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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藏经总目提要》已出版“四藏一编”，总计十三卷、约670万字。（受访者供图）

“这是一项前所未有的重大学术工程，撰作之艰辛，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的。但不管如何，我都会以人生余力，将此书继续写下去。”手指抚过墨香犹存的新书封面，77岁的复旦大学教授陈士强几度哽咽。他以一人之力历时43年编撰而成的《大藏经总目提要》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5月21日在复旦大学举办新书出版座谈会。

这是佛教文献学里程碑式的著作，终结了汉文《大藏经》一直以来没有系统完整解说的学术困境，以独创体例规整文献谱系、勘正传抄谬误，系统还原佛教中国化与中外文明互鉴脉络。全书已出版“四藏一编”，即《文史藏》《经藏》《律藏》《论藏》《经藏续编》，总计十三卷、约670万字，收录佛教典籍1473部8246卷，是迄今为止中国佛典研究领域最权威、最完备的工具书。

为文化传承做一项基础性的工作

“前人舍生忘死，度沙漠、越雪山，历经艰险，将一大批佛教典籍传入中国，又辛辛苦苦地译为古汉语，岂能让它们成为今人读不懂的天书？”陈士强说，汉文《大藏经》是一部综罗历代汉译经律论和汉撰佛教著作编集而成的大型佛教丛书，它卷帙浩繁而内容赡博，广泛叙及历史、哲学、文学、伦理、教育、语言、逻辑、心理、习俗、地理、天文、历算、医学、建筑、雕塑、绘画、音乐等各个领域极为丰富的知识，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大宝藏，也是整个人类文明的一大遗产。

然而，由于佛教经典源于古印度，传入中国以后，都是用古文翻译和阐述的，绝大多数佛典既无标点，也无注释，文句艰涩，义理幽深，尤其是佛教术语特别繁异复杂，凡此种种，都给阅读和研究佛教典籍带来了很大的困难。1983年6月，陈士强因阅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有感，发心以毕生之精力，撰写一部集目录、版本、提要、资料和考订于一体的《大藏经总目提要》，对历代《大藏经》收录的千部万卷典籍作全面系统的分类和阐释，为文化传承做一项基础性的工作。

“我不是只做某个版次的《大藏经》提要，而是把宋元明清至近代刊行的各个版次汇总起来，做成一部真正集大成的佛学工具书。”他介绍，《大藏经总目提要》所收录的典籍，不仅包括汉文《大藏经》中的佛典，而且也包括少数隶属于藏文《大藏经》、巴利文《大藏经》以及在藏外单本流通的佛典。一大批尘封已久的古本佛经，由此而得到破解。在此基础上，又对每一部典籍的名称卷数、译撰源流、版本沿革、篇章结构、思想要义等逐一细致解析，兼顾源流梳理、异文勘校、史实辨正。

“总要有人为后来者做垫脚石”

“一般来说，我对每部原著的阅读在三遍以上，艰深的著作或篇章更是反复研读，并采用将同本异译或同类文献作对勘的方法，来彻究文句的含义。”在没有电脑的时代，陈士强制作了几大箱手写资料卡片。独创的“藏、部、门、品、类、附”六级分类法为我国大型古籍整理与研究提供了全新范式。

“如果一件事，千百年来无人去做，那一定有原因，但总要有人为后来者做垫脚石。”一路走来，这位年近八旬的学者坦言，经年累月从事佛典的释读工作，方才体会到《论语·宪问》所说的“知其不可而为之”的难与苦，但那些前贤的楷模，又时刻激励自己以宁静淡泊之心，循序渐进地去做这项事业，未敢懈怠。终究，努力没有白费——2006年，《大藏经总目提要》中的《经藏》《文史藏》，被列为“国家古籍整理出版‘十一五’重点规划项目”；2011年，《律藏》《论藏》，被列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025年，《经藏续编》被列为“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资助项目”。值得一提的是，最新出版的《经藏续编》之末附有“《大藏经总目提要》四藏一编总目录”，以便于读者检索。

完成“四藏一编”，陈士强仍在跋涉：“希望以人生之余力，写出《大藏经总目提要·密教藏》，实现‘搜罗务尽’的愿望。”作为《大藏经总目提要》的终结，《密教藏》将收录三百多部经典，标志着这项历史性突破的文化工程最终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