些文字现在看上去是不折不扣的手抄本。的确记录了我的某些体悟和发见，可以看出那个时代的主流话语对中国底层普通大众的影响。

同时，工厂的劳动生活，让我时时体会到工人和机器主导的大工业生产集体主义精神，因为劳动的简单而日积月累形成的单纯，淳朴，温厚。气质如此。一些很平常的但对那时的我们来说很富有情趣的文化生活，是一些精神文明建设，一种思想营养，一种检测不出来的兴奋剂。比如看电影。工会定期发电影票，在平凉路上的杨浦电影院和东宫剧场，是我看电影最多的地方。杨浦电影院是1949年后杨浦区新建的第一家影院。1975年，还增添宽银幕设施。所以，自1974年北京、上海电影制片厂开始拍摄新故事片后，到十年后的1985年我离开杨树浦，我几乎在杨浦电影院看遍了所有的国产电影和朝鲜电影、阿尔巴尼亚电影、罗马尼亚电影、南斯拉夫电影。我甚至觉得，我大概把杨浦电影院的大多数座位都坐过了。

我现在走过平凉路，经过杨浦电影院，尽管已经没有当年杨浦电影院的外观，但我在那里驻足，耳畔辩出四五十年前电影里的对白。成为经典的是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的《闪闪的红星》。与此同时李双江的《红星照我去战斗》红到现在。我却会瞬时回到工厂班组学习的工场，学习结束大家都要合唱一曲，意犹未尽的意思。某日，有个五十几岁的被唤作“小毛师傅”的老工人提议合唱《红星照我去战斗》；十几个工人师傅集体化身“小冬子”，齐声吟唱“小小竹排”，大家都愿意做一个“党的孩子”。

工厂的人生。单调，因为单调，就去发掘情趣。有时候有点“硬上”的意思。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很多小青年开始成为阅读者，或者写作者。在一段枯燥单一的青春时光里，寻找艺术伴侣。就像现在某个春天的日子，会举办一场马路上的马拉松赛或“半马”。穿上一件短裤背心背上一个号码就可以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弄得很多人都很兴奋。现在回忆起来也好像会兴奋起来。像复苏了的一颗被文学艺术滋养过的心。到底有多少天之骄子？未必。即便似乎出人头地，但也不一定比常人更理解世界，更能思考世界，也不一定更能讲述世界。我写作《原本》，就先把自己一下子打入那个年代底层里的底层，去认真端详那时候的“我”。我看见阅读与写作的无限功能，艺术的高度品质化的修炼，赋予庸常人生的深刻、宽广与镇定自若。当然离不开少男少女的情窦初开。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群众艺术舞蹈节目，可以记牢一辈子。1978年恢复的“上海之春”，那个东宫舞蹈队演出的舞蹈《春天的喜讯》，便像春天的芭蕾，开启歌唱和舞蹈的岁月。

小说《原本》里有一些真实人物，是真名真姓。我实在不愿去改动她们的名字。她们的名字就是一种能量，不能随便取名。因为我与她们有过彼此相望的经历。

1981年春天。某日。我的师傅在布机车间通风机房找到我，在鼓风机的轰鸣声中，他对着我的耳朵大声叫——工会里有个“里委会”的人来寻你。我甚是奇怪，“里委会”是上海里弄居民委员会的简称。一般叫居委会。“里委会”是很老派的叫法。我实在想不出我们家所在的居委会为什么要派人到我厂里来找我。到我家里去就是了。我到了厂工会办公室，看见工会主席的办公桌前坐着一个小女子，看见我便站起身，开口叫我名字。像煞很熟的样子。她自我介绍——我叫倪慧玲，上海市总工会的。我是专门来看你的。

我一下子明白了，他们为找到我，从厂部到班组，七传八传，就把倪慧玲的名字听成“里委会”。工会里的人哪里晓得倪慧玲，一般她们就跟“里委会”打交道。

倪慧玲当时已经是很有名的青年女作家，是从杨树浦另一家大型棉纺织厂——上棉三十一厂走出来的。她是真正的挡车工出身。

倪慧玲说话爽直，还喉咙响，全是纺织女工的腔调。她说，我看过你的小说，写得老灵的。你以后来参加我们编辑部的活动。每礼拜四晚上，在西藏南路市工人文化宫四楼，《工人创作》编辑部，作家编辑随意聊聊天。你可以认得一些人。你就算我带来的作者。我们都是纺织厂出来的。一只路子的。哈哈哈哈。你讲好吧。

她的几句话，把找我的主要目的全讲出来了。边上几个厂工会的领导，好像听出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情，便有点不屑。这点事情还要劳驾总工会出具介绍信派人专门来跑一趟。倪慧玲马上轧出苗头，便转过脸对着领导笑，一边说，总工会领导很重视这项工作。《于无声处》是我们市总工会出的作品，轰动全国；现在我们小说创作也要搞上去。全总希望上海工人阶级出作品，出人才。厂里一定要支持的哦。支持的，支持的。厂工会一听到全总、市总，立马一路跟着连声称是。倪慧玲随即从包里取出几本文学杂志，总工会的《上海工运》之类读物，送给我；随手跟人要了张纸，给我抄了几个电话号码。这些做得井然有序；她开启了我与作家文人打交道的故事。

她的名字我本来就很熟悉。她的小说《姊妹们》《上铺与下铺》，我全读过；那都是发表在《上海文学》的，说的都是纺织厂女工的故事。那天中午，工会在厂部小食堂给倪慧玲安排了客饭。我陪着蹭了顿中饭。小锅菜。富有营养。倪慧玲告诉我，她晓得纺织厂的那些领导，她们不大懂小说是怎么回事的。所以来前特地到总工会开介绍信。宣教部长张伟强还在上面签字了。一般市宫的介绍信，《工人创作》编辑部的介绍信，他们肯定不理睬的。我这次来主要是来看看你。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保持联系了。你以后有啥事情需要总工会出面的，尽管来寻我。能帮得上的，会得帮忙的。不要客气。业余作者可怜巴巴的。我晓得的。要上班，还要写作。又没有人给你请公假。

一个神圣的殿堂开启了一道门缝。里面有些人从写字桌上绿色的玻璃灯罩前抬起脸，看向我。上海工人作家类似于这个城市文化的一个符号，也是一个年代的文学印记。这个城市有从工人到作家的年代，同样，在作家到工人的路上，也出现过一个转折。那是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的某年高温季节。许多作家、剧作家被赶到工厂去“战高温”。高温结束之后，他们继续留在工厂，干着工人的粗活。“战高温”成为这个城市工人和作家的又一个连接点。这些连接点，是作为时代泡沫连同某种可疑性共生于这个城市。

上海市工人文化宫四楼的《工人创作》编辑部办公室是狭长的，进入到这个地方的人，彼此都有一种认同，很快会熟识。在那里，我认得了赵长天，沈善增，仇学宝，蒋丽萍等一众编辑和业余作者。后来这个名单越来越长，像一支队伍会壮大起来。但走了几十年，这支队伍里的人又会少下去，一些人不知什么时候就走没了。

1982年2月。上海市总工会和《上海文学》编辑部联合举办业余小说作者学习班。我是总工会选派的学员，另外有一拨是上海文学编辑部选送的学员。在这个学习班开头几天，便有真正的上海青年作家跟我们谈创作。我的日记这样记录——

1982年2月5日

上午听《上海文学》文艺理论组的同志谈文学创作。

下午，由本市青年作家王安忆、孙颙、陈可雄、赵长天、蒋璞、程乃珊等谈创作体会。

学习班大部分时间集中住在军工路上海柴油机厂的职工宿舍里。早春二月。执笔的手有点冷。阴冷。也有春日。热情很高。跟学习班同吃同住的《上海文学》编辑是彭新琪，于炳坤，郭青等；与我同龄的傅星，也是这个班的学员。在军工路上柴厂的日子，写作一时没有头绪；傅星说，又像回到农场里的集体宿舍。但上海文学的编辑跟我们在一起，大家开始把自己已经发表过的作品拿来请编辑老师看，便于老师了解自己。我请彭新琪老师看了我的作品，她看后单独跟我谈。话不多。很中听。学习班结束不久，有一天，倪慧玲说要去上海文学编辑部送稿子，让我跟她一同前往。彭新琪对你印象老好的，你跟我去看看伊。于是，那个春天，倪慧玲把我领进巨鹿路675号上海作协。在老洋楼的三层朝南的大间办公室里——我后来知道，那是302室，《上海文学》小说组。在那里，我看见周介人，杨小敏。那天，我就想，我已经来过了，可以了。我应该满足了。其他的都放在未来吧。倪慧玲去赵自那里谈自己的稿子。我不应该在这里耽误人家更多的时间——这些神一般存在的人物。我便要离开。彭新琪送我到楼梯口。她站定下来，微笑着，我向她道别——谢谢你彭老师。她目送我下楼。我顺着螺旋楼梯走到二楼要往一楼下去，抬头看见她还站着边沿的栏杆旁，朝我挥手。直到今天我想起彭新琪那微笑的脸，禁不住热泪盈眶。她系着蓝色的围巾，短发有点卷曲。她说一口非常动听的普通话，嗓音纤细，像歌唱。

1980年代。在上海市作家协会漂亮的小楼里，底楼的大厅经常会召开一些会议。作家喜欢戴一种鸭舌帽，就是我们小时候老是觉得是“特务”戴的帽子，在鸭舌上有个揿扭，将前面的帽沿和鸭舌揿在一起；年纪大一点的，戴一种法国帽，歪斜着，颇见浪漫，是要有一定资历的，像写《红日》的吴强、华师大的中文系教授钱谷融；年纪轻一点的，穿皮夹克，很见精神，精瘦，留一点胡子，让人会联想到苏联作家；剧作家杜宣，他抽烟斗，很认真地往烟斗里填烟丝，用大拇指摁实，然后划火柴点上，看见他的嘴巴衔着烟斗，大口吸，大口吐；空气中有好闻的气息。茹志鹃喜欢将香烟和火柴一并放在自己的面前，抽烟的姿势是正襟危坐，跟写作一样认真。有的男人留着长发，是真正艺术家的长发，经过梳理，很干净，有别于工厂里的青年工人，满头的污垢，让人头皮痒；也有别于马路小青年的长发；青年作家的长发一点没有流里流气。他们都说普通话，他们说普通话，不是带上海口音的夹生普通话，也不是青年学生的“学生腔”，他们是艺术化的普通话，抑扬顿挫。我疑心他们在当作家前，都先学过普通话。

倪慧玲叫起我的名字很自然。那时候，许多人叫唤我的名字。我觉出，她们不像工厂里的人那般叫我。工厂里的人是“喊”。

我们一起到过长兴岛，为参加征文的一个小说改稿。倪慧玲出面帮我请了两周的公假。那是1984年夏天。同行的还有另一位编辑沈善增。在长兴岛前卫农场的场部招待所。寂静中，海风与日头。四人一间宿舍。挂着蚊帐的单人床。还有简易桌凳。一盏25支光电灯泡，夜里在微风中不时摇曳，晃得纸上文字飘然轻盈；还引来蚊子。我们燃上蚊香，目光离开文稿，彼此微笑相视，讨论文学，谈小说语言，结构。我们也会组上一个扑克牌局；打80分，两人搭档四人对局。我总是与倪慧玲组合。但我牌技拙劣，屡屡出错，招致大比分落败。每每招来倪慧玲不满的呵责；有几次，她甚至会摔牌，在我对面的位子站起身子，转身，拂袖而去，裙角掠过，带来一阵风。次日早上，我慑于她的怒气，蹑手蹑脚地出门，却见她出得寝室，笑吟吟地唤我一声“小莹”，全没昨晚的不快。她的脸有点黑，像经过日晒，或是长兴岛的海风吹得；我们在宿舍门口空地上拉起绳子晾晒衣物。那些夏日褪了色的衣物像一些旧有的感情。晾晒的衣物也有男女之别，彼此便保持一定的距离。绳子因为晾晒衣物的重量下垂呈一个弧，倪慧玲站在我对面的不远处，从那下垂的弧线上探出一张圆脸；她笑脸常开，像上海人说的“黑里俏”。只要不是在打牌的时候，或者只要我没有打错牌；她总是令我安心。

在这个改稿班里，我的小说《姑娘们，走在杨树浦路上》参加征文。1985年7月18日，《文学报》第225期全文转载；同时获奖。《新华文摘》1985年第10期全文转载。倪慧玲在《上海工人报》著文：《这条路连着远方的彩霞——读小说“姑娘们，走在杨树浦路上”》。她对小说予以肯定；其实我知道，她对纺织厂女工生活的文学叙事，有着自己的思考。她说她还没有完全想好。在没有想好之前，她不大会轻易去触碰。但看到我在写，有一种亲切感。我总是觉得，我们对杨树浦的感觉，是相通的，但如何表达，倪慧玲有她的看法。她曾对我说，你是男人的视角。你看女人，好看或者难看，喜欢或者不喜欢，这都没错，但我跟你有不一样的地方，我是真的跟她们一起走过来的。所以我写出来一定不会跟你一样。

王安忆有文章写到倪慧玲。她说，身边的朋友、同事、同行，是一个一个的人，也是一个时代。通过他们，我们看到那个“文艺复兴”的年代，人们对于创作、对于生活抱持的那份热情与真挚。大家还沉浸在伤痕、农村文学时，纱厂女工倪慧玲已经开始了对工业世界的思考，她是孤独的，却“始终怀有正常的温厚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