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奖诗人沈苇:别再追逐诗和远方,诗意就在你百米之内
当旷野热望席卷当下,人人奔赴远方寻找精神出口,当 AI 洪流消解人文温度,诗歌渐渐退守圈层角落。
诗人沈苇,33岁斩获鲁迅文学奖,以西域岁月沉淀阅历,以长久书写洞察时代,拆解 “诗和远方” 的虚妄,叩问内心安放的答案,思辨地域写作、阅读困境与创作本心。
本期专访,聆听沈苇的清醒言说,在文字与现实的碰撞里,于咫尺人间,重拾诗意与自我。

沈苇,1965年生,浙江湖州人。曾居新疆三十年,现居杭州。浙江传媒学院教授,浙江省作协副主席。出版诗集、散文集、评论集和学术专著三十多部。曾获鲁迅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诗人、十月文学奖、草堂诗歌奖年度诗人大奖等奖项。参加《诗刊》社第十四届“青春诗会”。
丁鹏:现在很多年轻人想辞职去远方、去旷野,我们总在寻找精神归宿,人这一生到底该如何安放自己的内心?
沈苇
就像我在浙江松阳·《诗刊》社第42届青春诗会开幕式致辞和对谈中两次讲到的,八个字:热爱、持续、专注、更新——不断地自我更新。生活的变迁、地域的变迁,易于带来某种程度的自我更新。而要在停滞、固化、沉闷的生活中实现自我更新,更有难度,因而也尤为重要。“信则立”,年轻人总得信一点什么,信自然、信阅读、信文学、信艺术、信亲情友情、信日月星辰……都是好的。什么都不信,问题就主动送上门来了!
丁鹏:您说过不喜欢“诗和远方”这个词,为什么?它到底虚假在哪?
沈苇
“诗和远方”貌似是浪漫主义的,其实是消费主义的,是我们自己炮制出来哄自己身上那个“孩子”的。不存在“诗和远方”——远方没有“诗”,只有同样生生死死、生生不息的人。真正的“诗和远方”在你一百米之内,在你身旁,在你脚下。有的人喜欢满世界“到此一游”,自以为在寻找“诗和远方”,在新疆的胡杨树上爬高上低,在高速公路上胡乱挥舞纱巾,震耳欲聋的广场舞跳到了巴黎埃菲尔铁塔、纽约时代广场……但,“旅游是从你自己活腻的地方到别人活腻的地方去”,这句话忘了是谁说的,说得好。你活腻了,“远方”的人同样活腻了。所以我不太喜欢“旅游”这个词,更喜欢“旅行”“漫游”“游荡”“独行”等。
丁鹏:现在网络上弥漫着AI生成的文字、图片、视频,您认为AI的泛滥会不会让我们这代人失去人文精神?
沈苇
我们有幸遇见人类迄今为止创造的最大幽灵——“AI幽灵”,这是一个巨大的自我调侃,“工具”已具有“主体化”的风险概率。今天的“工具”,可谓花样繁多、灿烂缤纷……而能够显现人类“主体性”的“人文精神”“人本主义”在哪里?人类的“语言所有权”“文化所有权”是否在加速度地、下坠式地旁落?我觉得AI时代更需要诗,因为诗歌是对人类“主体性”、经验的珍贵性和生命的唯一性的“再次确认”。AI带来的另一个好处是,人和人的见面变得更加宝贵了——是那种“验明正身”的真人与真人的相遇。“验明正身”不是“押送法场”,而是更客观、理性地面对人工智能。“世界属于……”,这是我最近请浙江的90后、00后诗人们问答的一个问题,他们的回答大体有:世界属于当下,属于AI,属于虚无,属于自我更新者,世界属于“无所事事的人”,属于“出走的自我”,属于紧贴时代脉搏的人等。我的回答则是:“世界属于通过诗歌去重新‘发明个体’,属于从AI的汪洋大海中重新打捞出自己。”
丁鹏:经历过边疆岁月、看过世间万象,您觉得一个人活得通透,最需要放下的是什么?
沈苇
放下“我执”——生活与写作中的“我执”。多一些对他人的体谅,多一些对远方的感同身受,多一些“换位思考”——世界本身就拥有许许多多视角。去年我和江离做过一个对谈(载《星星·诗歌理论》2025年第10期),题目为《诗歌要有一颗“体验他人”之心》。我修订跨文体散文集《新疆词典》二十周年纪念版《亚洲腹地:111个词》,用两个多月收获了一句格言:“世界无我,均为他者。”现在,我给朋友和读者签名都写这句话。诗人们大多真诚、性情,却是一个比较“自恋”的群体,甲骨文中的“我/吾”是一把大斧,一种用来行刑杀人和肢解牲口的凶器,所以要特别小心“我”这件“凶器”,如何使“凶器”变成“吉器”,是诗歌的工作、人性的工作。诗人要解构“自恋”和“自大”,要有一颗“体验他人”之心,与此同时,诗人身上必须诞生一个“自我批评家”。
丁鹏:您33岁斩获首届鲁迅文学奖,成为青年写作典范,当下青年写作中抄袭事件屡被曝光,您觉得这类问题出现的根源是什么?写作者又该如何坚守创作初心与底线?
沈苇
被确定无误的抄袭行为,显然属于“偷盗”行为。《佛说十善业道经》曰“若离偷盗,即得十种可保信法”。既然你要投身文学事业,就要有对文学的一颗虔敬之心,要有起码的自律、诚信、教养和底线。还有一点,我们大学的“创意写作”也需要反思一下,在教学中提倡摹写“经典”“名篇”,一开始的用意是好的,但如果变成了青年写作的“惯性行为”,就有点变异和可怕了。少数由“创意写作”培养出来的青年写手,特别是青年小说家,大概不模仿一点什么,就找不到自己的语感和故事了。一定程度上来说,他们是需要反思的“创意写作”的“受害者”。不妨统计一下,新时期以来,我们的大学究竟培养出了多少诗人、作家?文学的“自我培养”从来都大于“教学培养”。
丁鹏:年轻时义无反顾地支援边疆建设,如果重回人生选择的路口,您还会做出远赴西域、扎根边疆的决定吗?
沈苇
还会。可能会去西藏。
丁鹏:现在诗歌小众化、圈层化严重,您觉得当代诗歌该如何走出圈层,和大众建立深刻共鸣?
沈苇
诗歌水准是分多层次的,不可一股脑儿放在一起来谈。小众化不一定是一件坏事,我们不可能做到人人读诗、人人写诗、人人都肯定你的诗。青年诗人(男诗人)写诗,大多渴望美丽的女孩读到;到中年,则需要三五知己(希门尼斯所说的“广大的少数人”,也即“理想读者”“精选读者”);到老年,会忽然发现“举头三尺有神明”的“神明”,也是一个读者,所以写诗要有敬畏之心。当然,诗人们都乐见“和大众建立深刻共鸣”。除文本传播之外,“诗歌行为”也可视为诗的一种延伸和拓展,更易进入大众传播层面。我策划两届钱塘江诗歌季,将全国十大江河的水样汇聚到杭州、融入钱塘江,今年又成立“挖呀挖特别行动小组”、青年诗人们采集浙江六个地方的土样、在钱塘江畔合种一棵桂花树(桂花是杭州的市花),并摄制了两部纪录片《融》和《诗歌与祝福之树》,传播效果就比较好。
丁鹏:现在大家发朋友圈、小红书时喜欢用网络流行的文案代替深度思考的诗歌,您怎么看待这种审美降级?
沈苇
不要紧,还有人在“升级”——螺旋型上升……
丁鹏:您曾说地域性是写作者的立足点而非囚笼,当下很多诗人困在地域标签里,该如何避免写作被地方束缚?
沈苇
我有一个观点:地方即世界。“地方”是好的,“地方主义”是要反对的,“地方性知识”是值得珍视的。“地方”是我们的出发点,就像我们的父母、出生地,都是唯一的,不可更改。尽管每个人天生是来自“地方”的,但我们的文学眼光却不应该是“地方主义”的。米兰·昆德拉曾说,“大民族的地方主义”和“小民族的地方主义”都要反对,套用他的话,也就是:“大地方的地方主义”和“小地方的地方主义”都是不可取的,会使文学“困于一隅”,走进“死胡同”。从这个视角来看“地域性”问题,思考就会豁然开朗些。
丁鹏:很多人觉得现代诗晦涩难懂,普通人读懂诗、爱上诗,最需要跨过的门槛是什么?
沈苇
有些诗歌的确写得“修辞缠绕”“云里雾里”“晦涩难懂”,老实说,我也读不懂。读诗,显然是有门槛的,它不是大门敞开、摆宴席、迎宾客,普通人读诗、爱诗,最基本的一个先决条件是热爱我们伟大的汉语(可惜更多的人已不爱语言只爱视频了),其次需要基本的审美能力、共情能力等。也并不意味着,学历越高,读诗、爱诗的能力就越强。我在新疆时听到一位九旬长者说到“草包教授”一词,而在江南乡村,也遇到过妙语连珠的“文盲智者”。诗歌与“普通人”之间,不存在天然的“鸿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