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学》“人民阅卷·广西行”：让读者的面目越来越具体，越来越清晰
“过去读者订阅杂志大多通过邮局，杂志与读者是没有单线联系的，但当下的文学生产和阅读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文学杂志的生存和发展更需要读者。”4月26日，《人民文学》“人民阅卷·广西行”暨读者活动周广西文学之旅读者见面交流会在南宁举行，《人民文学》主编徐则臣表示，我们既要“走”出去，又要把读者“请”进来，让读者的面目越来越具体，越来越清晰，在杂志与读者之间建立更紧密的联系，而《人民文学》“人民阅卷”行动做的就是这样一件事情。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并非《人民文学》一家杂志社的个体实践，而是整个文学期刊乃至当代文学事业的共同课题。
此次交流会邀请余颀、肖流金、韩卫贤、潘仕栋、于丽红、陈恩贵、卓一苇、邱保青、韩樟树、朱建霞、兰天智、孙方杰、窦智、廖婧、李轶轩等15位来自全国各地的《人民文学》读者代表，与《人民文学》杂志社编辑、发行人员等，围绕“‘我’与《人民文学》的故事”“阅读与写作”“传统文学期刊的生存和发展”等话题分享交流。交流会由《人民文学》副主编陈涛主持。
一份老牌文学杂志的读者情怀
不少读者代表分享了自己与《人民文学》的初见与相伴，这些鲜活真挚的故事，见证了一份文学杂志与读者的双向奔赴。
来自新疆的兰天智与《人民文学》结缘是在1999年春天，那时他刚从甘肃老家来到库尔勒，在旧货市场为出租屋购置床时，他突然注意到两本发黄的《人民文学》，“我的眼前一亮，两本《人民文学》静静地躺在那里，似乎在等待她忠实的朋友。那段难忘的日子里，我把这两本《人民文学》读了一遍又一遍，有些文章被我划得密密麻麻。王蒙的小说《高原的风》，舒婷的小说《年夜钟声》，徐迟的散文《祖国》等，令我印象深刻。特别是柯岩的报告文学《青年经理》，我至今还记得文中的主人公夏任凡，对我的鼓舞和影响很大。”
今年52岁的潘仕栋已经坚持阅读40多年了，他自己开了一家店铺，一边开店，一边读书，成了大家眼中的“另类”。作为“资深”的“老读者”，他坦言自己与《人民文学》的缘分始于他的爷爷，“我爷爷是中学教师，一直订阅《人民文学》，我父亲也爱看，所以，每一期《人民文学》邮寄到我家，都是我爷爷、我父亲和我轮流阅读。”
读者代表中，孙方杰是比较特殊的一个，他不光是读者，还是《人民文学》的“收藏家”。他分享了“找到”最后一本《人民文学》的曲折经历和激动的心情，“我把从1949年创刊以来的所有的《人民文学》都收藏了，当我找到最后一本时，我把它拿到船上与朋友们分享，能够集齐，真的是太不容易了，我很开心。”
对贵州青年作家陈恩贵而言，读《人民文学》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他的阅读兴趣，让他开始思考阅读与写作的关联，“我喜欢读小说，每一期《人民文学》上的小说我都会看。这些作品给了我很多滋养，让我学会了如何写小说。后来我有作品发表在《人民文学》，非常幸运，从读者变成了作者。”
让读者与读者“相互看见”
“读书博主”余颀经常会把阅读《人民文学》的笔记分享在个人公众号平台。有一回他发布了关于长篇小说《桃花坞》的读后感，一个高二学生在后台给他留言。交流会上，余颀把这个故事分享给大家，“他用稿纸写了整整5页，一笔一划，端端正正，语言非常真挚，我看了特别感动。他说《桃花坞》使他从小到大第一次感受到阅读的力量。我跟他并不认识，因为《人民文学》的一篇作品‘相遇’。《人民文学》让作者与读者‘相互看见’，也让读者与读者‘相互看见’，这样的‘看见’不仅是光线视觉的物理现象，更是情感精神的化学反应。”
“基层作者最缺的就是往上看的‘窗口’，而《人民文学》就是‘窗口’，我是受益者，也想让大家成为受益者。”朱建霞回顾了自己的文学道路，在她看来，文学改变了她的人生，在她从纺织工人变成撰稿人的经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写作离不开阅读，要想发表好作品，就要阅读好刊物。
窦智是《人民文学》的读者，多年来，她不光自己阅读，还会向身边人推介《人民文学》。她坦言，像她这样的读者，还有很多。“在我的微信阅读群里，有一个姓付的历史老师，她会把热爱文学的青年拉入微信群，给他们讲述历史文化，也推荐阅读《人民文学》。”
来自福建南平的肖流金不仅是基层作者，也是一位民营企业家，他经常鼓励员工多读书，多看《人民文学》，“文学可以滋养人生，要读出作品里的精华，在作品中感受生活，拥抱生活，热爱生活，在日常的琐碎中看到人性的微光。”
合力深耕，更有效地抵达读者
来自广东的李轶轩今年20岁，是一名在校大学生，作为本次交流会年龄最小的读者代表，他开玩笑说自己的生活经验和阅历都不够，没有很多“精彩”的故事可以分享。李轶轩认为，在当下快节奏的阅读环境中，纸质书正在丧失竞争力。他结合自己的所学专业和阅读经历谈到，年轻人读书其实是一件普遍存在的事情，他身边就有不少年轻人看书，但是他们更倾向于电子阅读。因此，在他看来，要让纸媒杂志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一定要吸引年轻读者，同时，不断创新符合当下文学环境和阅读习惯的传播方式。
作为90后的卓一苇也提到这一点。在他看来，小红书是年轻群体高度集聚的社交平台，具备一定的传播潜力，为此，他在平台上注册账号，开始分享《人民文学》刊发作品的短评，“看完文学杂志，我都习惯写几句点评，然后整理成笔记，发在网上，也是希望能拓宽文学传播的边界，让更多年轻读者看到这些好作品。”
如何有效地吸引读者，扩大刊物的影响？来自北京的廖婧从新媒体传播的角度谈到，“应该充分利用视频号和有声书等新媒体渠道，通过讲述故事梗概的方式，推介杂志作品，进一步强化读者对杂志的印象。”
文学生态的建设，从来不是某一个人、某一部分人就能独自完成的。在文学相对边缘、整个出版发行看起来下行的时段，我们能不能通过共同的努力逆势而上？不仅仅是让文学的能见度更高，更重要的是能不能让文学把大家共同的愿望和最真诚的想法反映出来，让文学跟读者之间能够建立一种更紧密的联结？徐则臣在总结时坦言，“今年是我从事写作的第二十九年，是我深耕办刊的第二十一年，多年来我始终保有热忱，正是因为始终相信文字的力量、相信文学的力量。这份力量，能够将我们紧紧凝聚在一起，推动大家主动献计献策，共同助力文学发展”。（摄影：李英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