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内容提要 21世纪以来，“文学上海”书写面临转型与挑战，对地方性传统文化的发掘和重塑，成为作家寻求路径创新的关键。《天香》中王安忆以独具匠心的“晚明上海”书写，颠覆性地更新了“文学上海”书写的叙事框架、丰富了上海的文学形象及其内涵，为“文学上海”书写从制造“上海神话”转向重构“地方性传统”做出了典范性贡献。一方面，《天香》在叙事题材、内容、理念和手法等方面体现出鲜明的本土化特征，塑造了此前罕见的“古上海”空间；另一方面，王安忆通过对上海传统文化的深掘，导向对上海文化传统的当代思索与重构，并传达了“互为补益”的文明观。新时代的“文学上海”书写需强化本土认同、重视文化传承，以“地方路径”通达“当代中国”，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关键词 地方性传统文化；“文学上海”；王安忆；《天香》；晚明上海

一 “文学上海”书写的转型与作为创新性典范的《天香》

百余年来，中国作家对上海的书写几乎从未间断，形成了蔚为大观、精彩纷呈的创作图景，亦构筑了“文学上海”的叙事传统和写作谱系。晚清时期，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开方言小说之先河，描绘了上海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背景下快速变化的都市景观和复杂人性。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新感觉派”作家将上海视作“造在地狱上面的天堂”，以多样化的现代主义技法写出了令人眼花缭乱的都市景象和震惊、虚无、苦闷等都市体验。在现实主义长篇小说《子夜》中，茅盾既写出了作为旧社会象征的吴老太爷被光怪陆离的现代上海所“吞没”的悲剧，又以史诗性的笔法复现了20世纪30年代初期广阔的社会生活和复杂的社会变化。20世纪40年代，张爱玲谱写上海“传奇”，以不失冷峻的风格书写上海的市井日常，展现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竞逐与缠绕。20世纪50至70年代，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全景式、过程化地书写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历史经过和时代巨变之下各阶层的社会生活，堪称“文学上海”社会主义叙事的鸿篇巨制。

“文学上海”书写在百余年来的民族国家想象、建构和现代化进程中，始终发挥着难以替代的功能，占据着标杆性的地位。尤其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伴随着上海的重新崛起，“文学上海”书写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开创了新的高峰。王安忆、程乃珊、陈丹燕等作家采用不同的叙事视角和表现方式，参与到“文学上海”书写的更新与重构之中。作为其中的经典之作，王安忆的《长恨歌》以主角王琦瑶的一生为线索，写出了一个别具匠心的“上海故事”，体现出彼时王安忆对“城市的街道，城市的气氛，城市的思想和精神”的独到见解。这一时期的“文学上海”书写在“走向世界”的现代化焦虑和市场经济改革的背景之下，大体上是依托“‘市场经济意识形态’‘市民写作’和‘怀旧’这些显性的话语和思潮”展开的。

以“怀旧”为重心，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学上海”书写在构建适配时代需要的叙事话语体系，并推动一批优秀作品落地后，却在21世纪的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中遭遇了叙事难题和转型挑战。一方面，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上海”书写实质上是中国主动加入全球化进程和竞争的文化产物，它承担着作为中国的全球化想象和建设的意义载体的重要任务，故而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将“新上海”与20世纪30年代同样具备全球性地位的“旧上海”相嫁接的方式达成的。这种复杂而微妙的关系，导致“怀旧”及与之相关的文学表达并不具备足够的独立性和生命力，容易在自我指涉和话语“熵增”的封闭性循环之中耗尽自身的动能和潜力。另一方面，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文化在全球影响力的增强，上海的确已经成长为与“旧上海”性质不同的当代国际大都市。在新的时代语境下，很显然作家们已经不能再以“怀旧”作为驱动力来制造“上海传奇”“上海神话”。如果作家们依旧依赖于“传奇”“神话”式的写作定式，不仅不符合对“文学上海”作新的身份建构的需要，也会难以避免地落入思维和表达上的惯性窠臼，加深与现实经验的隔膜，使得其重塑“文学上海”的写作陷入一种瓶颈状态。上海召唤着能够应对现实之大变局、与时代精神相契合以及具备前瞻性和生长力的文学表达，期待着“文学上海”书写的又一次被激活与革新。

应该说，作家们对地方性传统文化进行挖掘和书写，是破解21世纪“文学上海”书写的转型困境、创新叙事路径的关键所在。由于上海向来充当着“民族国家建构中有关独立与现代化意义的最大载体”，所以相较于“整体的现代性叙述”，“作为实际地域城市的上海的复杂、混融、多元的特性”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和挖掘。陈思和曾指出，上海的历史文化颇为悠久，但在开埠以后的一百多年来，上海本土文化传统是被遮蔽的，因此人们现在应当将关注点向“本土文化的复兴”等方面转移。虽然长期以来地方性传统文化书写在“文学上海”的谱系中曾经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但进入21世纪尤其是新时代以来，仍涌现了一些重视上海本土文化根脉、并自觉注入“文化复兴”意识的作品。金宇澄的《繁花》及其跨媒介改编，以“不响”的智慧让沪语“响”了起来，不仅“唤回了现代汉语小说对语言力量的自信与自制”，也在现实中推动了沪语的传播、保护和传承。王安忆的《考工记》脱胎于作家寻访清代建筑的真实经历，在对上海传统建筑文化的探寻之中完成了一次“精神的考工记”。孙甘露的《千里江山图》则在对革命历史叙事传统的继承与创新之中，致敬了上海的革命文化传统和红色文化根脉。而其中最具开拓性贡献、典范性地位和突破性意义的作品，当属王安忆2011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天香》。

《天香》直写作为“地方”的上海，是一部完全以探索和表现上海传统文化为内容的长篇小说。它为百余年来的“文学上海”书写补充了一个重要的题材和视角，接通了此前未被充分文学化呈现的上海本土传统文化根脉，从而实现了“文学上海”书写从制造“上海神话”到重构“地方性传统”的重要转变。

一方面，王安忆在《天香》中颠覆性地更新了“文学上海”书写的叙事逻辑和言说框架。第一，王安忆在《天香》中重新“发现”晚明时期上海的历史，首次触及此前作家们几乎不曾表现过的“古上海”空间。小说从嘉靖三十八年（1559）写至康熙六年（1667），在一百余年的时间里呈现家族、绣艺、城市和历史的起承转合、兴衰更替，试图追溯上海文化的古典源头和传统流脉。第二，王安忆重新思考“上海时间”的开端，挑战以“开埠”作为上海现代性发生的历史节点这一“常识”。在通常的历史观念中，开埠以前的上海只是一个小渔村，是西方的坚船利炮震醒了“东方巨龙”、带来了“欧风美雨”，进而催生了现代性。而在《天香》中，王安忆则有意识地悬置了以“开埠”作为现代上海起点的历史观念，从地方性文化所具有的“连续性”特征中得到启示，转而上溯至明代探讨上海内生自发型现代性经验的发生。这并非对“文学上海”的空缺板块所进行的“拼图”工作，而是对上海地方性传统的重溯与重塑。王安忆书写了一个富裕繁荣、精致典雅又朝气蓬勃、蓄势待发的“古上海”，艺术化地塑造了自尊、自信、自强的地方文化主体。在她的笔下，上海不再是被迫开埠、承受冲突或缺乏能动性和沟通性的沿海小渔村，而是成为具备主体性意识和枢纽性地位，且早就有能力与世界对话并主动开展多元文化交流的现代新埠。

另一方面，王安忆在《天香》中丰富了上海的文学形象及其内涵，为21世纪上海的城市建设和文化的发展、传播提供了可贵的思考。“文学上海”这一概念本身就指向“上海与文学、现实与想象之间的复杂关系”，文学想象并书写着上海，文本中的上海反过来也会对现实施加影响，二者是动态交互的关系。在以往的“文学上海”书写中，作家通过对上海在不同历史阶段下的特征的把握，塑造了“摩登”的、颓废的现代时期的上海，亦或是左翼的、革命的、社会主义的上海，以及消费的、时尚的、开放的上海等城市形象。王安忆借写晚明上海，从传统中汲取养料，塑造出一个作为中国本土内生性、自发式现代化具体范本的“生产型”城市形象。小说一开始虽然着重展现晚明上海物质充裕、消费繁荣的一面，但整个故事的重点还是在于凸显这个古代城市所具有的强大的自我生产能力。王安忆延续了她在小说写作中对“生计”问题的思考，不仅通过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顾绣进行历史溯源和集中表现，将“生计”作为整部小说的价值内核来探讨，还以此描绘了一个“生生不息”的理想型城市。

在“文学上海”书写面临叙事上的主题重复、话语同质化、范式固化等难题之际，王安忆敏锐地洞察到“文学上海”谱系中本土文化书写长期处于薄弱状态的问题，从而以地方性传统文化书写为切入口实现了突围。《天香》是21世纪以来“文学上海”书写在地方性文化传统叙事方面的集大成者，为同类题材的创作和“文学上海”书写在新时代的突破与推进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 《天香》中的“晚明上海”书写及其叙事特色

作为当代人，王安忆为何要写、如何能写“晚明上海”，又以怎样的叙事方式搭建这座“纸上的城市”？张鸿声指出，以往的“文学上海”书写无论以何种路径展开对上海的想象、表达以及意义定位，都在不同程度上忽略了“上海特征”。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作家无论是对过去进行“怀旧”，还是对未来展开想象，其实都是又一次将“上海性”直接等同于“世界性”。这会导致两个问题：一是对上海的本地性意义的再次放逐，二是弱化了“上海性”与“中国性”之间既天然又复杂的密切联系。21世纪以来，中国作家对曾经以西方现代性为范本的全球化想象已有明确的反思和批判，但同时也面临着如何在全球大变局的时代背景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要求之下，重新表述上海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等一系列重要的问题。基于此，创作者们重新将目光投向上海的地方性，并探索其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国历史和文化之间的关系，便成为非常重要且有效的创新路径。《天香》中的“晚明上海”书写就是一个重要的范例。

首先，王安忆在《天香》中聚焦上海在长时段、慢变化的历史之中形成的本地特性，既文学化地“还原”了“古上海”的历史时空、生活现场和文化氛围，也对以往的上海叙事中通过简化、挪移、涂改、裁剪上海历史来达成某种意义指向的做法进行了反拨。王安忆写晚明但不拘于晚明，而是有意识地将上海置于动态变化的漫长历史之中进行关联性的考察。小说开篇，作家自嘉靖三十八年上海造园说起，但没有立刻展开叙事，而是在历史脉络中简要地说明和营造此地繁荣的文化生活景象：“近二百年里，苏松一带，大大小小的园子，无以计数。”接下来，王安忆又在对历史地理情况的概括性介绍中让上海正式“亮相”，并将“镜头”聚焦到明代嘉靖年间的重要事件上，以证明小说选择晚明作为背景来书写上海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小说结尾虽止于康熙六年，但从全书的意旨和“天香园绣”的原型顾绣在清代及以后的发展情况来看，作者是以“绣”喻“时”，借绣艺和绣品的“代代相接”引导读者接续和想象此后的上海历史、直至当下。王安忆还在书中人物的对话之间穿插了许多上海的“地方性知识”，不仅增加了叙事的厚度，对于更新读者关于“古上海”的认识亦颇有助益。比如，沈老太爷追溯上海的渊源，从其于汪洋之中尚未形成陆地的时期、唐天宝年间华亭县东北角上的一个“浦”，讲到宋元时期上海县的诞生，还特意点出黄浦江是上海的“天机”。此外，王安忆还会根据史实为书中的人物安排家族背景和地方来源，以此凸显出上海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具有包容性的城市。

其次，王安忆在《天香》中大量、集中、精细地书写上海的传统文化资源，在表现对象上广泛涉及上海的传统物和精神文化、传统风俗、传统伦理和传统生态等，堪称一部以小说的方式呈现晚明上海的“百科全书”。张光芒认为：“‘传统物’文化书写与精神文化书写，二者在一定程度上或可分别对应物质文化遗产书写与‘非遗’书写。”对于前者，《天香》中有以合称为“明代上海三大名园”的豫园、露香园、日涉园为原型的园林书写，有对种类丰富的建筑、器物等的呈现；对于后者，小说则涉及传统技艺、传统美术、民俗、饮食文化等门类,并以顾绣作为重点表现对象。小说对晚明上海的风俗和伦理也有鲜活的展现：庙会集市、婚丧嫁娶、市井百态、家族关系、人情往来，等等，不一而足。更可贵的是，王安忆还对传统生态开展了想象性的书写，塑造了她理想中的生态城市。例如在“新纳”一节，在作家的“取景框”中，小径、柳林、楼阁、白莲泾、花田、芦苇、阳光、蝶群、蜂群等与人融为一体，活生生是一圃“仙苑”，意境极为美好。诸如此类的生态描写在小说中俯拾皆是，与情节水乳交融，体现出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

再次，《天香》中的“晚明上海”书写，源于作家对中国本土内生性、自发式现代化的地方性资源进行挖掘和探索的自觉意识。小说意在揭示：中国本土社会向来不是一潭“死水”，“而是自身不断变化的实体，具有自己的运动能力和强有力的内在方向感”。王安忆之所以选择书写晚明的上海，是因为恰于此时上海具备了本土现代性的特征。明清江南“赋税甲天下”，经济繁荣，市民阶层兴起，观念趋向世俗化。通过写上海的开河、疏浚、筑城、造园、造桥、兴寺等工程，以及街市巷坊、商业航运等图景，王安忆将明代上海的世俗生活概括为“轰轰烈烈的小世界”，不惜笔墨地展现其繁华、热闹和先锋性。“有明一代至嘉靖、万历年间，社会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开河、疏浚是交通畅达、经济发展、文化交流的关键性保障。为抵御倭寇而修筑的城池，不仅使上海得以平靖，还奠定了开埠前城市的基本格局。造园、造桥、兴寺之举，繁荣的街市巷坊和兴盛的商业航运等都是上海以城、市、镇为基础的内生自发型现代性经验的直观体现。“从嘉靖、万历年直到崇祯末，上海地区共新兴镇市近50处。至明末整个上海地区共存城镇市114处”，可见其市镇发达程度。不仅如此，小说中写到的“天香园绣”的起号和落款，是当时人们具备早期商标意识和产权意识的体现。阿奎陷入困境，起初试图通过“争讼”来维权，还找到了专人“代书”诉状。这不仅表露出以追求公平正义为基础的现代法律意识，还从侧面说明此地“已形成多样化、商品化和专业化、并有着充分市场机会的经济结构”和“产业链”。葛兆光指出：“中国的文化虽然也经受各种外来文明的挑战，但是始终有一个相当稳定、层层积累的传统。”在漫长的文明的滋养下，依据自身的肌理所创造的以地方特性为基础的现代性经验，就是中国本土演变进程的自主性和丰富性的真切体现。

最后，《天香》在叙事题材、内容和理念上回归本土与传统的同时，也在叙事手法上体现出向古典文学传统“取经”并进行当代创化的特色，不仅使得叙事面貌彰显出鲜明的中国风格，还反映了21世纪中国作家与时俱进的审美追求。

一方面，王安忆在《天香》中通过大量还原式的细节描写、对叙事空间的巧妙调度以及将繁杂的史料“织”进流畅的情节等方式，塑造了独特而广阔的叙事时空，创造出令人如临其境的叙事效果。因小说题材所自具的规定性特征，王安忆必须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前提下展开合理的艺术性想象。为了增强历史感和真实感，她不厌其烦地对小说写及的人、事、物进行精雕细琢。例如写闵女儿辟丝和刺绣：“平素娘教的是一辟二，可小心里还觉得不够细巧，再要辟一辟，辟成三或者四，织得成蝉衣。这双手，花瓣似的，擎着针，引上线，举在光里瞧一瞧，一丝亮，是花芯里的晨露。埋头往绫面一送针，底下的手接住，递回去，绣了一针。”这既动态地还原了刺绣的场景和过程，又以一个近距离的“特写镜头”，引领读者进入文本营造的叙事空间和氛围中。“近距离聚焦”和“大场面渲染”各司其职、反复切换亦是《天香》在叙事空间营造和调度方面的一大特色。大体上来说，前者时常用于特定空间的展现、刺绣场景的精描、静物形貌的状写，后者则往往用于表现景色的优美宏阔、建筑的辉煌奢华、城市的繁荣兴旺等。在情节安排上，《天香》呈现出多线并行、犬牙交错又融会贯通的特征，将史料和故事不着痕迹地连接为有机的整体，从而达到以文证史、以文化史以及对史料的创造性使用等目的，尊古但不泥古。

另一方面，《天香》在语言上主要采用富有古韵的白话，力求达到“典丽”之效。虽然王安忆有意师法古典语言，但并非生硬地仿古，而是在现代白话的框架下融入文言雅致，从而使得遣词造句颇为细腻且富有意蕴。王安忆在《天香》中延续了她的古典审美认同，不仅在行文、对话、名号的拟用等诸多方面征引和化用了大量的古诗词和典故，还非常注重古典意境的营造。例如写丝线丰富的配色：“千丝万缕垂挂花绷上，无风而荡漾，掀起一披虹，一披霞，一披远黛，一披岫烟，一重雾，一叠云，一幕春雨，一泓潭水，水里映着万紫千红。”此外，《天香》汲取了传统世情小说的叙事资源，有“红楼笔法”，但也进行了当代创新。正如赵昌平所说，“《红楼》执定于一个‘衰’字，而《天香》则更渴欲把握住一种似蚕化蛹，又破壳重生的由‘衰’而‘兴’”。《天香》接续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古典文脉，与当代读者联结为情感和审美意义上的“文学共同体”，进而传递着激励人心的“生”的意志和“兴”的气象。

三 《天香》对上海地方性文化传统的深掘与重构

“传统文化理念作为一种强大的基因，早已成为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了。”“当代性”和传统之间不会割裂，但更重要的问题是：如何以当代生活的底蕴激活文化传统的血脉，从而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克罗齐认为，“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当代性”是“一切历史的内在特征”。对小说家而言，对历史的“重现”是他们当下精神活动的产物，是以“纪实”的材料建造的“虚构”的世界。但是，正所谓“诗比历史更富于哲学性”，因为“诗所描述的是普遍性的事实”，所以“虚构”往往可以抵达更本质、更深刻的发现。

在创作《天香》时，王安忆始终是以当代人的感觉结构、思想意志、现实关怀去激活历史材料中的“古上海”。在小说中，作者常常代叙事者发言，或借小说人物之口传递自己的思想，体现出作家意志“强在场”“深介入”的状态。也就是说，王安忆是以她对当代上海文化特征及其关联的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的理解来想象“晚明上海”。所以，《天香》中匠心独运的传统文化书写，最终通向对上海地方性文化传统的历史性溯源和当代性诠释，或可称之为对传统的深掘与重构。关于上海地方性文化传统的来源和构成，熊月之有精准的判断：“现在上海的文化，是以江南文化为底色的中华文化，吸纳了西方文化的一部分融合而成的，在世界上代表了优秀中华文化的前进方向。”王安忆对此不仅有明确的认识和补充，还以《天香》展现出21世纪中国小说强大的创新意识和阐释能力。

首先，区别于通常的史学表述，王安忆借助文艺创作独特的想象系统，发现和确立了晚明时期上海的地方主体性。在过去的历史观念中，古代上海只是江南松江府下的一个属县，是“小苏州”“小杭州”“江南的上海”，不过是“蕞尔之区”，并不显赫。《天香》却在尊重历史判断的基础上，挖掘并塑造了一个地方主体性颇为显著和鲜明的“古上海”。作家意在说明，上海的地方性不是经由理论建构出来的抽象的存在，而是在日复一日的历史积累和文明、地域、社会等关系网络及其繁复、真实的互动中形塑而成的。基于地方的自我演化而产生现代性经验，并不意味着上海可以在封闭的时空中完全经由自我孵化、自我繁殖而实现“进化”。相反，上海现代性经验的生成恰好倚赖地方的开放性和前瞻性，是上海与江南地域和现代世界交流、融合并自主创变的综合性结果。

在此基础上，《天香》中作家在从晚明时期着手考察上海文化传统形成的来源和路径时，便重在突出上海基于“襟江带海”的先天条件，亦即其在中国江南和亚欧海域所形成的文化上的“二重召唤结构”。

一方面，王安忆在《天香》中有意展现江南文化作为上海文化的“源头活水”的重要地位，揭示文化形成的连续性；但更重在强调上海如何主动地“召唤”、继承江南文化流脉，并发展出自身独特的文化理念和再造文化形态的能力，凸显文化发展的创新性。小说中柯海的数次“冶游”，既展现了晚明江南的士绅生活和人文风气，又以小见大地反映了地域之间深度互通的情况，以及江南的历史文化积淀对上海产生的重要影响。例如，柯海随阮郎出游扬州，曾在苏州留住，因此才有契机纳闵女儿为妾，引入闵家的绣艺。为筹措莲庵的佛像，他前往浙江青田，来回都在杭城沈家留住。万历十年（1582），柯海又往杭城，并促成了希昭和阿潜的姻缘，得以引入希昭的文才。对于上海的“天香园绣”而言，苏州的“绣”、杭州的“文”，缺一不可。江南文化婉约精致，亦经世致用，积淀极其深厚。相较之下，上海“恶语谓之鄙俗，好言则称新派”，故而“先天不足”，自然需要地域内部的支援。不过，小说更倾向于突出上海在继承、吸纳江南文化的基础上，如何对其进行提炼、转化和创新。例如，“天香园绣”虽自闵女儿起始，但在上海的地方性环境中发生了诸多新变，所以“这绣已不是那绣”“早和苏州娘家的绣活不相干了”。小绸将诗书化入绣中，使“天香园绣”从闺阁女红中脱颖而出；希昭以绣作诗书，将“天香园绣”推至极盛；蕙兰虔心绣佛，不惜以发入绣，为“天香园绣”开辟了新天地。正因不断地革故鼎新，“天香园绣”才得以自成一派，诠释着上海的地方特性。当然，无论是继承还是创新，都是建立在地域流通性之上的长时间的碰撞、叠加、混融、反刍和内化的结果。比如，小说写柯海几次从上海到扬州去，意在以此表现上海如何接驳和引入江南文化因素，但后来他为申明世找棺木而从扬州寻回的“金不换”，却是用希昭在上海所创的四开人物绣画换来的。自此“武陵绣史”和“天香园”在地域间“打响名号”，“天香园绣”因而能够在此后家族败落时撑起一片天。这其实也是在侧写地域连接程度的提升，以及上海在地域中地位的攀升。

江南地域的联结和交互得益于“左右逢源”的水网。上海之所以拥有强大的容纳、创变文化的能力，就与“江”息息相关。王安忆写上海自明代以来的多次开源和疏浚，并非为了堆砌历史知识，而是使其承担重要的叙事功能。疏浚不仅是发展的保障，而且提高了上海的地域沟通能力。王安忆在小说开篇先指出明初拓宽范家浜的重要性，后又专设“疏浚”一节，写海瑞下令再疏吴淞江。自此，从吴淞江进上海的船“万舸云集”，水上交通畅达，这进一步地推动了城市的扩大和繁荣。此次疏浚后，“吴淞江下游完全改入苏州河今道，由外白渡桥入黄浦江”。明代以来，“黄浦夺淞”的局面逐渐形成：黄浦江成为太湖下游唯一的大江，代替吴淞江成为上海的水上大动脉。这对上海地位的提升几乎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进而奠定了后来的地域格局。也正是在“疏浚”一节，柯海提出让阮郎定购闵女儿的绣活的主意，申家绣品开始产生市场流通性；小绸和闵女儿也终于能够坐到一处刺绣，是为“天香园绣”的缘起。于是，“天香园绣”的时间和上海的时间开始同步了。正因如此，《天香》在展现上海的生机和气象时，总是凸显黄浦江的重要性。王安忆还借沈老太爷的议论，表达她对上海文化特质的理解：“人都称‘上海滩’，‘滩’是什么？就是地场大，气象大。”这一判断延续到王安忆近年的小说《一把刀，千个字》中，在后者中，叙事者亦说“上海是个滩，什么东西，到这里都铺陈开来”。地理上的“滩”与文化上的“摊”形成了奇妙的同构和共生关系。

另一方面，王安忆深刻地认识到上海文化与海洋文明的共通性，以及二者之间互鉴、互释、互补的文化间性，在《天香》中凸显了作为中华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上海文化所具有的包容性、对话性和创新性等特征，并发现和重构了中西文化在明代交流互鉴这一重要传统。《天香》中王安忆别出心裁地以“错接”来概括上海文化自传统而来的地方特性，指出“非要错接才能生良种”。晚明上海不仅“错接”作为南北优秀文化融合之典型的江南文化，还依托地方文化与海洋文明的共通性来“错接”西方文化。“如今，九间楼起来了，坐地居中，登楼远望，东边一条黄浦江，奔腾向海。那意国人，不就是从海上来，应了变通亨达。”寥寥数语即道出上海在亚欧海域的重要地位和文化“召唤”能力，以及中西文明在此处交流互通的无限可能性。仰凰等西方人的到来，其实也算是对中国早于世界大航海时代的“郑和下西洋”的回音。“海海相连”，“山不转水转”，体现出文明交流互鉴的“水之道”。作者还通过小说人物之间的主动交流和日常交际，来表现当时中西方的文化交流情况。阿暆与仰凰交道聚饮，相互阐释各自文明的精义；蕙兰的儿子灯奴将仰凰当作自己最好的朋友，见证人类共有的悲悯精神；蕙兰和乖女甚至依照西洋画法，合作了一幅绣品赠与仰凰。作为一座具备强大的“文化向心力”和“文化熔炉”等特质的城市，早自明代始，上海就已开始吸收西方文化中的营养，使得一种与海洋文明有所差异又相互融通的文化基质展露出锋芒。这正切合曾觉之所说的“将来文明的特征”。

最后，王安忆借小说中的徐光启之口，以敏锐的当代性意识提炼出“互为补益”的文明观。现代世界是长期以来文化相互影响、碰撞交融、动态整合的结果。上海文化的特征实质上彰显着中华文明所具有的“包容性”“和平性”和“创新性”等突出特性。互相尊重、平等对话、求同存异、多元共生，这便是“互为补益”文明观的精要所在。

四 本土认同、文化传承与“文学上海”书写的“地方路径”

王安忆对顾绣的关注始于20世纪80年代，她花费了大量的时间、查阅了“估计不下三百之数”的旧籍，才写就这样一部古典滋味和当代精神交相辉映的厚积薄发之作。

《天香》是一部具有“新时代”意识之前瞻性的长篇小说，王安忆的创作姿态和文化关怀是耐人寻味的。进入21世纪以后，她以回望的姿态更深入地沉浸于历史和文化之中，并挖掘出富有代表性的“活的传统”。这既拓展了“文学上海”书写的表达空间，也体现出作家对于“中国经验”主体性的自觉思考和主动传达。《天香》中的地方性传统文化书写呈现出一种有情义、有温度的面貌，始终涌动着一股生机勃勃的内在精神，既不是那种为传统的逝去而扼腕悲叹的挽歌式论调，也没有将传统视为外在于当代社会的“老古董”，而是以细腻的笔法揭示出传统文化不曾停息地流淌在当代生活的方方面面，亦内在于当代人鲜活的体验和精神之中。

以王安忆写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长恨歌》作为参照，更能看出这种变化。《长恨歌》开篇在俯视视角下所作的大规模、全景式城市“扫描”，是小说的一大特色。作家对弄堂景观的细致勾勒，以及整本小说所致力于展现的上海弄堂文化曾为“文学上海”书写开辟了新的审美表现领域。但是，可以发现，《长恨歌》中的弄堂文化书写呈现出一种被动的姿态，萦绕着对“地方性”消失的焦虑。然而，《天香》中王安忆却几乎将那种阴影感和焦虑感一扫而空，以正面的、肯定性的态度来展现上海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转变，是因为21世纪以来，王安忆意识到“地方性”和“地方文化”不是某种“符号”或者完全客体化的、僵化的“静物”，所以它们不会脱离和每一个当下时刻的深层联系，更不会被“全球化”轻易地吞噬。“向传统取径”的写作态度和方法，体现出王安忆“发现传统—深掘传统—以当代性激活并动态地发明传统”这一与时俱进的创作意识和能力。传统总是召唤着具有时代意识的主体经验，进而方能被时代之光照亮、解码、激活从而实现再生产和再建构。基于此，新时代以来，王安忆在长篇小说《考工记》《一把刀，千个字》等作品中继续坚持传统文化书写，而且在艺术上持续精进。

《天香》中作家通过对晚明上海的当代“发明”，为21世纪特别是新时代的“文学上海”书写找到了一条重新发掘、合理想象以及深度讲述“上海故事”的创新路径。其实，从《长恨歌》到《天香》的转变，正好与学界从“区域文学与文化”到“地方路径”研究思维的转变基本上处于同一背景和语境之下。在此，可以引入“地方路径”的概念来观照“文学上海”书写的创新方向和创作旨归。“区域文学与文化”研究亦集中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走向世界”的焦虑和渴求之中，研究者们对“地方”的理解大多以外来文化为样本，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中国文化发展的主体性和内源性。而“地方路径”的提出，则是建立在对前者作反思和重建的基础之上：“还原‘地方’作为历史主体性的意义，名为‘地方’，实则深究全局性的民族文化精神嬗变的来源和基础，可谓是以‘地方’为方法，以民族文化整体为目的。”这从文学创作上来说，就是由既风采各异又交流融通的地方书写共同组构，并不断诠释、充实和发展作为共同体的“中国经验”，从“地方路径”通达“当代中国”，为中华文明的统一性特性提供基于地方性经验的观照和阐释。

在此背景下，21世纪特别是新时代的“文学上海”书写就需要作家以更自觉的意识和更主动的姿态接通本土文化根脉，从传统文化书写入手，从而洞开“文学上海”的新天地。“文学上海”书写的“地方路径”最终要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叙事的“万流归宗”和多维突破为旨归。从当前的创作情况来看，新时代的“文学上海”书写还需要作家在本土认同和文化传承两个方面有所努力。

从对“现代性”的追摹转向对“本土性”的追求，已经成为21世纪尤其是新时代以来中国作家的基本创作共识，因而诞生了很多与本土资源、文化传统、当代经验、古典形式均有着深层联系的文学作品。贺仲明认为：“本土性是一种比现代性更重要、也更切时的文学品格。至少，本土性可以与现代性同时并存。”但由于“文学上海”书写在对本土文化的发掘和本地性意义的阐释等方面长期存在不足，故而需要提升的空间也相对较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天香》便极具代表性：它是一部浸润着作家的本土体验，以本土视角深掘和重构本土传统，因而蕴含着深刻的本土精神的小说。正如伊格尔顿所言，“历史就其不可化约的特殊性而言，恰好是对理论的苍白的普遍性的替代”。作家们应深入上海的历史之中，以“新时代”意识重新激活上海的传统文化，以求通过熔铸了个性化经验的文学表达，让传统真正地“活起来”。不仅如此，作家和学者还应有意识地共同建设“文学上海”书写的本土性文化品格，并推进相应的感觉和审美机制的新建构。

在文化传承的视域下展开创作，对于推动“文学上海”书写的创新性发展也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具体而言，作家们可以在三个方面有所作为：

其一，着力挖掘此前未被重视过的传统文化叙事对象。比如，“非遗”书写就是一个富有价值的领域。许多“非遗”技艺本身就具有内含着地方性传统文化元素的独特的审美特征，同时又体现着中华文明精神内涵的赓续与再造。上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传统医药、传统技艺、传统戏剧、传统美术、民俗、传统音乐、民间文学等多个类目，在文学创作领域可以大放异彩。《天香》对顾绣的书写就触及了技艺和文化的传承问题。刺绣品、刺绣行为和刺绣文化共同导向一种以绣立命、修身、见性、进德、明理的刺绣文化品格，也展现了中国刺绣及文化所蕴含的广阔的情感、审美和意义世界。

其二，在文化传承主体的塑造和内涵拓展上力求创新。比如，《天香》就是一部主要围绕明代上海女性生活展开的小说，作家把最为精彩和有力的笔墨给了小说中的平民女性——蕙兰、戥子和乖女等。“天香园绣”予人生计，又得人传承和发扬，《董其昌行书昼锦堂记屏》的“如莲之德”便是经由她们一针一线、代代相传的日常劳动而造就。王安忆在民众生活史的维度上塑造了作为历史见证者、创造者和文化传承者的有血有肉的女性群像。此外，天香园里的桃林虽然衰败，却在园外成林、于市中传开；曾以“一夜莲花”和“香云海”闻名的奢华园林，到头来却种了甘薯。以此为喻，王安忆揭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是一代代民众的生计日常和勤奋劳动，真正地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并推动了文化的创造与更迭。“碌碌有为”，漫长而辉煌的中华文明就是在周而复始的生产劳动和日常生活中发展起来并传承下来的。

其三，在文学创作上汲取来自丰富传统文学资源的滋养。中国文学源远流长，是中华文明的一座“富矿”；世界文学多姿多彩，为各民族的文学提供养分。米兰·昆德拉指出：“小说的精神是延续性。每部作品都是对它之前作品的回应，每部作品都包含着小说以往的一切经验。”“文学上海”的创作者们需要有意识地吸纳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现代文学传统、当代文学传统中的菁华，并借鉴外国文学的经验，进而提高自己的思想能力与艺术境界。比如，王安忆的创作就既受到了冯梦龙、曹雪芹、鲁迅、茅盾、张爱玲、沈从文、汪曾祺、茹志鹃等中国作家的重要影响，又从雨果、托尔斯泰、罗曼·罗兰、巴尔扎克、福楼拜、左拉等外国作家那里获得过启示。

总之，在新时代“讲好中国故事”，需要作家们对中国文化的地方性传统进行持续的挖掘，并通过文学的编码和演绎，有力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