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朱以撒先生是我敬畏的人。与他的文章的汩汩滔滔相比，社交场里的他显得木讷——他甚至没有什么社交。我见过他两回，简朴餐叙中，他沉静地带着微笑听别人说话，除非他实在有话要说，真说出来，他也仅就轻声道出几个词。他似乎从来没有准备做一个演讲家，他将见识、才华与人间生活的体味，差不多全部交给了另一种表达形态。三十年来，他一直是百花文艺出版社、《散文》杂志、《散文海外版》杂志的好朋友、老作者。拜读百花社最近出版的朱先生新书《欣于所遇》，我二十余载阅读朱先生文章的零碎感受，仿佛找到了一个整合的机缘。

如何是我

在我们早已习惯于学科分类、学术分类的时代，一个人小有所长，就会成为所谓的专家。朱以撒先生在当代书坛是一个独特的存在。我之所以说他独特，在专门领域的显著成就之外，还因为他始终心怀古风，在诸多艺术场域，展现了当代罕见的“吾道一以贯之”的勇气、定力与能力。他集书法家、书法理论家、散文家于一身，这种多元身份使其创作与理论之间形成了罕见的互文关系。然而，要真正理解这种互文的价值，我们需要回到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在艺术与人生的交织中，一个人如何成为他自己？

“如何是我”——我想用这四个字来整合我对朱以撒先生的理解。这个略带哲学意味的追问，恰恰是朱以撒全部创作的隐秘核心。无论是他的书法实践，还是他的散文书写，都在反复回应着同一个命题：在潮流裹挟中，如何保持个体的清醒；在功利场域里，如何守护精神的独立。从“书法文章互证”的角度探讨其当代价值，不仅是对朱先生成就的梳理，更是对当代书法普遍性的偏颇与迷失——越来越多的写字者在遗忘与表演中失却文化含量——的一种反思与回应。

宁作我

要谈“互证”，首先需明确朱以撒书法与文章的内在统一性。在古代，书法本是文人的余事，“文”是内容与学养，“书”是形式与表达，二者一体两面。然而，在当代学科细分与展览机制的影响下，“书法”与“文人”往往分离，书法日益沦为纯粹的视觉竞技。

朱以撒的珍贵之处在于，他自觉地接续了古典文人“我手写我心”的传统。他明确提出：“我心写我文，我文为我书。”这种自觉使其书法与文章在精神内核上高度同构：文章是书法的思想载体，书法是文章的情感外化。而贯穿其中的精神主线，正是他对《世说新语》中“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的反复体认。

在《欣于所遇》中，他多次回到“宁作我”这个原点。无论是面对赵孟頫书风的流行，还是面对展览体的功利诱惑，他赞赏的是，像杨维桢那样“依自家审美写去，与卿何干”的孤高，或是像冯至那样对“最杰出”桂冠的淡然。这种“宁作我”并非顽固不化，而是在纷繁熙攘的世界中，保持自我认知的清醒与定力。正是这种精神底色，使他的书法与文章获得了内在的统一：其文在言说“如何是我”，其书在呈现“如何是我”，二者共同指向同一个精神主体。

我如何生

操文艺者大概都知道“我”之重要，然而，在知行合一的意义上，如何实现自我生成，却是一个人生及艺术难题，实话说，多数人做不到。一念既起，即是行之始，多数人没有贯彻的意志力，没有贯彻的方法论，更没有在实践层面摆脱俗世种种诱惑的自觉。朱以撒先生是如何成为他自己的呢？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维度。

“不激不随”与“缓慢递进”。《欣于所遇》开篇即点出“不激不随”的识见，这既是一种处世态度，也是一种审美立场。在“大潮席卷、风起云涌”之时，能够保持冷静思考，不因时势激、人群激而改变自己的辙轨，不因众人随而自己也随。这种定力是个人精神成熟的标志，也是产生真正有价值作品的前提。这种“不激不随”的精神立场，直接转化为他在书法创作中“缓慢递进”的理念。朱以撒的散文常常追忆古典的幽深，流露出对时光流逝的感慨；而这种对“深度”的追求，使他主张书写如同做学问，需经年累月的浸润，而非展览机制下的快餐式制作。无论是引用佩特松小说中少年与晚年人生状态的对比，还是分析杜甫晚年诗风的丕变，他都提醒我们，艺术和人生都是一个不断递进的过程。一个人的价值不仅在于技能的娴熟，更在于随着阅历增长，其精神世界是否更加深沉、厚重、开阔。其文章中对“功夫”的阐述，恰好印证了他的书法线条中那份不浮不躁的沉着——那是时间沉淀后的从容，是“不激不随”在笔墨间的自然流露。

“文气”与“自得”。朱以撒先生特别强调“宏道养正的正大气象”。这一理念在他的散文中被具体化为对古人风雅的追慕，在书法中则表现为对“文雅”气息的追求。他认为，书法若仅有技巧而无文章修养，则难脱“俗格”。值得注意的是，他对“文雅”的理解并非外在的装饰，而是与“自得为贵”的审美态度紧密相连。《欣于所遇》中，他反对那种以数字、头衔、他人评价为标准的审美惰性，强调“自得”。无论是钟嵘对陶渊明的品评，还是张爱玲不愿与冰心比较，都说明真正的审美是一种私人化的、有独立判断的精神活动。这种“自得”让人摆脱了外界评价体系的束缚，获得心灵的自由。我见过不少朱以撒先生的手札书法作品，难得的综合文化涵养让他的文章和书法浑然一体，我们所谓笔墨间的“书卷气”——其实，那就是朱以撒先生一贯珍视的、不求人赏而自足的气息，是“自得”之境的视觉呈现。

“真诚”与“体统”。朱以撒是当代极少见的具有独立批判精神的书法理论家。他在文章中多次直言当代书坛的弊端，如“批评不兴”、伦理关系混淆审美关系等。这种犀利的批评视角，源于他通过文章修炼出的独立思考能力。而支撑这种批评的，是他对“体统”的持守。《欣于所遇》中，他借庄子笔下的巨树、支道林养马等典故，探讨了“有用”与“无用”的辩证关系。在功利主义盛行的时代，人们趋附于能带来名利的“有用”之学，而忽视了那些看似“无用”却能滋养心灵、提升境界的精神活动。正因为他能“文”，所以他不盲从时风，能在书法实践中保持清醒的距离，反对过度的装饰与拼接，坚守素朴之美。这种批评不是为批评而批评，而是源于对“体统”的敬畏——书法有其正大的传统，走“正大”之路，方能不堕俗流。

我与历史

朱以撒先生在《欣于所遇》中大量谈论临摹、取法，以及我们与古人的关系。这绝非某种“拘泥”，这恰恰是对“宁作我”的创造精神给出了艺术史的支撑，这些研讨，让“我”的构成呈现了时间的层理与历史的厚度。他指出，学习古人不仅是学其形，更要“由书及人”，去感受古人所处的时代、他们的精神世界。当我们学会追问，执笔者是谁、执笔者如何实现了语言及符号自治，我们就懂得了敬畏历史的深层理由。

从“沙门湛然”的发掘，到对“无名氏”书法的重新审视，朱以撒先生让我们意识到，我们并非孤立于时间之外，而是文化传承中的一环。这种历史意识，使他的书法实践超越了单纯的技法锤炼，而成为一种与古人对话的精神活动；也使他的散文超越了个人微观修辞的小格局，而成为一种对文化血脉的大关怀。所以，我们在朱以撒先生的书法、书法批评及散文作品中，经常能感受到个体与传统的精神共振。

我，栖居者

朱以撒先生书文的当代价值，不仅仅在于他个人取得的成就，更在于他证明了在当代学科壁垒森严的背景下，书法与文学不仅可以共存，更能相互激发——朱先生的倡导与实践，让我们回到书写的本来状态，回到书写与生命的相互照亮。

从“我本快意”的遣兴，到“自得为贵”的审美，再到“风雅在怀”的持守——无论是《儒林外史》中四位市井奇人的自得其乐，还是康同璧生日会上女宾们偷偷换上旗袍的细节，或是张伯驹“用我，是这样；不用我，也是这样”的散淡，都在诠释着什么是“风雅在怀”：它不是外在的装饰，而是一种深入骨髓的文化性情，一种无论顺逆都无法被剥夺的精神品质。它让平凡的生活有了诗意，让困顿的人生保有尊严。

栖居者,在与不在之间，是一种游移的、不肯被完全定义的状态。我觉得，这恰如朱以撒先生的书法与文章，既在场又抽身，既深入又保持着距离——他在当代书坛，却不在某股潮流之中；他书写古人，却不止于追摹；他谈论技法，却始终指向人心。

栖居不是占据，不是征服，而是在一个地方安顿下来，与它相融却又保有精神的余裕。朱以撒的书写，正是这样一种栖居——他栖居在汉字里，栖居在活性的古典中，栖居在个体生命的安静角落。

“栖居者”朱以撒——在潮流与独处之间，在古与今之间，在书与文之间，安然地、清醒地栖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