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的劝学思想
北宋天圣八年（1030年），范仲淹在河中府通判任上写下《上时相议制举书》一文，阐述他对人才培养和教育的主张，提出了著名论断——“夫善国者，莫先育材；育材之方，莫先劝学；劝学之要，莫尚宗经。”范仲淹认为，育才是治国安邦的基石，劝学是育才的首要方法，宗经是学习的重要内容。范仲淹关于劝学的思想和丰富实践，值得后世思考与借鉴。
“育材之方，莫先劝学”
范仲淹强调学习的重要性，认为“弗学而志穷，如玉之未攻，如泉之在蒙，昧焉而弗见其宝，汩焉而莫朝于宗”。人不学习，将处于蒙昧而不能明辨的状态。如果认真学习，并领悟其真谛，则“如金之在铸，如骥之方御”，终成可用之才，实现其志向。
范仲淹自身就是勤学修身的典范。年少时，他随继父到澧州安乡，在兴国观读书，“寒暑不倦”；21岁时，在长白山醴泉寺读书，划粥断齑，于困顿中坚守笃学初心；23岁时，往应天府书院求学，“昼夜苦学五年，未尝解衣就枕”。无论身处何种艰苦境地，范仲淹从未消沉。他曾以诗言志，《睢阳学舍书怀》一诗就体现了他不怨天尤人的气度和乐观向上的精神。
范仲淹常劝学子、乡人读书进取。《宋史·张载传》和《横渠先生行状》中都记载了范仲淹劝勉张载学习的故事。张载“少喜谈兵，至欲结客取洮西之地”。宋夏战争爆发，张载满怀壮志想在疆场上建功立业，于是写信给范仲淹，阐发自己对边防战事的见解。范仲淹“一见知其远器”，告诫道，“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劝他研读《中庸》。张载听从劝告，“学古力行”，写出《正蒙》《横渠易说》等著作，成为关中士人的一代宗师。皇祐三年（1051年），范仲淹赴任青州，过长山，赋诗以寄乡人：“长白一寒儒，登荣三纪余。百花春满地，二麦雨随车。鼓吹前迎道，烟霞指旧庐。乡人莫相羡，教子读诗书。”意在劝诫乡人不要羡慕他衣锦还乡，而是要让孩子们好好读书。
“劝学之要，莫尚宗经”
关于学习的内容，范仲淹主张学生首先要“从道”，学习六经。天圣五年（1027年），他在《上执政书》中感叹士人群体不研习古代文化，放弃先王的典籍，“词多纤秽，士惟偷浅，言不及道，心无存诚”。他提出，应该用诗书礼乐来敦化学子，用文章、德行、忠心、诚信来辨别考察。考试的时候，“先策论以观其大要，次诗赋以观其全才，以大要定其去留，以全才升其等级”。
在《南京府学生朱从道名述》一文中，范仲淹从一位学生的名字“朱从道”生发开去，阐明“从道”就是能遵循大道行事，“臣则由乎忠，子则由乎孝，行己由乎礼，制事由乎义，保民由乎信，待物由乎仁，此道之端也”。而这些“道”的内容存在六经之中。他在《上时相议制举书》中具体阐明，圣人的法度言论存于《尚书》中，安危的端倪存于《周易》中，得失的借鉴存于《诗经》中，是非的辨析存于《春秋》中，天下的制度存于《礼》中，万物的情状存于《乐经》中。范仲淹进一步提出学习的次序，“先之以六经，次之以正史，该之以方略，济之以时务”。他在《南京书院题名记》这样比喻，“经以明道”，就像太阳统御天地四方；“文以通理”，就像四季奇妙地化育万物。在写给皇帝的《答手诏条陈十事》中，他重申如果国家只注重考察华丽的文辞和诗赋，只是以背诵儒家经典注疏的标准选取人才，士人就会舍弃治国大道而去追求细枝末节，这样就会导致“求有才有识者十无一二”。范仲淹从国家需要什么样人才的角度，给士人的学习内容作出引导，要“不专辞藻，必明理道”。
关于学习的目的，范仲淹主张士人读书不仅仅为了获取功名，更是修身养性，保持一颗无愧于天地的良心。他在《南京书院题名记》中既肯定了那些有担当国家重任才能、怀有忧虑天下之心、入朝为官的人，也肯定了那些探究天道与人事学问、乐于践行古人之道、退隐可以成为乡里师长的人。在执掌应天府书院期间，范仲淹将校训从“天下同文”发展为“以天下为己任”。
“致治天下，必先崇学校”
范仲淹认为，兴办学校乃助士人学习、推动国家兴盛的大道。他在《上执政书》中写道：“夫庠序之兴，由三代之盛王也，岂小道哉！”在《代人奏乞王洙充南京讲书状》中，范仲淹提出，“右臣闻三代盛王，致治天下，必先崇学校，立师资，聚群材，陈正道”。在30多年从政生涯中，范仲淹始终致力于兴学育才，或拓建旧庠，或亲掌教席，所到之处必兴教化，鼓励劝勉士人读书。
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范仲淹任广德军司理参军。赴任后的他了解到“广德人未知学”，遂在县城北边建起一所学堂，并聘请名士前来任教。在他大力倡导和推动下，广德考中进士的人接连不断。天圣五年（1027年），范仲淹执掌应天府书院。据《范文正公年谱》记载，范仲淹“常宿学中”“观书肄业，敦劝徒众，讲习艺文”，对于“夜课诸生”制定了读书、吃饭和睡觉时间，遇到先睡的人，会“诘之”教导。凡是出给学生的题目，他自己先做一遍，以便知道题目难易以及应当注意的地方。他不仅是山长，更是严师。景祐元年（1034年），范仲淹在睦州任上，于城北乌龙山麓创办龙山书院，并亲自讲学。次年，范仲淹在苏州任职时，捐出本打算作为宅邸的南园，创办苏州府学，实行左庙右学、庙学合一的官学体制。他还让当时尚未成年的长子范纯祐入学，带头尊师守规。庆历新政失败，范仲淹被外放至邠州，后“以疾请邓州”。到邓州任知州时，范仲淹已经58岁，承受着身体疾病和新政失败的双重打击，仍然“求民疾于一方，分国忧于千里”。他谋划筹资，重修百花洲作为治学场所，命名花洲书院。在公事之余，范仲淹会到书院执经讲学。也正是在这里，完成了千古名篇《岳阳楼记》。
据宋末元初的《文献通考》记载，北宋建立之初，“未有州县之学，先有乡党之学”，读书人主要依赖民间书院、寺庙等求学。在范仲淹劝学主张和办学实践的推动下，庆历四年（1044年），北宋下诏全国州县皆立官学。《范氏家乘》记载，范氏子孙多受其影响，于南宋景炎二年（1277年），在天平山兴建义学等相关办学设施，教育了众多学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