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印刷术 为何还手抄
唐代国诠书《善见律》卷。国诠是初唐经生。此卷为其手抄小乘佛教律部重要经典《善见律》。
“游四方十有八年，有贤主人以书相示者，则留。或手钞，或募人钞之。”这是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学者顾炎武在《抄书自序》中写下的话。意思是自己嗜书如命，云游天下多年，遇允许他看私人藏书者，他就会留住一段时间，或亲自手抄，或雇人手抄。
引人好奇：此时印刷术已发明千余年，活字印刷也发明了近600年，为何顾炎武还在抄书？
一方面，这是一种学习方法。从少年时代起，顾炎武便每日将所读书抄录下来，以加强记忆。
另一方面，好书难寻，只能手抄。比顾大3岁的著名思想家、学者黄宗羲也抄书，他给自己的藏书楼起名便是“续钞堂”。
目录学家袁同礼先生说：“明人好钞书，颇重手钞本。藏书家均手自缮录，至老不厌。”到了清代，名藏书家吴翔凤因抄书过劳，致一目失明。新技术取代旧技术，高效率战胜低效率，乃自然之理，作为印刷术的发明国，为何直到清末，抄书行仍存？而更先进的活字印刷不仅未能取代雕版印刷，反被边缘化？
事实证明，新技术与进步并非简单的对等关系，随着文化、管理、市场、社会等多方面条件具备，剧变才会发生。只有单独的技术革新，意义有限。
又是一年“世界读书日”，借此契机回望历史，或有助于更立体、更全面地看问题，本文主要依据学者董火民的《中国古代抄书研究》、娄冰的《古代私人抄书变迁考究》写成。
蔡文姬能背400多本书
民间抄书，或始于战国。此前的西周垄断文化，“官守学业，皆出于一”。据东晋王嘉的《拾遗记》：“张仪、苏秦二人同志好学，迭剪发而鬻之以相养（剪发卖掉，赚生活费），或佣力写书（给人抄书）。”目前考古发现的早期手抄书皆属战国时期，如《楚帛书》、郭店楚简等。
秦统一中国后，发布“挟书律”，禁民间抄书，汉初时“天下唯有易、卜，未有它书”。前191年，汉惠帝废“挟书律”，抄书复兴。东汉名将班超年少时“家贫，常为官佣书（给官方抄书）以供养。久劳苦，尝辍业投笔叹曰：‘大丈夫……安能久事笔砚间乎？’”遂投笔从戎。
抄书是当时流行的学习法。东汉高君孟“颇知律令，常自伏写（抄）书”，掌图书的官员悯其年迈，欲代劳，遭拒绝：“我亲自写，等于读了10遍”。
班超的妹妹班昭著《女诫》，提出：“愿诸女各写一通，庶有补益，裨助汝身。”即习此书，需抄录。
抄书提高记忆力。汉末大学者蔡邕藏书“一万四五千卷”“是第一个有明确文献记载的超过万卷的大藏书家”，后散失，曹操问其女蔡文姬，蔡文姬将记下的400多本笔录进献，竟“文无遗误”。
东晋时，葛洪“抄《五经》《史》《汉》、百家之言、方技杂事三百一十卷”。梁朝名臣袁峻“自课日五十纸，纸数不登，则不休息”。梁朝文学家王筠（名书法家王僧虔之孙）则“少好抄书，老而弥笃”。
自荀悦的《汉纪》以后，杂抄也被视为创作，郭璞抄各家成《新林》《卜韵》，萧子良“集学士抄《五经》、百家”成《四部要略》，裴子野“抄合后汉事四十余卷”，信都芳抄古今乐事成《乐书》。
不过，商业化抄书渐成主流，三国时阚泽曾“居贫无资，常为人佣书，以供纸笔”。北魏崔光“昼耕夜诵，佣书以养父母”。南朝诗人王僧孺当官前也以抄书养母，抄完一篇，即能背诵，扬州刺史王遥光举荐他，称“既笔耕为养，亦佣书成学”。北齐时，有人向权贵高澄推销《华林遍略》，高澄斗气，“多集书人，一日一夜写毕”，然后将原书退回，称自己不需要。《华林遍略》多达700卷，能这么快抄完，可见职业书手之多。
随着佛教兴盛，各寺庙雇佣抄经者，称“经生”，书迹即“经生体”，北魏刘芳便“常为诸僧佣写经论，笔迹称善”。
一天抄上万字 只能得温饱
唐宋是中国印刷术的突破期，特别是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有争议），沈括称：“若止印三二本，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但据周绍明的《书籍的社会史》：“1177年，宋代的皇家藏书，包括主要藏书机构和皇家档案馆，有59.5%的抄本、32%的稿本，印本仅占8.5%。”
原因可能有三：
一是皇家支持抄书。唐朝官方至少组织6次大规模抄书，宋仁宗嘉祐年间，一次组织抄书便达1.6万余卷，刻本仅4700余卷。“官修书”量小，印不如抄。
二是穷书生多，靠抄书吃饭。据唐末牛希济的《荐士论》，唐贵族之家年雇书手万余人，虞世基、杜荀鹤、孟郊等都当过书手，竞争激烈，令白居易感慨：“以此求口食，一饱欣有余。”据陶宗仪记，宋代有的书吏日抄上万字。卷到如此程度，抄本与刻本的成本已差不多。
三是时风崇抄书。抄书是学校的必修课，敦煌文献中存42个《千字文》写本、31个《开蒙要训》写本。苏轼被贬时，靠手抄《晋书》自娱。司马光68岁时仍抄书，“小楷端重，无一笔不谨”。宋高宗身为皇帝，也“亲洒翰墨，遍写九经……自古帝王所未有也”。
学者张功耀《从活字印刷的历史看中国古代技术的特点》一文指出，古代技术发展有“迟缓性”，即：“最晚在晋代，我国就已经具备了产生活字印刷的技术条件。但是，它并不像瓜熟蒂落那样顺顺当当地来到人间，而是迟缓了700年。”
张功耀认为，古代技术与技术相互封闭，造纸、造墨、金属铸造各自独立发展，互不影响，“很难被综合成一种新的技术”。不仅技术有隔阂，文化也有隔阂，能写商业文书的人不会写诗词歌赋，看得懂小说的人看不懂政府公告，社会被分割成一个个单元，抑制了需求。
刻本未能替代抄本，则图书品种、印量不足，藏书只能靠抄。唐代柳仲郢藏书万卷，每天下班即抄书，“不舍昼夜”。宋代藏书家可考者200余人，大多靠手抄。名诗人叶梦得藏书多，一年夏日晒书，20多天才晒完，“其间往往多余手自抄”。诗人尤袤藏书3200多种，子弟、诸女都帮他抄书，他对好友杨万里诉苦“抄书每至脱腕”。
为让自己的作品传下去，白居易自誊《白氏文集》5本，分寄5处。
不只男人当书手，也有女人当书手。唐代吴彩鸾“字画虽小，而宽绰有余，全不类世人笔”，她的先生文萧不善谋生，她一日“能了十数万字”，抄一部《唐韵》可得5000钱。
吴彩鸾式成功带来副作用，精品手抄书价高，明代胡应麟说“刻者十不当钞一”，即抄本比刻本贵十倍，藏书家为保值，更愿支持手抄，投资流向低效率生产，拉低了整体效率。
只好把抄书当做修行
明代活字印刷术普及，但据学者李海平钩沉：“有人用清末版本目录《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统计，其著录历代书籍7748种，不同版本20000部，其中活字印本仅220部，仅占1%。解放后出版的《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共著录历代善本11000多部，其中活字印本也只有150余部，仍不到1.5%。”
中文字多，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已达10516个（算上重复的字），至《康熙字典》，收字47035个，所需字模远超拼音文字，限制了其发展。明代活字印刷规模较大的安氏去世后，铜字作为遗产，被6子瓜分，“各残缺不全，成为无用的废物”。
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活字印刷欠美观，因字模有大有小、笔画粗细不一、墨色有深有浅，令文人难接受，只能用来印家谱（现存清代家谱中，80%用活字印刷，因家族内部使用，不重美观）。
活字的印刷量大，可市场欠成熟，一时消化不了，印出的书长期压库，得不偿失。且每印一版，便迅速拆版，取出活字拼下一版，留给校对的时间短，致“多谬多遗”“布置间讹谬尤易”。且检字工、拼版工必须识字，而传统的雕版师多是文盲。基础教育不普及，制约了活字印刷的发展。
美国学者利文森曾提出“补偿性媒介”理论，他在《数字麦克卢汉——信息化新纪元指南》中称：“每一种媒介都是对前一种媒介的革命，都补救其不足；每一种媒介都有其不足，都要靠新一代和新一种媒介来完善。”补偿路径既可以是技术的，也可以是其他的。走技术路径，投入资金多，以完成研发、市场教育等，还要承担试错成本；走其他路径，相对平稳，但很难取得突破性进展。历代王朝均严控资本，人们更不愿冒险走技术路径。
明明有枪有炮，依然要操练大刀长矛，到晚清时，抄本、刻本仍并行。学者高文涛说：“清代的印刷技术已经相当成熟。但是在清代，从朝廷官府到普通市民阶层，从官修图书、科举考试到文人鉴藏，到处可见手工抄书的书手群体的身影。”
明清著名藏书家谢肇淛、叶盛、毛晋等一边雇人抄，一边亲自抄，他们自嘲“嗜好之勤，互以钞书为风流罪过”。毛晋最多时雇书手两百人，抄本酷似原刊，被称为“毛抄”。毛晋的女婿高培也是抄书高手，其书法“精好，令人不敢触手”。
乾嘉时，书手赵魏“手抄秘书数千百卷，以之换米，困苦终身”。扬州八怪之一金农给寺院当书手，梦想“何如佣书铁佛寺，写经一卷直一缣”，即写一卷经得一匹绢，显然不可能。即使官方雇佣的书手，日子也不好过，因清廷缮书处有严规：每日每人写一千字，扣除休息等时间，年写三十三万字，有错字即饬随时补改。誉录考绩“按字数多寡工拙酌定等次”，“字画不甚端楷者，记过一次，罚写字一万”。
抄书苦，不抄又不行，清代许多学者不计年月、耽于抄书，手写《九经》《十三经》者比比皆是，顾炎武、王士禛、梁同书等甚至将抄书视为修行。他们的坚忍令人敬佩，可值得深思是：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比德国的古登堡早400多年，活字印刷助欧洲跨越近代化门槛，在中国却未起到同样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