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芮塔·菲尔斯基是美国弗吉尼亚大学英语系约翰·斯图尔特·布莱恩讲席教授，曾任《新文学史》主编，在当代文学批评与美学研究中具有极高影响力，亦是“后批判”思潮的领军人物。近十年来，她围绕文学研究方法、阅读实践与批判范式转型的论述，在国际学界引发持续且广泛的讨论，并使其始终处于阅读理论与文学阐释论争的核心。拾雪在伦敦大学访学期间，围绕菲尔斯基思想发展的关键议题对其进行了系统深入的访谈。本访谈立足后批判的学术语境，围绕后批判的质疑与争议、“后批判之后”的理论潜力与现实挑战、文学研究的未来走向三个方面展开。菲尔斯基反思了批判作为研究范式与学术实践的效力及其制度条件，强调文学研究需重新审视阅读实践、审美经验与文本能动性在意义生成中的作用。谈及文学研究的未来，她指出，当代文学研究既无法回避媒介环境、知识结构与学术体制的变革，亦不应退回到封闭的专业主义；相反，需以理论与日常经验的联结、跨学科路径及“文本－读者－世界”关系的重释，持续回应“文学为何重要、如何重要”的核心命题，为其在学术与公共空间开拓多元路径。

关键词

批判；后批判；文学研究；批评范式

基金项目

国家留学基金委“2025 年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联合培养博士生项目”（202506230159）

作者简介

拾雪，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当代西方文学理论与思想、叙事学；

芮塔·菲尔斯基，弗吉尼亚大学英语系教授，研究领域为美学、阐释学、文学理论与方法论、女性主义批评、现代性思想与文化研究等。

拾雪（以下简称“拾”）：近些年来，围绕“后批判”的讨论逐渐成为文学研究的热议话题。您的研究——尤其是《批判的限度》（The Limits of Critique, 2015）——在反思怀疑式阅读的主导地位，并促使学界重新审视文学阐释的基本假设与实践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在《迷恋：艺术与依恋》（Hooked: Art and Attachment, 2020）一书中，您进一步探讨了审美经验与依恋如何塑造读者与艺术作品的互动方式。然而，这种将关注重新转向文本与审美经验的取向，有时被理解为在当下“人文学科危机”的话语背景下，对政治批判的一种退却。我们应当如何理解将文本重新置于核心位置这一取向在文学研究中的意义？您是否倾向于将其理解为一种认识论或诠释学层面的转向，即读者与文本发生关系方式的重新调整？

芮塔·菲尔斯基（以下简称“菲尔斯基”）： 我并不认为这具有政治性——除非是在一种非常淡化且有限的意义上。关于学术研究，我常常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人们倾向于将“政治”一词适用于几乎所有事物。一个人可以从文本中获得知识，明显不同于走上街头、投票，或参加其他形式的直接政治行动。显然，文本并不是人。无论你是以怀疑的方式还是以慷慨的方式阅读一个文本，文本本身都不会在意；它不是人，也没有权利。从这个意义上说，它的政治意义是很有限的——也许在某种微弱程度上存在，但无疑是有限的。从我的角度来看，正如你所指出的，我深受解释学的影响，其中也包括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的思想。承认文本的重要性，实际上对读者是有益的。如果你承认文本有话要说——承认它能够重新语境化你的既有假设——那么，阅读就成为一种学习行为，而不仅仅是将某种预设框架应用于文本的机会，无论这种框架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拉康的真理，还是其他任何被带入文本的理论体系。因此，承认文本能够教给我们某些东西，是扩展自身知识谱系、拓宽视野，并更深入理解文本与世界的一种方式。它为自我理解与自我批判开启了新的可能性。在这一点上，文本能动性的“政治”——如果我们一定要称之为政治的话——就在于培养一种更具接受性、反思性与知识回应能力的阅读方式。

拾：自《批判的限度》出版以来，在国际学界引发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也伴随着不同程度的争议。有学者将您的批评立场视为一种“反智主义”或“民粹主义”。您是否认为这些评价构成了对“后批判”的一种误读？在您看来，这类解读是否反映出当代文学研究中关于知识权威、专业性，或批判地位的某种紧张关系？

菲尔斯基：是的。我对有人将我的立场指认为“反智”感到非常不满。我的著作均由大学出版社出版，并经过该领域专家的严格同行评审；我的研究也直接参与理论与哲学的讨论。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指责，似乎仅仅是因为我主张应当认真对待日常经验。但对经验进行理论化，并不等同于对经验作出天真的诉求。我的分析始终立足于严肃的学术层面。因此，这类批评实际上建立在一种误解之上。这些指控还揭示了学术界某些领域中更深层的焦虑，即一种担忧：一旦对批判的主导地位提出质疑，就等同于与民粹主义或反精英主义相勾连。这种判断再次体现出一种两极化的逻辑——如果一个人没有明确为批判辩护，那么他（她）就必然与特朗普主义站在同一阵营。如此二元对立的思维，遮蔽了我研究中所提出的更为细致的问题，例如文学何以重要、读者如何与文本互动，以及知识生活如何与政治生活建立联系（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未能如此）。

拾：围绕“后批判”的讨论，也促使学界重新反思“批判”本身的角色。一些批评者将您的研究解读为对传统上与“批判”相联系的政治预设的一种重新界定。例如，布鲁斯·罗宾斯（Bruce Robbins）与内森·李（Nathan Lee）等学者认为，您诸如“批判来自下层”等论述（The Limits of Critique 140-147），实际上指向了批评实践与政治承诺之间关系的重构。他们也因此批评“后批判”可能会滑向“学术民粹主义”（Robbins 11），甚至成为“新自由主义同盟”（Lee 171; Skiveren 167; Lesjak 529），从而削弱长期以来与批判先联系的政治效力。您如何回这些关切？在文学研究的具体语境中，我们应当如何理解后批判与政治介入之间的关系？

菲尔斯基：显然，我并不认同这些解读。以所谓“后批判是对市场逻辑的妥协”这一说法为例。如果沿着这一推论继续展开，那么它同样可以适用于任何形式的学术批评，因为我们都在撰写最终会作为商品进入市场流通的著作。我确实难以理解，为什么我的论证会比其他学术研究更容易受到这样的指责。我也不认为，我的理论或哲学主张意味着对自由市场原则——或任何特定的政治或经济框架——的认同。这样的推断在我看来颇为荒谬。我所坚持的，是认真对待普通读者的看法与洞见。然而，对某些批评者（如布鲁斯·罗宾斯）而言，这种关注却被解读为向市场的让步。这种解读是严重扭曲的，它源于一种带有马克思主义还原论倾向的思维方式，即认为：如果你没有在每一个层面上持续谴责资本主义，那么你就必然是在向其妥协。我并不认同这种二元对立的逻辑。

更广泛地说，我近来一直在思考批判在政治生活中的价值与限度。在这里，我所指的并不是学术圈内部的政治，而是现实世界中的政治——两者绝非同一回事。当代理论的一个问题在于，人们往往倾向于将对简·奥斯汀的某种马克思主义式批评视为一种激进的政治行动。但如果这篇论文最终仅有三位同行读者，那么它又如何比一种形式主义的解读更具“政治性”呢？这类研究几乎完全在学术语境中流通；绝大多数学术批评实际上并不产生任何现实的政治效果。如果我们将目光转向现实的政治生活——在那里，公共行动、话语表达以及集体情感共同影响着政治结果——那么，批判的限度就会更加清晰。在发表于《媒介理论》（Media Theory）的一篇文章中，我借鉴了政治理论家艾伦·芬莱森（Alan Finlayson）的研究。他有力地指出，在当代公共领域中——这一领域受到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以及高度媒介化的“情绪政治”的塑造——批判在很大程度上已变得难以奏效，甚至几乎完全失去效力。（Felski, “Postcritique”）在社交媒体上，一些右翼政治名人拥有规模庞大且情感高度投入的追随者群体，而这些群体基本上不受学术批评的影响。特朗普的支持者并不会因为布鲁斯·罗宾斯的批评而改变立场；他们也不会被一篇发表于学术期刊的批判性文章所说服。从这个意义上说，批判往往只是在对已经认同其立场的人发声。芬莱森进一步指出，在社交媒体、“氛围”（vibes）以及情感高度饱和的公共领域中，理性论证本身的逻辑——即“此人陷于迷思与幻象之中，而我将揭示其真相”——正日益失去效力。（Finlayson 40-41）

一个相关的论点也出现在温迪·布朗（Wendy Brown）的《西方反民主政治的兴起》 （The Rise of Anti-Democratic Politics in the West）一书中。她认为，当代左翼的某些群体采取了一种道德化、训诫式的姿态——对工人阶级或右翼民粹主义的支持者加以指责——却未能真正触及政治生活的情感维度。她进一步指出，在许多情况下，左翼知识分子不断对这些群体指手画脚，反而使自身陷入一种困境：其论述往往以僵硬的理性主义与道德化语气展开，这种方式不仅难以吸引他人，反而容易引发反感，而没有去回应当代政治中显然至关重要的政治情感、依恋关系以及魅力型影响力等因素。正如她所强调的，对于许多支持者而言，特朗普无疑具备某种个人魅力。因而，这种高度理性化的批判方式，往往会疏离其试图说服的对象，而无法提出能够激发依恋或唤起希望的积极性愿景。

在这样的语境中，将批判过度视为一种政治工具是一种严重的误判。这类关切在主流媒体中也日益得到表达。但这并不意味着应当放弃批判。我们当然应当对那些掌握巨大经济与政治权力的人进行批评。令我担忧的是，人们往往从批评精英滑向将其支持者一概视为愚昧无知。许多工人阶级群体正面临严峻的物质与社会不安全感——失业、不稳定的生计、成瘾问题，以及在更广泛的经济转型中被边缘化或被亏待的感受。正如我在新书中所指出的，当右翼话语能够让他们感到被承认或被肯定时，一部分人转向右翼其实并不令人意外；而左翼往往以一种道德指责的高理论话语与他们对话——“你是种族主义者”、“你是性别歧视者”、“你没有使用正确的语言”等等。所以，我再次强调，我并不是反对批判本身。我所主张的是，批判在现实生活与政治领域中存在着真实的限度，而这些限度需要通过更具肯定性与激发性的政治愿景加以平衡。尤其是当代左翼，在批评方面表现得尤为娴熟，却在提出富有希望的替代性方案方面相对乏力——也未能有效构建一种能够包容非高等教育群体的政治表达方式。我认为，这些缺口正对当今的政治生活构成严峻挑战。

拾：您在专著和论文中多次提出，您的批评思想是一种 “both/and”而非“neither/nor”的取向，强调兼容并置而非排他性的思维方式。这在某种程度上与中国的“中庸”理念形成呼应，即以对复杂性与多元性的承认为前提，而非以单一确定的答案为目标。您如何在自身的理论建构中看待这种包容且开放性的立场？未来的新作（如您关于当代德国思想的研究）是否会继续推进这种思维，进一步探讨一种“中道批判”（middle-way critique）作为您理论项目的延续？

菲尔斯基：这种理解是成立的。在《批判的限度》中，我确实多次、而且是相当明确地指出，我并不反对批判本身。当然，当时我也并未充分展开这一立场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一点在我的新书中得到了更为系统的阐述。正如我在《批判的限度》的结语中所说——实际上这一观点贯穿全书——后批判并不意味着拒绝发问、拒绝论辩，或拒绝分歧。我在整本书中反复表达不同意见。问题并不在于是否存在分歧，而在于我们如何产生分歧：你基于何种理由提出不同意见？你如何为这些分歧加以辩护？你如何进行批判？在批判时，你所提出的究竟是何种性质的主张？在我的新书中，我更加直接地回应了这些问题，其中还专门有一章讨论，是否可能以一种将对话者视为平等主体的方式来进行批判。在这一点上，我借鉴了德国学者乌尔夫·舒伦贝格（Ulf Schulenberg）所讨论的“水平批判”（horizontal critique）这一概念①。我们是否能够以一种类似你所提到的“中道批判”的方式展开批评？批判是否可以以一种横向的方式展开——而不预设自身处于比被批评者更高的认识位置？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我不提供确定性的答案，但它确实是我持续关注的一条研究路径。

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批评之所以具有意义，仅在于它指向的是一个人的论证，而非个人本身。如果有人说：“这个论证之所以错误，是因为你是白人，或黑人，或男性，或女性，或由于你的阶级背景或意识形态环境所致”，那么在我看来，这是一种不可接受的批评方式。它隐含着这样一种前提：一方能够清晰地看见真相，而另一方则因其社会处境而视野受限——这种立场本身就构成了一种内在的不平等。一种更具尊重性的分歧方式，要求我们认真对待对方，倾听其论证，并通过理性的论辩来说明自身为何不同意。我们不会说：“你之所以这么说，只是因为你是男性”，或“你之所以这么说，只是因为你是性别歧视者”。一旦我们开始将对方的立场归因于其所受的社会力量影响，就预设了自己能够置身其外——仿佛自己能够看得更清楚，而对方却不能。例如，当评论者声称“特朗普的选民被误导，从而投票违背自身利益”时，其隐含前提在于，这些选民是被欺骗的或是无知的，而只有批评者自身才掌握真相。这种说法同样预设了一种等级化的关系。相较而言，我更关心的是，是否可能在不预设这种认识论优越性的前提下展开批评——亦即，如何在分歧中承认他人作为平等的对话参与者的地位。

拾：回望您的批评思想发展脉络——从早期的女性主义研究到后批判的提出，再到对文学社会性的持续关注——我们似乎能看到一种不断调整的学术取向。您如何看待自己这些不同研究阶段之间的内在逻辑？“后批判”在您的思想体系中处于怎样的位置？它是终点、转折，还是一个更大且仍在展开的理论项目中的一个阶段？

菲尔斯基：我更倾向于将其理解为你所提到的最后一种情况：后批判只是一个更为漫长且持续展开的理论项目中的一个阶段。自我攻读研究生以来，我的研究始终围绕着一组彼此交织的关切展开：既致力于哲学性的思考，又参与理论层面的探讨；既关注文学的价值及其所能提供的意义，又考察这些问题如何不仅关涉学术写作，同时也关联普通读者的兴趣以及学术体制之外的日常自我理解方式。这些关切在我不同阶段的研究中始终保持着相当的稳定性。发生变化的，或许是各个侧重点的分配。近年来，我更加明确地将注意力集中在对“批判”的反思之上——包括其限度、其基本假设以及其在文学研究中的主导地位。但我并不将这种关注视为一种转向或偏离，而是将其理解为持续努力的一部分，去尝试提出一种更为扩展性的论述，用以说明我们如何阅读、文学能够提供何种可能，以及知识探究如何能够更好地与非学术读者的生活经验建立联系。在我看来，后批判只是这一思想进程中的一个环节——无疑是重要的，但终究只是一个更为广阔且不断演进的理论脉络中的组成部分。

拾：您如何看待“后批判”在未来的潜力，或者说，局限？从学术实践的角度来看，您认为以后批判视角开展文学分析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是方法论的模糊性、学术体制的约束，还是学界始终对一个“明确的理论方法论”期待的压力？在您的未来写作中，这些问题会如何被进一步回应？

菲尔斯基：这是一个不容易回答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任何一种思想运动的未来本质上都难以预测。尽管如此，我仍然认为，后批判的发展前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我所谓的学科体制惯性的制约。正如我先前提到的，借助托莉·莫伊（Toril Moi）对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的阐释，可以看到，一个学科要实现范式转移是极其困难的。学者往往是在特定的理论框架中接受训练的，而这些框架不仅塑造了他们的学术立场，也常常与其个人身份认同紧密交织在一起。这也有助于解释我所遭遇的一些强烈敌意：当一种批判方式自研究生阶段以来便构成其学术实践的核心时，任何关于探索替代性路径的建议，都可能被理解为一种针对个人的冒犯。

第二个挑战在于，在某些学术语境中，尤其是在美国，批判仍然拥有持续的文化资本。在重要期刊上发表论文，往往需要展示对既有批评技法的熟练掌握。像我这样曾经实践过这些模式的人，如果试图转向另一种方向，其研究便可能被贴上“天真” “理论性不足”或“理论深度不够”的标签。批判仍然赋予某种学术声望，而这种声望也构成了替代性路径发展的障碍。与此同时，我确实也看到学界对这些讨论存在相当大的兴趣，尤其是在年轻学者之中。许多人并没有对批判形成同样长期的依恋；相反，在课程学习中反复接触批判之后，他们如今将其视为一种已在智识上趋于枯竭的模式。他们正在寻找新的思考方式，以便说明文学为什么在个人层面和知识层面上对他们具有意义。总体而言，当前的学术图景相当两极化，而我也确实不知道它将如何发展。未来仍然是开放且不确定的；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拾：在对于“后批判”未来走向及其限度讨论的基础上，我想从制度层面进一步提出一个相关问题。学术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往往不可避免地受到其所处学术环境与制度结构的塑造。您如何理解“后批判”得以生成与展开的制度条件？在当下以科研评估、经费机制与学术治理为核心的学术体系中，加之人文学科危机的冲击，后批判思想在多大程度上仍可能保持其独立性与创造性？

菲尔斯基：我认为，直到最近，美国政府才开始对人文学科施加较为明确的压力。这一趋势在很大程度上始于克里斯托弗·鲁福（Christopher Rufo）推动对佛罗里达州高等教育体系的改革。② 如今，我们看到一些此前几乎难以想象的情况：美国政府试图对教学与研究的思想内容施加影响，例如要求包括弗吉尼亚大学在内的部分高校与特朗普政府达成某种形式上的制度性安排。当然，大学内部始终也存在各种压力。学术机构本身拥有一套不同于外部社会的学科规范。因此，可以说，学术研究始终受到制度性条件的塑造。在这样的压力之下，后批判是否能够保持其独立性与创造力？恐怕不会。正如我所强调的，各种思想形式都会受到制度的塑造与限制，也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被妥协，并随着时间推移而显现出其局限性。后批判并非某种终极真理；它只是一种在当下具有启发意义的思考方式。

拾：当前无论是在中国还是西方学术界，围绕文学的未来以及人文学科危机的讨论正重新受到关注。许多西方学界有许多学者试图以不同方式去重申并捍卫文学研究这一学科的独特性，例如乔纳森·克拉姆尼克（Jonathan Kramnick）对细读的再辩护，约翰·吉洛里（John Guillory） 关于文学史的反思，迈克尔·克鲁恩（Michael Clune）对审美价值的再论述；还有学者直接以“人文学科的危机”为题出版专著（如《永久性危机：祛魅时代的人文学科》）。相较之下，中国学界似乎正朝着更为跨学科的方向发展，将文学研究与心理学、经验性研究方法以及科技研究相结合。在此背景下，您如何看待当前关于“人文学科危机”的讨论？以及对于近年来兴起的“数字人文”“人文实验室”等回应性尝试，您持何种看法？

菲尔斯基：在某些方面，我的立场与许多美国同行有所不同——这一点我将在即将出版的新书中作更为详细的讨论。这种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我自身的学术养成。许多在美国从事研究的学者——如迈克尔·克鲁恩、约翰·吉洛里、克拉姆尼克等——大多是在英语系内部接受训练的：本科主修英语，博士阶段亦在英语系完成，并最终在英语系展开教职生涯。正是这种连续性的学科训练，塑造了他们的学科身份认同，也影响了他们对“何为文学研究”的理解。我的背景则颇为不同。我在英国完成了法语与德语的本科学习，随后前往墨尔本，在一个深受社会理论影响的德语系攻读博士学位。此后，我在西澳大利亚一个跨学科的文化研究项目中任教7年，之后才前往美国，进入一个较为传统的英语系任职。严格来说，我并没有获得英语学位，我的学术训练也具有显著的跨学科特征。正因如此，我很难认同当下美国学界呼吁“回归”传统文学方法的声音。在我看来，这种“回归”无异于掩耳盗铃——文学本身正在发生变化；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被社交媒体、视觉文化以及新的文本参与方式所深刻塑造的世界之中。读者往往是在数字或多媒体环境中接触书籍。在这样的条件下，如果文学研究仍然试图在不重新思考其方法的前提下，仅仅围绕细读与十八世纪小说展开，其前景注定是难以为继的。

这一判断也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我以往的教学经验。在前往美国之前，我教授通俗小说、肥皂剧、福柯以及各类理论文本，而非经典文学作品。我当然也重视经典文本——例如，我曾主编过一部关于悲剧的论文集，也希望在这一领域继续写作——但我认为，在当下语境中，如果我们仍然教授经典文学，就必须发展新的教学路径。这些路径应当不再局限于严格的历史主义方法，而应更加关注过去与当下之间的关联，并能够向学生展示这些作品为何在今天仍然具有意义。基于这些考虑，我总体上对跨学科的创新持肯定态度。我并不将其视为对文学研究的威胁，而是将其看作一个重新思考这一学科可能发展方向的契机。当前美国学界关于恢复一种狭义文学批评传统的呼声，源于特定的学科发展史，这一传统主要由新批评与细读方法所塑造，如今似乎正在重新强化。然而，就我个人而言，我的学术立场更倾向于跨学科路径，而非回归某种学科本质主义。

拾：随着大语言模型技术的兴起，以及人工智能生成文学的日益凸显——从AI辅助创作到完全由AI生成的叙事文本——新的文本形态不断进入文学场域。一些学者认为，这些发展趋势正在促使我们思考新的理论范式。您如何看待这种新兴的文学形态？又如何看待这一主张？

菲尔斯基：关于人工智能，我目前还没有形成特别成熟的看法。不过，我希望在下学期花更多时间认真思考这一问题，既结合我自己的教学实践，也从更一般的知识层面加以考察。坦率地说，到目前为止，我在很大程度上有意避开了这一话题。不过，也有人向我提出，我所倡导的后批判阅读实践，或许可以作为一种有益的对冲力量，以应对人工智能在文学生产与阅读实践中日益增强的主导性。毕竟，现在人们可以向ChatGPT 提问，并迅速获得关于历史语境、政治阐释，或各种标准批评路径的大量信息。相比之下，后批判视角所关心的核心问题，是某一具体文本如何召唤你、如何与你发生关系，以及你如何回应这种召唤——而这至少在原则上是人工智能无法复制的。我们正在见证大学中一种更广泛的转变，即知识正越来越被等同于信息。但如果人工智能可以即时提供信息，那么我们就需要重新思考大学——以及人文学科——究竟能够提供什么。一种可能的方向，是重新确认课堂中“人”的重要性：也就是说，作为读者的人如何与文本相遇，并在这一相遇中生成转化、回应与改变。

拾：您的新书《选择性亲和：文学与新批评理论》（Selective Affinities: Literature and New Critical Theory）预计于2026年出版。该书重新回到德国批判理论这一传统——这一传统在您早期学术训练中具有重要影响。这本书在创作过程中经历了多次更名，也引发了学界对您未来理论走向的广泛关注。能否请您谈谈这本书的主要内容与构思？它是否延续了您在《勾住：艺术与依恋》中所探讨的若干主题，例如读者依恋、关系性、审美经验的中介性？当代德国社会哲学在其中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菲尔斯基：这本新书源自我早期在德国批判理论方面的学术训练。正因为这样的背景，当一些美国评论者将我的研究描绘为反理论、反政治或反批判时，我常常感到困惑——坦率地说，也有些不满。德国理论始终深刻影响着我的思考，而这本新书正是重新接续这一思想传统的同时，也吸收了当代德国社会哲学的发展成果。近年来，一批德国理论家——活跃于哲学、社会学与社会理论等不同领域——提出了一些在我看来与后批判关切相互呼应的理论立场，尽管他们并非直接回应后批判这一议题。令我感兴趣的是，类似的论证正在不同学科语境中以相对独立的方式出现。

我的讨论将重点放在两种“亲和关系”之上。首先，是对一种单一的否定性取向的批判，以及相应提出的拓展肯定性概念谱系的主张——例如“共鸣”（resonance）与“认知”（recognition）等概念，我在新书中对此进行了较为充分的讨论。其次，当代德国社会哲学认为，一种脱离日常经验的批判理论，在智识与政治层面上都将丧失效力。批判理论必须始终面向具体的生活经验——无论是痛苦的经验、阅读的经验，还是其他日常实践中的经验。这两个方面——肯定性概念的提出，以及理论与日常经验之间的关联——同时也是我自身理论框架中的两个基石。尽管我看到二者之间存在显著的相似之处，但同样也存在重要差异。大多数这些德国思想家并不直接从事文学研究，因此，我的一个重要任务在于将他们的概念转译到文学批评语境之中，并考察这种转译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获得说服力。

拾：当您重新回到德国批判理论这一传统时，是否会担心有些读者将此理解为一种信号，认为您正在放弃后批判，并回归到更为传统的批判方式？抑或相反，您会认为这一转向是在为“后批判之后”的理论发展寻求一种更为坚实的理论基础？

菲尔斯基：我并不认为这项研究是在“超越”后批判，也不认为后批判本身应被理解为在时间顺序上继批判之后出现的东西。这正是“后”（post-）这一术语持续存在的问题之一：它很容易给人一种误导性的印象，仿佛理论发展是一种线性的继承，或一种清晰彻底的断裂。对我而言，后批判并不意味着超越批判或将其抛在身后；相反，它意味着超越“批判/非批判”（critical vs. uncritical）这一二元对立，将批判视为诸多可能的思想立场之一，并将其理解为多种介入方式的一种。我仍然在继续推进这一论点。我也不会把这些德国思想家归入“后批判”的旗下——这并不是他们使用的术语，也不是他们所参与的论争。但我认为，任何阅读这本书的人都会很快看到，我是在延展和发展自己既有的思想路径。《迷恋》更接近于一种关于阅读的文化社会学，而新书则包含更多文学材料；与《迷恋》不同，其中并不涉及艺术或音乐。它更具哲学性和政治性，但这只是从另一个侧面扩展我对后批判的理解。我并不认为这是对我此前工作的任何放弃。我仍然非常关注我们如何与书籍建立联系、书籍为何对我们重要、我们为何阅读它们这些问题，当然这里的“我们”指的是一个较为宽泛的群体。我只是通过一组不同的思想框架来接近这些问题。

拾：最后，对那些希望延续或发展“后批判”的年轻学者，您有什么建议？

菲尔斯基：很难给出确定性的建议，但我想说，最重要的就是忠于自己所相信的东西。如果你被后批判所吸引，很可能是因为它回应了某些对你而言重要的知识问题或审美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坚持这一研究路径是至关重要的。你无疑会遇到许多反对者，也会遇到支持者；但在世界范围内，人们对后批判取向的兴趣确实正在增长。我的建议很简单：坚持下去，不要因为那些轻易否定你研究的人而气馁。借用近来一本书的题名来说，人需要某种“被讨厌的勇气”。最有力量的思想往往也是最具争议性的；任何真正新的东西都很可能引发抵抗。我有时会从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那里获得启发。他或许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但他的研究也招致了极为广泛的批评。他愿意质疑哲学的基础性预设，这使他遭遇了许多同行的敌意。我觉得自己在某种程度上处于类似的位置：当我质疑文学研究中长期确立的若干预设时，也不可避免地会使那些深度投入这些框架的学者感到不安。当然，建设性的批评是有价值的，也应当被认真对待；但对歪曲性的解读或缺乏了解的轻率否定，则不能作同样看待。关键在于始终专注于坚定且清晰地阐明你认为真实的东西，并持续发展自己的论证。

拾：非常感谢您抽出宝贵时间分享如此富有洞见的观点，也感谢您对这些问题的慷慨回应。本次对话让我收获颇丰。

此文原载于《外国文学研究》202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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