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祥玺：文本分析与文学批评的关系 ——《文学的窄门》读感
《文学的窄门》是丛治辰深耕当代文学前沿的学术成果结集，研究对象涵盖小说、散文、诗歌等多种文学体裁，以文学研究的视野透视了人文精神的时代变迁、通俗文学与纯文学、文学的体制机制等文学经典问题。《文学的窄门》所涉批评范围看似包罗甚广，但实际上，整本书贯穿着一条内在而统一的主线——作为文学批评方法的文本分析。在该书后记中，丛治辰从文学的时代背景、文学本身以及文学批评、文学研究的维度阐释了“窄门”的三重内涵，亦呈现了当下文学面临的三重困境，希冀通过文本分析的方式将读者渡向超脱性的精神层面。因而，文本分析既是该书书名中“窄门”的内涵之一，同时也是进入“窄门”的方法、路径，其昭示了文本分析与文学批评之间的复杂关系，具有更深层次的文学批评方法上的意义和启示。
首先，文本分析是该书展开文学批评的方法论。在剖析李敬泽的《青鸟故事集》时，作者引用了唐彪的《读书作文谱·文章诸要》中的一句话：“通篇之纲领在首一段，首段得势则通篇皆佳。”在该书首篇《文学生产知识的方式》中所运用的的文本分析法，也具有提携、统领整本书的结构作用，并且，论者还指出了对文本分析法的看法──“繁琐而笨拙”。的确，当下文学批评的方法林林总总，相较于一些时兴的文学批评方法，特别是随着文学跨学科研究的发展，纯文本分析似乎因缺少新理念、新史料的渗透，显得保守、单薄而笨拙。但实际上，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发展的语境中，文本分析法的产生存在着特定的历史缘由。孙绍振先生对文本分析法作出过系统性的理论建树，他曾在《文学文本解读学》中指出：“西方文论‘失足’的地方，正是我们的出发点，从这里对他们的理论（从俄国形式主义到美国新批评，从文学虚无主义的解构主义到结构主义，从读者中心论到叙事学）进行系统的梳理和批判，在他们徒叹奈何的空白中，建构起文学文本解读学”。足可见得，文本分析法是在对西方文学理论转化和吸收后，探索出来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土化文学理论创新成果，体现了学科建设的完善和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其强调文本在批评活动中的中心位置，在文学文本与批评主体的相互对话、驳诘的过程中，推敲、反刍文本内蕴的意味，从而建构起批评意义的创造性活动。例如，丛治辰没有从李敬泽以往的文学写作策略、风格来推演《青鸟故事集》的文学价值，而是经由对《青鸟故事集》细致的叙事线索梳理，廓清了引文的暗示和引领作用，揭示了李敬泽以现代人的精神美学对历史传统的重新审视，充分挖掘了《青鸟故事集》独特的审美价值。又如，面对许多读者对《应物兄》在叙事层面上庞杂无序的质疑，丛治辰不惜花费大力气捋清众多故事情节，探出其背后所呈现出来的叙事技艺和反讽效果，指出了小说对八十年代精神的怀念，可贵的自我反省意识，以及对知识分子小说的固化标签的消解，着意强调普世的处事哲学等丰富内涵。这些精彩的解读都是论者经由对文本肌理的深入剖析得来的，其不仅丰富了作品的内涵，还向前推动了作品的研究现状。
其次，该书在文本分析中建构起文学批评的深度和广度。当然，任何文学批评方法都有相对的局限性，文本分析也不例外。文本分析也存在着批评主体的个体化偏好、语言表达的有限性以及叙事者与作者的语调差异等问题。所以，当文学文本被文学批评者奉为逻各斯中心时，对于文本的阐发很可能会沦为文本的符号游戏。该书在具体的批评实践中就有效弥补了文本分析带来的缺陷，使得文本分析在保有稳定的结构的同时，呈现出相对的客观性、开放性。作者在文本批评中渗透进历史化的立场，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辨析文本中的历史传统中的典故和引用，揭示历史文本所呈现出来的当代内涵；二是主动与前人研究对话，开掘文本的文学史价值。在此方面，除了对《青鸟故事集》的解读为证之外，对余华《文城》的解读也尤为明显。论者在对《文城》的前人研究作了条理明晰的学术化归纳和分析的基础上，从余华的整个创作历程来把握《文城》的价值，以文本的角度对前人研究中的疑问和困惑作出了一一回应，揭示了《文城》中仍保留着的可贵的先锋精神和对传统伦理的认同。此外，论者还主动体悟作者的性情、笔法、立场，或借用理论的哲思，疏通文章章节之间的脉络，以此来完成对研究问题的深化，重新建立起文本内外的双向交流与平衡。例如，周梅森认为电影具有资本的趋利性，而艺术则葆有审美的理想，论者基于作者对于小说和影视剧的认知，面对电视剧《人民的名义》的现象级爆火，选择小说《人民的名义》作为研究对象，这是为了更好贴合作者创作意图的审慎选择，由此论者在在反腐主线以及正反面人物的深入剖析中，指出其不同于一般类型化反腐和侦探小说的外表，揭示了更为复杂的人性深度。又如，论者针对前人研究只注重《经山海》充满现实感和历史性的内容，而忽视其形式研究时，借用了伊格尔顿关于文学形式的理论观点，从文本分析的层面把握住形式的审美价值，重新连接了文本形式与思想内容，在对小说的叙事艺术探讨中深化了对小说内容、思想的认知，揭示了作者在处理历史与个人关系时的微妙关系，以及历史面孔的丰富性，等等。当然，批评的客观性、开放性并不是文本分析的目的，其前提仍然是对于文学文本的忠诚和信任，否则，文本分析就会丧失了文学批评的边界，沦为其他人文学科的附属品。
最后，文本分析在文学批评中探触文学的本质。文学批评中有关理念、流派等综合性视野下的宏观研究，往往是从众多具体的文学文本中抽象出来的普遍性规律，由此透视下的文学史是单一滤镜下的文学史，仅是普遍性理念的再生产，算不上创新性的文学批评实践，对于推进文学学科的发展也是无益的，而文学作品才是文学的核心所在。文本分析有意走到抽象性的宏观研究的反面，揭示出被宏观研究所遮蔽了的具体而特殊的文学经验，一反普遍性理论的呆滞化和概念化，进而对修正以往既定的理论范式和文学史写作产生重要作用。例如：论者在涉及对茅盾文学奖的文学评奖制度研究时，选择了相对客观的茅盾文学奖评语作为切入口，深入到茅盾文学奖的内部，作为历史化、经典化的文学奖评语同样是另一种形式的文学文本，以此揭示了“宏大叙事”“史诗性”“现实主义”的丰富内涵，纠正了以往对茅盾文学奖二元对立的评价体系，呈现了茅盾文学奖的丰富而复杂的审美趣味。又如，张者的《大学三部曲》的创作立意指向了更加广阔的社会、时代空间，但对于文学批评而言，不能够将作品旨趣作为文学批评的出发点，而应该揭示作品是如何呈现其旨趣的。论者所指出的《大学三部曲》中关于时代、社会的转型和知识分子的蜕变，就是通过剖析文本中对知识分子言语行为的描写的变化来呈现时代和精神变迁的。以上谈及的文学的评奖制度，时代、社会的转型以及知识分子形象的变迁，虽都与文学有着密切的关联，却并非是文学批评的范畴，也绝非仅是文学研究所能解答的，面对这些宏大的问题，论者的研究没有流于空泛，而是仍然以文本为根基，在具体作品中探讨有文本依据的问题，由此展开的文学批评没有滑向政治学、思想史等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范畴，反而为解决宏观性问题提供了文学性的经验和思考。正如作者所说：“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首先应该有能力解开文本自身的秘密；同样我仍旧相信，在解开文本的秘密之后，我们一定能从中发现超越于文学之外的价值。”
当前，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构成了对文学创作和文学主体的双重挑战，文学常识无需记诵便可以通过人工智能轻易获得。因而，该书提供的文本分析法对于文学研究的重要性也得以凸显。论者在文本分析的批评实践中不仅展现了严苛的专业规训，更体现了于文学文本反复切磋、琢磨中的厚积薄发，由此在有限的文本之中探索出文本背后无限的意义世界。论者基于文本分析而产生的理性妙悟，文字中饱含的生命激情和生活温度，文本和思想碰撞产生的思维火花都是人工智能所无法批量生产的。这也是该书对当下文学所面对威胁和挑战的有效回应。
（刘祥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