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辨林》——马列主义文艺理论方法论的“范本”

1936年出版的《海上述林》，收集了瞿秋白在1931—1933年间完成、但此前未被正式发表的译本手稿。由鲁迅收集整理、编辑成书、亲撰序言的《海上述林》分为上下两卷。上卷《辨林》（副标题为《科学的文艺论文集》）的核心内容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经典文本，而下卷《藻林》包含高尔基的创作选集和论文选集。本文以此书的上卷《辨林》为切入点，展开分析和讨论。

由“现实”“列宁论托尔斯泰”和“译论辑存”等部分组成的《辨林》，在中国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的历史上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它在华语世界中较早发表了恩格斯的两封著名信件、列宁论述托尔斯泰的文章等经典文本，亦对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的经典论述做出了相当精准和系统的译介。许多学者对于这些译本的重大历史意义进行过深入的讨论，也指出在这些译文中出现的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的核心术语——如“现实主义”“党的文学”“历史的对比”等，对中国本土的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所产生的积极作用。然而，很少有人注意到撰写编辑这本译文集背后的历史语境和权力关系。

《辨林》的编译逻辑具有明显的层次性。本书在编辑译文时，遵循了一种明确的等级序列。譬如，恩格斯笔下的两封信《恩格斯论巴勒扎克——给哈克纳斯女士的信》《论易卜生的信——给爱伦斯德》及列宁撰写的两篇文章《列夫·托尔斯泰像一面俄国革命的镜子》和《L.N.托尔斯泰和他的时代》，在此书的整体结构中作为“正确”的马列主义文艺理论方法的“典范”。与此相对，普列汉诺夫和拉法格的几篇文章在不同的程度上被视为“反面”的例子加以修正和批评。基于这种逻辑，前几组文本在文学创作原则、文学批评方法和对待文学遗产等一系列问题上的观点和立场，在这本译文集中被赋予了权威性，成为科学理论的代名词。而后者则被认为是包含着种种缺陷的文艺思想，因而需要对其加以“批评的观察和分析”。在本译文集中，瞿秋白运用的修辞手段同样强调了理论的规范性诉求：诸如“机械论”“非历史”“取消主义”“庸俗社会科学”等具有鲜明价值取向的概念和术语，在阐释性论文中频繁出现，并且在各篇译文中划分了“正”与“反”的界线。

在相关表述上，本书的编译者瞿秋白对自己的“主体位置”采取了颇具意味的态度和立场。在“现实”的后记中，瞿秋白这样写道：

至于关于现实主义，关于机械论，关于普列哈诺夫的错误和价值，关于拉法格的优点和缺点，以及关于左拉的那几篇，就都是根据赛勒尔，伊颇里德，哥芬塞菲尔，爱亨霍尔茨等的考证和解释的论文，而自己编过的；当然，这里不免略为关涉到中国文学界的现象。

考虑到这本译文集所包含的规范性诉求，上述细节不能简单地被理解为对一系列引用文本的罗列，而是在“科学”的权威性上发挥了特定作用。言下之意，瞿秋白通过将自己置于次要的编者位置上，凸显其理论资源的来源，来表明在《辨林》中出现的有关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的论述，并非他的主观意识的产物，也不仅仅代表他个人在相关问题上持有的观点和立场。相反，正如其副标题“科学的文艺论文集”所显示的那样，这本译文集是20世纪30年代苏联学术界在相关问题上取得的“科学”成果。虽然在《辨林》中，对于“科学”的表述是从“普遍”的理论范畴中建立起来的，并且通常从某种进化论叙述上，被陈述为在历史文艺发展中代表最进步、最客观的文艺思想。但实际上，这种“普遍性”跟特定的权力场域及其相关的排斥机制密切相关。具体而言，这种“科学性”的表述直接关系到苏联文艺界在当时历史语境中占据的中心位置，以及拥有的文化资本。对于20世纪上半叶的全球左翼文艺运动来说，苏联文艺界通常不单是一个重要的参考对象，而且也往往被视作“科学真理”的代名词。在“现实”的后记中，对于这一系列马克思主义文学文本的诠释者做出介绍之时，瞿秋白提及的“公谟学院”（Komakademie），译本集的参照模板《文学遗产》，及该刊物的编辑者赛勒尔、歌芬塞菲尔和伊颇里德等人，在1930年代的苏联文艺界都占有重要地位。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需要注意，1930年代初期，当瞿秋白加入“左联”，并投身于左翼文艺理论的译介和探讨之时，中国“左联”加盟了“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组织，成为其在华支部。虽然“国际革命作家联盟”是世界性的组织，在全球范围内代表进步的左翼文艺团体、作家与运动，但这并不意味着该组织内部不存在“中心”与“边缘”之分。这种区分，在瞿秋白的相关论述中清晰可见。1931年，瞿秋白在《斯大林和文学》一文中这样写道：

中国的普洛文学运动还在很幼稚的时期，它的许多弱点和错误正需要坚决的斗争和勇敢的自我批评来纠正。世界无产阶级的领导队伍——苏联无产阶级的文学斗争应当是我们的模范。读者对于苏联普洛文学运动之中的新的任务，应当深刻的去了解，应当会应用他们所研究出来的原则到中国的普洛文学方面来。

概而言之，《辨林》对马列主义文艺理论提出的规范性诉求，无论在编译逻辑、阐释方式，还是在对“科学”的强调上，都有迹可循。而这本译文集的“科学性”不单是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译本中产生出来的，也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苏联文艺界的权威性得到凸显。因而，为了认识这种规范性诉求的具体内涵，我们首先需要回到20世纪30年代苏联文艺界的历史语境当中，考察瞿秋白所提出的“科学文艺论”，在苏联经历了什么样的历史形成过程，以及它在何种对话关系上完成了自身的建立。

二、20世纪30年代苏联文艺界——组织和规范

瞿秋白对苏联文艺理论的研究，集中于1931年至1933年期间。在这段时间，瞿秋白除了完成后来被收入到《海上述林》译文集的译文和诠释之外，还撰写了《斯大林与文学》《论弗里契》和《苏联文学的新阶段》三篇重要文章。在“左联”时期，瞿秋白的文艺理论工作直接对应了苏联文艺界在1920到1930年之间发生的重大变化。这个历史阶段——在苏联文学史上通常被称为由“自由竞赛”进入“列宁阶段”的转型时期，使得苏联文艺界在文艺团体的组织方式、文艺生产机制等方面经历了重大的转变。同等重要的是，苏联文艺界也在这一时期对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的规范提出了更为明确的诉求，终结了以往各种理论思潮混杂的局面。从1928至1930年旅居于莫斯科，且长期关注着苏联文艺理论与实践的瞿秋白，可以说是中国左翼文艺运动历史发展中较早对苏联文艺界的这一变化有全面认识的理论家之一。因此，瞿秋白似乎与苏联学者同步，将这次转型所蕴含的理论主张、规范性诉求传播到了中国。

自“十月革命”以来，苏联文艺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处于极为活跃的状态，“未来派”“锻冶场”“山隘派”“岗位派”等形形色色的文艺流派和团体，似乎同时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并在苏联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它们有关文艺的政治性、文学的任务或历史遗产等重要问题，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理论主张和创作原则，而在这些不同性质的文艺纲领之间也通常出现了极为紧张的竞争关系。1925年俄共（布）中央发布的《关于党的文学政策》决议，对无产阶级政党在文化领导权方面所面临的问题上制定了基本的发展方向，但它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对当时文艺界的多元化局势保持了肯定的态度，认为“党应当主张文学领域中的不同集团和流派的自由竞赛”，不能“使某个集团或文学组织对文学出版事业的垄断合法化”，不能“赋予某个集团以垄断权”。

苏联文艺界多元并存的局势，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在新的历史形势下，苏共对苏联作家队伍的统一和团结问题发出了越发明确的要求。1932年《关于改组文艺组织》决议的发表，通常被视为这一转型过程的标志性事件。这一决议宣布“把一切拥护苏维埃政权的纲领并且乐于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作家联合到统一的苏联作家协会中去”，同时对苏联文艺界所面临的当前的政治任务提出了更为具体的要求。

在当前的学术界，《关于改组文艺组织》的决议仍然是一个富有争议性的纲领性文件，许多学者也将其称之为“斯大林专政时期”在苏联文艺界的开端，一个预示着由苏共全面指导和操控导致文艺形式僵化的转折点。在接受这些共识的同时，我们也需要指出，规范文艺创作和批评的方法、创造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统一文化路线等要求，一直酝酿于苏联文艺界的复杂局势当中。在这些问题上，俄罗斯作家无产阶级联合会（简称“拉普”）表现出最为强烈历史使命感。1926年，由“岗位派”“阿普”等文艺团体联合组成的统一文艺组织拉普，在1920年至1930年之间成为被苏联官方认可的领导文化力量。在这一时期，拉普对文学的政治性和阶级性、世界观和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以及文学遗产等一系列命题，展开了长期的、大规模的讨论；同时，针对无产阶级的创作方法和路线，他们提出了“新现实主义”、“有倾向的现实主义”“无产阶级的现实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方法”等创作口号。

对本文的主题而言，尤其重要的是拉普在其晚期阶段，围绕与苏联共产主义学院合办的《文学遗产》杂志而展开的文艺理论活动。在《文学遗产》的第一期中，编辑部阐发该刊宗旨时，首先指出《文学遗产》是一个“系统的、有严密计划的”出版物，旨在发表文学领域中从前未问世的重要历史文献。但同时，强调《文学遗产》不是“埋头于档案纸堆的学院刊物，而是能够有力面对党和工人阶级在文学研究上所需的战斗性的布尔什维克机制”。接下来，他们补充说，该刊物“以列宁主义式的文学史研究为斗争目标，继承经典马克思主义文本”，以期在文学研究领域迎来“列宁主义的时代”——也即对过去的革命和历史进行布尔什维克式的理解和认识。

遵循编辑部的宗旨，《文学遗产》在1931至1932年期间首次公开发表了恩格斯的《致保·恩斯特》《致敏·考茨基》和《致玛·合克奈斯》三封著名文艺书信，并对这些经典文本进行了解释。同时，他们也通过梳理在第一、第二国际、俄罗斯社会民主党的历史中历次发生的争论，并引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等经典理论家在此期间表达的观点，对“唯物主义辩证法”及“党的出版物”等正统文艺理论的核心概念进行了全面的阐述。在这种阐释的批评性对照下，《文学遗产》编辑部亦沿用“庸俗社会科学”“新康德主义”“主观主义”等命名，对“非正统”的文艺思想脉络进行批判和清算。该刊物除了将托洛茨基、第二国际、自由主义者作为批判对象，还推翻了普列汉诺夫、博格丹诺夫、梅林等人在20世纪20年代苏联文艺界所占据的权威地位，用批评的眼光重新审视他们的文艺思想。

1932年，苏共中央公布了《关于改组文学艺术团体》的决议，指示解散拉普并成立单一的苏联作家协会。该决议公布之后，苏联文艺界逐渐否定了拉普的历史地位，指责它未能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团结全国的文艺力量，并对它的文艺路线进行了批判。但在解散拉普之后，苏联文艺界经历的重建过程，体现了这两个时期之间的相互关联和继承因素：首先，伴随20世纪20年代后期苏联官方研究界在科学、哲学等各个领域中，对“左倾”与“右倾”错误思想战线的屡次大规模的批评运动，苏联文艺界同样在经典作家谱系和理论体系上经历了转型。如前所述，自从拉普宣布“列宁主义阶段”的降临，普列汉诺夫、梅林等人发生了由理论权威向批判对象的转向。而在知识谱系的颠倒和重建过程中，《文学遗产》丛刊发掘出来的重要理论文献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使得列宁、恩格斯和马克思关于文艺问题的论述，被当作“正统”马列主义文艺思想的科学依据。对经典文本做出的筛选和阐释，并未终止于拉普阶段，而是成为知识谱系的具体内涵，延续并体现在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的一系列较具权威的文艺理论著作中。1935年问世的《苏联文学百科全书》，仍然没有完全否定拉普的历史意义。这本百科全书指出，虽然在文艺路线上存在过许多弊端，但是拉普的历史功绩在于通过把批判的矛头指向“托洛茨基的投降主义理论”“孟什维克的文艺观念”等反无产阶级的文艺理论，捍卫了文艺领域的党性原则。

其次，1932年被首次提出的，在苏联作家协会的第一次代表会议上被正式接受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路线，通常被视为克服了拉普文学理论实践中存在的种种弊端，尤其是纠正了“唯物主义辩证法”对“心理描述”的过度重视，以及在“同路作家”“文学特殊性”等问题上的激进态度。然而，从拉普的晚期阶段来看，“唯物主义辩证法”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间存在的相互对应的内容，除了体现在知识谱系上的延续上，也与基本术语息息相关。譬如，巴尔扎克和左拉、席勒和莎士比亚等西欧经典文学作家之间的对比，以及恩格斯笔下的“典型人物”和“典型环境”等说法，在这两种不同的阶段，都构成其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指示出一种观察现实和书写现实的独有的方法。与此相关的是，这两个时期的苏联文学批评家，都对认识和书写现实的总体结构表现出强烈的诉求，同时也排斥先锋文艺理念和主张。

回到《海上述林》，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本译文集的参照系直接体现了20世纪30年代苏联文艺界在知识谱系等领域所经历的转型。这类互文关系，在经典作家序列，批评对象和文艺理论思想上，都鲜明地显现出来。在这个意义上，在《海上述林》中以苏联文艺界为主要参考对象，提出的有关“正统”马列主义文艺思想的规范性诉求，不能被理解为一种固有的、静态的“非历史”存在，而应当被看作特定历史语境的产物。这种历史语境，除了跟苏联文艺界这一时期在相关问题上得出的研究成果密切相关，也涉及苏联文艺界在1920年至1930年之间对第二国际思想流派、托洛茨基、博格丹诺夫、普列汉诺夫等“异类思想资源”展开的大规模批判运动。

三、中国语境中的《海上述林》

（一）《海上述林》与“新时期”的“左联”

如果说《海上述林》的内容与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文艺界构成了对应的关系，那么围绕《海上述林》的研究工作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呈现出自身独有的历史内涵。因此，对这本译文集的理解和认识，不应仅仅局限于一种“非本土”理论的传播过程，而应将其纳入这一时期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理论实践之中加以解释。

当瞿秋白对苏联文艺理论展开系统的编译工作时，中国左翼文艺界经历了较为重大的转变。1931年，在瞿秋白的积极帮助下，由冯雪峰起草的，“左联”执行委员会通过的决议《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下文简称《新任务》，在“左联”的发展历程中起到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关于这一点，茅盾在回忆录中曾经写道：“决议是冯雪峰起草的，瞿秋白花了不少心血，执委会也研究了多次。这个决议可以说是‘左联’成立以后第一个既有理论又有实际内容的文件，它是对一九三○年八月那个左倾决议的反拨，它提出的一些根本原则，指导了‘左联’后来相当长一段时期的活动。”从“新阶段”的历史视域上，这次决议凸显了两个批评对象：一边是“民族主义、法西主义、取消派，以及一切反革命的思想和文学”，而另一方面是在中国左翼运动发展中曾经出现过的理论主张。就后者而言，《新任务》写道，左翼阵营内部需要“严厉地检查自己的阵容，无容情地对于右倾机会主义及左倾空谈作两条战线上的斗争”。

此决议提出的“防止右倾机会主义及左倾空谈的两条战线”的口号，根据哈尔柯夫“第二大会”的指示得以展开。在当时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历史语境中，这一口号触及的对象，主要指向1928至1930年间中国左翼文艺界发生的“革命文学论争”，以及“左联”领导人物于1931至1933年间参与的“自由论辩论争”。在历次论争中，“创造社”和“太阳社”在文学创作与文艺理论上持有相当激进的观点和立场，还有胡秋原、苏汶等人以“第三种人”自称，维护和提倡文学的自由主义和客观主义的精神，这些在《新任务》中被命名为“观念论”“主观论”“浪漫主义”“假的客观主义”错误思想，因而也是“新时期”左翼文艺运动所要批判（或纠正）的对象。从这种批评方式来看，1931年发表的《新任务》，对过去错误思想的斗争，包含着规范性的诉求，意图通过在文学创作和批评方法上制定统一的原则，来终结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分裂局面。

《新任务》的公布与《海上述林》译文集的首次出版相距五年的时间。1936年，《海上述林》得以问世时，驻沪的“左联”已经失去了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中心位置，面临解散。但同时，我们可以发现《海上述林》在正式出版之前，就已经是一种“在场”的文本，并开始在中国左翼文艺界产生效应。在1931至1933年间，瞿秋白与鲁迅、冯雪峰和茅盾等人参与的文艺论争，都紧密关联到《海上述林》的编译工作。换言之，在1931—1933年间，瞿秋白通过参照和翻译《文学遗产》的权威论述，对“党的文学”“唯物主义辩证法”等概念进行了译介和阐释，这已成为他介入“第三种人论争”等同一时期文艺批判运动的重要路径。关于这一点，我们甚至可以说，在这一时期的论争中，瞿秋白通常依据《海上述林》的知识谱系（及其相关的规范性诉求），对异类的左翼文艺理论主张进行“清算”。

首先，自从1930年在哈尔柯夫举行的国际革命作家联盟会将“唯物主义辩证法”规定为其权威的文学理论范式之后，这类创作原则和批评方法逐渐进入了中国左翼文艺界。在“左联”的新时期，由冯雪峰翻译的《创作方法论——A.法捷耶夫的演说》，茅盾撰写的《莎士比亚与现实主义》等文章，已经对“唯物主义辩证法”做出了译介和讨论。与之相呼应的是，《海上述林》收入的《马克思恩格斯和文学上的现实主义》《拉法格和他的文艺批评》等文章。这系列文章基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巴尔扎克（“伟大的现实主义”）—左拉（“自然主义”）、席勒－莎士比亚之间的对比，来阐释一种对现实独有的书写方式。这种书写方式既不是“主观的淋漓尽致的演说”，也不是用照相式的书写方式把现实碎片化，而是以形象化的语言，辩证地暴露“资本主义发展的内部矛盾”。在这一时期，“左联”的领导人物根据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认知能动需求，探析和评判中国左翼文艺界的现状。其中较有代表意义的是，瞿秋白围绕“浪漫谛克”的概念而展开的批评。关于这点，瞿秋白指出中国左翼文学作品要超越空洞的倾向性，避免把小说的英雄“变成了‘时代精神的号筒’”，而应当追求创造一种富有洞察力与深度性的文艺样态。当瞿秋白把相关的理论命题与中国早期左翼文艺理论思潮相联系时，他认为创造社、太阳社等文艺团体的错误在于，他们“取消了文艺，放弃了文艺的特殊工具”，同时也将这种错误思想的根源追溯到博格丹诺夫、“未来派”的影响上。

其次，在《海上述林》中出现的有关普列汉诺夫文艺思想的批评性文章。《海上述林》除了列入了普列汉诺夫文章的中文译本之外，也收入了瞿秋白根据《文学遗产》的底稿转译的阐释性文章《文艺理论家的普列哈诺夫》。在这篇文章中，瞿秋白认为“对文艺理论上的‘普列哈诺夫正统’的呼声”是错误的，因而应当“对于他的理论加以批评的观察和分析”。接下来，瞿秋白指认了残留于普列汉诺夫文艺思想体系的“多元论”“生物学主义”（及其相关的“新康德主义”）等错误因素，并且将其与这位19—20世纪俄罗斯思想家的“宇宙观”联系在一起加以批判。关于普列汉诺夫文艺思想的批评性论述，在1931—1933年间发生的文艺自由论辩中，产生了直接的效应。在此次论争期间，瞿秋白、冯雪峰和鲁迅等人，通常把胡秋原、苏汶等的“错误”观点联系到普列汉诺夫的文艺思想上。在这个问题上，瞿秋白曾经指出胡秋原、苏汶的文艺主张源于普列汉诺夫、佛里契的“多元论”，而冯雪峰认为他们是普列汉诺夫的“最坏的歪曲者，最恶劣的引用者”。在文艺自由论辩期间，“左联”领导人物从领导权问题、文艺实践与世界观的“一元论”等理论视角出发，批评了胡秋原、苏汶的“客观主义”“超阶级”等文艺思想。这一现象与一些学者提出的观点高度吻合，即这一时期中国左翼文艺界正经历从“普列汉诺夫时代”向“列宁时代”的转变。

考虑到《海上述林》译文集直接关系到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在知识谱系问题上存在的张力和对峙，我们需要梳理一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左翼文艺团体的理论“参照系”所发生的更迭。与《海上述林》以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苏联文艺界，尤其是《文学遗产》为主要参照对象不同的是，其余早期中国左翼文艺运动参与者在留学日本期间接触到的本地左翼革命理论思想，对他们的文艺理论探索产生较大的影响。其中较为重要的有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广泛流传于日本文艺界的“福本主义”“新写实主义”、藏原惟人的文艺思想等。此外，在“革命文学”论争期间，鲁迅、冯雪峰等人为批评性地回应中国革命文学流派的激进主张，以托洛茨基、普列汉诺夫、佛里契等苏联文艺家为核心，展开了翻译工作。据1930年做出的统计，在华语世界的俄文译本中，排名首位的左翼理论家是普列汉诺夫，仅次于他的是卢那查尔斯基、杰列夫斯基、佛里契、布哈林等苏联文艺思想家；而流传较广的其他国籍的左翼文艺理论家，包括伊可维支（法国）、霍善斯坦因、梅尔顿、梅林（德国）、辛克莱（美国）、青野季吉、藏原惟人（日本）等。

需要注意的是，在《海上述林》问世之前，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文艺问题的经典文本已有多种中文译本。这些译本亦在中国文艺界起到了不同程度的作用。不过，《海上述林》的历史价值，一方面体现在新的理论思想资源上，即由译文集收入的《恩格斯论巴尔扎克——给哈克纳斯女士的信》《恩格斯论易卜生的信——给爱伦斯德》、拉法格论左拉的文章以及高尔基的“社会论文”等属于最早的中文译本；另一方面，也跟这本译文集的整体阐释框架密切相关。基于马恩列的经典文本，《海上述林》对“唯物主义辩证法”“党的文学”等中心概念进行了全面的阐释，并且从左翼文艺思想内部划清了“正统”和“异类”之间的界限。进而，首次相当明确地把普列汉诺夫、托洛茨基、博格丹诺夫等人的文艺思想纳入“非正统”的理论范围加以批评性的审视。

有鉴于此，我们很容易发现《海上述林》相关翻译工作的动机与《新任务》之间的内在关联。1931年“左联”《新任务》向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提出的重大任务，是通过在左联阵营内部展开“两条战线”的斗争，建立一种符合马列主义科学文艺思想的理论体系。在这一重建过程中，瞿秋白对《海上述林》的翻译，与冯雪峰、鲁迅、胡风等人同期翻译的《论新兴文学》《苏联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的现状》《与敏娜·考茨基论倾向文学》等译本，以及刊载于《世界革命文学》上关于苏联文艺的一系列文章，共同提供了“正确”理论方法论的范本。换言之，《新任务》是“左联”在由“幼稚”向“成熟”转型过程中宣布的纲领性文件，而相关的翻译工作是在实践过程中对这一纲领性文件的践行和补充，以具体的范例充实“口号”的内涵。由于《海上述林》的出版时间与“左联”的“活跃时期”存在着时间差，我们今天应该对这本译文集的“现实效应”持有保留态度。但是，从这一时期文本网络的比较视角下，我们亦可发现《海上述林》的翻译设想对新时期理论的规范性诉求进行了最为完整和系统的表达。实际上，这一点也在“左联”时期瞿秋白投入的文艺理论工作中相当清晰地表现出来。

如果将1931年“左联”提出的《新任务》，以及瞿秋白等人对于“两条战线”的口号提供的理论范式，看作中国“新时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共同纲领的话，那么中国早期左翼文艺流派在文本互文网络中存在的差异，对理解《新任务》的具体历史内涵则极为重要。虽然瞿秋白、冯雪峰等人有关另类中国左翼流派和思潮的讨论，往往是在幼稚—成熟、科学—庸俗这样的对应关系上显现出来的。但是，在将近一百年后的今天，当这些文艺理论的科学范畴普遍受到质疑时，我们应该认识到，在这一决议案中，“左联”向“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作家、指导者及批评家”提出的新任务，即“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一切伟大的文学遗产，研究苏联及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的文学作品及理论和批评”，并不完全取决于文学科学理论的深度和广度。或许更为重要的是这类宗旨蕴含的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的规范性诉求，即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何种马列文艺，以及哪种苏联无产阶级的文艺理论流派，占有了“科学”的权威位置，被规定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学习对象。

（二）新的难题性及其影响

《海上述林》的翻译工作是非常具体的实践过程的产物，因此它的意义和价值也往往跟这种特定历史的语境紧密关联。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今天对这本译文集的讨论，需要摆脱科学本质论的研究框架，避免从“正确”文艺思想的角度去“审判”其价值，而应将其视为一种历史的再现方式，一种能够帮助我们触摸历史复杂性的途径。但与此同时，为了避免“历史谱系学”所隐含的虚无主义的危险，我们也需要阐释外来的文艺理论体系，在何种意义上与中国左翼文艺运动发生了关系，或者说，外来的理论在何种意义上对本土的左翼文艺实践起到了推进和发展的作用。《海上述林》译文集在“左联”的新时期，不仅在左翼文艺理论方面上，引入了与以前不同的参照系统和知识谱系，而且也对于诸种文艺命题带来了新的思考方式。以瞿秋白为线索，这些新的要素，除了关系到“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创作方法、“同路作家”“文学遗产”等命题，也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在《海上述林》译文集中，瞿秋白通过对比恩格斯、普列汉诺夫以及保罗·恩斯特、赫尔曼 ·巴尔等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青年反对派”对易卜生文学创作进行的分析方式，来区分文学批评方法中的辩证和机械。在这个问题上，瞿秋白的分析聚焦于这几位左翼思想家在具体细节上存在的分歧，特别是他们对北欧挪威的不同界定：在“青年反对派”那里，挪威代表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典型，而恩格斯认为挪威市侩具有特殊性质，并把这种特殊性归结为“挪威的小资产阶级是自由的农民的儿子”。从这一细节出发，瞿秋白延伸出来的结论是，相比于恩格斯历史唯物辩证法的范本，巴尔、恩斯特等人的机械思想把不同历史时期和地区的资产阶级、农民、妇女等社会群体的意识和情绪理解为“永久不变的”现象，因此他们对具体社会关系的分析方法“只会机械的运用一些某某阶级，市侩，贵族等等‘意识模型’的死板公式”，“不了解‘具体的历史条件’”。

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文艺界而言，与机械性相关的文艺批评方式，体现在早期左翼文艺运动参与者在旧时代与新时代、旧作家与革命作家之间划出严格界限，从而表现出鲜明的排他性倾向。关于这种历史现象，瞿秋白曾经写道，他们“只看见所谓时代文艺，而看不见阶级文艺”。言下之意，抽象的“时代”概念简化了特定历史时空的复杂内容，而对充满着矛盾、转化和分裂的时间流动所构成的错综复杂的历史条件视而不见。在瞿秋白的文艺理论实践中，关于“机械性”的批评，与“文学遗产”“同路作家”等命题相关的讨论相同，紧密关系到他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历程进行的总体描述，尤其是他对鲁迅的文学创作做出的重新评价。瞿秋白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以中国现代进程为坐标，从不同的时间节点上，对鲁迅的文学实践的具体内涵展开了探析。而瞿秋白的独特之处，不单表现在正面的评价上，也体现在对“时代”提出的与之前不同的认识方式：在他的分析中，“时代”富有流动性、变动性的特征和性质，同时交缠于时间与空间的辩证关系之中。作家的历史意义和价值，从具体历史时空关系的认识和对话之中浮现出来。

其次，从“列宁主义阶段”的科学知识谱系出发，对普列汉诺夫文艺思想展开的批判，既是《海上述林》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与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艺界的“文艺自由论辩”构成内在的关联。在《海上述林》中，瞿秋白通过参照苏联《列宁全集》主编的相关论述，翻译了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的部分内容，并且对其核心观点——“党的文学”进行了详细的介绍。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瞿秋白并非首次向中国文艺界引入“党的文学”的概念。同时，在“左联”的新时期，与其相关的理论命题已经渗入中国左翼文艺的理论实践肌理，像冯雪峰、胡风、周扬等人，都依据“党的文学”的批评视野对胡秋原、苏汶等人的“客观主义”“自由主义”进行过批评，认为他们的理论主张取消了革命文艺的能动性，否定了将其作为意识形态武器的功能和作用。不过，在“左联”时期，瞿秋白对“党的文学”的思考，最为自觉地将其与中国革命运动连接在一起，并加以应用和转化。瞿秋白围绕革命文艺大众化运动展开了一系列构思与探索。其重要的贡献在于，他把外来的“科学文艺理论”置于本土文化空间之中，并紧密结合文化领导权斗争，对此进行了系统而严密的理论思考。瞿秋白基于“多数平民”的政治维度，观察到中国文化空间的分裂状态，并且将这种分裂状态看作“革命文艺大众化运动”的内在动力。在瞿秋白的文艺构想中，“革命文艺大众化运动”既是革命阶级意识渗透到广阔社会阶层的“政治武器”，也是克服和弥补各个社会阶层在语言表达、文化生活和审美取向等方面的鸿沟的有效途径。

从上述几个方面来看，瞿秋白根据“左联”新时代的理论规范性诉求，通常将中国左翼文艺界的错误思想与不同脉络的理论知识谱系关联在一起加以阐释。但同时，不同理论参照系之间的对峙和竞争，也带来了新的难题性。譬如，瞿秋白对中国文艺问题的论述，脱离了“时代”范畴的宽泛性与空洞性，转而以中国近代历史的具体时空关系为切入点，探讨特定的文艺现象和文学作家群体，甚至尝试建构一套进步－革命作家的经典谱系；又如，他关注的问题不仅仅局限在文学的政治性／阶级性等特征，而且思考如何在革命斗争中有效地发挥文艺的政治能动性；再者，他把无产阶级能否创作自己的文学等问题，转变成什么样的文学可以产生革命－进步的政治内涵等问题。与《海上述林》相关的翻译工作和理论探索，在文艺批评方法、文艺与政治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上，引入的前所未有的思考方式，对20世纪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整体面貌产生了不可忽略的影响。

关于历史影响等问题，尤其重要的是《海上述林》与延安时期的左翼文艺运动之间的关系。1935年瞿秋白就义不久后，鲁迅开始搜集瞿秋白的译稿，并将其编辑为《海上述林》上、下两卷。次年，这本书稿在日本东京印刷之后，冯雪峰在鲁迅的嘱托下，将《海上述林》的纪念版带到延安，为毛泽东和周恩来每人送去一本。根据陈晋对“延安整风运动”时期毛泽东的阅读经历进行的历史考察，这本译文集对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42年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谈到出版工作，针对稿件缺少的情况，他提到：‘可印《鲁迅全集》和《海上述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前，毛泽东也反复阅读了《海上述林》，成为了其延安文艺方针的重要学习对象。除此之外，在延安文艺运动时期，发表过的重要文本与《海上述林》的关系有迹可循。譬如，1942年5月刊载于《解放日报》的列宁文章《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博古在译者按语中，引用《海上述林》作为主要的参考文献。根据黎辛等人的回忆，博古在翻译这篇文章的过程中，主要参照了瞿秋白的译法，即将列宁提出的“Партий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译成“党的文学”。这种译法亦出现在毛泽东不久之后发表的《在延安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中。

可见在延安文艺运动期间，特别是毛泽东发表《讲话》的前后，《海上述林》始终与当时左翼文艺界处于互动关系之中。在毛泽东发表其重要文艺论点前夕，《海上述林》与徐懋庸的《民间艺术形式的采用》、刘雪苇的《中国新文学史讲授提纲》、艾青的《秧歌剧的形式》，以及在《解放日报》的文艺专栏刊发的重要译文，组成了它的互文网络。如果进一步探讨瞿秋白跟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之间的传承关系，我们可以发现毛、瞿两位都基于“党的文学”的原则，将革命文艺纳入领导权斗争，并且在其中凸显了革命实践的政治对象。从这种理论的视角出发，毛、瞿两位的文化政治逻辑，既包含了群众性、大众化等特征，又保留了进步历史的科学坐标。

同样，在延安时期，围绕“科学文艺理论”而出版的权威性文本，与《海上述林》的知识谱系有着一定的继承关系。无论在《讲话》前后，刊载于《解放日报》的《恩格斯论现实主义》《列宁论文艺》等译文，还是1944年周杨“根据《讲话》的精神”编辑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文艺论文集，大体都沿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高尔基和鲁迅等的经典文本，建立马列主义的经典作家谱系。同时，它们依据席勒和莎士比亚的对比、“现实主义”“党的文学”等术语解释“正统”的马列文艺思想——虽然面对当时革命局势的需要，他们的编辑工作对这系列问题进行过调整或深化。

综上所述，《海上述林》译文集中提出的文艺科学的规范性诉求，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时空关系，并与其权力场域（及其相关的“排斥机制”）紧密相连。然而，中国左翼文艺运动依据自身独有的政治历史情境、文化社会传统和对话对象等要素，从这种标榜“普遍性”的科学理论中，持续生长出新的内容。以瞿秋白的个案来看，他已经将“科学文艺理论”与特定的文化空间有机结合在一起，变成了一个富有理论自觉的思考对象。而这种理论的自觉，在此后左翼文艺运动的发展过程中，变得更为明晰和深入。在这个意义上，今天重新探讨《海上述林》的规范性诉求与20世纪中国左翼文艺运动之间的历史性关系时，我们不能将其简单归结为“被动性”的传播或“理论的旅行”。恰恰相反，《海上述林》的转译，应当被看作与本土革命文化实践始终处于不间断“创作”的动态关系中。