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猛犸象》是一篇向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致敬的小说。

也许是年纪渐长，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种种，愈发频繁地在记忆中浮现。我就像商铺掌柜，趁午后来客稀少，坐在冷清的柜台后回望早间营业光景。我出生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青春岁月几乎与八十年代完美契合。若有人问我最喜欢生活在哪个时代，我会毫不犹豫告诉他，我钟爱那个物质相对贫乏，精神却无比丰盈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踏入大学校园的那一年，昆明降下百年罕见的大雪，授课的老师望着窗外纷飞的大雪，突然宣布下课，让我们到雪地里尽情撒野，这份随性让我至今难忘。那时的学生或许会逃课避开陈腐的课程，却会在晚上七点图书馆开门时，如潮水般拥入抢占座位。我喜欢夜晚熄灯后，同学们躺在床上谈论尼采、休谟、马尔克斯和卡夫卡，谈论我们这块土地生长出来的诗人北岛、顾城、海子、江河……没有人为未来的工作焦虑，也无人被抑郁症困扰，因为有大把时光可以下围棋、踢足球、弹吉他，或是溜到其他学校，找人聊天、空谈，或是钻进飘着音乐的教室，加入舞会的行列。彼时中国所有高校出入都无需登记，更不用预约，大门向社会敞开，它们不是象牙塔，而是与社会相连的有机部分。我怀念那个书店售卖《阿赫玛托娃诗选》的年代，有同学天未亮就跑去排队抢购。接下来的一个月，班上热爱诗歌的人都会小心翼翼地讨好他，只为能借阅诗集。我感激 1985 年冬天，让我与川端康成的小说邂逅，此后两年，我几乎读完了图书馆里所有能借到的日本作家作品。我记得夜里校园里响起抓贼的声响，同学们像救火般冲出宿舍加入抓贼队伍。外地小偷地况不熟，沿着分隔校园的铁轨狂奔，而校运会的长跑能手如牛皮糖般紧追不舍，直至小偷筋疲力尽，坐在铁轨上束手就擒。阶梯教室顶端刷油漆的女工不慎摔落，脖颈伤口流血不止，学生们奔出教室，抱起女工赶往医务室，女工弥留之际，有人提议让男生此时去抱抱她，让她走得安心，于是一个又一个男生上前，轻轻拥抱那个不幸的女工，宛如与自己的姐姐告别……那个时代，来自热带的同学，毕业分配时毅然选择前往云南海拔最高、条件最艰苦的中甸，只因那里的冬天能见到大雪；也有同学毕业时拒绝分配，宁愿留在昆明漂泊，因为只要有才华，这个世界有不止一扇窗会为你敞开。于坚成名作《尚义街 6 号》里写到的那群人，有人放弃安适工作远赴新疆，有人流浪至北京，也有人选择留下，活法不止一种，他们中有人后来成了纪录片导演、学者、作家，也有人成了老板，生计无忧。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已然远去，但我始终怀念文学社遍地开花的时代，怀念无数人有勇气远离故乡，踏上寻梦之路。那个年代人们眺望未来，绝不会想到，如今会出现老人跌倒无人敢扶、面对不公选择转身回避的现象。那时的我们干净、正直、勇敢、元气饱满，谁也不曾料到，几十年后，我们竟活成了年轻时最厌恶的模样——世故、庸俗、怯懦、精致且算计。罗曼·罗兰说，绝大多数人都死在二三十岁，因为此后的半生都在重复扮演自己。可我们甚至算不上扮演前半生，而是彻底背道而驰。八十年代的我们恰似消失的猛犸象，隐入时间深处，只留下一声沉重的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