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炳辉《中外关系视域下的翻译文学》：“绕道而行的风景”
宋炳辉曾描述自己的研究历程，“从研究中国文学的兴趣出发，绕道中外文学关系，不经意间看见了翻译研究，看见了翻译研究的山涧蹊径”。他将自己的翻译研究称为“绕道而行的风景”，在我看来，正是这个“绕道而行”成就了他。
书中专门论及了“汉语翻译文学的多学科视域”问题，这是只有来自外学科的学者才能观察到的问题。在作者看来，翻译研究学科并不仅仅属于外文系，它是一个特殊学科，连接着外语学科和中文学科及其由之而来的众多学科。书中专门提到，为适应时代和社会的发展，教育部已对外语一级学科作了重新划分，将其分为语言学、外国文学、翻译学、比较文学、跨文化研究五大领域。其中翻译学赫然在列，显示出翻译学的地位已被外界公认。不但如此，宋炳辉认为，翻译学的特点还在于它其实与其他四大领域都有密切联系。宋炳辉所论述的多学科性，实际上重构了翻译研究的内容。
炳辉本科、硕士和博士都就读于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去上海外国语大学就职。由于这种经历，他受到了贾植芳、陈思和和谢天振等教授的影响，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知识结构。贾植芳主要作为七月派作家而受到中国现代文学界的瞩目，却并没有受到翻译文学史的注意。在这本书中，宋炳辉专门从翻译角度阐述，贾植芳不但有丰富的翻译成果，而且有独特的翻译思想，他很早就提出翻译与创作具有同等的意义和价值的观点。陈思和教授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大家，其独特之处在于他的视域非常开阔，他较早就采用了比较文学和翻译文学的视角，也较早就关注了港台华文文学。谢天振教授更是国内翻译文化研究的先行者，被同行称为“中国的埃文-佐哈尔”。这种得天独厚的环境，让宋炳辉能够博采众家，汇聚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中外文学关系和翻译文学等学科为一体。宋炳辉一开始并不是从事翻译文学的，而是从比较文学和中国文学关系的角度研究中国文学，这样才关注到翻译研究，从此，翻译研究成为他的利器。
因为这种研究背景，宋炳辉能够从中国现代文化文学背景上看到翻译文学的重要性。翻译是中外每个国家和地区都有的，但是在中国近代以来的文学翻译中却出现了一个突出的现象，即“翻译文学数量之多，持续时间之长，更重要的是影响之大”。他用贸易中的“入超”这个词汇来形容这个现象，即“译入”严重大于“译出”。这就意味着，“译入”文化现象对于中国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的构成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书中从定量和定性两个角度来说明这一点。从量的方面说，1919至1949年间，全国共出版新文学书籍13500种，其中翻译达3894种，年均122种，占比达到29%。这个数量是惊人的，我们不能对这将近三分之一的文学产品置之不理。从定性方面说，新文学的构成受文学翻译的影响极大。书中分别从诗歌、小说、戏剧和散文的角度，论述了翻译在新文学文体建构中的重要作用。
事实上，赵家璧等人编撰的第一个十年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就是将翻译列于其中的，而后来陈子展、王哲甫、朱自清等学者也都很重视文学翻译。宋炳辉希望在此基础上扩展有关翻译研究的新的论述空间。他提出，中国应该走出外文系以语言对等为中心的翻译格局，增加翻译的文化研究的维度。早在上世纪70年代，西方就出现了后者所谓文化学派的翻译研究，也称操纵学派，是70年代以来以比利时、荷兰等国家学者提出的文化路径为主的翻译研究方法，其代表人物有霍尔姆斯、埃文-佐哈尔、巴斯奈特和勒菲弗尔等人。这种翻译研究的思路，恰恰不是以语言的对等而是以翻译的差异为前提，研究自源语言向目的语的转换过程。用宋炳辉的话来说，“从翻译观念角度来看，西方翻译的文化学派已经从理论上对此做出了回答，他们认为，翻译无论作为一种跨文化实践过程还是这一实践过程的产品，都是目的语系统而非源语系统的事实”。在当代西方，翻译研究的操纵学派早已与文化研究结合起来，成为国际显学，中国翻译研究的确已经落后了很多年。
宋炳辉的这种翻译论述不但是对中国传统翻译的一种革新，更是一种挽救。在当下的AI时代，翻译已经遭遇重大挑战，很多高校开始撤销外语及翻译专业，这对外语和翻译专业也是一个重大挑战。宋炳辉从新的翻译思想所提出的回应，我认为是非常有力的。众所周知，AI目前在翻译领域大显身手，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替代人工翻译，这是翻译面临的挑战所在。不过，宋炳辉认为翻译分为两类：一是对应性强的应用语言，这种翻译是机器大体能够替代的；另一种是对应性弱的文学语言，AI翻译是有效性不足的，机器无法代替人类，“那些主要基于高对应性关系的解决方案，在面对语际弱对应性文本，面对作为翻译语料-文本的文学、哲学文本，以及体现不同文化系统的思想、文化和信仰内涵的文本时，其有效性显然有所不足，真正有效的文学、思想和哲学文本的机器翻译的可能性至今未曾显现，而人工翻译仍显示着足够的必要性和创造性空间”。最足以说明问题的是诗歌，汉诗被译为外国文字后，再译回汉语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机器翻译在诗歌上是做不到的。如果我们的翻译研究还停留在语言对应翻译的阶段上，那它确有被机器翻译取代的危险。
在翻译文学研究的区域上，宋炳辉的研究也显示出非外语系学者的鲜明特征。他选择的非西方文学的翻译，东欧、南欧和北欧等，显示出后殖民主义的非“西方中心主义”的眼光。
更独特的，是宋炳辉有关世界语翻译的研究。在翻译研究界，世界语很少受人关注，它既不是西方语，也不是非西方语，而是一种中立的人造语言，但在宋炳辉看来，世界语天生内含反抗语言强权和同情弱小民族的含义。因为西方大的语言较多为人所知，而小的民族国家语言只能是小语种，中国以世界语为中介的外国文学翻译多是东欧等弱小国家的文学。鲁迅是赞成世界语的，中国现代以世界语为中介的翻译者也多是“为人生”一派的文人。如此看来，宋炳辉的翻译研究就并不是单纯的语言研究，而是一种思想史脉络的研究。书前周宁的有关于后殖民主义的总序，看起来与书中内容无关，其实形成了一种思想上的回应。
宋炳辉的翻译文学研究的另一个特征，是对于作家翻译的研究，这应该是他的本行。本书的第二章，专门分节研究了茅盾、徐志摩、穆旦、叶君健、周立波、贾植芳、王蒙、韩少功的翻译。这是一个跨度很大的名单，在学科上，“中国现当代文学”其实包括“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两个完全不同的学科，但宋炳辉经由翻译跨越了这两个不同的学科，也体现了由陈思和教授开创的打通现当代文学的复旦治学传统，这是很难得的。
（作者系南昌大学人文学院特聘教授、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