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食里的文化与家国
“文人谈食”是由来已久的传统，历代文人墨客喜将笔触放置在对饮食的记述、品位与议论之上，并将“吃”提升到文化、艺术与哲学的高度。而在战火纷飞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这一传统则被赋予了一层沉重与悲怆的底色。
1938年，由于战事的紧迫，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在搬迁至长沙后，又被迫迁移到云南昆明，三校合并为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为国家培养出了众多优秀学子，也为中华民族的复兴积蓄了力量。西南联大也可被视为战时中国的文化高地，闻一多、朱自清、沈从文、冯至、许渊冲、穆旦、汪曾祺等知名作家、学者在此度过了一段艰难而又难忘的岁月，他们留下了大量关于在此地生活、饮食的文字记录。由于种种原因，联大食堂的环境与菜品是极差，学生们仅能用极度有限的钱财来供应味蕾，即使是老师，也常常为生计发愁，闻一多就曾靠刻印章补贴家用。在这样的境况之下，他们文字中的“吃”就不再仅仅是味觉的简单记录，而成为生存的挣扎与精神的隐喻。
首次出版于2000年的《东藏记》是宗璞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获得第六届茅盾文学奖。宗璞在11岁时随父亲冯友兰举家搬迁至云南，并在这里度过了8个年头。在这部作品中，宗璞将西南联大在昆明的8年经历作为叙事的时空背景，以明仑大学师生在昆明的坚守为主线，围绕着孟弗之一家的日常生活展开叙事，生动地再现了那一段“烽火弦歌”。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多次描述了吃饭的场景，并且频繁提及米线、饵块、汽锅鸡、摩登粑粑、宣威火腿、牛干巴、野生菌、炸荷花瓣、石屏豆腐等云南特色美食。这些饮食书写既是小说人物命运的见证，又承载着时代的重量。
故事一开始，宗璞就描述了孟家几人外出吃饭的场景。“碧初要一碗氽肉米线，多要汤，并且吩咐每人碗里打个鸡蛋。峨要一碗豆花索粉，即粉丝。另外三个人都要卤饵块，两碗免红，即不要辣椒。”这一场景的描绘完全符合历史实际。据冯友兰等人的回忆散文中所写，联大师生刚刚到达昆明时，欢喜于昆明的物价远较内地为低，但是随着战事的持续和国民政府滥发货币，通货膨胀愈演愈烈，昆明物价亦随之飞涨，像这样一家人外出吃饭，并且能在每个人的碗里都打个鸡蛋、点餐的场景也就不再能复现。在这一段叙述中，作者一方面借氽肉米线、豆花索粉、卤饵块这些昆明的特色小吃将故事的时空背景引进战时昆明，另一方面又通过点餐中对碧初多要汤和峨单独要了一碗豆花索粉的描述，点出了孟家的经济状况并不十分乐观，以及峨一贯特异的性格，为后续情节的推进打下基础。而后又通过几人的对话，展现出明仑大学在昆明办学条件的艰难以及学生们生活条件之差。
“学校的饭怎么样？还是有石子儿？”碧初问。
“不只有石子儿，有一回还吃出了玻璃碴子。”峨说，意思是我在学校比你们在家苦多了。
联大食堂的这一情况在许渊冲、赵瑞蕻等人的回忆录中均有提及。在《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一书中也提及，这种吃食因其中常混有糠壳、沙砾、草籽甚至老鼠屎而被学生们戏称为“八宝饭”，这种食物却是学生们的主食。
而在描述联大学生的学习生活时，宗璞则总会加入美食的笔墨，试图凭借对美食的描绘来营造一种轻快、和谐的氛围。在峨拉着嵋去上课的时候，宗璞特别详细地介绍了凤翥街的晚市：
街道两旁摆满菜挑子，绿莹莹的，真难让人相信是冬天。连着好几个杂货铺都摆着一排玻璃罐子，最大的罐里装着盐酸菜，这是昆明特产，所有女孩子都爱吃。风干的大块牛肉，称为牛干巴的，搁在地下麻袋上。还有刚出锅的发面饼，也因学生们喜爱，被称为“摩登粑粑”。
这些食物虽然峨与嵋并不能尽情地享用，但是在战时的昆明，却总能给异乡人带来一丝慰藉，让其暂时忘却战争的残酷。同时，宗璞也通过这些美食，来映射明仑大学的教学秩序在世事如此艰难时仍然井然有序。
另外，美食也常常被宗璞安排出现在气氛和缓、温情弥漫的场景之中。宗璞在小说中设置了掌心雷与峨、麦保罗与玹子、殷大士和澹台玮等几组情感关系，他们的幸福时刻均有美食的点缀。掌心雷是在一家有着芝麻糖、牛皮糖、瓜子、花生米的茶馆里试图向峨表明自己心迹的；麦保罗与玹子是在昆明著名的“冠生园”店里开始他们的感情的；殷大士和澹台玮情感萌芽之时，殷大士亦是从家里偷来了在云南十分少见的螃蟹。宗璞将美食与爱情紧密勾连，使食物成为爱情的见证与情感升温的媒介，这是特殊时代的必然，也是战时生活里难得的温情寄托。
在《东藏记》中，宗璞塑造了一位爱国将领严亮祖，他是出生在大理的彝族人，参加过台儿庄战役，时刻准备着回归战场。关于他的人物塑造，宗璞别开生面地利用了饮食描写。在他的餐桌上满是宣威火腿、牛肝菌这些极具地方特色的食物。饮食往往具备一定的阶级性，就如布尔迪厄在《区隔》中的分析实践所揭示的那样，食物的选择与品味本质上是社会身份与文化资本的隐性表达。严亮祖作为一军之长，并未将宴会操办成彰显其权贵身份的奢华场合，反而以地道滇味款待宾客，凸显出了其淳朴的品质。当然，对这些食物的陈列也是作者对自身记忆的复刻，是对战时昆明日常生活的深情回望。
《东藏记》中的吃食，也调解了故事背景的沉重与压抑，为明仑大学的师生们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撑起一方温润的人间烟火。通过吃食，宗璞将叙述视角延伸到昆明广阔的社会图景之中，让读者能够品味到即使是在战时，昆明人民依然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这种情绪也感染着明仑大学的师生们，宗璞借此表达对中国人民必然赢得抗战胜利的光明未来的坚定信念。
当然，宗璞也并未忽视食物对于人最基本的生存意义。宗璞借惠枌之口道出“果然人要靠物质才能生活”的日常哲理，刚刚经历丈夫背叛的惠枌和身体欠佳的碧初依靠着一碗牛肉烫饭振奋自己的精神。这个道理浅显，也总是被人忽视。宗璞在这里特意提及，看似是情节需要，其背后则隐藏着自身对那段时光的深刻体认。在饥饿与离乱交织的岁月里，一口热饭不仅是生理需求，更是一种精神的救赎。
对外来者而言，食物是他们感知新环境最直接的方式。“吃什么”是个体最普遍最基本的事情，也是异乡人与新土地建立情感联结的起点。口中的美味并不能缓解思乡之苦，但是饱腹感能带给他们一种暂时的身体安定与精神慰藉。
中国是饮食文化底蕴深厚的国度，自古便有“文人谈食”的风雅传统。20世纪40年代，战火纷飞，生存实属艰难，饥饿成为普遍的生存底色，抗争则成为支撑生命的原动力。沈从文在《云南看云》一文中感叹道：“云南的云即或再美丽一点，对于多数人还似乎毫无意义可言的。”蔚蓝的天空，总是被日寇飞机侵袭。人们不得不加快自己的脚步奔跑，而无法停步目视。正因如此，无论是宗璞《东藏记》里描摹的昆明食物，还是汪曾祺笔下的昆明小吃、果品，抑或许渊冲日记中的荷花舍过桥米线，都是对那段个体与民族共同苦难的深情书写，也是对民族光明未来的殷切守望。这也是昆明在众多文化人心目中一直占据着重要位置的缘故。冯至在《昆明往事》中坦言：“如果有人问我，‘你一生中最怀念的是什么地方？’我会毫不迟疑地回答：昆明。”昆明不仅以温润的气候接纳了他们流亡的身躯，更以独特的生活美学抚慰了他们在战乱中饱受创伤的心灵。
日寇的践踏，让中国人的每一顿饭都裹挟着硝烟与苦难。但中华民族并未被苦难压垮，反而在绝境中迸发出更为坚韧的生存意志与文化韧性。宗璞在《东藏记》的最后写下了那句“我们决不投降”的民族宣言，就是对那段黑暗岁月最铿锵有力的回应。
（作者系云南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