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随着近年来人类进入数智时代，阅读行为与观念也在经历着由技术、社会及教育范式共同驱动的深刻变革。值此之际，本文梳理了1990到2025这35年间，国外阅读学研究的新进展与新贡献，选取并解读了社会文化、阅读教育与数字阅读三大领域的十二部国外关键著作。通过梳理其学术脉络，剖析其核心贡献，探究其内在的理论关联，旨在描绘20世纪90年代至今西方阅读学研究从关注个体认知走向拥抱社会实践、从强调技能训练走向重视动机与实证、从媒介优劣之辩走向寻求人机共生的演进图景。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实施背景与国民阅读现状，试图探讨这些前沿理论成果对于我国构建书香社会、深化全民阅读工作的具体启示。

一、十二部国外阅读学专著纵览与解读

自20世纪阅读理论完成从“解码导向”到“交互整合”的认知主义转向后，21世纪的阅读研究并未停留在对个体心智模型的精细打磨上。相反，在社会学、教育学和媒介研究等多学科力量的推动下，研究焦点发生了显著的转向：阅读的社会属性、教育实效性与媒介复杂性成为了新的学术增长点。过去35年的学术成果，尤其是以下12部专著，清晰地标示了这一宏大转型的具体路径与核心关切。这12部著作均由全球学术出版界的顶级出版社出版，无论是劳特利奇出版社（Routledge）、耶鲁大学出版社（Yale University Press）、芝加哥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还是牛津大学出版社（Oxford University Press），均可代表各自学科领域的最高学术标准，在国际学术界拥有极高的认可度和影响力。

（一）社会文化类阅读学专著：从个体心智走向广阔世界

20世纪末兴起的新读写素养研究（New Literacy Studies）为21世纪的社会文化转向奠定了基石。布莱恩·斯特里特（Brian Street）等人率先挑战了将读写能力视为普适、中立技能的“自主模式”（autonomous model），强调其作为一种“社会实践”（social practice）的本质，始终嵌入在具体的文化情境与权力关系中。进入新世纪，这一思想继续深化，并与历史学、社会学等领域交融，以下5部专著是这一趋势的集中体现。

詹姆斯·保罗·吉（James Paul Gee）在1990年初版并于2015年更新至第五版的《社会语言学与读写素养：话语中的意识形态》（Social Linguistics and Literacies: Ideology in Discourses）及布莱恩·斯特里特（Brian V. Street）初版于1995年且再版于2014年的《社会读写素养：在发展、民族志与教育中培养读写素养的关键方法》（Social Literacies: Critical Approaches to Literacy in Development, Ethnography and Education），共同构成了这一领域的理论双璧。斯特里特的著作重申并深化了他的“意识形态读写观”（Ideological Model of Literacy），批判将读写能力简化为技术工具并强加于发展中国家的文化霸权。吉则进一步完善极具影响力的“话语”（Discourses）理论，指出读写能力的获取本质上是构建如科学家、律师、游戏玩家等特定社会群体身份认同的过程，阅读不仅仅局限于字面意思，更是学会在特定社群中像“自己人”一样思考、言说和行动的关键。

针对特定族群的阅读学研究在新世纪以来多元绽放。2001年，历史学家乔纳森·罗斯（Jonathan Rose）在里程碑式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的思想生活》（The Intellectual Life of the British Working Classes）中，通过对“来自底层”的自传、图书馆记录等史料的分析，颠覆了传统精英视角的文化史。该书指出，对于19至20世纪的英国工人而言，阅读远非被动的消遣，而是实现自我教育、阶层跃升和政治觉醒的核心途径。该书的巨大贡献在于，它将阅读从抽象的认知活动还原为充满能动性与抗争性的历史实践，揭示了普通人在资源匮乏的条件下，如何利用阅读来构建个人尊严与集体认同，其社会影响深远，至今仍是大众阅读史的必读之作。

两年后，社会学家伊丽莎白·朗（Elizabeth Long）所著《读书会：女性与日常阅读的功用》（Book Clubs: Women and the Uses of Reading in Everyday Life），则将焦点从历史拉回到当代美国社会。通过对女性读书会的民族志研究，朗发现阅读在当代社会中扮演着重要的社交媒介功能。在读书会这一“半公共”空间里，女性成员不仅分享对文本的理解，更在交流中实现着协商身份认同、建立情感支持网络、探讨公共议题等多重功能。此书的学术价值在于，它将阅读研究从关注“读者与文本”的二元关系，拓展至“读者-文本-社群”的三维框架，有力地说明了阅读的意义是在社会互动中被共同建构的，而非个体独立完成的。

2006年，作家弗朗辛·普罗斯（Francine Prose）的《像作家一样阅读：热爱读书且有志写作者指南》（Reading Like a Writer: A Guide for People Who Love Books and for Those Who Want to Write Them）向大众提供了独特的实践者视角。她倡导一种“慢阅读”和“技艺阅读”，即像学徒揣摩大师作品一样，逐字逐句地分析经典文本的结构、节奏与词语选择。这本书的核心贡献在于，它将阅读与写作紧密地捆绑在一起，视阅读为通向精湛写作的必由之路。它超越了一般的阅读欣赏，将读者提升到“创作者伙伴”的高度，这种视角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深度阅读”内涵的理解，并对创意写作教育产生了广泛影响。

以上5部专著共同谱写了20世纪90年代至今阅读学社会文化研究的交响曲。吉和斯特里特的著作提供了高屋建瓴的理论框架，前者以“话语”为分析工具，后者以“意识形态”为批判视角，共同将阅读的社会建构性与政治性提升到核心位置；罗斯与朗的著作则分别为这一理论框架注入了历史与当代的实证血肉，《英国工人阶级的思想生活》以宏大的历史叙事，展示了阅读作为阶级赋权工具的真实力量，是对斯特里特“意识形态”观点的历史回应；《读书会：女性与日常阅读的功用》则通过微观的民族志，揭示了当代社群如何通过阅读实践来建构身份与社会资本，这正是吉“话语”理论在日常生活中的生动体现；在此基础上，普罗斯的《像作家一样阅读》虽然看似聚焦个人技艺，但其本质上倡导的是进入“作家”这一特定社群的“话语”实践，是从内部视角丰富了吉的理论，更是对阅读与写作这两个密不可分的领域所进行的系统性学术关联研究。

在我们看来，上述专著的集体贡献在于，它们彻底地将阅读研究从象牙塔中的认知心理学实验室，解放到广阔的社会历史舞台之上。它们共同论证了：阅读不是一项孤立、统一的认知技能，而是一系列多样化、情境化、被社会所塑造的实践活动。这一范式转变为阅读研究开辟了全新的疆域，促使学者们不再仅仅追问“大脑如何阅读”，而是更多地关注“人们为何阅读、与谁共读、阅读带来了什么社会后果”等更深层的问题。

（二）阅读教育类专著：从技能之争走向科学与人文的融合

脱胎于20世纪行为主义与认知主义的交锋，尤其是在自然拼读法与整体语言法的“阅读战争”之后，21世纪的阅读教育研究转向了更为综合与务实的道路，致力于弥合理论与实践的鸿沟。研究者们不再执着于单一教学法的优劣，而是开始整合认知科学的最新发现、关注学习者的情感与动机，并为一线教育者提供基于证据的解决方案。以下4部专著是这一趋势的杰出代表。

凯琳·比尔斯（Kylene Beers）在2002年出版的《当孩子无法阅读时：教师该做什么》（When Kids Can't Read: What Teachers Can Do）是一部极具影响力的实践指南。该书直面一个棘手的教育难题：那些已经过了早期阅读启蒙阶段、但在中学阶段依旧挣扎于阅读理解的青少年，怎样让他们“可以”阅读。比尔斯没有提供一刀切的药方，而是基于大量课堂观察，总结了一系列具体的诊断工具和教学策略，如标注文本（Annotating Texts）、提问作者（Questioning the Author）等，帮助教师识别学生阅读困难的根源并提供针对性支持。该书的重大贡献在于其高度的实践性和同理心，它没有将阅读困难进行污名化，而是赋予教师以切实可行的赋能工具，对美国乃至全球的中学阅读教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教育心理学、阅读动机领域知名学者艾伦·威格菲尔德于2004年出版著作《阅读理解动机激励》（Motivating Reading Comprehension），该书系统介绍了“概念导向阅读教学”（CORI）模型，其核心观点是：学生的阅读动机与阅读理解能力同等重要，二者相辅相成，通过创设真实有趣的学习任务、提供丰富的多媒体资源、强调学生自主选择和团队协作，将阅读技能训练融入引人入胜的主题探究中。这部专著的学术贡献在于，它首次将自我决定理论、期望价值理论等动机心理学的成果与阅读教学法进行了系统性整合，并通过实证研究证明了这种整合的有效性。它标志着阅读教育研究从单纯的“认知-技能”模型，向“认知-动机-情感”三位一体的综合模型迈出了关键一步。

2012年，凯特·帕尔（Kate Pahl）与詹妮弗·罗塞尔（Jennifer Rowsell）合著《读写与教育：理解课堂中的新读写素养研究》（Literacy and Education: Understanding the New Literacy Studies in the Classroom）系统地将新读写素养研究的理论成果转化为教师可操作的教学理念，是本世纪对新读写素养研究与阅读教育实践相结合的集成之作。该作强调，学生在家庭、社区中形成的“地方性读写实践”（local literacies）应被视为宝贵的教育资源，而非与学校“官方读写能力”（official literacy）相对立的障碍。该书成功地在宏大理论与微观课堂实践之间架起了桥梁，引入了多模态（multimodality）等概念，主张教育者应帮助学生驾驭包括图像、声音在内的多种符号系统，并通过阅读方式的更新将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在新读写素养的培育协同中有机统一起来。

到了2015年，认知科学家丹尼尔·T.威林厄姆（Daniel T. Willingham）出版了《培养爱阅读的孩子：家长和老师能做什么》（Raising kids who read: what parents and teachers can do）。这本书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成功地扮演了“翻译者”的角色，将复杂的认知科学研究成果，转化为家长和教师能够理解并轻松实践的日常建议。威林厄姆用清晰的语言解释了阅读过程的三个关键要素：解码的流畅性、词汇的广度以及至关重要的背景知识。他有力地论证了，丰富的背景知识是实现深度阅读理解的基石。该书的巨大社会效益在于，它破除了许多关于阅读培养的迷思——如越早学越好，取而代之的是为家庭和学校提供了“做什么”和“为什么这么做”的科学依据，成为连接阅读科学与大众实践的典范之作。

上述4部著作从不同层面共同构建了21世纪科学与人文相融合的阅读教育新图景。比尔斯的《当孩子无法阅读时》代表“临床干预”视角，关注阅读系统失灵时的诊断与修复，体现教育的人文关怀与实践智慧；威格菲尔德的《阅读理解动机激励》代表“动机驱动”视角，强调阅读的内在乐趣和意义感是驱动持续学习的燃料，为阅读教育注入了浓厚的人本主义色彩；帕尔与罗塞尔的《读写与教育》扮演“转化者”角色，关键是将前述社会文化类阅读学专著中有关阅读的社会性、情境性、多模态性的诸多理论洞见系统地引入教育场域，探讨如何在多元社会中培养能有效运用读写能力的下一代。而威林厄姆的《培养爱阅读的孩子》则代表了“科学普及”视角，他以认知科学的严谨证据为基础，为前两种视角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解释了“为什么某些策略有效”以及“动机如何影响认知过程”。

可以说，上述著作形成了“诊断-驱动-释理”的互补关系。教师可以借助比尔斯的策略帮助困难学生扫清障碍，通过威格菲尔德的理念点燃学生的阅读热情，并以威林厄姆的科学原理理解为何背景知识的积累和解码的自动化如此重要。它们共同推动阅读教育超越了20世纪的教学法之争，进入一个更加成熟、全面、以证据为基础的时代。其综合影响是，促使教育界认识到培养一个成功的读者，不仅需要教授其解码的“术”，更要点燃其探索世界的“心”，并遵循其认知发展的“道”。

（三）数字阅读类专著：在分心时代重思阅读的价值与未来

数字技术的指数级发展是21世纪最深刻的社会变革之一，它也从根本上重塑了我们的读写环境，屏幕阅读的普及引发了广泛的讨论乃至焦虑。早期的研究往往陷入纸质优于数字或反之的二元对立。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开始超越这种简单的优劣之辩，转而从媒介史、认知心理和人文哲思等多个维度，对数字时代的阅读行为及其后果进行更具深度的纵深探讨。以下3部著作为这方面的代表作。

艾伦·雅各布斯（Alan Jacobs）在2011年出版的《阅读的乐趣》（The Pleasures of Reading in an Age of Distraction），以一种人文主义的沉思，为这场讨论定下了深刻的基调。本书并非持有一种技术悲观论，但其中敏锐地指出数字环境的持续走神（continuous partial attention）正在侵蚀人们沉浸式、线性深度阅读的能力。雅各布斯倡导一种“随兴”（Whim）的阅读态度，即跟随个人兴趣进行自由、不受功利目的驱动的阅读，以此作为对抗信息过载和算法推荐的解毒剂。这本书的贡献不在于提供了实证数据，而在于它以充满智慧和感性的笔触，捍卫了深度阅读作为一种精神实践的价值，提醒我们在追求效率的时代，不要遗忘阅读带来的纯粹乐趣与心智宁静。

次年，安德鲁·派珀（Andrew Piper）的《书犹在：电子时代的阅读》（Book Was There: Reading in Electronic Times）为这场讨论拓展了媒介研究的理论深度。派珀将目光投向阅读的“物质性”（materiality），他认为，无论是莎草纸、羊皮卷，还是纸质书、电子屏，阅读的载体从来都不是中性的，它们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阅读体验和认知方式。例如，纸质书的物理形态，翻页、触感、空间感等，有助于我们形成对文本整体的“心智地图”，而屏幕的流动性和超链接特性则鼓励非线性的、碎片化的浏览。派珀没有简单地评判优劣，而是通过丰富的历史与文学案例分析，揭示了不同媒介的可供性（affordance）。他的核心贡献在于，将当下的数字阅读置于漫长的媒介演变史中，促使我们思考如何有意识地选择和使用媒介，以匹配不同的阅读目的。

近十年后，娜奥米·巴伦（Naomi S. Baron）在2021年推出的集大成之作《我们现在如何阅读》（How We Read Now），为前述的人文反思与理论探讨提供了坚实的实证基础。作为语言学家，巴伦在本世纪前20年间持续追踪全球大学生的阅读习惯，通过大规模的跨国问卷调查系统地记录了阅读行为的代际变迁。数据显示，学生们承认在屏幕上阅读时更容易分心和浏览，绝大多数人认为纸质载体能更好地帮助自己保持专注和进行记忆，因而在进行严肃学习时仍然偏爱纸质书。巴伦的著作以海量数据证实了派珀关于媒介物质性影响认知的观点，也回应了雅各布斯对分心时代的忧虑。其关键贡献在于，它用实证科学的方法，清晰地勾勒出数字时代阅读的“双轨制”现实：屏幕用于短信息的快速获取，纸本用于长文本的深度钻研。

上述3部著作构成了一个逻辑递进的分析链条，共同深化了我们对数字阅读的理解。艾伦·雅各布斯的《阅读的乐趣》扮演了“价值守望者”角色，他以人文精神发出警示，并提出“为何要捍卫深度阅读”的价值主张；派珀的《书本在此》则提供“理论分析器”，运用媒介理论解释“为什么不同媒介会带来不同体验”，将讨论从个人感受提升到学理分析的高度；最后，巴伦的《我们现在如何阅读》则充当“现实记录仪”，用大规模的实证数据描绘“当下人们的阅读行为究竟是什么样的”，为理论和思辨提供了确凿的证据。

我们认为，将三者结合起来看，就能意识到它们有力地推动了数字阅读研究超越技术决定论的窠臼，其共同的结论是，重要的不是媒介本身，而是我们使用媒介的方式以及我们所追求的阅读目标。它们的综合影响在于，为社会公众、教育者和政策制定者提供了一整套更为成熟和理性的认知框架来应对数字变革——既要拥抱数字技术带来的便利，又要清醒地认识到其局限性；既要培养学生适应多任务处理的数字素养，更要刻意地、系统地创造环境，保护和传承人类数千年来发展出的宝贵财富——深度、专注与批判性的阅读能力。

二、国外阅读学专著对我国推进全民阅读工作的启示

2026年2月1日，《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这标志着我国全民阅读工作进入了法治化、规范化的新征程。该条例明确提出要“激发公民阅读兴趣，培养公民阅读习惯，增强公民阅读能力，提升公民阅读质量”。然而，根据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的2024年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数据，我国成年国民综合阅读率虽达82.1%，但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仅为4.79本，电子书为3.52本，深度阅读推广仍任重道远。

前述12部国外专著所揭示的理论前沿，恰可为我国下一阶段的全民阅读工作提供极具价值的参照与启示。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12部专著中目前仅有2部出版了中文译本，其余均无正式引进版本。这一现状折射出我国在引进国外阅读学前沿成果方面存在显著断层，相关理论的系统译介已刻不容缓。由于缺乏权威译本，国内学者与一线教育工作者难以直接获取原著的学术精髓，严重制约了前沿理论与本土实践的深度融合。为此，亟需由高校、科研机构或专业出版社牵头，组建高水平翻译团队，开展系统性的引进与权威译介工作，以填补该领域的文献空白。

与此同时，在完整译本尚未全面问世之际，学术二次阐释与转化可作为与国际阅读学界保持同步对话的有效路径。国内学者可通过撰写深度评介论文、编译核心章节、编写配套教材或出版专题选译本等方式，对原著理论进行提炼与重构。此举不仅能够及时传播国际最新研究成果，更能通过理论的本土化调适（localization），使其更契合中国语境与教育实际，从而反哺并推动我国阅读学研究的自主创新发展。

总体而言，国外阅读学理论著作对我国全民阅读工作可以带来如下三个方面的启示。

（一）社会文化层面：从“推广阅读”走向“营造阅读生态”

上述社会文化类专著的核心启示是，阅读并非孤立的个体行为，而是深植于社会关系与文化情境的实践。这就要求我国的全民阅读工作必须实现思维上的转变：

（1）从“送书下乡”到“共建社群”：伊丽莎白·朗对读书会的研究启示我们，阅读的生命力在于交流与分享。全民阅读推广不应止于建设图书馆、推荐书单，更应大力扶持和引导各类民间阅读社群的成长，如社区读书会、工厂书友小组、线上主题共读等。让阅读自然地融入人们的社交生活，使其在归属感和成就感中，将阅读从外部任务内化为自发需求。

（2）从“精英书单”到“多元实践”：詹姆斯·保罗·吉的“话语”理论提醒我们要以更包容的心态看待当代多样的读写实践。网络文学、游戏社群讨论、视频脚本写作等，都是当代人，特别是年轻人，参与社会、建构身份的重要方式。推广工作不应简单地划定“高雅”与“通俗”的界限，而应深入这些“话语”社群，引导用户在他们感兴趣的领域内提升信息辨别、逻辑思辨和深度思考的能力。

（3）从“文化福利”到“个体赋权”：乔纳森·罗斯对英国工人阶级的历史研究雄辩地证明，阅读是普通人改变命运的有力工具。这对我国的乡村振兴和促进社会公平具有深刻启示。针对农村留守儿童、新生代农民工等群体，全民阅读工作应更侧重于提供与他们生活、职业发展密切相关的阅读资源与指导，帮助他们通过阅读获得实用技能、提升自信、更好地融入社会，实现个人价值。

（4）加强中外学术交流，引入前沿理论：包括罗斯、朗、帕尔等在内的多位学者的重要著作尚未被系统译介，这造成了国内阅读推广实践与国际前沿理论之间的脱节。应鼓励学术界和出版界加强对这类社会文化研究著作的翻译与引介，为我国全民阅读顶层设计和基层实践提供更丰富的理论滋养。

（二）阅读教育层面：

从“应试阅读”走向“终身阅读者”的培养

阅读教育类专著强调科学性、动机激发与实践策略的结合，这对于深受应试压力影响的我国阅读教育改革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1）推广基于证据的阅读科学：丹尼尔·T·威林厄姆的著作启示我们，必须向广大家长和教师大力普及阅读的认知科学原理。应通过官方渠道、公益讲座、教师培训等方式，推广关于解码、背景知识、工作记忆等核心概念的科学共识，帮助教育者和家长走出“多读书就行”的朴素认知，采取更符合儿童认知规律的科学方法进行阅读指导，尤其是加强早期阅读的科学干预。

（2）将“阅读动机”置于核心地位：艾伦·威格菲尔德的理念直指我国当前阅读教育的痛点——为考试而读导致学生普遍缺乏内在阅读兴趣。各级教育部门和学校应借鉴“概念导向阅读教学”等模式，在课程设计中增加学生自主选择权，鼓励项目式学习和跨学科阅读，将阅读与解决真实世界的问题相结合，让学生在“有用”和“有趣”中体验阅读的真正魅力。

（3）建立全学段的阅读困难支持体系：凯琳·比尔斯关注的青少年阅读困难问题在我国同样普遍存在，但尚未得到足够重视。应建立从小学到高中的阶梯式阅读困难筛查与干预机制，加强对一线教师的专业培训，使他们掌握诊断学生具体困难，并提供个性化辅导的能力，确保不让任何一个孩子因为“读不懂”而被阅读抛弃。

（4）翻译与本土化优秀实践指南：像《当孩子无法阅读时》这类极具操作性的教师手册，以及《培养爱阅读的孩子》这类面向大众的科普读物，对于赋能我国一线教师和家长具有极高的现实价值。应加快引进这类著作，并鼓励专家学者结合中国语言文化和教育情境，开发本土化的阅读教育资源与工具。

（三）数字阅读层面：

从“媒介焦虑”走向“数字智慧”的培养

面对势不可挡的数字化浪潮，数字阅读类专著的启示在于，我们应采取一种更为主动和智慧的姿态，培养国民的媒介适配性能力。

（1）倡导“媒介自觉”，超越优劣之辩：娜奥米·巴伦和安德鲁·派珀的研究告诉我们，纸质和数字媒介各有其“可供性”。全民阅读推广工作应主动承担起提升公众数字素养的责任，通过讲座、课程等形式，向公众清晰地阐释不同媒介的认知特点，引导他们根据阅读目的和文本类型来智慧地选择阅读媒介，实现“浅阅读”与“深阅读”的平衡。

（2）将“深度阅读”作为核心推广议题：在数字信息泛滥、注意力被高度稀释的今天，如艾伦·雅各布斯所呼吁的，捍卫深度阅读能力，就是捍卫我们的思考能力。全民阅读推广活动应明确地将“倡导深度阅读、回归专注沉思”作为一个核心议题。可以发起“数字休息日”“无干扰阅读一小时”等社会活动，与图书馆、书店合作设立“慢读空间”，引导公众在快节奏生活中重拾沉浸式阅读的体验。

（3）建立优质数字阅读资源的评价与推荐机制：目前市场上的数字阅读产品良莠不齐，许多产品设计本身就在鼓励碎片化浏览。政府、行业协会和研究机构应合作建立一套针对电子书、有声书、知识付费产品等多模态资源的评价标准，从内容质量、交互设计、认知负荷等多个维度进行评估，并向公众定期推荐真正有助于学习和思考的优质数字阅读产品，发挥“守门人”和“领航员”的作用。

从1990到2025年这35年间的国外阅读学研究，为我们呈现了一幅广阔、复杂而深刻的阅读图景。阅读远不止于解码文本，它关乎社会参与、身份建构、心智成长与文明传承。在我国大力推进书香社会建设的今天，系统吸收和借鉴这些前沿成果，将社会文化生态的营造、科学教育方法的普及与数字时代智慧的培养三者有机结合，必将为我国全民阅读工作的持续深化注入强大而持久的动力。

（作者郭英剑为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特聘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作者张煜焉为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在站博士后，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