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从《当代小说的话语转向与叙事变革》到《新南方写作：地缘、经验与想象》，再到新近出版的《未拆封的隐喻》，曾攀的学术路径呈现出清晰的问题意识。如何捕捉和命名正在发生的文学变革？如何在“话语转向”与“叙事变革”的双重视野中理解新时代以来的中国文学？这些始终是他追问的核心命题。书名“未拆封的隐喻”既是曾攀对当代文学多元形态的精准概括，也是其批评理念的生动隐喻：拒绝封闭的定论式阐释，以开放的视野直面文学现场的复杂性与未完成性。

在批评实践中，曾攀抛开既定的理论预设，直面文学现场的新鲜经验，努力从中提炼出具有解释力的概念装置。在《未拆封的隐喻》一书中，曾攀多次提到，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是一个“悬而未决”的过程，无数文学议题、美学命题、文化密码都处于“未拆封”的状态，即那些潜藏在文本深处、与时代同频共振的精神密码尚未被完全解码，等待着我们去发掘、去建构。而“隐喻”则指向文学话语的本体性特征，指向那种拒绝被概念完全收编的、属于文学自身的晦暗与丰饶。这两者的结合，使曾攀的批评实践既展现出敏锐的洞察力，又体现出对文学复杂性的尊重。

《未拆封的隐喻》以“新乡土叙事”“新南方写作”“新海洋文学”“新媒介·新大众·新文艺”四个版块，展现曾攀关于当代中国文学的认知地图。

所谓新乡土叙事，“新”在告别乡土凋敝、乡愁怀旧的单一悲情叙事，转向脱贫攻坚、乡村振兴背景下对发展主体、实践美学、当代史诗的建构。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乡土叙事始终占据核心位置，从鲁迅的未庄到沈从文的湘西，从赵树理的十里店到柳青的蛤蟆滩，乡土中国一直是文学想象的重要场域。在曾攀看来，新乡土叙事的核心突破，“在主体性、实践性、发展性与时代性四个层面，建构起了自身的艺术理念和意义系统，并不断产生出迥异于既往乡土小说的沿革诉求、主体建构、话语伦理和价值谱系”。他深入剖析了乔叶的长篇小说《宝水》，将之视为“非常典型的新乡土叙事文本”。曾攀从中看到新乡土小说内在叙事伦理的转换，即乡村不再是封闭、落后的象征，而是充满活力、面向未来的发展场域。

“新南方写作”是近年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热点议题之一。曾攀曾在《新南方写作：地缘、经验与想象》一书中对这一论题进行阐述，而《未拆封的隐喻》则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深化与拓展。在《未拆封的隐喻》中，他以“作为方法的‘地方’”为理论基石，对新南方写作进行了系统性的阐释，将其从单纯的地域写作提升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学方法论。曾攀认为：“‘南方’是复义的，或者说含混的，在世界性视野中，‘南方’则是一个复数。”从陈谦的《木棉花开》、黄锦树的《雨》、朱山坡的《风暴预警期》，到黄灯的《大地上的亲人》、冯倾城的《倾城月，倾城诗》、周洁茹的《在香港》等文本，曾攀看到的是一个作为灵魂属地的南方，在其中充满认同与差异、经验与想象、野气与庄重，蕴蓄着必要的张力与丰富的可能。

长期以来，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海洋文学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曾攀在书中从心理图式、空间诗学与地缘文化三个维度切入，深入剖析海洋文学的美学特质。他认为，海洋作为一种独特的空间意象，具有流动性、开放性、未知性与包容性。海洋文学中的空间诗学，正是对这种特质的文学表达。他把海洋从题材、风景，提升为理解当代中国文明格局的重要维度，试图重构汉语文学中的海洋美学。在对王安忆《漂泊的语言》、周嘉宁《浪的景观》等作品进行阐释时，曾攀始终保持文本细读与理论概括之间的微妙张力。

进入数字时代，人工智能、新媒体技术的飞速发展，正在深刻改变文学的生产、传播与接受方式，催生了全新的文艺格局。曾攀在书中专辟一章，探讨AI写作、媒介融合、雅俗合流等文学命题。关于人工智能对文学创作的冲击与重塑，曾攀认为，AI带来文学思维方式、美学观念的革新。但同时，文学的核心价值——情感、思想、精神与人文关怀，依然是人类独有的、不可替代的。他还提出“AI重估学术”的命题，认为AI将重塑文学研究的方法与路径，推动文学批评走向更加开放、多元、智能的新阶段。

当代文学的“未拆封的隐喻”，永远处于动态生成之中；当代文学批评的突围之路，也永远没有终点。曾攀的《未拆封的隐喻》，既是对当下文学前沿论题的阐释，也是对未来文学批评方向的探索。这也提醒我们，文学批评应当始终保持对文学现场的敏锐与敬畏，始终坚守现实关怀与时代担当，在悬搁旧符号、解码新隐喻、拥抱未竟现场的过程中，不断实现自我革新与超越。

（作者系南宁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广西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