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学出版社《西游记》初版“前言”的集思广益
缘起
1951年3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后，确立的出版方针是“古今中外，提高为主”。其中的“古”主要指中国古典文学这个板块。而根据当时文化部和出版总署的规划，当时出版古典文学的主要是中华书局、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而这三家在内容上又进行了明确的分工，人民文学出版社主要出历代文学大家的全集、文集的新注本和选注本如“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等，中华书局主要负责古典文学总集的整理和作家作品的资料汇编，以及古典文学别集的唐前部分，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主要负责古典文学别集的唐以后部分。人民文学出版社就是在这样的政策指导和规划下承担起出版中国古典小说重任的，陆续推出了今天所谓的四大名著注释本，1952年推出了《水浒传》，1953年推出了《三国演义》，1955年推出了《西游记》，1957年推出了《红楼梦》。1972年为了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周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打算将四种古典小说加上“前言”重新排印（之前只有比较简短的“出版说明”）。1972年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派当时的古典文学编辑室主任孟庆锡和编辑戴鸿森去上海组稿，主要是去复旦大学中文系约写《三国演义》的“前言”和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约写《西游记》的“前言”。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将这一任务安排给本系的郭豫适教授负责。而根据郭豫适1972年9月25日给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信，“前言”是他与本系的青年教师简茂森合作完成的。
人民文学出版社刚成立的时候，由于古籍整理还处在探索阶段，为了积累经验，起初部分作品的整理注释工作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承担，比如张友鸾整理《水浒传》、张友鹤整理《儒林外史》、汪静之整理《红楼梦》、黄肃秋整理《西游记》等。但是，这样做的局限是部分作品的质量无法得到保障。比如，1953年汪静之整理的《红楼梦》在作家出版社（作家出版社当时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副牌，人民文学出版社为了保证图书质量，有个规定，作品一般先以作家出版社的名义出版，获得认可以后再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出版后，遭到了俞平伯的学生王佩璋等人的批评。当时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的冯雪峰要求古典文学编辑部召开一个相当规模的座谈会，请了俞平伯、王佩璋、王昆仑、启功和《文学遗产》编辑部、文学研究所的有关部门负责人来，向他们检讨，请他们批评指导。鉴于这次教训，之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室整理的古籍读本，都要征求相关领域专家的意见。这次要为“四大名著”增加“前言”，自然要贯彻这一原则。
郭豫适大约1972年2月底接到任务，因为当时“课务及其他事情比较忙，没有马上动笔”，而是在校内外进行了一些调查，包括翻阅原著、有关史料及文章，和同事讨论如何贯彻毛主席有关指示精神，前言的写法，与复旦大学负责《三国演义》“前言”的同志交换意见等（见郭豫适1972年5月22日给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的信）。大概从5月份开始撰写，6月初完成初稿。编辑部收到初稿后，为了保证质量，将初稿的副本寄送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山东大学、武汉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等高校的中文系和研究所的专家征求意见。这些研究机构的专家提出了非常具体、公允的意见。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意见一直尘封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部所藏的档案中，不被普通读者所知晓。现在有必要将其陈述出来，再现真实的历史细节。
反馈意见
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意见比较具体。1.第9页以第八十七回为例，说明《西游记》批判玉皇大帝，可能不符合作者的原意。2.第10页倒第9行到11页第7行的提法，如说“为害人民的妖魔往往跟神仙、菩萨有关系……这些妖魔鬼怪不是仙佛的部下，就是他们的亲属。他们无恶不作，有恃无恐。每当孙悟空追根寻源时，他们的主子就出来保护，不让孙悟空打杀，仍然收归麾下，有的反而加官进爵……”不很精确。3.第14页第10行引用第51回的悟空说“不是甚前倨后恭，老孙于今是没棒弄了”，说明“决不能放大手里的武器”，似乎不当。4.第16页第4行起两段，似宜指出作者对于佛、道的态度后再对书中宗教迷信成分进行简要的批判。5.第20页第15行关于取经故事的艺术处理的“根本原因”的提法不妥，因为“根本原因”应是第8页第1行已经论述的作者吴承恩对现实社会的不满。6.第21页倒数第4行，“目运两道金光，射冲斗府”并不足以说明孙悟空是“令人觉得他不是一个安分的人物”，也许可以说他目光尖锐，觉察力很强，能够辨别妖魔。7.第23页对于《西游记》中唐僧形象的艺术评价似乎过低，对于其他佛、魔的艺术描写的评论采取一笔抹杀的态度，与第23页末行开始的论述龃龉，应一分为二，指出这些形象中的某些成功之处。这些意见中，第二点、第三点显然是针对“前言”作者采用的阶级斗争的分析方法未必妥当而言的。
南京大学中文系提了三点意见。1.第一、二节写得较平实，从《西游记》一书的特点出发进行分析，易为一般读者接受。2.第三节联系当前文艺创作中的一些问题来分析《西游记》，基本精神是好的，但显得牵强生硬，其中一些基本论点（如“不受真人真事的束缚”等）是不能成立的，因为《西游记》本身是一部浪漫主义的神话小说，提出这个问题是没有意义的。3.个别地方论点和论据不符，如“善于在矛盾冲突中塑造神话艺术形象”的论点下面，却写了一大段“塑造人物形象常与某种动物体态习性捏合在一起”的题外文章。这也说明有些论点不是作品中所固有的，是“前言”作者贴上去的。该反馈意见的落款是“南京大学中文系革命委员会”，但其所提意见并不“革命”，而是强调论点与论据的一致，以及不能牵强附会。
山东大学中文系的反馈意见最为详尽，写了足足九页，3000多字，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1.“前言”指出“《西游记》跟一般古代小说不同，它是一部神话小说”，“我们读《西游记》时，又须记住它是一部神话小说的性质特点……”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在具体的分析、评论中，在一定程度上离开了这个特点，把神话小说当作所谓“一般古代小说”来分析。比如“前言”第二节分析《西游记》的思想内容，肯定它“相当深刻地揭露、批判了封建社会的黑暗腐朽和统治阶级的昏庸凶暴”，不完全符合《西游记》小说的实际情况。2.第一节在论述《西游记》成书的过程中对群众创造的作用、贡献估计不足，如说“有关取经故事的宋元话本和杂剧，篇幅都较小，思想性艺术性也都粗糙低劣，艺术形象只是初具轮廓，缺乏鲜明的性格”，未免失于武断，因为“应当估计到未见诸文字的口头传说故事和已经失传的文字材料”。3.第一节第三点介绍作者吴承恩的事迹和思想是必要的，但是与《西游记》的思想内容联系不紧密，且仅仅从吴承恩的世界观来说明《西游记》的思想内容是不够的，应该重视人民群众和民间作者的重要性。4.“前言”第17页说“神权思想、宗教观念是彻头彻尾的主观唯心主义，它主张有一种无形的东西高于人类世界，这同马列主义世界观是根本对立的，它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这段话不十分精确，因为主张有一种无形的东西高于人类世界、主宰人类世界，应是客观唯心主义，而不是主观唯心主义。且“前言”论述的是古代小说，当时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尚未产生，因此“违背”二字用得不确切。5.“前言”第14页引了《西游记》第五十一回孙悟空在金兜洞丢失金箍棒、上天求援的故事，说“关于那支威力无比的如意金箍棒的重要性，孙悟空自己有深刻的体会……实际上反映了某些社会斗争的知识和经验”，离开了作品的本意。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提了四点意见。1.“前言”把《西游记》的内容和明代的社会现象联系起来谈，比较好。2.“前言”对《西游记》糟粕的批判具体、有说服力。3.“前言”对《西游记》题材的发展过程讲得过于详细，可以更简括些。4.“前言”对猪八戒和唐僧这两个人物应该给的评价，只在艺术性部分谈是很不够的。很显然，前两条属于肯定，后两条属于不足。
武汉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教研组认为“前言”整体较好。具体建议是：1.“前言”应写得言简意明，可以适当压缩。2.“前言”避开了《西游记》前七回和十一回以后在结构、人物形象、主题思想方面的矛盾，可以明确地讲一讲其既矛盾又统一的关系。3.对唐僧这个人物形象的评价过低，忽视了他作为一个领导人所具有的“取经的坚定信心和团结战斗精神”；同时希望分析一下唐僧、猪八戒除了衬托孙悟空这个形象外，他们本身在当时有没有社会意义。
南京师范学院是段熙仲教授写的反馈意见，在肯定“前言”把握住了《西游记》这部神话小说的具体特点，作具体的分析可谓“探骊得珠”后，提了三点建议。1.作者写孙悟空不止一次地“去朝南海、上南天门，乞灵于观世音和玉皇大帝……”这种艺术处理上的局限性，是与吴承恩的基本思想、维护封建统治制度分不开的。2.认为“前言”第二部分揭露玉皇大帝的昏庸时指出“孙悟空神通广大，他不加重用，反而设骗局，搞阴谋，软硬兼施，百般迫害”的提法值得商榷。在段先生看来，这不仅仅是个不加重用的问题，而且正是因为孙悟空神通广大敢于造反、善于造反，使得玉皇大帝不敢重用他。玉皇大帝封孙悟空为弼马温，实质上是一切封建帝王对农民起义领袖“招安”的典型手段。3.认为第二部分将红孩儿作为残酷剥削、勒索的典型不妥，因为红孩儿剥削的对象是山神土地，是剥削阶级的内部矛盾，不能说是“人民遭受残酷剥削的反映”。
中国社会科学院何其芳先生在手批本上写了三点意见。1.在第二节“关于那支威力无比的如意金箍棒的重要性，孙悟空自己有深刻的体会。有一次，他失棒上天求援时，葛仙翁问他为何‘前倨后恭’，他就曾意味深长地说：‘不是甚前倨后恭，老孙于今是没棒弄了。’旁批：‘这几句似可删，似说不上什么“深刻的体会”，什么“意味深长”。’这一点与北京大学中文系的第三点、山东大学中文系的第五点意见不谋而合。2.在第三节分析《西游记》善于在矛盾冲突中塑造神话艺术形象这一部分复述第七回孙悟空和二郎神的打斗场面旁批：“这一段似写得有些繁琐，可以扼要一些。”这是讲究行文的简明。3.在“唐僧和沙和尚就不是成功的艺术形象”旁批：“唐僧还是写出了一种性格，似不能以‘不是成功的艺术形象’一语概括。”这一点与武汉大学中文系的第三点和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第四点是一致的。
反思
从上面的概述可以看出，所征求的高校中文系和研究所的反馈意见除了个别地方渗透着当时的时代痕迹外，整体上是非常中肯公允的。编辑部收到这些意见后，进行了综合整理，标注在初稿的相应位置，邮寄给郭豫适和简茂森，供他们参考修改。郭豫适和简茂森收到反馈意见，也深表对修改大有帮助。同时，他们也曾将“前言”初稿向部分读者和专家征求过意见。最后，在吸收专家和读者意见的基础上对书稿进行了认真修改。
时移势变，今天的普通读者大多不知晓人民文学出版社《西游记》初版“前言”的出版始末。仔细琢磨，其中仍有很多细节值得玩味。首先，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角度来说，它当时竟然有那么好的工作机制来保障书稿的质量。这在市场化的今天，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当时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可能与其定位和工作作风有关。人民文学出版社1949年后整理“四大名著”，可以说是国家“钦定”的，也是“唯一的”，这非常有利于它调动全国的资源来提高书稿的质量。而且，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有明确的“精益求精”的工作要求，并且将这一要求落实在具体的工作中。尤其是调动诸多专家学者的智慧来提高书稿的质量这一点，对于目前的编辑工作仍有启发意义。
其次，从专家的角度来说，即使在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大多数专家都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学术精神，这是值得充分肯定和永远铭记的。在宏大的学术史反思中，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学术研究整体上是被否定的，这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进入历史的现场，我们发现，不能用宏大的历史叙事否定和掩盖具体的历史真实。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西游记》“前言”的出版足以说明这一点。从诸位专家的反馈意见中能够明显感觉到，大多数专家明确反对用当时盛行的观点牵强附会地解读《西游记》及其人物，强调要尊重历史、尊重文本，不宜脱离文本作不切合实际的主观发挥。而郭豫适在给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信中，明确表示前言“不宜写成着重抓住某些糟粕进行批判那样的文章”。这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是需要一定的学术勇气和学术坚守的。
最后，从读者的角度来说，当时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和诸多专家都有明确的为读者服务的意识。人民文学出版社当时决定给“四大名著”加“前言”，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指导广大工农兵读者阅读“四大名著”，辨别其中的精华和糟粕。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6月11日在给郭豫适同志的信中明确说：“在繁忙的教学工作中，您们为撰此稿花费了很大的辛勤劳动，为工农兵读者做了一件有益的工作……俟征得修改意见后，再去信奉告。以便精益求精，把前言修改得更适合工农兵读者的需要。”郭豫适和简茂森确实这样做了，他们曾拿“前言”初稿征求群众意见，一些文化水平较低的读者感到书稿中所引的文言文看不懂，希望尽量删去；一些文化水平较高的读者，认为保留一些能说明问题的原材料是有必要的。针对这一问题，他们采取了这样的修改策略：正文中引文言文的地方减少一些，改用自己的话说，实在需要时还是引，但对其中估计一般读者不懂的地方，随处作个简明的译解；若干对读者有帮助的引文，则安排在文末有关的注释里面（见郭豫适1972年12月19日给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的信）。很显然，这样的处理是非常允当的。
毫无疑问，人民文学出版社《西游记》初版的“前言”，经过向众多专家征求意见，质量得到了明显提高。虽然限于篇幅，本文只探讨了《西游记》初版“前言”出版的始末，但是管中窥豹，不难理解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四大名著拥有良好口碑的深层原因。
（注：本文材料均来自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部藏四大名著“前言”档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