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史》与柳青心志
在当代作家作品中，也许只有柳青及其《创业史》至今还处在两难之间——作品一直作为经典发行流传，成为大中学校教科书的保留篇目，但对作品的内涵、人物形象、作品的价值乃至作家的思想与成就的认识依然众说纷纭，甚至存在不小的裂隙。造成这种分歧固然有时代观念的影响，更有历史、美学认知的差异。这种差异实际也洇染在对整个“十七年”（1949—1966）文学的认识上。“十七年”文学是新中国文学的开端，也是中国现代革命文学延长线上的重要一环，有其自身的传统，也有重大开创，对它的认识本来就不能用单一的视角与尺度。C.赖特•米尔斯说：“只有当我们拓宽视野，涵盖比较性、历史性的多种社会结构时，才能获得那种多样性，并由此正确地梳理问题。”[1]对“十七年”文学，对柳青和他们这一代作家的研究，尤其需要这样的意识。
柳青并不多产，其四卷本文集总共也不过120万字（未能编入的作品很少）[2]，《创业史》两卷合计60万字。它固然承载着1950年代中国农村社会改造发展的重大时代命题和丰富的社会信息（一些学者甚至视之为书写“十七年”的唯一红色经典），但它同样是柳青心志的结晶。过去的文学研究，对作家心志的观察并不多见，但它却是作家最为重要的心灵信息系统，蕴藏着作品的全部重要信息密码。一个人的心志是其心灵世界中较为稳定的结构，是由理想、志向、信念、价值、原则、情感和意志等多种要素组合而成的心灵状态；一个作家的心志有人与文学两个层面。理解一个作家及其文学，最好的途径莫过于从各种可靠材料出发，透视并细绎其心志，从而找到那些影响作家感受、认知、判断、选择、书写与行动的基本要素、基本方面，进而把握那些要素和它们之间的结构性与多样性。作家的心志随着时代、社会的变动（特别是一些重大社会事件、社会思潮的影响）而有波动变化，但不是变动不居的；一个成熟的作家，其心志往往稳定而持久，他所信守的理想、志向、信念、价值、原则、重大判断以及由此形成的情感、意志支撑着他应对各种外部冲击，显示出特别的精神景观，尤其是那种人与文学的一致性、那种不同凡俗的独创性。作品既是作家心志的产物，也是反观作家、时代和社会的一面镜子。对柳青心志及其形成发展过程、柳青心志对《创业史》文本生成的直接影响等层面的观察分析，提供了这样一个契机：重新理解柳青和《创业史》，理解“十七年”时期作家对文学的追求与曲折路径，进而在中国现代文明建构的整体图景上，完成对一个时代与社会的结构性整合，而不仅仅是一个“使历史文本化的解构”[3]。
一、创作伟大作品的文学理想
柳青是一个极其聪明且才华卓越的人，但他晚年对自己的认识明显不足[4]，这不完全是谦虚的成分，更有柳青对自己一生文学实践的冷静判断与某种遗憾，尤其是与自己的文学理想之间的距离。在来自解放区的革命作家中，柳青是不多见的有着较为宽广的世界文学视野和创作伟大作品梦想的作家，但迄今却很少有人关注过柳青甚至其他革命作家的文学梦想。
柳青的文学梦想深刻烙印着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印记。“五四”之后的中国，是一个全面觉醒的中国，文学成为一批批觉醒的新青年拯救国家、服务社会、帮助人民、推动民族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利器。这种社会角色意识与使命意识形塑了他们的生命底色，甚至决定了他们的人生道路。柳青是在新文化运动的余波里成长起来的文学青年，他出生在远离新文化核心区的陕北，但那时现代传媒已经建起有效的传播网络，覆盖了包括新疆、甘肃、内蒙古等边远地区在内的几乎整个中国。新文化、新思潮作为流行文化渐漫到西部地区，有鲁迅等启蒙思想家的著作，有《生活周刊》《中学生》等传播新生活、新教育的期刊，有包括俄苏文学在内的翻译作品，还有外国人在中国创办的外语报刊。柳青在西部著名中学榆林六中和西安中学接受中学教育，受到现代科学、文艺与社会思想的熏陶，萌生了自己的文学梦想和改造国家与社会的渴望，他中学毕业之后放弃留学而奔赴延安，正是由于其强烈的创建现代民族国家的心志的驱动。
当时延安有着新中国的雏形，奔赴延安的知识青年都成为革命大集体的一员。柳青走上专业化文学创作道路，是一个自我发现和自我塑造的过程，也是他与革命文学事业双向选择的结果。柳青最初进入革命视野的，并不是他的文学爱好和文学才华，而是他的爱国救亡热情。作为边区文协的一员，柳青并没有丁玲、周扬、何其芳等已经拥有的或深或浅的文学资历。整个抗战时期柳青在基层工作，其文学创作是比较菲薄的，只完成了十来篇并不出众的短篇小说，没有一篇引起社会注意，在群星闪耀的根据地，柳青还没有“浮出文学的地表”，延安文艺座谈会他也没有参加。柳青最大的收获是马克思主义经典的学习、基层生活的阅历和基层管理的锻炼。这积淀为柳青创作的基层生活经验和基层人民情感。
抗战胜利后，柳青被选派到东北工作，其间出版了短篇小说旧作集《地雷》和新长篇《种谷记》。后者以他在米脂三乡工作生活为素材，以其新鲜的生活和单纯朴实的气质在新解放区受到了读者的欢迎，迅速再版；作品也得到了革命同人的积极回应，评论家刘雪苇在《大连日报》上发表长篇评论，肯定这部新作是工农兵文艺方向上的新收获和新胜利。[5]在这种光源效应下，印数很少的短篇集《地雷》，也相继加印。这些积极的读者反应和同道评价给了柳青从未有过的文学自信，他不仅坚定了走文学创作的道路，而且也强化了对“生活是文学的源泉”的信念。他决心“坚决投入新的生活中去”[6]。从陕北到东北，复从东北回到陕北，这是柳青文学梦想的真正开端，或者说是柳青文学之路的真正起点。
新的政治权威高度重视这些来自革命队伍内部的主题鲜明的革命题材创作，《种谷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际，被周扬选入“中国人民文艺丛书”，柳青由此进入解放区文学的代表性作家行列。但这个身份随着全国的解放也要接受全国文学同行的专业评价。不少论者都注意到1950年1月上海召开关于《种谷记》的座谈会对作品的批评意见，但忽略了这些意见对柳青文学成长的作用。参加会议的都是当时的知名作家和评论家，如巴金、李健吾、冯雪峰等等，大家肯定了《种谷记》的题材，但也批评了作品艺术性不足，甚至有人说“没看完就丢下了”[7]。这些尖锐的批评深深刺痛了柳青，引起他过度的羞赧、警惕和焦虑，甚至自我怀疑：“像所有受到意外打击的人一样，他一时思路堵塞，心里木然，他没有想到他的作品有这么多缺点。”[8]刘可风的《柳青传》重现这一事件及其细节，详述其父柳青当时的心灵反应，可见这次专业批评对柳青来说何其刻骨铭心。作家成长过程中的某些细节，往往和社会历史进程中的某些偶然性事件一样，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柳青把这种被全面激发的志气，用于新长篇《铜墙铁壁》的修改打磨上。
在柳青心志迅速升华的这个过程中，有四个关联性的事件值得重视：一是1951年9月《铜墙铁壁》的出版，该作迅速进入主流宣传、评论推介、重印发行的传播流程，成为第一部为柳青赢得全国性声誉的长篇，凝合在新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精神观念的建构之中。这在客观上进一步强化了柳青作为主流作家的社会角色意识，自然也平增了他追求文学建树的信念。二是同一月柳青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回顾他在陕北基层学习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文章的经历和思想感情发生的重大转变。在这篇文章中，柳青表达了对改变中国农村社会的期待和他与革命领袖的深刻共鸣，这隐含着他的两个重要创作取向，即基层取向与对社会变革的关注。柳青还特别表达了对“写出光芒四射的作品”的创作理解，指出作家需要加强“实际生活、马列主义和文学修养”等方面的追求。[9]三是当年10月柳青被选入中国青年作家访苏代表团赴苏参观考察，与苏联作家交流，参观俄苏文学大师故居、模范工厂和农庄。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实践所取得的成就，鼓舞了“柳青们”建设新中国的信念和激情，俄苏文学的伟大作品更激发了“柳青们”的文学梦想。柳青有一张拍摄于托尔斯泰墓前的照片，后来被镶嵌在镜框里，一直放在他的家中。柳青崇拜这位最终走向平民生活的俄罗斯文坛巨匠。他也试图联系肖洛霍夫，他早已反复阅读过肖氏的《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这些当代名作。苏联之行，柳青不仅看到了变革中的新生活、建设中的新国家，而且找到了自己的榜样，他决心学习古今中外艺术大师们的道路[10]，深入基层生活扎根人民之中。这一心灵变动的直接结果就是第四个事件，即柳青离开北京舒适圈回到陕西农村参加农业合作化运动，为他后半生计划写作的两部作品做准备。[11]这是创作《创业史》的最初动机。
柳青后来把他关于作家修养的主张概括为他的著名的“三所学校”说，即生活的学校、政治的学校、艺术的学校。[12]在回归基层人民生活的同时，柳青继续广泛学习中外哲学、文学名著，汲取经典的思想滋养，研究和揣摩文学大家的创作技巧。在这一点上，柳青和“立志做一地摊文学家”的赵树理有着明显不同的自我期许与自我建构。柳青说：“要想写作，就先生活。要想塑造英雄人物，就先塑造自己。”[13]这不仅显露了他内心的认知逻辑，而且也提出了行动律令。作为一名现实主义的革命作家，柳青当然不是唯美主义者，也不是书斋中精致的趣味主义者，他认为作品必须接受历史和读者的检验，“不在读者群众中间考验，再过五十年就没有人点头”[14]。真正的作家之间心灵往往最能相通，对柳青立志创作伟大作品的追求，贾平凹曾有精密的体察：“我前不久又读了一次《创业史》，感慨颇多。我觉得他在文学上有极大的抱负，他追求写大作品，才能静下心来深入生活，他追求写大作品，才吸收借鉴了那么多先进的文学观念和文学技巧，单从他的叙事方法上就能一目了然，那种心理描写和语言的结构，和同时期作家是不一样的，他读过相当多的外国作品，吸收借鉴了很多，而在表现中国的农村生活时，又融合得那么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15]
二、作为群众的“自己人”与生活的“普通人”的人生观念
在解放区至“十七年”这一时期，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仅是文艺原理，而且还是创作的动员令，作家们都把深入群众生活作为文学创作的必由之路。柳青虽没有参加文艺座谈会，却是第一个被组织部门下放到基层工作的作家，他带着“长期在农村做实际工作”的组织介绍信到米脂三乡，在极为贫困的乡村里“尝了有生以来未吃的苦”，他的革命初心也经历了艰苦环境的考验。在这里，柳青通过阅读革命领袖著作，完成了带有龙场悟道式的自我思想确证：“既然为穷苦人翻身解放我投身了革命，就绝不能半途而废！想写作、想学习、想锻炼自己，这一切都必须在把工作做好之后，而这一切也就包含在工作之中。”[16]在这个底层思考中，柳青真正找到了契合中国革命实际的理想与现实的结合点，他思想的困惑也就此释然，情感也因之发生了彻底转换，从一个乡村的“局外人”变成了群众的“自己人”，从一个下基层的“体验干部”变成了与群众打成一片的“普通人”：“秋后我的乡上首先发动减租斗争，接着全区全县，闹得热火朝天，冬天是如火如荼的群众性的反奸斗争。在这些斗争中我和干部党员以及积极分子的关系发展了，他们成了我知疼知热的伙伴，此后我无忧无虑，在生产运动和文教运动中活跃多了。黑夜开完会和众人睡在一盘炕上，不嫌他们的汗臭，反好像一股香味。我不仅不想延安，而且在县上开会日子长了，很惦念乡上的事。我背着铺盖走过十字街不脸红了，拿着农民式的一杆烟锅走得挺带劲，没有人笑话我了。”[17]三乡生活成为柳青人生观念发生重要转变的新起点。
但这种战争环境中形成的观念，既有着群众路线的政治内涵，又有着自我认知的人生观念，随着革命的成功、环境的改变，柳青也就不能不接受新的考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革命队伍进城，全新形态的“考验”也就来临，这一度成为1950年代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课题，也一度成为柳青准备深入写作的课题。进城之后，柳青在首都作为干部、作家和编辑，其工作对象、社会身份、办公场所、交往圈子甚至物质生活也都发生全新变化。柳青对此却深怀焦虑，回到人民群众中去的心思日益强烈。他意识到，“只要他时刻考虑自己对劳动人民的责任心，不要把文学事业当做个人事业，不要断了和劳动人民的联系，他就有可能不发生停滞和倒退的现象”[18]。但在当时，并不是很多人都有下乡的热情；到基层深入生活的作家固然不只柳青一人，但基本都是中短期的，像柳青这样一竿子插到底，落户农村进而脱下西装和农民十多年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的作家却没有几个。这显然不是姿态，也不是一时头脑发热，而是深刻地感受到自己“对劳动人民的责任心”，感受到这是参与、推动和书写中国社会变迁的重要契机，是一种托尔斯泰式的精神启迪。有学者认为《种谷记》是《创业史》的预演[19]，这个发现提示了柳青前后创作观念的内在关联性，甚至显露了相近的观察视角。但柳青在这两个时期的工作角色、生活角色和文学角色并不相同，思想的成色也就有很大的差别。如果说在米脂三乡是工作使然、职责使然甚至环境使然，那么在长安皇甫村却是思想使然、信念使然、情感使然。前者可谓是一种自然的生活状态，后者却是一种心志决定的图景。当梁三老汉穿着新棉袄新棉裤，“在黄堡街上暖和而又体面”，“提了一斤豆油，庄严地走过庄稼人群。一辈子生活的奴隶，现在终于可以带着生活主人的神气了”[20]，我们不能不确信：此时的柳青已经深深地置身于农村的改造发展和人民的忧欢事内。
《创业史》与同时期许多合作化题材作品不同的，正是这个“自己人”的视角和“普通人”的感受。在《创业史》里，从题叙到第二部卷终合作社风波，都是广大农民艰苦创业、改造农村、改变生活、改变命运、改变世界、创造属于自己的新生活的奋斗叙事，而不是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国现代左翼文学中随处可见的“外来人”的观察、对“他者”故事的发现与叙述。在一些曾被视为合作化题材的代表性作品中，《创业史》有着完全不同的旨意：贯穿于赵树理《三里湾》和周立波《山乡巨变》的是合作化政策的贯彻和执行，是基层干部的政策意识和农村先进分子的带头作用在推动农业合作化的进展，是这个进展所引发的各种矛盾冲突，是这些矛盾冲突的妥善解决和工作的胜利，是一篇篇情节绵长的新闻报道或者说书人讲述的他乡故事。《创业史》展现的却是“自己的”故事，是作家亲自参与的这场社会变革的具体发生过程，是人民在这场变革中的心理状态、思想状态和情感状态，是通过人民的生产生活、家里家外、会上会下而记述的乡村事件的变化和人民心理情感的起伏，是一部人民的劳动史、创造史、心灵史和精神史，更是一部农村基层社会变革的内部性文本。
这个文本没有闻捷诗篇中清纯欢快的情调，也缺乏杨朔散文的诗情画意，面对百废待兴的家国，面对千百年来在这黄土地上匍匐耕作的父老乡亲，柳青厕身其间，并不轻松，他深知他所参与的社会变革和他所书写的社会变革，都是民族国家现代变迁的一个重要部分，也是他投身革命的心志所在，因此他不能不怀有特别的情感，寄予特别的期待。他看到了广大农民对美好生活的梦想、对党和国家的信赖，也看到了他们在社会急剧变革面前的忐忑、分化、焦虑和不安；他看到了建设新社会、新生活的艰难，看到了基层干部们的奋斗奉献，也看到了其中还存在的不同姿态。这一切都汇成了“创业”视角下一幅幅当代农村社会演进的生活图景和心灵图景。郜元宝教授从《创业史》中农民的“语言”变化中发现了作家的这一“过程”意识：“柳青充分意识到农民学习新语言时是多么步履维艰，因此他很有分寸地表现着农民思想的细微进步以及语言‘水平’的微妙变化。他深知这绝非一蹴而就的突变，而只能是一个积少成多的渐变过程。”[21] 这些“过程”通过一个个具体的场景、细节，形成作品独特而富有含义的内部视景。
在这些内部视景的背后，柳青实际完成了两重叙事转换：一是空间维度的叙事转换，即把国家的政策叙事转化为人民自身的创业叙事，转化为乡村日常生活故事。虽然时代气息、政策话语、制度思维同样流贯在《创业史》的字里行间，但它们不再只是外来的标签，不是外部观念的嵌入者，而是农村社会和生活的本体内涵，是农村社会在新时代的脉动和呼吸；二是时间维度的叙事转换，即把农村改造的当下叙事转化为社会变迁的历史叙事，将家家户户的代际奋斗，蛤蟆滩的今昔之变，以及作为文本背景的城乡建设，都转化为具有时间跨度的变迁叙事。在这个转换中，《创业史》也就突破了时间与空间的局限，成就了史诗画卷，而创作主体也就从农村生活的“自己人”“普通人”回归到时代的记录者、人民的代言人上。
这样富有张力的文本无疑需要精心地建构，需要充盈的生活和精湛的艺术，需要一种不受外部因素影响的观察和思想的定力。柳青无疑具有这样的素质，在《创业史》第一卷出版问世、名满天下之际，柳青实际上面临着人生的第三次考验。面对潮水一般涌来的荣誉和褒奖宣传，柳青始终保持了警惕[22]，没有踏着已经伸过来的能让他离开皇甫成为城市新贵的梯子。他选择“永远不脱离劳动人民，不脱离社会实践，写自己的感受，不向壁虚构”[23]，“一生都要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永远保持一个普通人的感觉”[24]。柳青这些素朴质直的心志话语隐喻着他所认知的文学经验，同时也足以诠释他的信守和《创业史》未能终卷的全部原因。在这一点上，柳青以人民为本位的人生观与文学观，也就完成了历史合题。
三、“领导干部”与“革命作家”的双重身份意识
在现代革命事业中，革命作家就是党的政治工作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柳青是行政十级，属于高级干部系列。他扎根基层生活，融入群众之中，过普通人的生活，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就放弃了作为一名领导干部和一名革命作家的身份自觉，相反，柳青恰恰对此具有更清醒的自觉。这种自觉不是一种世俗的资历与科层意识，而是比普通干部与一般文学工作者具有更高的政治、人生与文学的要求。
关于落户皇甫村，柳青曾经谈及说：“这次由北京回来时，有人叫我到东北去。说那里条件好。但是我想：西北条件虽差，但我们是写人们的生活、思想，这又有何妨？况且西北多民族的生活，是多么的丰富多彩。西北艰苦，是改造思想的有利条件，越是艰苦的地方，锻炼出来的干部也就越强。最有希望的人是能克服困难、战胜困难、闯过难关的人！”[25]柳青在西安的熟人圈子甚至有这样的感受：“柳青扎根皇甫14年，深入农民，关心农民，热爱农民，与其说是作家，不如说他更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工作干部”[26]；“在长安县，他和农民群众一起生活，一起变革现实，他为长安县的互助合作化运动作出自己特殊的贡献。”[27]柳青这种严格的工作自律和角色意识，同样也体现在他对文学创作的要求上。在现代革命文学传统中，文学都是服务于社会的，作家的创作是革命工作的一部分，是为现实生活斗争服务的，柳青同样有着这样的愿望，他把生活经验变成作品，以文学的形式传播到全国，以期发挥更大的指导作用。[28]文艺理论家林默涵对此曾做出极为剀切的评论：“柳青是一个作家，但首先是一个共产党员。他不但要立志用自己的作品来推动生活的前进，而且直接参与了改造生活的斗争，但不是什么高高在上的‘干预生活’。他关心人民的利益胜于关心自己的创作，他的作品所反映的是他自己参加创造的生活。”[29]
林默涵的知人之论，深刻地诠释了柳青双重身份意识对其文学创作、特别是对《创业史》文本生成的影响，尤其是那些相关的特殊的文本意涵和叙事策略，都可以说是其双重身份意识的产物。那么，柳青究竟要推动什么样的工作与生活？或者说他希望达成何种工作目标？《创业史》中的一位重要人物县委副书记杨国华的一段话，表达了革命者的思想动机：“需要我们大胆而又谨慎，做几十年实际工作，来改变中国的整个政治、经济结构。”[30]这固然是乡村社会治理主体对时代主题的积极回应，也是一种远大理想、崇高情怀的“日常实用”，它同时仍然是现代革命群体理想的当代呈现，也正是柳青所要表达的新的使命自觉。在这一思路下，我们看到双重身份意识塑造了《创业史》与众不同的叙事重心以及文本的复调形态。
历来论者几乎都是从重大题材的视角，来阐述《创业史》的文学史意义。进入21世纪以后，韩毓海教授添加了“现代”的价值维度，他认为《创业史》恰恰是因为抓住了或者表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国家所推进的全面改造“这一根本性变革，才成为一部具有现代标志性的作品”[31]。这提升了对《创业史》的价值判断，但仍然隐含了从国家（政治）到文学的价值认定逻辑，以及一种隐含的题材决定论。《创业史》写重大题材，只能视为革命作家的宏大关怀的产物，关键还要看他如何确定自己的叙事重心，如何建立独特的文本世界。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柳青把制度的变革及其行动主体——农民的心态与行动作为叙事重心的策略。赵树理《三里湾》选择的是以先进人物带动作为叙事策略，周立波《山乡巨变》选择的是领导干部引领的叙事策略，二者都可以视为具体工作策略的视角。但以制度兴变及其行动主体（农民）作为叙事重心，却是更为直接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实践论，是根本上的唯物论和群众史观。柳青坦言《创业史》“就是写这个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的诞生的”，他把所有制变革与农村社会秩序、伦理道德、思想观念的重建都置于一个进步的叙事框架——“写社会主义思想如何战胜资本主义自发思想，集体所有制如何战胜个体所有制、农民的小私有制”[32]，从而形塑农民作为全新的社会主体的意义。蛤蟆滩人民获得政治、物质和精神的解放，他们开创了属于自己的新生活，主导着农村社会的改造和发展，成为精神焕然一新的社会新人。柳青《创业史》的深刻性在于以人民为本位，却没有“人民崇拜”意识，他没有抽象化、概念化地理解人民，而是具体地、历史地理解人民。《创业史》的文本形成了一个复调结构：一方面，“蛤蟆滩过去没有影响的人有影响了，过去有影响的人没有影响了。旧的让位了，新的占领了历史舞台”[33]；另一方面，那些旧的人物如代表主任郭振山、郭世富、富农姚士杰、痞子白占魁等，甚至不够积极的老农民梁三老汉、王二直杠、年轻妇女改霞、素芳等一干人物，又活动在字里行间挥之不去，他们接受农村社会变革的洗礼，最后都成为新集体的有机分子，他们虽不是时代的主流，但并不外在于时代，他们的人生轨迹和故事都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
《创业史》对农村社会治理主体的精彩描写和富有深度的探索，是柳青的双重身份意识的又一重要结晶。久在农村基层管理岗位上，柳青看到了农村改造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基层社会治理主体——基层领导干部，他们不仅是国家政策的执行者，也是农村工作的决策者，他们的政治觉悟、理论水平、工作作风和实际能力，实际上决定着农村改造发展事业的成败。程凯研究了柳青的创作动机，他提出，“柳青的人物塑造、情节构造很大程度上渗透着他作为一个深度参与合作化运动的政治工作者对于合作化运动需要什么样的人的理解，需要什么样的政治思想工作的理解”[34]。这是一个很敏锐的发现，揭示了柳青精心刻画农村基层干部群像的思想底蕴。在柳青看来，真正的进步作家“他们的光荣任务是努力通过尽可能生动、 尽可能美好、尽可能感人的形象，把他经过社会实践获得的知识和理想传达给人民，帮助人民和祖国达到更高的境界”[35]。柳青以自己的阅历，看到了在农村改造发展中领导干部的重要性，也看到了一些领导干部的素质作风与伟大事业之间的距离。因此，他首先塑造了一批优秀的农村基层干部，包括县委副书记杨国华、农业互助合作化带头人梁生宝、黄堡区委书记王佐民、县团委副书记王亚梅、农业技术员韩培生等，他们心怀群众，严于律己，忘我工作，从实际出发，尊重群众的历史主体性，重视群众的利益与诉求，善于倾听群众的心声，乐于和群众打成一片，他们是人民的真正的“自己人”“代言人”和“引路人”；同时，作品还刻画了一批需要改变和提高的干部，包括县委书记陶宽、下堡乡乡长樊富泰、县委农村工作部干事魏奋、下堡村代表主任郭振山等，他们有更多个人的考虑，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主观片面，独断专行，甚至要求群众要有感恩思想，他们是革命事业进程中正在滋长的官僚主义典型。两组对照性很强的领导干部群体形象的刻画，是柳青观察和思考的结果，体现了作家以文学来辅翼干部教育工作的良苦用心。
解放战争时期，柳青从东北返回陕西途经冀东，发现一个地方土改发生偏差，一个只有四十八户人家的村子定出四十五六家地主富农，柳青发现问题当即和地方联系，参加土改纠偏工作，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最后这个村子只有两户定为地主，此后在激烈的军事斗争中，这个村子没有一户投向国民党。[36]这段经历并不见于柳青自己的著作，但从中可以清晰地看见柳青所固有的作为领导干部和革命作家的责任心和使命感。事实上，对政策适应性的思考和反馈，一直是解放区文学“十七年”文学的一个颇为重要的思想内涵。特殊的经历和身份，决定了柳青、丁玲、赵树理、孙犁等这些资深革命作家和领导干部，有着强烈的立法人意识。一方面，他们深入实际，参与或领导基层工作，推动党和国家政策的贯彻和实施；另一方面，他们还是基层工作情况的采集者、报送人，甚至还是基层工作的纠偏人，他们的作品往往与他们的工作一样，有着同样的底蕴和作用。[37]柳青敏锐地感觉到合作化推进过快的局限，《创业史》文本中关于初级社建社过程中的曲折磨合，寓含着当时对“小脚女人”的批判所掀起合作化高潮的跃进行动带来的不适。他没有简单地化约政策视野下的问题和矛盾，甚至自觉地调整原来的创作计划——最初计划写出农业合作化的全部过程，但在经历“大跃进”的失败之后，柳青坚决放弃了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写作构思，后来把高级社时期的写作也放弃了，收缩到初级社为止。柳青的抉择，表现出一名领导干部和革命作家面对复杂现实问题时所应有的原则性以及实事求是、独立思考的精神。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到，柳青的双重身份意识实质上是一种更高的使命意识和岗位意识。对照之下，浩然及其《艳阳天》的局限性就非常明显。
四、“人”“文”合一及独创性的艺境追求
柳青的文学理想、人生观念和身份意识，都指向一种崇高的文学人生境界。他自觉将自己的文学生命融入国家与人民的整体事业当中，个人与社会、文学与人生合二为一，形成一种浑然一体的行动理念。柳青说：“要想写出一部好的作品，创造出伟大、崇高的人物形象，作者自己的思想就必须是崇高的。没有崇高的思想，要创造出伟大、崇高的人物形象，创作出好的作品，那是不可能的。”[38]“人”“文”合一的文学理念，也是很多革命作家共同的品质，甚至可以说是革命作家的群体特征，但在“人”与“文”这两个具体方面的建构品质并不一样，二者之间能否和谐统一也有差异，能否转化为一种具有强大生命力和感召力的文学创作，还要依赖于作家对文学独创性的追求，或者说，只有在文学的独创性追求中才能完成“人”“文”合一，才能更好地呈现作家的心志。
柳青对文学的独创性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认为文学的独创性来源于独创精神。在高度强调集体意识的革命语境中，柳青是较少的主张作家要有独创精神的人：“一定要培养独创精神。从一开始就培养这种精神。面对一种题材，反复地研究，创造出你自己处理这种题材的方法”；“作家要使读者信服的，首先是实事求是的精神。”[39]他认为作家应当尽一切力量，把自己的特点认识清楚，尽力把它发挥出来，形成独特的文学个性。[40]他批评那些平庸的创作、虚构编造的作品，认为那是一种沉重的负担，让人感到厌倦。[41]这种把文学的独创性与思想上的独立思考、工作中的实事求是精神、创作中的个性追求统一起来的思想，显示出他对文学规律的深入洞察，也透露了他自己的行动理念。《创业史》第一部问世后，严家炎先生对作品的独创性进行了精细地剖析。[42]这些富有睿见卓识的分析，相对集中于作品的文本内涵的透视方面。本文想进一步讨论几个与《创业史》主题建构、认知路径和人物呈现相关的方法论方面的问题，以期拓展对柳青文学行动理念和独创性的认知。
“十七年”文学强调对时代本质的把握，把握的方式并没有定规定则，但能够像《创业史》这样把本质性把握和整体性把握统一起来的作品却非常少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到十年时间，农村社会相继完成土改、互助合作化、“大跃进”、人民公社等一系列重大变革，这一时期文学充满了对社会急剧变革的书写，力图抓住重大主题的作家不乏其人，但绝大多数都是集中于某一运动、某一政策或者某一阶段，后来的文学史研究普遍认为其中图解居多，能够真正把握时代本质的寥寥无几，能够把握这一时期社会变迁整体的唯有《创业史》。那么柳青是如何完成本质性和整体性把握的呢？这就不能不注意在“十七年”作家中，柳青在时代意识之外所独有的历史意识和问题意识。在写合作化的作品中，柳青是唯一带着问题来思考和写作的：“《创业史》这部小说要向读者回答的是：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么样进行的。”[43]这是一个现实问题，也是一个历史问题，既是本质追问，又是历史自觉，只有抓住本质、把握整体才能做出回答。在柳青的思考中，这个本质就是社会制度，“我写这本书就是写这个制度的新生活”[44]；这个整体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社会的整体生活，特别是农村社会的整体风貌：新的社会组织、新的劳动形态、新的日常生活、新的人生观念、新的社会关系、新的思想感情、新的社会人物，以及在此之前的历史状态、在此之后通往的未来。因此，这是一个极为丰富而宏阔的社会生活整体，时代本质的巨大变化既呈现在社会的方方面面，又显示为一条整体的改造与进步的主线。作品的结构有一种空间与时间的开放性和延伸性，向前可以看到土改以及民国时期的情况，向后也可以窥测“大跃进”的端倪，向上可以看到政策制定者的思虑和引领，向下可以看到芸芸众生的激情与奔赴。所以，洪子诚先生说柳青“具有更大的概括‘时代精神’和‘历史本质’的雄心”[45]，一些研究者则认为《创业史》“气势最为壮阔，命题最为深远”[46]。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创业史》具有同一时期其他作品所没有的时代品质、国家气象，而不仅仅是乡土气息。
此外，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认知路径。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经济是最根本的决定因素。随着生活阅历的加厚和马克思主义素养的不断提升，《创业史》时期的柳青已经扬弃了《种谷记》时期从政策来理解与判断社会生活的缺陷[47]，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认知路线有着极为深刻的体认，他从当代农村的经济事实（经济贫困及其带来的精神贫困）而不是从阶级矛盾冲突的角度，来揭示农村改造发展的必要性和艰巨性。作家通过对农民衣食住行的描写，正面反映了当时广大农村的贫困与落后：蛤蟆滩大多数农民居所破败，长期缺衣少食，生产效率低下，医疗卫生严重匮乏，文化和科技几为空白。作家在描写农民的善良、勤劳、节俭、坚韧等美好人性的同时，也透视了他们精神世界的惰性与贫困。有研究者在对那些“中间人物”的人生命运的再现与性格发掘中，看到了作家实际上仍然保持了一种经济的视角，并把它概括为中间人物的中间性“基本上都是围绕‘物质'展开的”[48]。由于时代语境的转换，这样的文本在当时极为少见。柳青以资深革命者的使命感和责任心，遵循历史唯物主义认知路线，直视农民的经济贫困是精神贫困的根源，精神的贫困同样是现代化的重要障碍，同样是农村社会改造的重要内涵。作品因而客观呈现与阐释了当时农村的状况、关系和结构：蛤蟆滩穷得连一个地主都没有（因为贫穷，财富无法集中）；蛤蟆滩的，贫苦农民相濡以沫，在互助合作化道路上有分歧有冲突，但都是乡场上的“风波”，一些思想不通的或者摇摆的农民把合栏的牛拉回去了，甚至不顾恤畜力坐合作社的马车回家……热爱集体有奉献精神的新人梁生宝、老万们在反贫困、创造新生活的艰苦奋斗中成长。一些学者甚至注意到，柳青已经意识到阶级的“可上可下的流动性”[49]；“大量不同政治光谱的农民形象”“大量非常现实主义的乡村描写”，“给我们保留了一份文学版的50年代中国农村实录”。[50]这是历史唯物主义认知的结晶，是《创业史》能够超越同质化从而形成独创性的根本原因。
重新定位和书写农村人物，是《创业史》独创性的另一个极为重要的展开。柳青多次谈到反对向壁虚构，他始终把生活视为作家的第一所学校，只有生活的修养到家了，才能进行文学创作。柳青长期的农村基层生活经历，给予他对农村社会的深刻理解和深沉感受，《创业史》因而能够突破当时阶级斗争论、矛盾冲突论带来的认识壁垒和创作范式，坚持从生活的本来面目出发，来书写农村社会、形绘本色人物，完成对农村人物的重新定位。这个重新定位既是群体性的，又是个体性的，都有着真实的活跃的生命生活状态。《创业史》的农村新人群体、干部群体、女性群体、落后群体各有经历，也各有个性，各有期待，柳青的卓越之处在于，在这些个性化的多样性的存在背后，发现并展现了他们普遍的强烈的心灵愿景，这就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是衣食住行和居家日用方面的满足感和幸福感。这不仅是农村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现实理据，而且也是农村改造变革之路上能够化解矛盾、统一分歧、殊途同归的根本原因。在《创业史》问世之前，不少作家创作了一些重大现实题材作品，但不免常常怀揣不切实际的宏大话语，把生活在黄土地上的农民想象成不食人间烟火的理论家，又常常带着战争年代的斗争思维，把诸多农村人物定位在子虚乌有的思想认识分歧与阶级冲突之中，因而不仅超越了普通农民的生活环境与知识状况，也违背了客观真实，形成了一种文学偏见。坚持写生活的柳青果断地、坚决地拉回了文学的视线，将其拉回到日常生活，重新定位了农村社会和农村人物。正是因为作品精确地抓住了当代中国农民精神的最大公约数——也是当代中国社会最大的发展主题，因而《创业史》能够把简单朴实的创业故事写得令人心潮澎湃，把每一个无奇可述的普通人生都能写得摇曳多姿，直到今天还能激起读者心中的涟漪。
此外，《创业史》的结构和布局也是非常独特的。柳青原计划把《创业史》写成四部，这一体式构思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一致。《创业史》的开篇“题叙”落笔也几乎和《静静的顿河》一样，以宏阔的视野、粗犷的笔法刷开历史与现实的空间，颇具史诗气魄，可见柳青学习借鉴的深入与踵武前贤的心思。作品选择的篇章结构也完全不同于当时文坛常见的线性叙述体的直观模式，而是以人物、场景为中心，每一章以人物为中心，心理描写与故事叙述交叉进行，整体事件情节又前后关联承续，形成了“十七年”文学中非常独特的结构布局。在具体的人物塑造上，追求多样化个性的塑造，追求对人物心理再现的深度，讲求人物的性格逻辑及其语言特征，重视典型细节的精心刻画。这些独创性的追求及其形成的美学效果，在“十七年”文学中也是相当少见的。
柳青追求创造伟大文学作品的梦想，坚持做群众的自己人和生活的普通人，坚持更高的使命感和岗位意识，坚持人文合一和独创性的艺境追求，无疑是《创业史》得以诞生的内在根源。柳青的心志，显示出一种极为难得的强大的文学主体性。在柳青身上，我们看到作家的主体精神、革命者的人民情怀与革命事业的有机统一。这种特定的精神追求和文学理想，是“十七年”作家和文学重要的特殊性或者说特质之一，《创业史》也无疑是给“十七年”的社会历史和精神生产增添重要内涵和品质的文学创造。但是无论柳青多么自觉真诚地追求创作伟大作品，追求独创的超凡的文学表达能力，追求创造一种能够媲美他所景仰的托尔斯泰或者肖洛霍夫的文学叙事与长篇建构，他都难以超克时代的知识状况及作家自身固有的局限[51]，也就难以形成更为宽阔的世界性思想视野。他的某些囿于时势的自觉不自觉的修改，虽然无关宏雅，但仍然体现了一种时代沧桑和大众精神实践。“文学柳青”与“政治柳青”[52]成为一种当代合题，呈现的是理想时代的深厚激情和崇高追求，当学者们从这里解读柳青和《创业史》，“十七年”文学的整体性品质和作家的群体追求也就成为一种带有强烈的时代精神气质的存在，而那些深蕴其中的曾经为时代进步和社会发展所提供的动力与探索的激情、那些重大的独创性追求和文学突破可能也就难以发现。重观柳青心志，我们恰恰能够发现那些被长期忽略甚至误读的极为重要的历史与精神存在，那些至今还可以给予我们丰富而深刻启示的重要思想、观念和方法。
《创业史》没有写出合作化运动的终局图景，也没有展开互助合作化运动之外的更为广阔的时代空间，局部上对一些烦琐细节的执着，导致了小说的美学空间还不够辽远深广，但它仍在我们的文学期待之中，为我们提供了合理判断与原初记忆，仍然是当代不可多得的文学精品。陈忠实说：“我们起码可以看到，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柳青如何以超凡出众之思想深度和艺术功力，完成了一次艺术高峰的创造。这是同代人努力在做而没有做到的，柳青做到了。”[53]理解《创业史》，也即是理解柳青，人与文学的合辙分析也就成为一种必然路径，通过这条路径我们不仅可以更真切观察柳青的行动和思想，还可以更深入发现一个时代所曾有过的重要经验。
注释：
[1][美]C.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李康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95页。
[2]本处所指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5月出版的《柳青文集》四卷本。另有1991年5月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柳青文集》上、下两卷本，该版印数较少，学界很少关注。
[3]唐小兵：《我们怎样想象历史（代导言）》，《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增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7页。
[4]柳青在初中的时候就开始阅读当时外国人在中国办的英文报刊《字林西报》，阅读大量的包括俄苏文学在内的翻译文学名著和新文学作品，后来又以优异成绩考入西安中学，仍然保持着对文学的痴迷。他作为学生中的活跃人物，发表作品，主持救亡刊物的编辑工作，显示出与众不同的才干。但柳青晚年对女儿刘可风说：“论文学才能，我是个中等材料，全靠自己认真生活，刻苦学习和创作才写出这点东西。”参见刘可风：《柳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69页。
[5]参见刘雪苇：《读种谷记》，《论文学的工农兵方向》，光华书店1948年版。
[6]柳青：《〈地雷〉再版前记》，转引自《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柳青专集》，山东大学中文系1979年编印，第77页。
[7]《种谷记座谈会》，《小说》1950年第3期。
[8][16][24][36]刘可风：《柳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04页、61页、226页、92—93页。
[9][18]柳青：《毛泽东思想教育着我》，《人民日报》1951年9月10日。
[10]柳青：《美学笔记》，《柳青文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99页。与柳青关系密切的编辑王维玲也谈到柳青对古今中外文学大师的景仰，参见王维玲：《岁月传真——我和当代作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页。
[11]当时柳青与作家马加交谈时谈到后半生计划写两部作品，一部是即将开始的农村社会主义改造，一部是关于刚刚过去的战争。刘可风：《柳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10页。
[12][32][33][44]柳青：《在陕西省出版局召开的业余作者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七三年二月二十七日下午），《延河》1979年第6期。
[13][39]柳青：《生活是创作的基础——在延河编辑部召开的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的发言（录音）》，《延河》1978年5月号。
[14]阎纲：《四访柳青》，《当代》1979年第2期。
[15]贾平凹：《学习柳青》，《文艺报》2019年12月30日。
[17]柳青：《转弯路上》，《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新华书店1950年版，第417—418页。
[19]吴进：《柳青与革命文体的生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7期。
[20]柳青：《创业史》（第一部），中国青年出版社2021年版，第482、483页。
[21]郜元宝：《千古一哭有素芳——读〈创业史〉札记》，《文艺争鸣》2018年第8期。
[22]柳青定出一个“三不”政策——不接受采访、不拍照、不做经验介绍。参见刘可风：《柳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26页。
[23]柳青：《三愿》，《陕西日报》1961年7月3日。
[25]张定亚、程思炎：《典型励我赴征程——记柳青在五十年代初的两次谈话》，人文杂志编辑部、陕西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合编：《柳青纪念文集》（人文杂志丛刊第1辑），陕西省新华书店1983年发行，第106—107页。
[26]孟维刚 ：《神禾原畔忆柳青》，周敏主编、政协陕西省 委员会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陕西文史资料》（第 34 辑）， 三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239 页。
[27]李若冰：《柳青是个大写的人》，人文杂志编辑部、陕西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合编：《柳青纪念文集》（人文杂志丛刊第1辑），陕西省新华书店1983年发行，第10页。
[28]《创业史》问世后，就有不少人认为是“农村工作指南”。图书付印前，柳青提议出两种版本，“为农村干部着想，一种小32开本，定价低，也便于携带”。见刘可风：《柳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86页。阎纲的文章写道：“据我所知，不少有文化的农村干部，把《创业史》当成了他们的工作手册，尤其是在陕西。他们在《创业史》里学习党的农村政策，学习公道、积极、实干苦干的精神，学习怎样耐心地、细致地、实事求是地对农民进行教育的方法。”参见阎纲：《四访柳青》，《当代》1979年第2期。
[29]林默涵 ：《忆柳青同志》，周敏主编、政协陕西省委员会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 ：《陕西文史资料》（第 34 辑），三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269 页。
[30]柳青：《创业史》（第二部），中国青年出版社2021年版，第633页。
[31]韩毓海：《春风到处说柳青——再读〈创业史〉》，《天涯》2007年第3期。
[34]程凯发言，收入《集体化时期中国乡村社会研究》一文，《开放时代》2017年第5期。
[35]蒙万夫等编：《柳青写作生涯》，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98页。
[37]郑纳新：《社会变革重建中的他者与内部性问题——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李子俊女人形象》，《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1期。
[38]转引自张定亚、程思炎：《典型励我赴征程——记柳青在五十年代初的两次谈话》，人文杂志编辑部、陕西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合编：《柳青纪念文集》（人文杂志丛刊第1辑），陕西省新华书店1983年发行，第100页。
[40]参见李专一、荣一岚：《忆柳青关于风格与人品的一次谈话》，人文杂志编辑部、陕西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合编：《柳青纪念文集》（人文杂志丛刊第1辑），陕西省新华书店1983年发行，第110页。
[41]王维玲：《拾忆集》，中国青年出版社2021年版，第142页。
[42]《创业史》第一部问世后严家炎先生发表4篇文章对该作进行分析和评论，分别是：《〈创业史〉第一部的突出成就》，《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1961年第3期；《谈〈创业史〉中的梁三老汉的形象》，《文学评论》1961年第3期；《关于梁生宝形象》，《文学评论》1963年第3期；《梁生宝形象和新英雄人物创造问题》，《文学评论》1964年第4期。
[43]柳青：《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延河》1963年第8期。
[45]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02页。
[46]周燕芬、杨东霞：《〈创业史〉:复杂、深厚的文本》，《西安联合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
[47]参见罗琳：《互助合作实践的理想建构 柳青小说〈种谷记〉的社会学解读》，《社会》2013年第6期。
[48]李蓉：《“十七年文学”（1949-1966）的身体阐释》，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96页。
[49]解志熙：《一卷难忘唯此书——〈创业史〉第一部叙事的真善美问题》，《文艺争鸣》2018年第4期。
[50]许子东：《重读20世纪中国小说》，上海三联书店2021年版，第454页。
[51]柳青晚年与林默涵相见都感叹“我们读的书太少太少”。参见邢小利：《柳青晚年的读书与反思》，午埂、邢小利、董颖夫编：《柳青研究文集》，西安出版社2016年版，第338页。
[52]参见赵学勇、王桂禄：《经典的剥蚀：“柳青现象”的文学史叙事及反思》，《当代文坛》2011年第4期。
[53]陈忠实：《柳青创造了一个高峰》，《陈忠实文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8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