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作为两种不同的叙事形态，文学与电影如何共同捕捉人类心灵的幽微之处，又如何显影一个时代？当文学经典不断被影视化改编、被“再创作”，我们究竟是在观看故事，还是在重读自身？在日前举行的第十六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文学公开课上，北京大学电影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戴锦华与作家双雪涛围绕“大时代儿女：文学作品的影视改编”展开对谈，重新审视文学与电影这两种具有“亲缘关系”的艺术如何彼此转译、互通有无，以及在这个影像生成泛滥的年代，文学的价值为何依然不可磨灭。

两种不同媒介的转换，文学名著改编为何难

影视作品中不乏改编自文学原著的案例，但即便拥有坚实的文学底本，改编效果依然常常毁誉参半。究其原因，文学与影视之间的转换，从来不是文本向银幕的简单平移，而是一种跨媒介的再创作。

“文学与电影的分野往往比我们想象的要更为深刻。”戴锦华指出，过去，甚至有电影人提出“文学与电影离婚”的说法，强调电影人要有独立编剧的能力，而不是一味依赖现成的文学改编。小说与电影属于两种完全不同的媒介系统：前者依托语言文字，后者则通过视听时空重构现实世界。也正因如此，“好的文学作品往往很难改编成同样优秀的电影”——好的文学作品往往在自身媒介中达到了极致，很难再适应其他媒介语言的改编。“小说讲述了迷人的故事，却没有承诺它会变成一个迷人的电影。”

这似乎也解释了一部改编自文学原著的电影，为何常出现“原著党”与“电影党”之间的分歧。围绕“忠实原著”的争论，戴锦华也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我们所说的‘忠实’，究竟指向什么？是情节的还原、人物的再现，还是精神气质的延续？”不同观众有不同答案，这也使得改编往往处于争议之中。

从《平原上的摩西》《刺杀小说家》到近来上映的《飞行家》，双雪涛的多部小说作品已被搬上了大银幕，他本人也参与到了这些电影的制作环节中。作为文学、影视两个领域的“双栖者”，双雪涛从具体的创作机制上分析了二者的不同：文学创作往往带有更多的“感性”色彩，更多出于作家个人的灵感与直觉喷涌；而电影更具理性属性，需要一个团队的共同把关设计——镜头是否有效、节奏是否成立，都需要在现实条件中不断判断与取舍。因此，一部小说在被改编为电影时，往往需要删繁就简，“找到最核心的表达”。

但“简化”并不意味着“降低”。戴锦华反驳了“电影必须简化文学”的看法，她认为，电影完全有能力处理最复杂的人类经验，关键在于创作者在两种媒介间转换的能力。电影对文学改编并不一定是复制照搬或亦步亦趋的，它需要电影创作者自身的思虑和裁剪，甚至进行重构，让电影获得独立于文本的生命力。

“一叶知秋”，个体叙事如何显影一个时代

尽管文学与电影之间横亘着媒介的差异，但作为对现实的再创造，它们都使读者与观众在文字或影像之“镜”中不断照见自我与他者，获得对现实的升华与超越。二者的交织，也远比想象中更为复杂。

正是在对个体命运的细致描摹中，文学与电影也让一个时代显影。以东北的书写为例，戴锦华认为，从张猛导演的电影《钢的琴》上映，再到双雪涛、班宇、郑执为代表的“铁西三剑客”在当代文坛异军突起,以独特视角展示20世纪90年代下岗潮背景下东北人的命运沉浮，“他们共同创造了‘可写’的东北”。这些故事反映了一个时代的变迁，并且余味深长。

作为创作者本人，双雪涛却坦言自己在写作时并未刻意追求“时代性”，而是从熟悉的个人经验出发，作真诚的书写。“一叶知秋”，个体命运本身就与集体经验紧密相连。正是这些具体而微的人物与故事，最终拼合出时代的整体图景。

戴锦华和双雪涛都认为，无论电影还是文学，所有作品都“必然属于其时代”，即便它们书写的是古代或未来，真正被讲述的始终是“当下”。“重要的是讲述神话的年代，而不是神话所讲述的年代。”戴锦华提到，我们今天看到的很多“经典名著”，其实早就不只是原著本身了，而是在电影、电视剧、舞台剧等一次次改编中不断被重新讲述、不断被更新的作品。比如莎士比亚、狄更斯等人的作品，在英国被反复拍成影视剧，甚至像“国家名片”一样不断展示出来。经典的意义不仅在于“原来是什么样”，也在于它在不断被改编、传播的过程中，被注入了哪些当代的表达与阐释。

那么，在影像生成技术不断突破的当下，影像又是否会取代文字成为最主要的叙事工具？戴锦华表示，在当下，文字依然是基础性的表达工具：从社交媒体交流到AI生成图像，语言始终是入口与核心。

“作为一名作家，我还是坚定对文字的信心。”双雪涛说，文学依然是一种“基石性的存在”，尽管它在当代语境中面临新的挑战与变化，但这种变化未必是衰落，也可能意味着新的可能性，也许今后人们会对文字注入更高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