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议吴晗致胡适谈红信的时间
曾经在《中华读书报》上讨论过吴晗致胡适的两封有关红学的信写于何时，竟然已是整整五年前的事了。其起因是202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宋广波编校的《胡适论红楼梦》，将吴晗二信系于1931年。于是我写了《吴晗致胡适两封谈红信写于何时》（《中华读书报》2021年3月17日），认为应写于1930年，且宋先生将两信的前后次序颠倒了。随后马文飞发表《吴晗致胡适两封谈红信写于1930年吗？》（《中华读书报》2021年4月7日），主张两信皆写于1931年，并确定日期为1月29日和4月28日。我读后又写了《吴晗致胡适谈红二信分写于两地两年》（《中华读书报》2021年4月21日），考定其前信写于1930年6月29日在上海，后信则接受马先生之说，是4月28日写于北平的燕京大学。那时候我得到朋友认可，好像可以定论了，将这结果写进了拙著《红学外史》（2023年在加拿大出版海外版，国内版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今年2月，我意外地收到读者谌谌的指正，主张吴晗写给胡适第二封信的时间应该不是4月28日，而是更迟。我当时未接受，等忙过改完拙著的最后校样，静下心来再行研究，才发现他（她）说得对，吴晗谈红第二信的时间还需要再加修正，值得再写一篇文章。为了读者明了，将此信摘要再录一次：
适之先生：
先生的《红楼梦考证》页三十七，以敦诚兄弟的诗断定曹雪芹的生卒时代，——生约1715—1720，死乾隆三十年左右，约1765——这是一个极精确的论断，但是先生的话只是假设，并没有什么强硬的同时代的证据。
近几天在《延芬室稿》找到一些可以证实此问题的材料，特地钞了献给先生。
永忠的《延芬室稿》的一部分——《志学编》（删定本），二月前我曾替它作了一篇跋，最近燕大图书馆又陆续购得永忠手写的《延芬室稿》全部，约二十七册，这手稿是编年的，极有历史价值，在册十五有这么一条：
（中略）……
以上这些是因为我先做了《延芬室稿》中的《志学编》的跋，近几天重读先生的考证，见有引永忠的去处，便开始注意这部破稿本，果然找出这么一些来，高兴极了，立刻写信告诉先生。
据这书的内含而论，内中一定还有关于曹雪芹的诗，我明天还要细细的找去。（因为纸已陈旧，只能慢慢地翻）或者再有发现，亦未可知。
敦诚一辈人的生卒事迹，有否再考查的必要？假使先生要，我可以把一切永忠和他们投赠的诗钞奉。生卒也有查出的可能。
明陈文烛的《二酉园文集》有沔阳卢氏《湖北先正遗书》本，已请图书馆购得。附闻，专此谨颂康健
学生 吴春晗上 二十八日晚
经过五年前一番讨论，已达成共识：此信肯定写于1931年，吴晗（原名吴春晗）在燕京大学图书馆担任编目助理期间。此信中没有客套，没有寒暄，没有自我介绍，一上来就直奔学术主题，字里行间透着与“先生”的熟络。此信省略年月，仅署“二十八日晚”，也是双方关系近便、联系频繁的迹象，这造成了问题的症结。如果按马先生所定此信写于1931年4月28日，那就是吴晗到北平后第一次给胡适写信，与在上海的前一信已相隔10个月之久，至此他还从未收到过胡适的回信。请再细品此信，可像是如此情景吗？
一周之后（暂且如此说）的1931年5月5日，吴晗给胡适写了另一封信：
因为没有和先生直接谈过话的缘故，最后要替我自己介绍一下：我是一九二九进中国公学的学生，去年先生离开中公后，我也立刻到北平来转燕京大学，不料到北平后燕京又不许我入学，因为我在中公的英文成绩是C，虽然在转学时他们曾寄入学允许证来。后来颉刚先生介绍我到燕大图书馆中日文编考部作事。现在我又要想下半年到北京大学史学系插班，因为恐蹈去年的复辙，就辞了燕大的职务，先时预备功课，所以现在有时间来写这篇年谱。
学生 吴春晗 五月五日
第二天5月6日，胡适首次给吴春晗回信说：“我记得你，并且知道你的工作。”谈完学术话题，还邀请他来米粮库胡同的家：“这星期有暇请来谈。罗尔纲君住我家中。”
此二信的时间确定无疑，可作为判断其他信时间的坐标。因为学生吴春晗怕校长不记得自己，因为他上次没有收到回信，所以才需要自我介绍，再讲述自己半年多来的经历，这才像是第一封“投名状”。根据人情事理，所谓“二十八日晚”信，应该写于此“五月五日”信之后，道理不言自明。
那么，马文飞为什么定“二十八日晚”信写于4月28日？那理由就在侯堮的四个字“辛未季春”，见于他的《觉罗诗人永忠年谱》（《燕京学报》1932年第12期）中：
辛未季春，余读燕京大学所藏清宗室诗人永忠之《志学编》手稿残卷，已异之；后校中又由永忠后人许，得《延芬室全集》残稿及《臞仙诗题及注》，《臞仙手选诗目》与《唱和集》，《瑶华手札》等数十册，遂得畅读；惜多残碎螙蚀，不成整片。乃费月余之力，衲残辑佚，略复旧观；……
侯堮时任中日文编考部主任，即吴晗的领导。以此与吴晗信中所述对参，讲的是同一件事。然后马先生作了如下分析和推理：
（一）侯堮说的“辛未季春”，就是农历辛未年三月，即公历1931年4月下旬至5月中旬，侯氏在燕京大学图书馆读到永忠《志学编》手稿残卷，亦即“助理”吴晗所谓之“《志学编》（删定本）”；
（二）侯堮在“辛未季春”后“顷得延芬后嗣所藏《诗集初稿》二十余册”（此处“顷得”有片刻得到之意），即1931年4月下旬至5月中旬间“得《延芬室全集》残稿”，也就是吴晗所称“最近燕大图书馆又陆续购得永忠手写的《延芬室稿》全部，约二十七册，……”，而“最近”就是吴晗作书之时，时间范围应该就是1931年4月下旬至5月中旬间。
我们再看“二十八日晚信”的落款时间为28日晚，那么在“1931年4月下旬至5月中旬间”这个时间段里，唯有1931年4月28日符合这个日子。……
因此，“二十八日晚信”之系年当为1931年4月28日晚。
我认为此段推论有失误。细读侯文和吴信，其中讲的都是先后两个时期的两件事，二者互有关联，递进发展。前期是“辛未季春”，即1931年4月左右，燕大图书馆得到了永忠《延芬室稿》的一部分——《志学编》手稿残卷；第二期是之“后”，又得到《延芬室全集》二十余册，吴晗从中找到永忠的《因墨香得观〈红楼梦〉小说吊雪芹三绝句》，立刻写信报告给胡适。两期之间相隔多久？吴晗称是“二月前”。所以，怎么能够用前期的时间坐标“辛未季春”，来无缝连接并替代“后”期的吴晗写信时间呢？由此联想到，马先生在前文对吴晗另一封“六月二十九日”信的分析中，也有类似推演，用学生吴晗所说“前几个月我做《西王母与昆仑山》的时候”，来替换校长胡适在中国公学辞职的时间。
还有一个因素，似有助于“4月28日”之说，那就是吴晗在5月5日信中，称“就辞了燕大的职务，先时预备功课”。而他之所以能如此便捷地接触《延芬室稿》原书，为之作跋，发现红诗，还说“明天还要细细的找去”，显然是在燕大图书馆工作期间，如果离开这个岗位，也就失去了看书的条件。那么他“二十八日晚”的信，还可能在5月5日之后吗？
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在马文飞的文章之中：据吴晗1931年6月25日发表的文章《跋广韵校勘记》中称：“辛未夏，在燕大图书馆中得读《楝亭五种》……稠州吴春晗识于海甸吉祥胡同五号。”（载《华北日报》之《圕学周刊》）这证明，吴晗1931年夏天仍在燕京大学图书馆中读书，他到6月间依然住在燕大旁边的吉祥胡同。我们且相信吴晗真的在5月5日前后辞职，很大可能他必须工作到5月底为止。其后即使不再是工作人员，没有工资，在图书馆中继续避暑“蹭读”，也是备战高考的最佳场所了。所以，这就是吴晗在“辛未夏”不离燕大图书馆的理由。
5月5日是吴晗写“二十八日晚”信的上限。根据马先生提供的资料，吴晗于7月13日至15日参加北大考试，因数学零分而败北。自16日至22日再考清华，幸终场通过。在此可以澄清一个问题，在拙文《吴晗致胡适谈红二信分写于两地两年》中我曾说：“后（吴晗）在胡适的强力保荐下（说是走后门也不为过），才得以入学清华。”现查明清华在8月8日发榜，吴晗得到录取，而胡适到8月19日才写信给清华大学代理校长翁文灏和教务长张子高，因吴晗家贫而为他谋工读的机会。这说明，吴晗是靠真本事考上的。吴晗因经济困难应曾向胡适求援，但未见于信中，他可能在考取之后又登过胡适家门，当面诉说，胡适才写信为他说项。
从以上时间表观之，以7月12日为下限，可能的时间就只剩下5月和6月的28日了。近6月底已然太迟，临近高考吴晗不应该再有暇翻看闲书，所以5月28日，就应当是给胡适写信谈红学的唯一恰当的时机。因为已有5月5日的“投名状”在先，仍在同月，所以28日信可以省略月份；因为已经登门拜见过，所以28日信中才不拿自己当外人。这个时间还可以在马文中找到一个旁证，那就是侯堮在1931年5月26日写了《馆藏延芬室集稿本跋尾》（《燕京大学图书馆报》1931年第9期），文中提到：“诗初名《志学草》……顷得延芬后嗣所藏《诗集初稿》二十余册……”这与吴晗写信向胡适通报只差两天，几乎同时，应该并非偶然的巧合。
至此，必须更新我五年前的结论：吴晗致胡适“二十九日信”写于1930年6月29日，在上海中国公学或其住所；“二十八日晚信”写于1931年5月28日，在北平燕京大学旁的“海甸吉祥胡同五号”住所，比马说晚一个月。在这两信的时间和地点问题上，现在我对宋广波的定位和马文飞的观点都不敢苟同。五年前我写《两地两年》一文太过匆忙，对后一信考虑不周。感谢谌谌等友人的指正，使我重新思考，有所前进。
让我再次引用胡适的名言：“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他对曹雪芹卒年的认识，曾经有过先后五次变化。那么我对吴晗致胡适谈红二信写作时间的认知发生三次变化，对这个新的结论，我心安理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