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怪研究的认知重建与范式革新
中国古代的志怪与志怪小说，长期以来一直缺少系统、专精的通史性论著。这一状况的形成，与志怪文体本身的复杂特征、文献留存与分布不均衡，以及既有小说史、小说研究史写作范式难以突破创新等多重因素密切相关。王昕教授《志怪：“子部小说”知识史研究》（以下称《志怪》）一书的问世，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一局面。全书设有序篇、孟篇、仲篇、季篇四大部分，共二十章，分别围绕志怪与“子部小说”的知识史研究、“子部小说”的知识谱系、志怪与文学主题、志怪的文学性接受展开探讨。
重建对志怪的认知。志怪传统源远流长：从“子不语怪力乱神”，到庄子、列子笔下的齐谐、夷坚；从干宝、苏轼等人雅爱的搜神谈鬼，到子部小说家类的异闻之属，志怪始终是古人既心存顾忌又格外倾心的著述类型。然而，在现代学术范式建立以来的百余年间，志怪长期被置于“文学性小说”的现代观念之下，多以“志怪小说”或“文言小说”之名，与话本小说、章回小说等共同纳入古代小说史的叙述框架。更有甚者，在小说进化论的影响下，志怪被简单视为唐传奇的源头，一种“前小说”形态，被评价为“粗陈梗概”、文学性不高。20世纪末以来，随着文化史、微观史研究转向的到来，学界对志怪的研究逐步进入反思阶段。研究者开始主张回到历史语境重新审视志怪文本，重写古代小说史的呼声也日渐高涨。
《志怪》自序称，这一课题基于“子部小说”的知识属性而展开，并在自序和“序篇”中对“子部小说”“志怪”的知识属性作了回归传统语境的阐释。作者谈到，“子部小说”在古代目录学语境下属于“边缘化的知识而非文学创作”，它“作为一类信息或知识，反映并参与各个时代的文化生活”。志怪的撰述者所注重的，乃是“‘异闻’中包含的信息和知识，而非故事生动与否的文学性价值”。“知识史是贯穿‘子部小说’历史的主线。”志怪作为传统“子部小说”的支类，彰显了“子部小说”知识的博杂性质，即在传统学术体系容许的范围内所能容纳的知识的广度。这些认识深刻且贴近传统语境，令人耳目一新。作者随后又对子部小说的知识属性进行了细致分析：从“子部小说”的立名渊源、“小而杂”的特点、学术性、价值叙事与体例等角度切入，建构起子部小说的知识形态，又从志怪与“子部小说”的关系切入，论述了志怪的起源、与子史二部的关系以及知识价值，建构起志怪的知识形态，最后，作者梳理了志怪的研究史，重点聚焦方法论的转向，以凸显志怪日渐提升的研究价值。以上论述，无疑重建了对志怪的认知。借用作者的话说，在知识史的视野里，志怪的内容和体裁样式可以得到更为切近的描述与理解，文学性小说研究带来的诸多认知障蔽也得以廓清。
革新志怪研究范式。该书的“孟篇”通过个案专题，呈现了别具一格的研究模式。“孟篇”将志怪与经传神学、博物学、地记、方术、宗教地理、绘画技艺和学术思潮的关系进行了个案讨论，视域宏阔，显幽烛隐，不乏真知灼见。例如，从志怪与古代巫术渊源关系的角度，重新阐释以明传奇《牡丹亭》为代表的复生故事的文化内核。同时，该书对志怪源于方术的经典观点进行了纠偏，认为从知识史的角度看，志怪并非仅源于方术，亦与古代博物之学存在共生关系，这也跳出了过往文学性小说的认知藩篱。
作者还将“异类知识”的视野扩展至古代的视觉文献——图画志怪。“志怪与中古绘画技艺”一章梳理了中古图画志怪的主题、线索和表现形式，认为图画志怪与绘画技艺存在关联，同时反映了具象化的民间接受心理与审美倾向，其中详细论述的“画妖”故事十分生动，展现了志怪表现历史的另类方式。此外，将志怪与宋代庶民文化、清代乾嘉学风关联研究，则有意揭示志怪的新变。以“《阅微草堂笔记》与乾嘉学风”一章为例，《志怪》锚定乾嘉这一志怪撰述的中兴时期，认为受乾嘉学风的影响，志怪集大成之作《阅微草堂笔记》既恪守“著书者之笔”的传统，又呈现出“合学问、异闻与个人闻见于一体的子部小说新变”，洵为确论。
鲜明的文学观照意识。《志怪》这一课题的缘起，在于不满于过往学界将志怪视作文学性小说来研究，试图将其从文学的“牢笼”中解放出来，以获得新的认知与研究视野。然而，该书看似处处将志怪与文学性小说“切割”，实则处处充满文学研究的观照。
《志怪》的“仲篇”讨论志怪与文学主题、文学接受之关系，从物象、人物、故事等角度选取个案，观察志怪在不同文本语境中如何实现文学性的生发。例如，明清小说与民间信仰里广为流传的照妖镜这一物象，作者在梳理其源流与演变后认为，它虽与原始巫术有关，却是道教创立时期自我神化的产物，后来因文人的夸张想象而传播更为普遍，形成了功能性的文学物象。又如，对白居易、苏轼出身神异故事的成因与意蕴的探讨，与以往学者倾向于从文学性文本中寻找故事本事与情节来源不同，作者综采宗教文献、史传、志怪、笔记和话本小说等，认为宗教、历史人物、民间俗信等多方面因素影响了这一故事的发展与传播，揭示了文学故事形成背后的复杂因素。再如，对汉唐洞窟志怪的文学性生发的论析。作者认为，汉唐志怪中的洞窟小说本质上是中古知识及信仰的志怪化书写，通过故事传说来建构对知识与信仰的认同。而从魏晋志怪的粗陈梗概到唐代刻画细致的洞窟小说，藻采与意趣等文学性因素在潜滋暗长。从文化史多元角度考察，我们能够对志怪的文学性生发与影响有更为深入的理解。
“季篇”主要考察志怪的文类特点对《聊斋志异》等文言小说撰述模式的影响，以及早期话本小说的情节和人物设定等方面对志怪书写模式的接受与改造。这部分论述充分展现了作者对话本小说的熟稔与精通，并对志怪知识属性与文学叙事之关系作出独到阐释。如论及志怪知识与“三怪”话本时谈道：“志怪博物之学的知识属性及其叙事模式，给故事讲述带来的限知视角、人妖重逢的人物设定、地方色彩的风物证明以及三怪反复出现的情节模式，为宋元说话人结撰故事带来了便利。”这就将志怪对明清小说的影响，通过宋元话本这一中间环节精确地揭示了出来。类似这样的精彩论析，在《志怪》中屡屡可见。
总之，该书通过知识史和文化史的视角，重建了我们对志怪这一古老创作形式的认知，并且革新了已有的古代小说研究范式，应被视为当下古代小说研究的重要节点。
（作者系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